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久保田博二
年前，友人寄来一个厚重的包裹，两本摄影集，出自日本摄影家久保田博二之手。摄影，我完全是外行，不过因为有家人曾经从事这个行当，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成员，所以对摄影师一直抱有亲近的态度。当然，在智能手机普及后的今天，人人都是摄影师。同许多传统行当、专业一样，创作型摄影师已经成为很小众的爱好，接近被遗忘了。不过，听说近来又有不少年轻人开始用胶片了。对于读者，翻阅相册谁不爱呢？毕竟，摄影本就源于想要记录或观看的冲动。
久保田博二这一代日本摄影家，生于战时，长在战后。久保田1939年生于东京神田的富商之家，1960年参加反对安保条约的游行，正是在那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现场，他开始举起相机——那是他作为“摄影家”的起点，尽管彼时他自己大概也未必意识到。
马格南唯一的一名日本摄影师。曾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随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新闻学和国际政治。1965年成为自由摄影师康奈尔·卡帕的助理。久保田拍摄了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随后拍摄琉球群岛，1972年返回日本。随后他拍摄了1975年的西贡、1978年的朝鲜，1978~85年的中国以及1988~92年的美国，并出版了相关书籍与举办展览。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的中国，并用七年多的时间，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拍摄了20多万张关于中国的珍贵照片。代表作品《大河の流れ : 中国の風土と人間 久保田博二写真集》《新編桂林夢幻 : 久保田博二写真集》等。
在首次安保斗争中，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安保条约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及动乱。在1960年6月抗议活动到达高潮，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万的抗议者包围位于东京的国会大厦，全国各地也发生各种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15日抗议者闯入国会大厦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最终导致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面对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及民众的严重不满，时任的自民党政府岸信介内阁因此被迫全体总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因此取消了访日计划。
第二轮的安保抗争发生在1970年，也就是1960年条约自动更新的时候。虽然70年代的抗议活动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持续时间较短，加上日本左翼的分裂、愈演愈烈的暴力斗争渐渐失去了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部分理想幻灭的学生因此越走激进，最终促使日本新左派的兴起。
1962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时，久保田面临一个选择：他的叔叔是日本首相的官方摄影师，可以为他铺就一条安稳的“御用”之路。但他拒绝了。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仍然带着某种属于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他选择独自赴美，几经周折，终于成行。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的百万人民权大游行中，久保田站在人群里，亲耳听到马丁·路德·金讲述那个“梦想”。此后几年，他凭借特殊的身份，深入黑豹党，将镜头对准了黑豹党的日常。离开美国后，他开始环球旅行，足迹遍布欧洲、中东、南亚。1969年，他回到日本，前往冲绳拍摄“归还”前的岛屿。1970年，久保田成为马格南的正式成员，也是亚洲第一位。
马格南图片社可能是第一个全由摄影师经营和管理的摄影经纪公司，该社让摄影师拥有自己相片的版权，而非发行的杂志或是媒体拥有版权，此外，也直接提供摄影师需要的帮助，而非与赞助商等一起提供帮助。马格南图片社旗下的摄影师和新闻摄影师许多都已具有相当的世界知名度，从广泛的主题，如家庭、毒品、宗教、战争、贫穷、犯罪、政府和庆典等，都有相当经典而且重要的纪实摄影作品。
1970年代开始，他的关注点逐渐聚焦于亚洲。1972年和1975年两次进入越南西贡，战火中的城市让他开始思考：作为一名摄影师，究竟该以怎样的位置和姿态面对这片土地？这个疑问，或许也促成了他此后持续数十年的亚洲踏查。先后拍摄过越南、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项目。
对久保田来说，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一年，他得到周恩来总理生前的首肯，由新华社安排，开始了长达7年的中国拍摄计划。7年中，他47次来华，走遍中国28省份，留下20万帧胶片。黑龙江的雾凇、桂林的渔火、新疆的巴扎、福建的渔村、——这些影像后来结集为多语种版的《中国》，并从1985年起陆续在欧美各国和日本开设展览展览，持续数年。中国拍摄项目大获成功，也让他作为马格南正式成员的位置更加稳固。
在晚年的回忆中，久保田反复提起中国拍摄项目对自身摄影生涯的重大意义，那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时刻”。
