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曾甜甜段雯瑾 | 战败？凯歌？少女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宽待占领”及其真相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日本史学界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对日占领是历史上罕见的“宽待占领”。但是通过阅读日本战后史会发现，1945-1952年进驻军进驻期间美国的对日本占领暴力屡见不鲜。日本当代女性作家乃南亚沙2015年刊行的小说《星期三的凯歌》曾获日本第66届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14岁的少女二宫铃子跟随母亲辗转各地为进驻军慰安所做翻译时的所见所闻，意在揭示当时女性的创伤遭遇和进驻军占领暴力的真相。铃子“冷眼”凝视战后日本女性突如其来的孤绝、凄惨的“战争”遭遇并使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铃子与母亲之间产生的精神罅隙折射出战后日本人对待战争与创伤的复杂态度和记忆方式。在铃子诚实地自我追问中引领读者将国家与人权、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推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场域。

《星期三的凯歌》

乃南アサ，新潮文庫，2015

乃南亚沙（1960-），是日本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创作风格多元而视野开阔，作品屡屡获得大奖。1996年《冻僵的獠牙》获得直木奖，2011年《大地的尽头》获得中央公论文艺奖，2016年《星期三的凯歌》则获得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乃南尤其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星期三的凯歌》以少女铃子的视角引领我们看到战败后日本女性经历的另一场“战争”。展现二战战败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进驻军（简称GHQ）对日本占领时期，日本“慰安妇”、街娼“潘潘”在内的众多女性难以磨灭的战争创伤和现实困境，触发我们思考战争带给女性的无尽伤害。

小说的既有研究中，增满圭子借助作品背景分析少女铃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感悟和困惑。认为这种状态与樋口一叶《青梅竹马》的女主角美登利有相似性，表明少女再也无法回到天真茫然的意识中去。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真正触及引发铃子成长过程中产生精神纠葛的真正原因，这里更大的背景是二战及日本战败。桥本明子在著作《漫长的战败》一书中指出，“战争记忆正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争端与不断升级的摩擦——后来被总称为日本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所在。”日本国内对战败的认识混乱而分裂，其原因在于“大致存在三种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中略）一些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令自我感到满足的成就。战争的意义在日本无法趋同，原因就是人们在失败和战败的意义上难以达成一致。”政治话语、战争责任、战略安全、个人情感等各方因素的角力，使得日本国内一直以来对战败认识难以达成一致。我们只有冷静分析这种复杂局面的形成才能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杨力认为，“从性别视角介入战争研究，可以说是全球战争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便是关注战争史书写中被压抑和被排除的女性声音，进而唤起关于女性的记忆，思索战争中的性别结构和性别压迫。”从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如胡亚敏强调的那样“应揭示战争文学如何书写战争中的这些独特情感、如何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情感结构，从而丰富对战争和人类的理解与认知。”而且“文学作为历史的媒介，在叙述历史断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文学想象弥补这种断裂。”本文聚焦少女铃子战后目击特殊慰安设施中女性的种种遭遇以及由此带来的少女成长过程中的内心纠葛，结合1945-1952年美国对日本占领期间的史料进行分析文本，追溯造成女性创伤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而揭示美国对日占领时期占领暴力的真相及其深远影响。

一、由“合法”慰安妇到惨遭抛弃的“违法”潘潘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本部事务所位于东京银座。照片左侧可见"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事务所"字样，右侧为进驻军士兵，中央位置则显示"招募舞女若干名、女招待若干名"的公告文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后，日本政府为防止进驻军对日本妇女的侵犯和性暴力，以东京为中心成立面向进驻军的慰安组织——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召集“新日本女性”，建立女子挺身队，构筑日本女性的“防波堤”。关于慰安妇制度的历史背景，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为防止军人对平民妇女进行侵犯，以及私下与妓女接触而感染性病，将“慰安妇”制度作为规避手段。战败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战争期间对其他国家妇女的犯下的暴行极大可能会在自己国家身上重现。因此在宣布投降后仅仅三天，日本政府便向各地下发关于设立慰安设施的文件，投降后十天左右迅速地成立RAA进行应对。以大森海岸的第一所慰安所“小町园”为首，RAA先后设立慰安部、特殊设施部、酒馆部等共25处慰安设施。

原本日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政府出台全国性的奢侈管理政策，其中明确要求加强对非法性交易的控制，同时鼓励有执照的妓院老板和妓女改换职业。然而讽刺的是，投降三天后，警察们又被下达为进驻军提供足够“慰安妇”的命令。因为既有从业女性的数量无法满足慰安设施的需要，RAA便在一般女性中招募“新日本女性”。

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招募广告，均以招聘“舞女”或是“女性事务员”代替“慰安妇”的字眼，并且提出“提供衣·食·住”的福利条件。在战败后物质匮乏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条件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连铃子的同学雅代也会对那些打扮时髦，主动投入美军怀抱的日本年轻女性露出艳羡的眼神。

