真嶋亚有丨排日移民法案

本文节录自《“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一书。该书聚焦明治时期至二战后日本精英的海外经历，考察对日本而言重要的他者西方，是如何看待人种差异的，在日本思想的谱系中，人种问题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等问题。因为对于近代日本而言，作为非西方国家，却非要实现西化，这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不可更改的肤色恰恰就以可视化的形式反映了这种矛盾。本文节录的内容，具体讲述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美国人的排日事件、立法等具体措施，以及日本人的应对与诸种反抗。整个历史过程揭示：哪怕日本移民极力做到文明同化，最终仍然会因为种族无法同化而遭到美国人的歧视。‍

排日倾向

排日移民法本身并非独立的法律，而是指1924年美国制定的全面禁止接受日裔移民的措施。严格说来，《1924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把各国移民的上限调整至1890年人口普查时各国移民数量的2%，其中的排日条例被通称为“排日移民法”。该法令把日裔移民定性为“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因此对日裔移民采取全面的禁止措施。

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限制进入美国移民量的立法，该数量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做为基数，对不同国家实行配额制度，每个国家的配额是该国居住于美国人口数的百分之三。《1924年移民法》的限制数量更严苛，把基数往前推至1890年的人口普查，每个国家的额度降为百分之二。

不过，在排日移民法制定之前就出现了排日倾向。例如，1913年的第一次排日土地法和1920年的第二次排日土地法，若是再往前追溯，美国的排日倾向发端于1906年的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

也就是说，大约自日俄战争以后，美国的排日倾向开始变强。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交“人种平等”提案时，美国各州的排日政策正在逐步立法化。换言之，1924年的排日移民法乃是20世纪初兴起的排日倾向的集大成。然而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排日移民法几乎未对日方造成什么值得一提的损失。尽管如此，日方在情感上却表现得甚为“激烈”。

如前文所述，排日移民法原本的排斥对象是日裔移民，而日裔移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日本国内为防止人口膨胀，重点奖励地方、农村等区域的国民移居海外。这些移民其实是日本的“弃民”。并且，即使从各国的移民总数来看，日裔移民对日美双方而言也是“immaterial”（无关紧要），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存在。

那么，像日裔移民这样实质上如此“微小的问题”为何会在精英阶层引发强烈的愤慨？《日本外交文书》甚至用“激昂”一词记录人们的情绪，讨论日美开战的可能性。日方的愤慨到底意味着什么？

煽动的时代

首先，第一次排日土地法和第二次排日土地法可谓排日移民法的前期阶段，它们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动向是联动的。

按理说，美国联邦政府不能介入州政府的政治举措，然而1906年的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却经由联邦政府之手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与总统都是共和党，总统才得以向州议会施压。

另外，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发生以后，日裔移民为了避免与白人发生摩擦，从原先聚居的都市转移到竞争较小的郊外。本书第二章中，麦肯锡曾调查日裔移民的生活状态，并在报告中高度评价道，日裔移民把白人根本看不上眼的荒地开垦出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裔移民的开荒活动正是源自这场人口流动。

该书对1906年发生在旧金山的日本人学童隔离事件的发生原因、旧金山市政的特殊政治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填补了日美关系史上易被忽略的这一历史的空白。‍

可是在1909年，加利福尼亚州却推出了排日土地法，意图阻止日裔移民获得农田。其中一条法令对没有归化权的外国人的土地所有权不予承认，虽然华裔也被囊括在内，但其目标是为了打击日裔移民。

西奥多·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再次向同属共和党的州长施压，将该法案作废。不过，他对州政治所能施加的政治压力是有限度的。

当时，共和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势力很大，将其作为自己的地盘。1894~1938年，民主党从未在州议会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可是在1911年的前一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选举过程中，民主党以“Keep California White!”（保住加利福尼亚的白色！）为口号开展选举活动，一举占据了大约40%的席位。自此以后，排日作为美国国内政治行之有效的宣传口号受到关注，联邦政府层面的排日移民法的制定进程开始加速。

事实上詹姆斯·D·费兰在1920年竞选参议员之前，已于1919年9月1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恶魔在加利福尼亚"的文章。充满种族歧视的该文认为，日本人对美国白人来说，比起黑人更加危险，因为黑人缺乏东方人的纪律与勤奋。1920年詹姆斯·D·费兰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又组织领导加州排日联盟，推动1924年的排日移民法遊说。

