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假设明天会死，那么今天超额完成工作就毫无意义

小熊英二通过与不同国家的对比，发现了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所覆盖的不同人群分别对应不同的雇佣、工作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规则的形成最终必须由社会集体意识接受。本书正是通过对雇佣、行政、教育、福利、保障等方面的社会规则进行考察，分析了认可这些“惯习”的社会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作者透过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剖析社会现象。并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引领读者思考社会改革的方向，例如作者最后向读者抛出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当一位在超市工作十年的非正式雇佣员工的单亲妈妈问：“为什么昨天来的女高中生拿到手的时薪和我差不多？”这时，你该如何作答？

对此，小熊英二在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但推动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具备社会共识。当日本寻思，该如何搭起一条保障所有人社会生活的“共同底线”时，一衣带水的邻邦或许也能从中得到启发。

序章

2018年6月21日《日本经济新闻》有一篇报道，题目为《经团联——可怕的同质集团》。

内容由对经团联正副会长19人的调查信息构成。19人全部为拥有日本国籍的男性，都没有过创业和跳槽的经历，最年轻者62岁。报道中这样描述了这些人——“他们是长期浸淫在强调以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元老资历为核心价值观的日本大企业制度体系中，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人”。

报道提到，在19人中，“会长以下有12人毕业于东京大学，3人毕业于一桥大学，毕业于京都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各有一人”。报道还特别指出，除京都大学外，毕业院校都是东京首都圈的名校。

然而，报道虽然详细点明了这些人的毕业院校，但却对他们就读的具体系部和专业只字未提。因为出身于哪所学校才是问题的关键，学什么并不重要。

何以如此？这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原理？这种“日本社会的规则”是在什么时代，怎样形成的？与其他国家又有何不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本书所要探究的。

日本经济新闻社『経団連、この恐るべき同質集団』电子新闻缩图 — ▲『日本经济新闻社経団連、この恐るべき同質集団电子新闻缩图』

2018.06.21

▲2023年5月31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因疫情相隔四年后首次举办普通会员大会纪念晚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Keidanren)的历史可追溯至二战后，成立于1946年8月，旨在重建和恢复日本经济。1948年4月日本雇主协会联合会(日经连)成立，其宗旨是“管理者，强而正义”。两个组织皆致力于处理商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包含贸易自由化、能源环境问题、民间经济外交与稳固劳资关系。2002年两个组织合并为今日的经团联，由于该组织有众多日本大型企业加盟，对于政经界有巨大影响力。该会会长经常代表商界会见政界与外国领导人，有“商界总理”之称。

日本社会的构成原理

在此，让我们以《日本经济新闻》的这篇报道为切入点，思考一下日本社会的构成原理。

、首先，学历是重要指标。但重要的只是学校的牌子，而不是学习的内容。

、其次，年龄和工龄是重要指标。工龄指的是在同一家企业内连续工作服务的时间，在不同企业的工作经历是不算数的。

、结果造成“大城市”与“地方”的地域对立。如果学什么很重要的话，就不必一定要在首都圈的名牌大学就读了。

、于是，形成了对女性和外国劳动者非常不利的一面。女性由于结婚、生育，往往会中断工龄。同时，在他国企业的就业、任职经历不被重视，这意味着外国人难以进入企业高层。

以上的和，即“地方”“女性”“外国人”的问题，可以视为和导致的结果。进一步而言，正式雇佣员工与非正式雇佣员工，以及自营业者（个体经营业者——译者注）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也可看作是和导致的结果。

总之，注重学历，但不在乎所学内容与专业；注重在同一家企业内的连续工龄。以上两点被认为是构成“日本社会规则”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社会规则”在现代社会中催生出巨大的闭塞感。这种闭塞感不仅仅表现为对女性和外国劳动者的封闭，以及“中央”与“地方”、正式雇佣与非正式雇佣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还引发了许多问题，如：员工跳槽难，企业难以招聘到高层次人才，劳动时长久却生产力低下，员工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失调等等。