土地和风光对我越来越重要。许多马格南摄影师不怎么关注风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风光也一点不感兴趣。但当我从空中俯瞰桂林时，我的想法就发生变化了。风光摄影表达的比大地自身呈现的更多。这关乎我们对生活、美以及许多东西的看法。我对自然美越来越着迷。
众所周知，马格南图片社由几位战地摄影师创立，以纪实摄影闻名，强调事件的现场感。创始者之一卡帕有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久保田无疑在摄影中贯彻了这一创作准则。但中国大地也让他发现了不一样的风景。
与前期的摄影作品相比，久保田镜头下的中国异常地丰富多彩。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讲，正是中国在体量、维度、样态上的丰富程度改变了久保田的透视法。拍摄角度也变得丰富起来，总体上以正面直视、横向构图居多，拍摄距离多变。久保田说：“我感兴趣的是人群。”详细翻看数百张照片后，我的感觉中浮现的一连串的词汇：严肃、活泼、肃穆、希望、生命力、清澈……底色都是明亮的。在刚刚完成中国拍摄项目时（1985），久保田写到：
在这个国家，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之流，让我想起一条大河的能量。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这也将跟我们自己的国家息息相关。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并且理解中国。
最重要的是，我建议尽可能多的人去中国旅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国家。如果我的照片集能够作为一种动机，我就很满足了。
可以说，久保田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向世界展现中国面貌的摄影师。中国系列摄影作品最早在东京展出（1981），之后在华盛顿、北京、上海、哈尔滨、伦敦、巴黎、维也纳、里斯本、莱顿、罗马、温哥华等地巡展，一直持续到1991年。展览名称为《中国》，日文版摄影集名称为《中国万华》，其他6个外语版本名为《中国》，由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作序。中文版译名为《早春的中国》，饱含寓意。久保田说：“没有这本《中国》摄影集，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四十年后的今天，翻看久保田先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纪行，感慨万千。
在完成中国项目后，他并未止步。1980年代起，他十数次进入朝鲜，用镜头记录那个外人难以踏足的国家，并于1987年在韩国举办展览，题名《朝鲜山脉》，一个摄影师同时拍摄半岛的南北两侧，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位置。此外，1992年，美国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他受邀拍摄并完成摄影集《美国肖像》，五十个州的影像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走读”。
1990年他在东京成立马格南工作室，1993年至1999年，他接受马格南委托的拍摄项目“我们能自食其力吗？”，足迹遍及缅甸以东的国家。2000年之后，他终于把镜头转回日本，完成《日本》系列。
摄影，实际上也是与他者的沟通。因为拍摄项目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久保田博二在回忆中不止一次提到，或许商人家庭的背景赋予了他某种能力，他在每个阶段都能比较顺利地争取到各种条件的支持。这种能力对于拍摄也至关重要。久保田博二的摄影，不是那种急于宣示态度的“介入”，也不是疏离旁观的“记录”。他更像一个“在地者”，长久地行走于亚洲的山脉与街巷之间，以谦和的目光凝视，以持续的耐心等待。
二、科学与帝国主义
在1月9日的《2025年东亚阅读书目》中，董炳月老师在最后介绍了山本义隆的《我的1960年代》。这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读过他的另一本书《近代日本150年：科学技术总体战体制的破产》（中译本名为《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
山本义隆，196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学系，之后积极参加同时期的日本学生运动，尤其是全共斗，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山本在安田讲堂事件之后被捕入狱，最终于1972年保释出狱。董老师翻译的《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中就有他的故事。不过，我要介绍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日本科学史家、自然哲学家、教育家，骏台预备学校物理科讲师。曾任东京大学斗争全学共斗会议代表。妻子为装帧家山本美智代。大阪府出身。先后毕业于大阪市立船场中学、大阪府立大手前高中。1964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肄业。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运动高涨时期，他担任东大全共斗议长。1969 年安田讲堂事件爆发前遭警方通缉而转入地下潜伏，同年 9 月在日比谷举行的全国全共斗联合成立大会会场被警方逮捕。他与日大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一同，成为全共斗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c0MjkzNQ==&mid=2247535755&idx=1&sn=be16106943fd2e50461940e73fb94154&scene=21#wechat_redirect)