小说中对于招聘时期的总部银座有如下描写：

每日到银座RAA总部面试的女人络绎不绝。当然，很多女人一听到工作内容马上就吓得离开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自己选择接受。对于空袭中失去一切无依无靠的女人来说，只要保证让她有地方住有吃穿，似乎就能促使她选择成为“挺身队员”，无奈之举。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地想着用自己的身体为国家效力。

政府发布的工作信息内容含糊其辞，只用保障吃住等这些条件来吸引女性应聘。RAA公开招聘的两个月后，警方发布警告RAA及其劳工中介不要“使用夸大或虚假的信息或故意隐瞒雇主名字来不公平地招聘女性”的相关文件，有力地表明被招募的许多人都是被欺骗或被诱骗卖淫的。本意是为保护普通日本女性而召集特殊职业女性构筑成的“防波堤”，却因为从业人数不足而劝诱普通女性参与其中，与最初的设立目的完全背道而驰。“防波堤”与所谓的“保护妇女”的美名，不过是蹂躏女性人权来维护日本的“男性中心社会”。

铃子无意间在母亲的手袋里发现题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设立宣誓式》（「特殊慰安施設協会設立宣誓式」）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宣誓……为了重建新日本，为守护全日本女性的纯血，要坚决贯彻灭私奉公的精神……”“‘女性’、‘纯血’、‘守护’这些个词跃入铃子眼中，尤其是‘滅私奉公’四个字最为扎眼。”再往后第二页的《设立意向书》（「設立趣意書」）、第三页的《声明文件》（「声明書」）和第四页的《具体实施说明文件》（「目論見書」），都是些感觉荒谬而冠冕堂皇的大话，铃子无法准确理解上面的内容。她只是懵懂地认为，“战败的日本今后要举国为进驻军提供舒适、有趣的生活。要招待美酒佳肴，准备欢快的演剧、舞蹈，演出的服装、化妆都要到位，还要保证居住安全，还有要给他们准备女人。艺妓、娼妓、陪酒女、女招待，还有舞蹈演员。”

1946年1月，因为受到美国妇女和宗教团体的反对，加之花柳病在进驻军中蔓延得不到控制，进驻军总部（General Headquarters，简称GHQ）发布了“关于废除日本公娼制度”的文件并要求解散RAA。

母亲告诉铃子，在慰安所工作的女性很多都得了花柳病，治疗后马上又复发，慰安所因为这些得花柳病的女性不得不关闭。母亲完全站在美国人的立场解释道：

慰安所里的女性得了花柳病自然会传染给美国士兵。必须为国战斗的士兵们得了那样的病，美国政府自然会为此头疼，在祖国的亲人也一定很担心的。美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基督教是不允许和配偶以外的人有那样关系的。来到日本这样黄种人栖居的野蛮岛国，在这样极不卫生的地方背叛家人，而且还得了花柳病，这都是违背神的教诲的，所以是非常不好的。

铃子听到这些完全呆住，她难以理解母亲怎么会如此平淡利落地说出贬低自己国人的话。就算母亲说的是事实，可是，怎么会把如此悲惨的事情说得那么轻描淡写！

3月26日RAA关闭后，之前依靠卖春保障生活或供养家人的“慰安妇”们突然失去经济来源。战败后在政府“参与进驻军慰安大事业”的说辞下为国家“挺身”的这些“新日本女性”们，就这样被日本政府无情地抛弃。她们中的大部分走向街头，成为世人口中的“潘潘”（パンパン，街娼）。虽然自此公娼停业，但默认妓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继续作为私娼工作，于是舞厅、“特殊餐饮店”、“特殊咖啡厅”等私娼窟在不断增加。

对于成为“潘潘”的动机，村上胜彦的《進駐軍向け特殊慰安所RAA》（2022）（笔者译：进驻军特殊慰安所RAA）总结当时京都市的调查结果。除了占比近一半的经济原因以外，有21.7％的人出于被进驻军侵犯后的自暴自弃，9.1％的人因为被骗，而出于对“潘潘”的憧憬或是仿效朋友入行的原因分别占8.2％和11.1％。可见，很多女性成为“潘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战后衰败的现实情况做出的无奈之举。只有少数女性是因为憧憬或效法他人而选择这条路。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名为《女たちのゼロ年ラク町のお時》（2015）（笔者译：女人们的零年——乐町的阿时）的纪录片中接受采访的“潘潘”谈及从业理由时，“这里中流家庭的人（从事“潘潘”）的很多，很多人很向往这个职业，有不错的收入，还可以拿到烟和酒，以及巧克力之类的点心，还可以（和客人一起）跳舞，很开心所以不会放弃（这个工作）。”可见，这些女性确实因为“潘潘”的工作经济上得到很大改善，尤其对年轻女孩子而言极具诱惑力，以及由此引发对待美军的复杂态度。