首先，在19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威尔逊取得了胜利，民主党时隔16年重新掌握政权。不了解排日具体情形的威尔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活动中公然向州民表示，应尊重州的权利，对日本人加以排斥。

1913年3月，威尔逊刚刚就任美国总统，驻美大使珍田舍巳就向威尔逊提出面见的请求。他希望威尔逊介入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日土地法，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当初解决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那样。

外交官，1885年经大隈重信推荐进入外务省，后历任日本驻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领事，驻巴西、德国、美国大使等职。1907年曾参与“日美君子协定”制定，1911年后担任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参与1913年排日土地法的请愿抗议，并组织当地日本协会。

关于第一次排日土地法，珍田舍巳称：“帝国政府考虑到国家的颜面，极为重视此事。”他“费尽唇舌要求”美国不要在法律上对日本人实施差别待遇，然而接待他的美国国务卿却反复答道，排日土地法并非出于种族偏见，完全是源自经济上的理由。

珍田舍巳也表现得非常执拗，“反复强调，日本政府认为此事关乎国家颜面，是牵涉到国家威严的重大问题”，二者的主张就像两条平行线。

结果，1913年5月第一次排日土地法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批准，8月10日该法案正式实施。第一次排日土地法导致大约七万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日裔移民被禁止拥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租赁权也被限制为五年以内。

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添田寿一(律师)与神谷忠雄游说反对1913年的"排日土地法"但无济于事。事实上该法案影响了在加州的中国、印度、朝鲜移民农民。由于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人作为农业劳工和佃农身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数量渐增，填补了排华法案后，由华人所占据的农业劳动力空缺。因此，可以将"排日土地法"视为美国对"泛亚裔"人的偏见与排斥之一环。

当威尔逊向珍田舍巳表示他无法阻止这一事态时，珍田舍巳流露出异乎寻常的沮丧神情。看到珍田舍巳如此沉重的表情，威尔逊不禁觉得受到冲击。

当时的日本外相牧野伸显同样回顾称，第一次排日土地法关乎“日本人的体面”，“极为复杂”，为了处理此事，他曾多次进行交涉，“简直痛断肝肠”。

尽管第一次排日土地法正式付诸实施，美国的排日浪潮却并未平息。两年后的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为此中国政府将交涉内容透漏给国内、国外，开展宣传工作，煽动国内外舆论。以此为契机，美国的排日浪潮再次高涨。

石射猪太郎从1918年起在旧金山担任了两年总领事。据他回顾，他的任务是“直面日美关系的恶性肿瘤——加利福尼亚州排日问题，该职位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事实上，石射猪太郎夫妇抵达旧金山后，曾四处找房想要租赁，可是大家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日本人”，导致他“刚刚赴任就被迫品尝到排日的味道”。报纸也连日刊载排日新闻，他回忆道，“往年在美国，每天早上翻开报纸就能看到排日新闻，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晨间打击”，“对日本人的排斥已经完全成长为一项政治运动，具有非常强的人气和根基。这真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外交官。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担任外务省东亚局长。因抵抗战争扩大的军部，主张日中和平而闻名。曾任外务省东亚局长（海外外务省为次官补级，后为大东亚省）、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

“照片新娘”与第二次排日土地法

1920年，美国通过第二次排日土地法。“照片新娘”是导致该法案制定的因素之一。

虽然第一次排日土地法禁止日裔移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并给他们的租地权设定了时间期限，但是，由于“照片新娘”从日本远嫁美国并生儿育女，美国国内的日裔移民仍在增加，结果招致美方的不满。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美国不允许不同人种通婚，赴美日本人中的大部分是单身青年，他们只好从日本寻找结婚对象，要求对方远嫁过来。而且，1908年的“绅士协定”也把在美日本人的双亲和妻子作为例外情况，允许他们入境。于是，许多日本青年抵达美国后把素未谋面的“照片新娘”叫来结婚。每艘赴美船舶上的“照片新娘”人数都在持续增加，从数十人增加至一两百人，并且他们生育的子女很多。说到多生的缘由，那是因为美国虽然不给日裔移民归化权，却给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公民权，对日裔移民来说，这是他们在美国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手段。