山本义隆自70年代开始潜心于物理学、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并且著述颇丰。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其中最值得阅读的就是这本《近代日本150年：科学技术总体战体制的破产》。一般的科技史著作，注重的是对科学观念的发展演化、技术的更新迭代，大多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自足的对象展开论述。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以来的叙事中，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常被描绘为一场以“技术立国”为纲领的胜利。山本义隆不同，他将日本的科学技术放在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加以审视，将日本近现代史重新解读为一场由国家主导、以能源革命为核心的宏大实验，并冷静地宣告了这场实验的破局，打破了上述单向度的进步叙事。简言之，他更注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政治背景与制度因素。
山本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人的科技发展是在“黑船”的刺激下，从追求能源（能量）革命开始的（这一点与吴军在《全球科技通史》中的观点类似，吴军用“能量”和“信息”两条线索梳理科技史）。面对西洋科技的冲击，日本人产生了自卑感并且迅速调整姿态，一方面重新发明一套文明史的叙事安置自己，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在知识上、科技上拼命追赶。官方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自不必说，知识界最大的代表就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和《训蒙穷理图解》（物理学入门书，“穷理”即“物理”）。但是，山本批评道，日本一方面“对西欧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思想方面）和人权思想（社会思想方面）都未能做出充分理解和尊重，却完成了天皇制国家的构建”；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对科学技术的贪婪追求和无限幻想之中，在政府的主导和军需的拉动下完成了工业化，勉强挤进了列强俱乐部。为之后的暴走路线埋下了伏笔。一战后，日本从之前以缫丝业、纺织业等轻工业迅速转型为机械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造船业等重工业，同时，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地理学也快速发展。及至二战，日本官方已经完全建立起总体战体制，科学家也全部被动员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1941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科学技术新体制确立纲要》，呼吁以所谓科学精神夯实“总体战体制的根基”。我们从加藤周一的《羊之歌》中，也可以窥见当时东京的压抑气氛。加藤战时在东京担任医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c0MjkzNQ==&mid=2247540769&idx=1&sn=c910767ddd35db7597c55ed0ddf284c2&scene=21#wechat_redirect)
然而讽刺的是，在朝鲜战争以及冷战的背景下，同许多战犯一样，战时为帝国政府服务、为侵略战争卖力的很多科学家，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复兴的旗手。山本明确指出，也要检讨和追究科学家的战争责任。这本书揭示了看似断裂的明治、战时与战后三个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山本指出，战前培养的具有“精英意识”和“官僚性格”的技术官僚，在战后依然是国家重建的核心力量，使得“总体战体制”以经济竞争的形式得以延续。代价便是对民生、自然环境以及邻国的一次次破坏。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也是在这一延长线上的必然错误。
与山本义隆形成对照的，是中冈哲郎的《日本近代技术之路》。中冈的论述，旨在挑战近代以来的“西洋化论”，他抛出的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技术现代化，究竟是传统的断裂，还是传统的重生？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传统与近代的互动”所示，中冈认为“混血型工业化”才是近代日本科技的特征，日本的近代化不是简单 “西化” 或抛弃传统，而是本土传统与西方技术双向互动、互补共生的独特模式。其中的主角就是幕末明治时期的下级武士以及之后几代的技术官僚。
在前面三章奠定好论述框架之后，中冈用四章分别详细论述了日本的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每一章都引用大量文献和数据，对各种技术精心梳理。应该会比较吸引技术控读者。这本书单纯作为一项技术史的探讨是有价值的。但是问题在于，作者为了挑战“西洋化论”，以技术史为抓手，转而建构了一套日本工业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叙事。尽管作者提到了军国主义导致了工业发展失衡，但是我们从本书文字中也能读出，作者很多时候会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自豪，却对日本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得以起步并快速发展的原始积累（对外战争与殖民掠夺）和历史前提视而不见，仅仅在书的末尾一笔带过。
sumire编辑
都市累人、都市累累子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