对待美军复杂态度的问题，茶园敏美的研究是通过“潘潘”的证言考察占领时期奴役过程中女性的能动性和生存策略。“她采用‘交接区域’这一分析概念，考察在权力极度不对称的环境中，女性为了生存和自我保全如何发挥‘弱者的生存意志’的问题。例如，被美军强暴的女性，事后往往向美军寻求金钱报酬，缓解自身生活困顿（中略）。茶园指出历史学者应打破‘完美受害者’的迷思，对女性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极力生存下去的意志表示尊重，进而将这些声音在历史中‘复权’，重新理解和定义她们的人生经验。”

在铃子眼中，“潘潘”同样也是复杂存在。战败后大部分人还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她们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同时也是脱离日本掌控的存在，显现的是一种出格的堕落世态。她们与进驻军进行性交易的行为，与日本传统的女性道德观即“纯洁的大和抚子”相背而驰。但是，铃子又认为这些女性很勇敢，替这个国家承受屈辱。从胜子母亲的店里出来后，城市已经被夜幕笼罩，街上数量庞大的“潘潘”们超出铃子的想象。铃子从她们身边逃离，奔向和母亲约定的集合地。不知道为什么，铃子默默地向她们说“对不起”，她不想成为她们，没办法把自己的身体抛出去。“对不起”，这样的烂摊子就这样甩给她们。

直到1952年进驻军对日本的占领结束，日本恢复独立国家的身份，随着城市的复兴，街娼的容身之处逐渐减少。虽然为日本人为服务的街娼依然存在，但“潘潘”一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二、铃子对女性战争创伤的“冷眼凝视”及其现实精神困境

通过铃子的冷眼凝视，《星期三的凯歌》揭示战后日本女性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铃子通过自身的经历和对周围女性的观察向读者展现战争如何将女性的自我认同摧毁，以及她们在性别身份上感受到的困惑和无奈。基于铃子的“观察”进行分析，能够剖析出整个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期待与实际状况，从而揭示她们在寻找自我认同过程中的艰难与苦涩。

受到家父长制的影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长期处于劣势，而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状况在战时尤为明显。如小说中描述的，战时呼吁为国家禁止烫发的标语随处可见，还倡导“多产报国”国策要求女性生育，男性战败后在延续战时对女性传统角色作以要求的基础上又提出服务进驻军这样的要求。始终将女性禁锢在狭隘的性别角色中，成为男性和社会的附庸。

战败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女性保持“贞洁”。另一方面，作为应对进驻军的对策，公开招募年轻女性做慰安妇以构筑“女性的防波堤”。成为“新日本女性”的女性用来守护所谓大和抚子的贞洁，以避免普通女性成为“伤物”（指失贞的女性）。日本政府对于女性的要求也影响着普通民众对女性的评价标准。铃子得知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是源于一次偷听到母亲和姐姐的谈话。母亲愤愤地怼问姐姐：“如果成为‘伤物’你打算怎么办？你想为了那种来历不明的人断送自己的一生吗？”姐姐则是流着泪默默地听着，不久后便嫁给父亲介绍的人。姐姐的遭遇让铃子明白，社会要求女性恪守自己的纯洁，一旦成为“伤物”，就会影响女性的人生大事甚至因此断送一生的幸福。小町园的工作女性正式入住的那天，铃子再次回忆起这场对话，源源不断地被送进小町园的挺身队员们令她越发感到费解：“明明女性都对成为‘伤物’避之不及，为什么她们反而要特意选择被‘污染’呢。”

这种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与进驻军进驻后出现的现实矛盾阻碍着女性们的自我认同。通过青春期的铃子能够深刻感受到这种矛盾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负担。一方面，社会希望女性成为传统的贤妻良母式角色。另一方面，现实则是将接受“守护纯洁性”教育的女性们推向自我毁灭。这种期待和现实间的龃龉使她们越发迷茫，逐渐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无所适从。铃子在迎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初潮时，本该是作为女孩身体开始成长而值得庆贺的事情，却让她感到无以言说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却又不得不作为“女性”走下去的事实。铃子在设想自己的未来时，脑子里浮现的只有“慰安妇”、舞女和“潘潘”：“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说不定能有个幸福的婚姻，能成为一个好妈妈呢。但是也有可能要在小町园工作。不，也有可能成为‘潘潘’。三十分钟之内，我的身体就会被若干的外国人当成玩具，最后可能会患上花柳病，变得千疮百孔。从而可能生下眼睛颜色不一样的孩子。”可见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这是一段十分黑暗的时间。可以说，进驻军的性暴力以及政府、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压迫是造成女性现实困境的元凶。

铃子“冷眼凝视”女性的种种不公遭遇和身份认同的缺失的同时，还在与母亲的家庭关系中面临巨大心理与情感挑战。因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与战后的经济困难、物质缺乏破坏了许多家庭原有的稳定性。战争后的心理创伤不仅影响本人，也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小说中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便是铃子和母亲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