然而，尽管改革的呼吁之声不绝于耳，却迟迟未有切实改善。这究竟为何？这样的“社会规则”是如何形成的？探究这一问题，对于距离日本经济顶峰已经过去近30年的今天，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本书旨在探明这一问题，结构框架如下：

第一章，提出日本社会的三种生存方式——“大企业型”“地方型”“残余型”。即，生存于日本大企业制度体系中的“大企业型”，依靠自营业、农林水产业等植根于地方经济的“地方型”，没有以上立足点可以依靠的“残余型”。通过这三种类型的视角，分析、把握整体日本社会。

第二章，对比欧美等国家与日本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进而在第三章中，通过分析其他国家工作方式的形成历史，把握日本工作方式与生存方式的特征。同时，其中也包括了日本教育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第四章和第五章回顾明治时代的社会历史，探寻注重“学历”和“连续工龄”这一日本式雇佣模式传统的起源。同时，分析日本企业特有的定年退职制度、定期人事调动制度、以及批量招聘应届毕业生等用工惯例的成因。

第六章，讨论的时间跨度为从战败到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第七章，则重点分析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社会。在这两段历史时期，战前（日文原文为“戦前”，一般情况下，日语语境中“戦前”“戦後”所指的战争，是指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太平洋战争。由于太平洋战争结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在上下文没有特指其他战争的情况下，本书中“戦後”一般翻译为“战后”或“二战后”，“戦前”直接翻译为“战前”——译者注）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日本式雇佣模式被大规模普及。与此同时，经济界、政府、工会等也在摸索不同的用工与劳动方式。了解这一过程是思考今后发展时不可或缺的。

第八章，追溯了1970年代至今的历史。1970年代后半期，日本式雇佣模式带来的问题已经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正式员工和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构成的“新二重结构”也已经出现。本章在描述这些现象的同时，梳理其从出现到发展至今的演变过程。

终章在对上述论证进行学术分析的基础上，思考未来改革的方向。

本书的考察对象是决定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政治、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规则”。虽然笔墨重点置于对雇佣惯例做法的分析，但这本身并非讨论的主要目的。本书的主旨在于阐明决定日本社会的默认规则——“惯习之束缚”。

关于“规则”

对学术探讨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以下内容，直接从第一章开始阅读。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支配、规范日本社会的“惯习之束缚”，本书称其为“规则”。

惯习在规范人类行为的同时，也在人类行为中诞生。如同一个人的笔迹、行走姿势、握笔姿势等，这些不是在出生时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而是在日常行为的积累中形成的。然而，惯习一旦形成，便开始规范人类日常行为，是很难改变的。

人类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共享的一系列行为惯习规约而成的。这种惯习虽然不由遗传基因决定，也并非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但却是在人类日常行为的不断积累中形成的一种默认规则。惯习未必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往往比明文规定更有影响力。不过，这种惯习也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人类行为的不断积累而变化。

这些随着人类日常行为的积累而发生变化的事物不是自然科学处理的对象。自然科学的要务在于探索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则。

始于对自然科学的向往而诞生的社会科学，也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寻找永恒的规律。古典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

亚当·斯密设定了经济学的基本公理——通过交换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天性。公理是设定出来的，无法被证明。亚当·斯密也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个公理。然而，恰恰是依据这一公理作为出发点，经济学才能够成为一门模仿自然科学的学问。但是，社会学却并非如此。韦伯、齐美尔、涂尔干等社会学鼻祖，将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默认规则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利用这些默认的规则，可以诠释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人类行为。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首版于1776年3月9日，此图为Edwin Cannan所编集于伦敦出版的1904年版。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开篇便指出经济学无法解释当时德国农场工人的行为。那些工人虽然按照每天的工作量领取计件工资，但一旦赚够当天的基本生活费，他们就不再多干了。