该片讲述，年轻貌美的主角理代被逼婚，从日本远赴夏威夷与素未谋面的英俊未婚夫相聚，却发现未婚夫是个在夏威夷甘蔗园工作的身无分文的中年男子，心灰意冷的她打算赚足旅费返回日本……该故事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自日本、琉球、朝鲜等地赴美国西海岸、夏威夷等地的国际移工，仅靠照片决定终身大事的婚配情形。

然而美国却没有相亲的风俗，对美国人来说，“照片新娘”不仅怪异，而且由于她们生了很多孩子，导致“绅士协定”变得有名无实，于是“照片新娘”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日本人的非同化性、集团性、多产性、阴谋性、特殊习惯等各个方面”被列为美国人排日的主要因素，“其中，照片新娘成为美国人攻击的焦点”。

为此，1920年1月，日本政府发布声明，禁止“照片新娘”远嫁，且2月以后不再给“照片新娘”办理护照。尽管如此，192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政界人士仍开始讨论起草第二次排日土地法，意图“堵住第一次排日土地法的全部退路”。结果，第二次排日土地法在1920年11月得到通过，12月正式实施，日裔移民自此连土地租赁权都被禁止获取了，而且日裔移民的子女也被禁止享有土地所有权。

尽管在美日本人反对自废“照片新娘”，认为这是“无用的牺牲”，然而石射猪太郎回顾道：“即便在日本，照片新娘也是极端例外的情况，更何况在恋爱结婚的大本营美国。把照片新娘带到美国具有反社会性，日本应尽早做出反省。”

日本的应对与误差

1920年4月末，为期六日的“日美有志协议会”在东京银行集会所召开。该会议由涩泽荣一主持，主要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排日浪潮。会上，金子坚太郎埋怨道，为何美国政府不像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发生时那样帮助我们抗议排日土地法？这时，涩泽荣一的友人、受邀而来的美国实业家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反驳称，日本不也在歧视中国人，限制中国人入境，不让中国人获得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赁权？

金子坚太郎表示，中国人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他们“未能在西方文明标榜的原理的基础上制定刑法、民法，以及商法”，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为了符合文明国的期待而努力奋斗”，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等对待会让日本人非常困扰。尽管金子坚太郎积极发言，然而，或许是因为涩泽荣一不懂英语，日方的努力抗议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日本伯爵，明治时期政治家、法学家和外交官。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他在从政生涯中充分运用了他在美国法律界的人脉，致力于推进与美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于1900年创建了“日美友谊协会”。金子曾参与协助伊藤博文首相制定了《明治宪法》与《皇室典范》，因此也被誉为“宪法守护者”（憲法の番人）。

究其原因，涩泽荣一虽然通过自己的经济人脉致力于“民间外交”，但是在一战后的美国，排他性的爱国主义——“百分之百美国主义”（100 percent Americanism）兴起，新英格兰的知识阶层也“重新兴起种族思想”。在与基于现实利益的经济关系不同的次元，种族偏见逐渐增加其对社会风潮的影响。

1919~1920年，近卫文麿随同参加巴黎和会并在欧美游历，他发现，比起巴黎伦敦有“一种人种上的压迫感”，纽约的“人种偏见”则更加严重，他切身体会到美国“西部舆论对东部影响甚大”，“如今排日浪潮汹涌澎湃，正在向美国全境蔓延”。

据他回顾，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排日归根到底基于经济利害，他们的排日和亲日不过是经济上的动作，在没有利害的情况下，“无论怎样费尽唇舌”鼓吹“日美亲善”，“都只是对牛弹琴”。至于知识阶层的排日情绪，由于在美日本人多从事体力劳动，美国知识阶层或是通过媒体，或是通过留学生了解日本人。而且，美国知识阶层直接接触到的在美日本留学生“素质普遍不够优秀，据说远远比不上支那留学生”。其实，即使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精英存在感也完全超过日方，日本全权代表苦于外语表达，而旁边的中国精英却能用流畅的英语演讲、讨论、交涉。新渡户稻造也经由巴黎和会深切地认识到，日本尤其“不擅长宣传”。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力增加，美国的知识阶层自然会偏向中国。近卫文麿主张：“实业家之间的联欢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必要进一步开拓普通知识阶层的人脉。”

针对美国知识阶层的排日倾向，日本政府已经采取对策。例如，自1907年（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的后一年）起，金子坚太郎开始提倡日美文化学术交流的必要性；1911年，新渡户稻造作为第一届文化使节访问美国。不到一年，他就已经在美国6所大学总共演讲了166次。