对于铃子来说，进驻军是造成自己家庭破碎的元凶。于是面对在RAA工作并和进驻军关系亲近的母亲，铃子感到彷徨与失落。当母亲用平静的语调讲出日本国民的悲惨时，让铃子觉得母亲站在美国人的立场若无其事地说出贬低自己国家的话。特别是后来察觉到母亲在和进驻军的一位中佐交往，让她对母亲更加失望。由于战后需要重新恢复家庭秩序，母亲从原本父亲在世时的陪伴职责转向经济职责，于是家庭情感提供者的角色出现缺失。母亲每天周旋在进驻军身边做英语翻译，经济获得独立并在工作中得到认可。尤其是，作为单亲母亲凭借一己之力让铃子“每天能洗上温泉，穿着干净的衣服，不用再担心因为跳蚤咬而起疹子了。每天都能三餐饱腹，无论风雨夜里都能盖着暖和的被子睡觉。而且从春天开始还有学可上。”母亲由工作带来的经济独立和内心满足是铃子难以理解的。尽管她也为母亲感到自豪，但是铃子始终认为进驻军是侵略者，母亲在与狼共舞。因此，母女俩在情感认知上的罅隙愈发深刻。等到铃子要去寄宿女校学习的日程定下后，母女间的冲突终于在一场对话中爆发。母亲希望铃子成为坚强的、独自一人也能够活下去的人。“妈妈给你创造环境，小铃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做什么都行。总之，你要有独自活下去的能力。不用靠男人，靠自己就能好好生活。”铃子无法理解这种与过去耳濡目染的“嫁个好夫家，夫唱妇随”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建议。母亲又进一步解释道，家人确实很重要、无可代替，但是过去在本所家里相夫教子，妈妈的内心其实是不满足的。铃子感到更加不解，“这好像是说，即便爸爸和妹妹没有死，两位哥哥没有被战争夺去生命，姐姐婚后有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无法让母亲感到满足。难道说，比起之前家人团聚的生活，现在这样与中佐在一起更好？”看着铃子迷惑的表情，母亲认真地说：“你爸留下的东西确实很多，但是妈妈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英语，结婚后很长时间都扔下了。幸好还记得一些才找到现在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非凡。”又表情复杂地补充道：“自己没有的，找个男人填补就好了。”又说以后会和铃子分开之类的话，铃子以为母亲要把自己扔下，于是冲母亲喊：“没问题，不用担心。铃子一定会一个人好好活下去的。因为我没有您那样的才能，需要的时候就能逮到帮得上忙的男人，不停地换。”说完也不愿意听母亲的解释，便转身离开了。战争中，亲人不断地离去使铃子极度缺乏安全感，害怕现在唯一的亲人会抛弃自己。而母亲对待进驻军的态度，选择借用男性甚至是借用进驻军的力量生存的方式，对于尚未成人的铃子来说都是一种“背叛”，对自己和家庭的一种“背叛”。承担家庭本位角色的母亲出现“背叛”，对铃子则意味着“家”的“崩塌”。

铃子冷眼凝视下展现出女性的精神苦、生活苦、身体苦以及复杂的人性，更是间接地批判战后日本政府与进驻军的所作所为。她通过对周围女性的观察，展现她们在战后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所承受的剥削，以及她们在追求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过程中的艰难与苦涩。就她自身而言，对母亲的种种“凝视”又意味着身份认同和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面对同样失去亲人、失去家的战争创伤，母亲却选择“遗忘和忽略”，尤其是主动迎合进驻军的态度让铃子难以接受，但实际上又发现自己只能选择接受，这表现的恰恰是种欲望纠结。正如拉康在后期的客体凝视理论中指出的那样，“‘眼睛’作为观看主体在面对客体世界的时候，有时会发现自己观看的对象以某种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这种来自客体世界的折返目光即是凝视，它‘属于事物的一边，也就是说事物在看着我’”。铃子对母亲的“凝视”便是客体凝视，这真实暴露尚未成年的铃子主体匮乏的本质，尚未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此相对的是，母亲鲜明的主体意识则表明她对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肯定，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铃子和母亲之间的情感对立，呈现出战后日本人对待战争创伤的复杂态度和记忆方式。铃子出现的精神困境则表明，构成身份认同对应两极的自我和社会之间出现失衡。

三、占领暴力的真相与对现实的追问

▲《“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真嶋亚有著，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美国的对日占领是历史上罕见的‘宽待占领’”，该论文「寛大な占領と講和」（宽待的占领与和谈）收录在日美战后历史编辑委员会编、细谷千博监修的『日本とアメリカ――パートナシップの五〇年』（笔者译：日本和美国——50年伙伴关系）一书中。该书的出版背景是纪念日美《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可见这是日本史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真嶋亚有的《“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则是基于“人种”来解读日本对肤色的自卑情结，也涉及战败后对美国占领者的复杂心理。然而，为理解《星期三的凯歌》中有关叙事，阅读历史文献后发现，美国的对日占领暴力屡见不鲜。这里所说的占领暴力，包括占领期的性暴力，也包括种种制度暴力。

