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文學類別，華裔美國小說在北美的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從早年華工記載移民血淚留下的「金山歌謠」與「埃倫詩集」，再而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以性別政治和母女情結獲得矚目的趙健秀、湯亭亭和譚恩美等作家，二十一世紀起，華裔美國文學的樣貌已大不相同。雖然種族歧視、性別問題與移民困境仍然是重要的關懷，但是新世紀的作品明顯更直面現實。不論是想像疫情的影響，回顧中美關係的歷史發展，思考全球化後的中國，還是繞道推想歷史去批判帝國主義，當前的華裔美國文學普遍呈現出一種介入現實的勇氣，既不畏於種族與帝國的壓迫，也不讓虛矯的想像與宏大的話術遮蔽現實生活中更為迫切的議題。
2019年出版的《分離》（*Severance*）是華裔作家Ling Ma一鳴驚人的初試啼聲。小說在現在與過去的敘述中切換，一方面呈現來自溫州的後文革移民世代，Kandice Chen，如何在全球化出版的商業體系中，憑藉自己的雙語能力找到一個得以安身的低階職位，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參與到商業經營的跨國剝削；另一方面則描述了一個疫情影響全球的反烏托邦現實，不僅全球商業遭疫情阻斷，紐約亦成廢墟。認真負責不肯離開工作崗位的Kandice，最終也得踏上逃離之路，而進入了一個反烏托集體。雖然書名severance（意指遣散或分離）提喻了一個「職場小說」的格局，但細究其內容《分離》指向的其實是各種各樣更大而具體的分離：勞動者與商業利潤的分離，個人身與心的分離，理想與現實的分離等。分離固然是華裔美國小說裡常見的母題，但是在Ling Ma的處理下，它有著更為恢宏的視野，指向了現實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對生命的框限與拑制。這點尤其反映在她對逃離疫情的反烏托邦群體的描寫上。
在離開紐約後，Kandice意外搭上了一群年輕人。他們在逃離疫情的過程中走向了彼此，形成了一個小小的互助社群。這個社群的領導表示，知道有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可以帶大家前往，但除了領導外，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裏，又為了什麼要去。大家只是一門心思地以為找到了可以彼此幫助和依賴的社群，並且全心地信任領導的人。然而，在這個過程中，Kandice逐漸發現，這個社群很快地變得階層化了，途中發生的死亡意外，更加深了彼此的猜忌。懷著身孕的Kandice這時明顯地感到了領導的獨斷與暴虐。原來他們要去的地方並不是什麼被允諾的寶地，而是一座廢棄的大型商場，是領導小時候常去的地方。個人的懷舊與選擇，成為所有人的災難。逃離疫情的想像，墮落為另一種形式的威權控制與壓迫。儘管疫情的威脅仍然惘惘，但人的壓迫與暴虐才是更為恐怖的威脅。離群索居固然可畏，但在疫情與暴力下或許更是解放的道路。
解放的實質意義是自由，是對實踐自我可能的最終探尋。Lucy Tan出版於2018年的小說《我們被承諾的》（*What We Were Promised*），透過描寫一個回到上海生活的華裔家庭，來探討全球化時代的自由想像。這個小說顛倒了華裔美國文學的移民敘事，讓曾經追逐美國夢的鄭氏一家回到了上海開啟新的生活。不同於移民的艱辛，鄭家主人鄭偉是以外商的身份外派回到上海的。他們不僅居住有豪宅、出入有豪車，家裡也聘請女傭協助，而故事就是從女傭無意拿走了女主人的手鐶開始。藉由這樣的設置，華裔美國文學得以展開一個中國——至少是上海的視野——思考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如何為某些人帶來了財富與自由，又如何為其他人製造了一個階層森嚴的生活景像，其中欲望與冒險，遺棄與秘密並存，那曾經被承諾的未必能夠實現，眼下實現的又未必是自己真正的追求。解放的意義，因此或許不在於個別自我的追尋，而在於全球資本與家國城鄉連動之間的捨棄與遺忘。
如果說《我們被承諾的》呈現的是全球化對中國人民，從食衣住行到家國情懷，具體而微的諸般影響，那麼任璧蓮（Gish Jen）的新作《謝謝你，尼克森先生》（*Thank You, Mr. Nixon*）就將讀者帶回來七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歷史場景，提醒我們中國崛起與中美關係和華裔美國之間的密切聯繫。相較於Ling Ma和Lucy Tan，任璧蓮是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以成名的作家。她的兩本小說《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 1991）和《在夢土中的夢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出版時即獲得了相當的好評。前者講的是移民一代如何從留學生向移民轉變的故事，後者討論的則是移民二代在多元文化美國中成長的掙扎與矛盾。相較於更早成名的華裔作家，如湯亭亭與譚恩美，任璧蓮的作品雖然也經營類似的移民主題，但寫作手法更為輕快和幽默，更傾向於關注移民家庭如何適應文化差異，而不是強調移民與思鄉的悲苦。尤其任璧蓮的作品時常將華裔移民與愛爾蘭移民對比，一方面突出美國的多元文化色彩，另一方面也更強調美國社會的移民性格。不過，她在二十一世紀出版的三本小說《愛妻》（*The Love Wife*, 2004），《世界與城鎮》（*World and Town*, 2010）以及《反抗者》（*The Resisters*, 2020）更深入思考中國崛起的影響，考察八十年代以後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新移民」與舊移民的差別，乃至以科幻小說的形式思索中美關係的發展和變化。