这看似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如果假设你明天可能会死，那么今天超额完成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社会里，想通过计件工资的形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做法只有在一个大家普遍确信未来将持续稳定的社会中，才有效果。

因此，韦伯认为，积累资本的行为只能出现在一个将特定的末世论视为普遍默认规则的社会。于是，他研究了基督教各教派的末世论，指出资本主义只能诞生于信仰新教教派的社会中。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各种宗教文本，从中探索社会深层的基本原理。

在韦伯的著作中，日文翻译为“倫理”的德语词是“Ethik”。这是作为“礼节（etiquette）”一词的词源、古希腊语“ἔθος”的派生词，指通过大量日常行为活动学习掌握的规则。比如，如何握笔，如何使用餐具等“礼节”，也是人们通过日常行为活动学习掌握，逐渐形成的一种默认规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韦伯不认为这些集体惯习是德国人与生俱来拥有的民族性（Volkscharakter）。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集体惯习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诸如此类，探究社会成员共同遵守默认规则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以及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等。

▲《區判: 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法]皮耶·布赫迪厄著，邱德亮譯，麥田出版社，2023

2023年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邱德亮耗时十年的全新译著，是华文世界中最新版本且由法语直译中文的著作。皮耶·布赫迪厄推翻了从未被质疑过的关于美、艺术与文化的范畴：“区判”的类别取决于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决定它们的因素，一方面是“文化资本”，即教育水准；另一方面是“经济资本”，即社会处境。透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及教育系统之间关係的转变，在每个阶层中区分出一般的行为法则，使得建立一套生活方式的“系统”成为可能。社会主体透过其成员所展现的“区判”，即美味与平淡、美丽与丑陋、别致与俗气、杰出与低俗之间的区别判准，针对分类系统（品味）与生存条件（阶层）展开分析，转化为客观系统选择的形式，从而触发了“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本书揭露了这些模式与社会阶层及其生活样态的描绘密不可分，并辅以大量田调成果及理论批评辨析，梳理了所有关于美感、艺术、品味与文化等传统问题的重新表述。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丹麦]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古允文译，巨流图书，2001

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如何称呼规约社会的内在“规则”，尚没有统一的说法。韦伯称之为“精神气质（Ethik）”，布尔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埃斯平-安德森称之为“体制（regime）”。然而，这些都并非我们熟悉的日语词汇。

笔者认为面对日本读者，没有必要再使用拉丁语或英语。因此，在本书中暂且称之为“规则”。

前人的研究和方法

本书的主旨在于从史实中抽取默认共识的“社会规则”。因此，作为素材使用的个别史实均在各章节的注释中明确列出，关于史实的叙述主要参考以往的相关研究。涉及领域涵盖经济史、劳动史、行政史、社会保障史和教育史等。

与本书研究路径较为接近的一项研究是在第五章提到的于尔根·科卡关于德国市民社会形成史的探讨。科卡将德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全方位比较，以探究德国现代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如何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官僚制对私营企业的影响，“Ingenieur（工程师）”等德语词汇概念的变迁，以及办公职员发起的争取权益运动如何改变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该研究既不是经济史或劳动史研究，也不是社会保障史或教育史研究，而是囊括了这些领域内容的综合研究。

科卡之所以采取这种研究路径，是因为他是一名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比较社会史研究者。倡导福利体制理论的埃斯平-安德森在探讨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就依据了科卡的研究成果。

德国历史学家，研究兴趣是比较方法、社会史与历史学、社会科学间的合作。1973至1988年于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社会史，1988至2009年于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工业世界史，1990年代协助建立伯林欧洲比较史学院，并担任院长职。2000至2005年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CISH)主席，2001至2007年任伯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席。曾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芝加哥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许多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研究人员。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曾参与德国史学大讨论，作为社会批判学派的领军人物，批评以政治外交史研究为目的的史学，特别关注“德意志灾难”问题，德国的“特殊道路”问题和德国历史发展连续性问题。于尔根·科卡的德国职员研究，从历史的角度介入职员社会学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探讨纳粹主义在德国盛行的条件问题。