“东京大空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军对日本东京的一系列大规模战略轰炸。自1944年11月24日起，东京总共经历过106次空袭，包括5次大规模空袭（1945年3月10日、4月13日、4月15日、5月24日、5月25-26日）。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沙勒在『「日米関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占領期から冷戦終結後まで』（笔者译：“日美关系”的究竟：从占领期到冷战结束）中写道：“1945年8月，来到日本的美军目睹了满目疮痍的城市，停摆的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150万士兵死亡，还有50万平民因空袭丧生。”可见空袭的惨烈程度。小说序章中描写东京遭受空袭的内容频频出现，让我们感受到幸存的日本平民的恐惧、悲伤与痛苦。

每当尘烟在铃子的眼前飞起时，她总觉得这是‘某人’破烂不堪的灵魂在向她寻求肉体的代替。无论是建筑的碎片，还是‘某人’被烧得焦黑无法辨认的躯体，都在提醒着这里曾经发生大火。每当看见烧焦的身体残骸，铃子都不禁想着，不知道是谁的父母，又或是谁的孩子，和母亲一起双手合十念叨着‘南无阿弥陀佛’，虽然死得很痛苦，但终归是从痛苦中解放了。

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道格拉斯·洛夫莱斯指出，“日本1941年做出攻击美国的决断毫无合理性，基本等同于自杀行为。”空袭东京是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一次报复行为，试图将东京化为灰烬。对日本首都的打击也意在震慑日本，加速战争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举行。这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建议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毫不迟疑地建议，应当在东京湾的一艘军舰上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而这艘战舰应当是美国的船只‘密苏里号’。我认为，为了加深日本人民对于战败的印象，在日本首都目所能见的地方举行这种仪式是明智的（中略）我选择‘密苏里号’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的舰队中，它是最新的也是最强有力的战舰之一。

日本签订的受降书中明确写道：“日本的所有官厅及军队投降后，要遵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颁布的公告、命令和指示。”就是说，受降书的本质内容是日本政府要遵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

战败后的第三天，日本为服务进驻军就马不停蹄地开设“特殊慰安设施”，并招募大量慰安妇。日本内务省警备局长桥本8月18日向各府县知事发出指令为进驻军招聘提供服务的女性。当时的日本财务省官僚而后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问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副理事长野本需要多少经费。“野本回答说，要1亿日元左右。池田回道，用1亿日元就能守住纯洁还是很便宜的。8月27日大森的慰安设施开业，招聘了1360名慰安妇。”

照片中央可见"Welcome Yasuura House安浦ハウス"（欢迎光临安浦大厦）字样，众多进驻军海军正排成长队等候。

小说中记述了当时一位女孩在慰安所受辱后卧轨自杀的事。小町园正式开业的那天，铃子洗完澡后发现有个女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眼睛又红又肿，身上鲜艳的和服和头发都很凌乱，身体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发现女孩的大腿根处有血渗出后，铃子慌张地询问她的情况，但女孩就是什么也不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铃子找到小町园的事务员阿元和益子，益子说要单独和那个女孩谈谈，铃子被阿元带了出去。而后铃子询问阿元后来的情况，“阿元也只是哭着说那个女孩一定是遭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铃子看着阿元，不禁浑身冒冷汗：阿元是事务员，不需要与美军进行交易就这么悲伤，那小町园目前又是何种境地呢。”“第二天，铃子听说那个女孩卧轨自杀了，成为无人祭拜的灵魂。铃子的脑子里浮现出无数个‘为什么’，明明熬过漫长的战争活了下来，结果还是死了。”

艰苦地熬过战争，结果还是死了。日本政府设置的“防波堤”根本就不是守住什么纯洁，本质上是用女性的牺牲来维护“男性中心”社会的稳定性。堂堂内务省的警备局长是日本治安领域的最高责任人，高级官僚居然带头执行卖春任务。孙崎享指出，“历史上有很多战败国。城镇上也出现过为进驻军提供服务的慰安妇。也有设立慰安设施的先例。但是警备局长甚至后来成为首相的国家高层核心人物带头为进驻军设立慰安设施，除了日本还找不出其他吧。”慰安设施的设立不过是冰山一角。占领初期，美国试图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经济，并对日本的所有行政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目的就是要日本无条件地从属美国，毫无自主权而言。

RAA解散后，慰安妇们再次失去谋生的手段，大部分人只能转去做“潘潘”。她们投向进驻军的怀抱，即使他们是造成自己创伤的元凶之一，因为她们需要经济来源继续活下去。实际上，依靠进驻军也无法改变她们面临的多重压迫和剥削。在“狩猎”“潘潘”时期，占领暴力的真相愈发突显出来。1945年10月，联合国最高司令指令153号《关于性病控制备忘录》中，GHQ要求厚生省对花柳病感染者进行检查和治疗，“狩猎”是其中一种措施。由于无法明确判断“潘潘”身份，“狩猎”过程中所有的女性都成为管制和强制检查的对象。GHQ的这项举措并不是出于对女性身体健康的考虑，不过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士兵身体健康。为确保进驻军“安全性交易”，日本政府也积极参与强制检查，实际上成为美日联合对日本女性有组织的性暴力。这种过度检查和拘捕行为侵犯了女性的基本人权，制造性别歧视和偏见。女性不仅要忍受失业带来的经济困境，还要面对随时可能遭到逮捕的威胁，以及以公共卫生为借口的侮辱性管制和检查。可以说，日本女性在战败后一直遭受着日本政府和进驻军的双重迫害。她们在战后的境遇，不仅反映战败国的社会重建问题，更揭示出在权力结构下的性别不平等，是赤裸裸地将女性用作交易。