《謝謝你，尼克森先生》可以說是對任璧蓮對中美關係思考的延續。在這本小說集裡，她將視野放回了1972年尼克森首次的訪華之旅。但故事的主角不是尼克森，而是尼克森夫人身上穿的那件大紅袍，以及那件大紅袍在當年中國人心裡所掀起的波瀾。透過一個虛構的小女孩的視角，任璧蓮試圖指出的不僅是尼克森訪華在歷史與政治上的意義，更是文化與意識上的意義。尼克森夫人的紅袍反映的不只是美國總統夫人的風采和品味，更是對「紅色」意義的翻轉以及對中國製衣工業的啟發。原來政治意義上的紅色（如「紅太陽」），由此轉換為一種對西方的嚮往以及中國接軌全球化的可能，因為在那之後，中國人的衣著顏色與形式得到了解放，而中國製衣工業，在華裔資本家的協助下，開啟了全球化的新頁，一度成為全球最大的成衣製造商。這後來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發展，在任璧蓮的筆下，被歸功於尼克森夫人的啟發。誠然，任璧蓮對尼克森夫人大紅袍的象徵性處理，未必符合史實，但卻有效地突出了中美關係與全球經濟變化的連動，以及華裔美國人對改革開放的參與。比方說，〈鄧肯在中國〉一章講述的是八十年代回到中國教書的華裔許鄧肯，如何經驗改開初期的中國，以及如何面對學生親友想要透過他移民美國的故事；〈這就是長城〉則描述華裔老太太如何在改開之初加入旅行團回到老家探親，感歎回家之難的故事。其他的故事則涉及了香港移民在中美兩地的發展，乃至於新移民藝術家在美國不受待見的不幸遭遇，企圖描述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全景以及中美關係和香港的變化。透過任璧蓮的生花妙筆，我們不只看到一個個游走於中美兩岸活靈活現的華裔主體，也看到了中美關係變化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影響與刻痕。在這個意義上，具有另類「解放」意義的改革開放或許也值得我們從華裔美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和探索，因為他們不是中國人想像中的「他者」，而往往是定義了我們自身，在生命網絡當中不可或缺的親友與家人。中美關係變化對他們和我們的影響往往是彼此連動的一體兩面。
在這個意義，新銳華裔幻奇作家匡靈秀（R. F. Kuang）的《巴別塔學院》（Babel, 2022）談的雖然不是中美關係，卻很值得我們放在這個華裔美國文學的脈絡中來閱讀，因為它探索的主題正是西方帝國培養的文化人才如何理解與思考解放與自由的問題。以1830年代的英國為背景，作者設想牛津大學設立了一個皇家翻譯研究所（即「巴別塔學院」），專門訓練從世界各地吸收而來的語言幹才，使之成為能使英文和世界不同語言溝通的翻譯。不過，翻譯不只是為了語言的交流，更是為了驅動帝國運行所仰賴的銀條。換言之，翻譯成為帝國向世界汲取各項資源的暗喻，而成為翻譯的殖民地之子則承擔著覺醒與解放世界的能力和義務，因為只有他們才知曉帝國運行的秘密，只有他們才有能力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這個對模仿者的批評或反省或許已是後殖民批評的老生常談，但小說最終所設定的革命場景卻賦予了這群在巴別塔學院學習的模倣者一道解放的任務，提醒讀者穿梭在西方與東方之間的華裔、亞裔後殖民主體不只是移民，他們身上或許有著更為神聖的使命。如果在帝國的時代，個人解放和自由難免仍與帝國同構，那個真正的解放與自由就有必須與帝國決一生死，抽走帝國的銀條，改變其動力的方向，從內部瓦解帝國的宰制。這樣的想像或許浪漫得有些一廂情願，但放在中美對抗的格局當中，首當其衝的華裔移民，或許也不得不面對個人與家國之間何去何從的大哉問，重新思考自身移動的歷史、意義與作用。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華裔美國文學不僅僅是一種移民文學的類別，而可以被視為對中美關係，乃至如何轉化帝國時局的批判思考。它所敘說的不只是中國人如何變成華人的故事，更是透過華人移動這個視角所折射出的全球變局。不論是對疫情與烏托邦的反思，對全球化中的自我的探詢，對改革開放的解放動能的回溯，乃至是對模仿者的本體性探問，華裔美國文學都已跨過的族裔性的邊界向全球性的政治與人文問題提出敏銳的觀察和分析。進入2025年，華裔美國文學的成就令人期待。
作者简介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陽明交通大學合聘教授。著有《落地轉譯：台灣外文研究百年軌跡》。研究興趣為亞裔美國文學，亞際文化研究，情感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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