不过，新渡户稻造的演讲内容比较“通俗”，并不触及关键的移民问题。对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问题，他也只是声称可以借助经济上的友好关系加以解决，却避免直接提到排日问题，最终，他描述了一个抽象的日美友好论。

日本的这种运作不得不以一个抽象的理想论而告终。该理想论相信日美的相互理解可以超越种族偏见所引发的摩擦，它缺乏现实上的说服力，无法发挥其效力。作为提议者，金子坚太郎认为，被种族偏见“支配”的人们是“程度极低的大众”。换言之，他预测，随着人们对日本的认识、理解加深，排日浪潮也会相应地缓和。

金子坚太郎认为种族偏见不过是缺乏知性、教养、知识的人们浅薄的意识和感情，原因之一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毕竟，在排日浪潮尚未出现的明治时代初期，金子坚太郎随同岩仓使团抵达美国，并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读书。他的身边全是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即使心怀偏见也不会流露出来。或许与这六年的美国生活有关，他对种族偏见缺乏经验上的理解。

可是，他一方面公然把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正当化，另一方面却指责西方“程度极低的大众”排日，这种言论非常缺乏说服力。

不过，如前文多次所述，许多精英阶层的关注焦点在“国家的颜面”上，不只金子坚太郎，广大精英阶层的言论都缺乏客观的视角。

末广铁肠的长子末广重雄曾在英、德、法留学，回国后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教授，研究政治外交、国际法学。1920年9月，他在《改造》上发表文章《日美是否应该开战》，指出排日问题是“关乎我们这个大国体面威严的问题”，“我国虽被称为大国，却被当作二等国、三等国来看待，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有损我国体面威严的事情”。对于“大国”日本遭遇的种族排斥，末广重雄将其理解为日本“被当作二等国、三等国来看待”，并明确表露出不快。

1920年10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发表文章称，“即使考虑到日本帝国的颜面”，一连串的排日立法也是“重大事件”。佐藤钢次郎也在11月出版的《日美若是开战》中断言：“倒不如说，加州问题只是关乎我们帝国名誉的问题。”

面对排日立法，日本精英阶层超越思想上的立场，始终将其视为与“颜面”相关的问题。

这种希望通过相互理解克服种族偏见的言论，可以说是反映亲美派知识阶层愿望的理想论。它与美国日渐高涨的种族思想之间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相容的东西。

“同化”的极限：1922年小泽孝雄最高法院判决书

更有甚者，当时的理想主义者认可国际协调在思想上的意义，他们讴歌“当今世界同化时代”的到来，有不少人高举看似能超越人种差异的宏大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旗帜，没能看清美国的种族主义。

其中一人是浮田和民。他认为，要消除种族偏见，应让日本与美国“同化”；关于排日问题，与其批判美国，不如“改善”日裔移民，即鼓励日裔移民的“美国化”，“首要问题是把日本的文明提升到美国的水平”。也就是说，浮田和民主张，种族偏见是源自“文明”水平差异的问题，日本可以通过与美国“同化”，也即“美国化”来克服种族上的差异。

日本思想家、政治学家。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长。同志社英学校第一批毕业生。熊本乐队成员。

评论家、小说家、翻译家内田鲁庵也解释道，巴黎和会没通过日本的“人种平等”提案是因为西方“不承认日本的文明”。在日本，从感性层面看待败因的倾向比较强烈。他们将“人种平等”提案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对“日本文明”的否定，即日本未能作为“文明国”获得承认。他并且指出，“日本的文明”未被承认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错误地让劳动阶层远渡美国，应该让日裔移民美国化，使其得到“改善”。

这种把日裔移民的非同化性作为排日主要原因的观点，因为清晰明了而深入人心。近卫文麿不是支持欧美协调的理想主义者，连他也指出，排日源自美国人“对日本的嫉妒”，对美国人而言，日本势力是“非常大的威胁”，“日本人的非同化性”也是引发种族偏见的原因，美国大城市的日本俱乐部就是一个值得批判的例子。

日本俱乐部（首任会长高峰让吉）1905年创设于纽约，美国第一家日本协会则在1904年创设于波士顿。近卫文麿可能是在各地游历时接受了日本俱乐部等的招待。考虑到其他精英人士也要通过到访地的日本人社区团体获取当地情报，用于人脉网络的构建，既然近卫文麿去过，想必还有更多在美日本人涌入日本俱乐部。