虽然女性们并不能够直接认清占领暴力的真相，但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失望不断积累，逐渐冲垮她们的民族认同感。最开始使她们感到失望与无奈的是警察的不作为。RAA的设立依然无法阻止进驻军的猖獗行为，受害者开始会向日本警察报警求助，一旦发现日本警察并无约束进驻军的权力后只好放弃。因此，记录在册的进驻军罪行远远少于真实发生的案件数量。据藤目雪的研究，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仅在第一个月内就实施约3500起性暴力。不久后GHQ开始对新闻报道实行审查，并要求日本政府对于进驻军士兵犯罪的报告必须附有辨认犯人的证据。实际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进驻军又身着相同的制服，明确辨认犯人对于受害者来说十分困难。于是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加剧，有关进驻军犯罪的新闻逐渐消失，只剩下那些赞扬美国民主精神的积极报导。这些日本女性的遭遇，就如陆薇薇指出的那样，“与我们当前社会要求受到性侵的女性是‘完美受害人’一样，归根结底是男权逻辑在作祟。”但是日本政府和警察不过是执行者，背后的真相是美国对日本实行的间接统治。一旦出现对进驻军不利的事件就会被直接抹杀，销声匿迹。

国民的失望情绪还因为政府的逃避责任进一步加剧。1945年8月底，首相东久迩稔彦提出“一亿总忏悔”的说法。宣称战败不仅是政府政策的问题，国民道德的丧失也与战败脱不了干系，因此要求包含军、官在内的全体国民进行反省和忏悔。这意味着连同一无所知的孩子也要一起负起战争的责任。对此，小说通过铃子的疑问说出人们的心声：“明明沦落到家破人亡、食不果腹境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谢罪，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向谁谢罪？”1945年9月11日，GHQ指控战时日本指导者之一东条英机为A级战犯之一并下达逮捕令，东条为逃避战争责任而选择自杀。这种不愿负责、选择最轻松的解决方式的行为更加激起国民的愤怒，也让他们认清政府与国家的不负责任。

如此背景下，小说中母亲略带讽刺地对铃子说：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国家这样安排的。一个又一个地打出新标语，让我们像诵经一样地歌颂着，好多年都如此。我们老百姓就这样傻傻地相信了。按照国家说的去做，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连宝贝儿子都交出去了，结果什么回报都没有。别说鬼魂了，连住的地方都烧成了火海。千鹤子这样无辜的孩子们也被杀害——没想到竟是这样的下场。

铃子知道，母亲已经看透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男人们！这段独白不仅是母亲对国家的不满与质疑，更是反映出战后许多日本国民的心声。母亲和铃子通过自身遭遇告诉我们，“面对不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钱的暴力与不义，（中略）这一切都可为弱者的抵抗之姿。”

日本国民经历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却在战败后被要求共同承担责任，而那些真正应该负责的人只是将责任推给弱者，自己却选择逃避，甚至享受着繁荣舒适。这种不公和失望的情绪，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一大痛点。不仅加深了国民对政府和国家的不信任，也引发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孙崎享在其著作中总结伊丹万作在1946年发表的「戦争責任者の問題」（战争责任人问题）中的要点，“大多数人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欺骗，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欺骗了国民；（战时）全体日本人都在相互欺骗；报纸上拙劣的报导，町会、临组、警备团、妇人会等民间组织是多么热心、自发地配合着欺骗。国民现在要是轻易地说出‘受骗了’，那么今后恐怕还会不断被骗。”伊丹呼吁日本国民要深刻、清醒地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从而避免国民被反复愚弄欺骗。亦如步平所说，

对‘一亿人总忏悔’的批判，则强调日本战争指导者应负的战争责任。这种判断虽然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罪犯进行制裁，但忽略了在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日本国民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日本发动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可见，日本需要全民意义上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单纯作为受害者或是将责任推给国家层面，为日后日本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埋下深远的隐患。

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日本受到美国的间接统治，政策决定权在美国。国民只能看到日本政府的行为，却看不到美国对日本政府的命令。战后处理实质上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考虑的，“美国为了顺利地实施占领政策而免除对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内的重大战争责任的追究。”孙崎享犀利地指出，“战时日本是军人做主子的奴隶国。战后日本则是进驻军做主子的奴隶国。”

但是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没有正面解决战后处理国际义务的现实，以及因此产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高桥哲哉的“战后责任”就是基于这样背景提出的，