本书的研究路径与韦伯、科卡的研究基本一致，都属于比较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具体方法是通过搜集反映当时政府政策和商业活动的资料、社会整体趋势的统计数据、劳工运动的主张，以及企业经营者发表的言论等材料，对其进行整理、分析，提炼表面背后的深层原理。

因此，和发掘个别事实相比，本书更侧重于从整体上描述构成日本社会的“规则”。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将明治时代的资料和二战后的资料并列呈现的做法感到不妥，但笔者希望他们可以将其仅仅理解为方法论上的差异。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其他国家情况的描述，仅作为理解日本时的对比参照，所以只是简要概述。

然而，本书也首次系统性地指出了一些事实——政府的行政举措对私营企业的影响（第四章）、学历的作用（第七章）。

迄今为止，在劳动史研究中，有大量关于日本雇佣形式的研究。但研究对象大多是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对白领办公职员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出现对政府机关和军队部门雇佣形式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机关和军队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所以没有成为劳动史和经营史的研究对象。

因此，虽然有个别研究曾指出日本企业的雇佣形式与政府机关和军队的官僚制相似，但几乎未曾见过有来自经济史角度的专业探讨。此外，研究政府机关的行政学和行政史学领域对政府机关的雇佣形式如何影响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兴趣。这是学科之间的盲点。

虽然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批判日本企业雇佣惯例中强调学历的做法，但他们对学历发挥的功能分析不到位。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悖论，正如本书第七章所指出的——恰恰是由于企业和劳动者重视学历，才实现了办公职员和一线工人之间的平准化。

最后，简单谈一下所谓的“日本文化论”。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日本文化论也涉及了企业雇佣惯例，但其中大部分讨论只不过是围绕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普及开来的雇佣形式的历史投影展开。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将其视为大众民族主义的消费品，以及文化研究，或者民族主义研究的分析对象。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的研究。中根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在于——在以职场、村落为单位组成的共同体“场”中明确存在一种非常强大的可感知关系，而超越“场”的“身份资格”与“‘横向’同类”意识欠缺。从结论而言，中根的观点与本书的主张十分接近。

但是，中根欠缺将雇佣惯例理解为历史发展产物的分析角度。因此，中根陷入了一种认识，即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自古以来就存在了。此外，中根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拥有上万名员工的日本大企业中，员工们在超越有形的接触范围之外依然存在“同类”意识。总而言之，中根不经意间将用于调查以村落为单位的社会现状的人类学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上过分扩大了。

尽管如此，从对日本社会构造原理的学术性探讨这一点而言，笔者并不反对将本书归类为广义的“日本论”。本书是延续了韦伯、科卡、埃斯平-安德森等学者理论谱系的研究著作。同时，笔者也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更具严谨性和可信度的“日本论”。

注释

1アダム・スミス、玉野井芳郎・田添京二・大河内暁男訳『国富論』中央公論社、一九八〇年、第一篇第二章。
2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大塚久雄訳『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倫理と資本主義の精神』岩波文庫、一九八九年、第一章第二節。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大塚久雄訳『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倫理と資本主義の精神』岩波文庫、一九八九年、第一章第二節。
3同上書一三一頁。
4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石井洋二郎訳『ディスタンクシオン』藤原書店、一九九〇年。イエスタ・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岡沢憲芙・宮本太郎訳『福祉資本主義の三つの世界』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一年など。
5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前掲『福祉資本主義の三つの世界』六七頁。
6代表性研究：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誠三郎『文明としてのイエ社会』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九年。
7相关批判性研究包括：杉本良夫・ロス・マオア『日本人論に関する12章』学陽書房、一九八二年や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七年など。
8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六七年、二六、四五、五四頁。同时，中根在45页中提到了“行业工会”（craft union）。
9同上書一八七—一八八頁。

・原文为原书中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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