近卫文麿自身没有全面否定日本俱乐部的意义，但他指出，在美日本人聚集到日本俱乐部“只是为了吃米饭、牛肉锅”，他们住在外国却坚持“日式衣食住行”，结果招致“排日”。

近卫文麿看待“非同化性”的目光与过去寺内正毅等人对日裔移民的偏见相通。他批判道，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移民出于“狭隘的国家思想”，硬要“日本儿童学习日语”，还“建设本愿寺别院，连宗教都有所区别”，甚至“聘请来历可疑的斟酒女郎，深更半夜还在拨弄三味线打扰近邻睡觉”，他们在美国仍然坚持日本的风俗习惯，被排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近卫文麿这个缺乏海外经历、与皇族最亲近的精英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日裔移民的痛苦和悲哀？

精英阶层再怎样讴歌“同化”也是有限度的，19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小泽孝雄下达的判决使精英阶层到达了极限。

小泽孝雄生于日本，长住夏威夷，他从伯克利的高中毕业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法学，是一名基督徒。尽管他的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都与美国“同化”，美国却因为他是“蒙古人种”否决了他的入籍申请。

1914年秋，小泽向他所居住的夏威夷县级法院递交入籍申请。在遭到县初审法院的断然回绝之后，小泽于1916年将“入籍案”上诉到夏威夷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for Hawaii），地方法院维持原判。1917年5月31日，该案最终被送入最高法院。 5年后最高法院驳回小泽上诉请求。理由是，“白人”一词仅仅指代通常被称作“高加索人种”的人士，其他族裔均不在法条所称的“白人”范畴之内。‍‍‍‍‍‍‍‍‍

1790年，美国首次制定归化权。该权利以“自由的白人”（free white）为对象，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品行端正、遵守法律者均可加入美国国籍。1870年，黑人奴隶的子孙也被纳入其中。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开始以申请者的国籍为理由拒绝对方的入籍申请。1882年，排华法案导致中国人无法加入美国国籍。

20世纪初，美国各州掌握着判断是否允许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的权力。然而1906年美国移民局成立以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指令，要求拒绝日本人的归化申请。为此，接二连三发生有关日裔移民归化权的诉讼，而小泽孝雄的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成为美国的司法判例。

关于“自由的白人”和“黑人”以外的申请入籍者，美国归化权的表述比较暧昧。不是黑人的日本人到底是否属于“自由的白人”？在小泽孝雄的判决书下达以前，美国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可是判决书下达后，“蒙古人种”明确成为法律排除的对象。也就是说，小泽孝雄的判例导致美国从法律上确定，日本人作为“蒙古人种”不能获得归化权，并且美国还能以此为依据推进全面排除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将日裔移民归类为“不能归化的外国人”。

在针对日裔移民的排斥措施逐步走向立法的过程中，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牵强附会，不过非常明确的是，在其“根本动因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种的憎恶感”。

虽然佐藤钢次郎在其1921年的著作中指出，美方排日的主要原因在于日裔移民的非同化性，可是他又论述道，即便日裔移民与欧美的习俗同化，“如果不能把黄皮肤变成白色，对他们的排斥就终归不会停止。毕竟，摆在台前的不过是表面上的借口，实际上还是基于种族偏见”。

其实，虽然美方把非同化性作为排日的主要原因，但归根到底不过是表面上的道理和借口。小泽孝雄判例发生后一两年，美国就制定并实施排日移民法。从排日移民法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日本的种族歧视，而种族无论怎样“同化”及“美国化”也无法被改变。

1917年，美国通过一项决议，成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促进和延续100%的美国主义”。其使命是打击反美活动和宣传（在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代，反美活动在美国兴起）；对移民、未来的美国公民和外国居民进行美国主义原则教育；向公民灌输美国主义的理想，以防止全国各地的特殊利益或阶级分裂；向美国公众传播“美国政府的真实性质和原则”；以及“在所有学校提倡美国主义教学”。

真嶋亚有，2004年从国际基督教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化研究科毕业，取得学术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现任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近现代日本社会文化史、心性史。

宋晓煜，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日文化比较、中日近代思想史、近代翻译史，译有《未完的明治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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