承担战后责任可以分为政府层面和市民层面，首先是日本政府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正如他（笔者注：高桥哲哉）所分析的：日本如果能够尽早地承担起战后责任，就不会发生对半个世纪后的一代人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了。而在市民层面，包括知识分子的层面和社会舆论的层面，建立“战后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抵制以“自由主义史观”为代表的种种“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四、《星期三的凯歌》的当下意义

《星期三的凯歌》于2016年3月获得第66届日本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其获奖理由是“该作品将战败初期为进驻军提供性服务而设立的慰安设施作为背景，以极为平易亲切的笔触刻画出主要人物的心境与人生，同时又嵌入国家与人权、战争与和平这些深刻主题，是一部兼具社会性和文娱性的大作。以青春期少女的视角引领我们关注并思考上述主题。作品内容富含深刻的时代性，这是前所未有的，以日本当代史为基础，诚实地面对颇为棘手的主题，细腻、深刻的创作姿态值得高度赞扬。”该奖项始于1950年，颁发给每年在艺术领域表现出色，富有创新性的作者，这部作品的获奖可谓名至实归。然而，耐人寻味的是2015-2016年还出现了可以加载“慰安妇”研究史的历史事件，即韩国学者朴裕河的著作《帝国的慰安妇》在韩国、日本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朴裕河打造出新的朝鲜“慰安妇”群像：她们既是被害者，又与日军士兵保持着“同志”关系，是“帝国”统治体系中具有“爱国志向”的对日“协力者”。朴裕河的这一观点挑战“慰安妇”传统历史叙事中不容置疑的公共记忆，“全力解构朝鲜‘慰安妇’=‘纯洁少女’的叙事框架，进而批判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而她所谓的还原真实的历史又似乎过于单一化和力求标新，“朴裕河无视历史脉络的资料引用和解读，显然有损学问的严谨性和严肃性，她构筑的朝鲜‘慰安妇’的新形象，与其说挖掘、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场景，还不如说这只是她心目中的‘真实’，是她自己思想创造的产物。”

小说《星期三的凯歌》呈现出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性，可见乃南亚沙为创作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在生动的“现实”场景中，铃子一次次诚实、扣人心弦地追问和反诘引领读者将国家与人权、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推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场域，让我们通过文学更形象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纵深感。近乎真实的创作，令读者甚至产生这样的疑问。“这部作品从2013年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很好奇近年来这种描写少女战争体验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我个人还很想知道，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真实经历。”那么，作者通过作品又在诉说什么？《星期三的凯歌》展现出战时和战后女性的悲惨遭遇及其心理创伤，呼吁社会关注和正视这一群体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出战后日本女性在面对身份认同、家庭破碎及社会压迫时的种种创伤与挣扎，也充分暴露出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男性优越主意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无原则妥协。而美国对日占领时期的慰安妇问题，“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议题之一，便是将慰安妇制度和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性奴役制度相关联，探讨两者在性剥削和性暴力维度上的延续性。”无论从何种视角出发，战争创伤·性暴力都是经历二战的亚洲女性的普遍性议题。

又如某位日本参观者在南京留下如此感言，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但当我们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国人的悲伤和愤怒萦绕在心头，他们经历了如此难以名状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觉得心情压抑。我很彷徨，但还是坚持认为，逝者是能说话的！南京的遇害者应该站起来，谴责我们日本人！因为我们在战后没有坦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也就无法在不自惭形秽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借用这段感言似乎也能够理解，近年来少女战争体验叙事的兴起。这种创作不失为一种坦白过去所作所为的“方式”，令读者在文学中弥补历史的缺失，反思战争的残酷与复杂。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虽然日本学界开始思索‘慰安妇’和‘斑斑女’问题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挑战既有政治史的时间分期和研究范式，但这种做法却给一些右翼学者可乘之机，后者试图淡化战争时期‘慰安妇’制度给亚洲其他国家女性带来的严重伤害。”

虽然一些日本学者声称采取反思的立场，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性暴力罪行像日本那样残酷到极致，但在将日本‘慰安妇’、战争性奴隶制度与美军占领期性暴力、RAA等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将讨论重点置于美军占领时期的性暴力事件，极力控诉美军给日本女性带来的伤害，这种做法难免有避重就轻、将日本塑造成战争受害者之嫌。

需要警惕右翼思想和日本忽略其他亚洲受害者过分强调自身是受害者的短视历史观。另外，也需要通过反映日本当下社会新动向的文学作品等，来关注日本社会对战争性暴力、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等问题展现的姿态。步平认为，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使我们对日本国内的斗争局面缺乏科学的把握，从而丧失我们与日本进步势力共同思考与共同斗争的有利时机。”

结语

1945年8月15日是星期三，《星期三的凯歌》描写的是战败还是凯歌？小说名字充满揶揄和反讽。历史学家尝言：“过去深入骨髓。”我们从外部看待战争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日本看作一个整体，会去质问这个国家和国民怎么看待自己不光彩的过往？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又如何在历史的罪孽中审视自我？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星期三的凯歌》从日本内部以具体而鲜明的立场向我们做出了回答，尽管有些结论“很微观”并且个人化。铃子和母亲之间的冲突复杂而深刻。

对于经历过日本战败的人们来说，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有人都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即无论如何都不想再一次经历战争和饥饿了，一起来建设一个和平富足的国家吧。只不过，有的人更看重‘和平’，有的人更看重‘富足’。从这一点来说双方都把对战争的记忆作为其思考的出发点，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站在同一‘地基’之上的。

女性们成为日本政府发动战争的巨大牺牲品。战时她们失去丈夫、儿子、兄弟，战后还要献媚于进驻军而后遭到国家和社会的抛弃。自己“不光彩”的过往只能独自忍受和消化……日本政府战时、战后都只是把女性看作可以牺牲的存在。战败后，日本政府又调动崭新的、修正后的叙事来解释惨痛的国家失败。悼念亡者、转嫁责任，从耻辱与罪责的重担中试图恢复正常。桥本指出，“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理解这个工程，对于评价日本的选择——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和解主义’——以及讨论日本在当下面对的国内外紧张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小说让我们认识到，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这个国家没有设法去总结战败的原因，或是努力了解战争的可怕及其复杂性，也没有吸取教训或得出结论，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全国性辩论。每个人都发现，缅怀死者以维持自己对战争的回忆，仅仅是一种个人义务。”从占领暴力的真相中还会发现：二战后直至今日，美国持续对日本产生影响。孙崎享在其著作的跋中重申，美国总是基于自身利益对日本提出种种要求。美国的对日政策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考虑，其政策会因为美国自身处境的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这种不对等条件下形成的日美同盟限制了日本的外交格局和选择，也为日本、东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隐忧。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国民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只会被牺牲，处境复杂而无奈。

注释

1増満圭子，「現代文学にあらわされた『意識』: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より」，『東洋学園大学』.28（2020）：187-206。
2桥本明子，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2。
3桥本明子，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2。
4杨力，〈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史学集刊》.3（2022）：17。
5胡亚敏，〈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中的四个关系〉，《外语导刊》.1（2024）：148-157+161。
6牟佳，〈沉重历史与冷调创作——“慰安妇”题材英语文学创作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2）：92-96。
7「国民奢侈生活抑制方策要綱」（国民奢侈生活抑制政策纲要）：为了克服战时特殊经济困境，各省（日本的“省”指政府的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控制奢侈生活的政策。
8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xery and O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2），135.
9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東京：新潮社，2015），226。
10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213。
11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xery and O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147.
12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140。
13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143。
14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343。
15村上勝彦，『進駐軍向け特殊慰安所RAA』（東京：筑摩書房，2022），137。
16杨力，〈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26。
17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57。
18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57。
19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276。
20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8。
21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8。
22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8。
23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8。
24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9。
25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21。
26陈榕，〈凝视〉，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354-355。
27日米戦後史編集委員会，『日本とアメリ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50年』（東京：ジャパンタイムズ，2001），4。
28マイケル・シャラー，市川洋一訳，『「日米関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占領期から冷戦終結後まで』（東京：草思社，2004），17。
29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7-8。
30ジェフリー・レコード，渡辺惣樹訳，『アメリカはいかにして日本を追い詰めたか』（東京：草思社，2013），11。
31杜鲁门，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421-422。
32半藤一利，『昭和史戦後編1945－1989』（東京：平凡社，2009），16。
33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176-177。
34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188-189。
35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大阪：創元社，2012），41。
36联合国最高司令指令SCAPIN，全称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Index Number，指联合国最高司令官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给日本政府下达指令的文件。
37藤目ゆき，『性の歴史学』（東京：不二出版，2015），326；恵泉女学園大学平和文化研究所編，『占領と性――政策・実態・表象』（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7），14。
38陆薇薇，〈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理论建构〉，《开放时代》.7（2021）：122-137+8。
39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222。
40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414。
41王升远，〈弱者的抵抗〉，《读书》.2（2024）：160-167。
42孫崎享，『日米開戦の正体』（東京：祥伝社，2015），36-37。
43步平，〈关于高桥哲哉先生的《战后责任论》〉，《战后责任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44步平，〈关于高桥哲哉先生的《战后责任论》〉，3。
45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53。
46步平，〈关于高桥哲哉先生的《战后责任论》〉，11。
47朱忆天、王寅申，〈“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透视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之论争〉，《抗日战争研究》.1（2020）：158。
48朱忆天、王寅申，〈“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透视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之论争〉，164。
49マイク・モラスキー，鈴木直木訳，『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戦後沖縄・日本とアメリカ』（東京：青土社，2006），207。
50伊恩·布鲁玛，倪韬译，《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上海：三联书店，2018），132。
51与‘潘潘’同义，也是音译。
52杨力，〈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26。
53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xery and O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182.
54步平，〈关于高桥哲哉先生的《战后责任论》〉，13。
55小熊英二，欧文东译，《平成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76-377。
56桥本明子，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2。
57田谷治子、西奥多.f.库克，小小冰人等译，《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366。
58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