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见俊辅所作《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刊载于1957年，讲述了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如何迫害如诺曼那样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处理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日本教授都留重人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事件；对日本媒体报道此事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对当事人都留重人也进行了不失分寸的批评，最后落实到阐明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陷阱等问题以及转向问题。
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创造了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它指出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不可能找到直接对应的现实政治形态，所以自由主义者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结盟，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自由主义受到的压力不同；它用活的历史事件向大家展示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美国既是法西斯主义同时是民主主义的奇妙特征。
前略。2月1日先生赐复后，我上个月以来在阅读诺曼的著作，听到4月4日临近深夜的最晚民间广播的新闻后，因诺曼之死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种吃惊的感受不仅仅是我正在阅读的书籍的作者去世，而是超出它的更加激烈的情绪。但是，我那天夜里，控制自己对诺曼之死随意漫想。我等待更详细的消息和新闻报道。作为诺曼之死序章的，是4日早晨的《朝日》报纸上的《天声人语》（东京或许是3日吧），但实际报道是6日之后（这也可能晚了一天）。广播播报方面，此事已经失去新闻价值了吧，5日夜里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听见了。我巨细无遗地阅读《朝日》、《每日》，以及地方报纸《北国每日》这三份报纸，脑海中的问题意识杂乱，将之整理后如下：
1．都留氏态度的不道德性。
- 美国令人作呕的优越意识。
- 由作者的自杀而被提出的、著作带来的影响的变化。
- 他发掘“日本的现代精神”这一工作，在什么程度上——这是极其不逊的说法——基于他的必然性？
- 他自杀的直接原因归根结底是神经衰弱，思想混乱则是次要的吗？这件事不具备作为问题的价值吗？
其中，我特别试着思考问题4。我还在阅读《被忘却的思想家》，没有读到《日本——》（注：《日本现代国家的成立》）， 对他基于进步性思想的言行也只知道报纸上的报道，因此做推论是不知分寸，不过我完全感觉不到他对“自杀”这件事的抵抗。
也就是说，他对“现代精神”的追求，就没有足以克服自杀这个逃避方法的必然性吧？当然，我不是批评诺曼之类的。因为“转向”是日本知识分子的特色、缺点，将“转向”花言巧语地说成“圆滑”等概念的愚昧态度，也与诺曼相去甚远。特别是将他的观点限定在“发掘日本的现代精神”这一方向而思考必然性，（略）因为压迫——那虽是相当间接的——就必定将想法集中到选择自杀方法的心理上。
（4月8日）
我在思考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美国参议院治安小委员会，由参议员派翠克·安东尼·麦卡伦（Patrick Anthony McCarran）在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时创立的小委员会，现在已无。本文使用多个名称，但都是指这个组织。）、都留证言、诺曼的自杀，不过将这位读者的来信照抄下来后，觉得问题在此以清楚的形式出现。
与这封信的作者大森氏的态度一样，我无法批评都留氏。关于此事稍后再谈。然而，这封信明确将都留氏的问题、诺曼氏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理解，从与两者的连带意识之中出发。而且，它将这些事件作为我们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问题来追究。这些态度使这封信具有了超出八卦精神的高度。在报纸及周刊杂志上发表意见的职业文化人，几乎全都在八卦精神的层面上处理这些事件，最终是对诺曼氏个人、都留氏个人说三道四，与之相比，这封信以更正式的方式，通过这些事件追问我们的未来。
我想沿着这封信的方向，写出自己的思考。我想通过这些事件，思考借这封信作者的语言是“现代精神”，更稍微限定地说是“自由主义”及“非共产党·左派”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
二、新闻界的歪曲
大森氏的信件整理了问题意识，排序之后第一点是批评都留氏、第二点是批评美国，而这是受到新闻报道的深刻影响。在处理大森氏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思考这一点。
3月26日、27日两日，被传唤至美国参议院国内治安委员会的都留重人教授的证言。4月4日诺曼大使在开罗的自杀。
这几件事首先通过报纸传递给我们。阅读报纸，当场决定评判是我们的习惯，因此报纸最初的基调决定性地留了下来。报纸在交出报道后，例行是立刻询问文化人对此的意见，文化人及匿名批评家关于此事的评价，则使之后数日间的报纸、周刊杂志热闹起来。现在我无法将那些全部抄录于此，不过许多报纸称，都留氏主动向美国参议院告知自己交友圈内的共产主义者、都留氏的证言导致诺曼自杀。诸多匿名批评家及文化人因为这一基调，而决定了对此事件的意见并发表。
在这些报纸中，我们将重点放在特别具有确定解释方向的新闻小标题上，从一份中选一些例子来看。
美国参议院的都留证言 交友关系顺利展示 针对在美期间的活动 战前的积极作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学习斯大林——36年的都留备忘录 年轻时代的轻率——在委员会上努力解释 拒绝作证朋友关系——亚瑟·米勒的情况 诺曼氏是主要目标——落入陷阱中的都留氏（4月3日早报）
“都留证言”的中心人物 诺曼大使自杀 在开罗跃下房顶 泄露证言是原因 “麻烦的事” 抗议批评大窪氏的信件（4月5日早报）
都留证言 美国参议院“国内治安小委员会”报告 不是“党员” 反帝同盟是阻止侵略运动 年轻的冒险心理带来的错误 我不是反美主义者 尽可能地协助委员会 能够有效地挑起对共产主义的战斗 类似共产主义者的言行是…… 与诺曼氏的交往 不认识瓦塔鲁·拉吉（4月9日晨报）
《每日》的小标题最为一贯地、在同一个方向上描绘出解释。其他报纸虽然没有像这样只在一个方向上涂抹，但除了《朝日》以外，《读卖》《东京》对都留氏的批判程度都超过对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
对于刊登于报纸上的文化人的意见，因为版面关系我无法列举很多，下面举一个可视作典型的例子。
“回顾廿年之前，对于学生时代的这种兴趣（共产主义上的意义），我羞愧地觉得，自己只能用轻率的错误这一话语来解释。”对于以此结束的文章，作为日本人的鄙人，面对外国人实在觉得羞愧。特别是，他的这种东跑西窜的态度及话语是导致加拿大大使诺曼自杀的原因之一，这一事实是近乎无可挽救的羞愧之事。应该畏惧的、鄙视的，是裹着进步性镀金层的东跑西窜主义者。（原三平《东京新闻》4月9日放射线）
除此之外，实际上还出现了很多意见，不过很多是“虽然都留氏在公证会的公开部分没有指明共产主义者，但在非公开部分招供”这种没有根据的推测，以及关于都留氏个人的闲话。
整体来看，报纸的匿名批评栏及《每日新闻》能够与美国参议院国内治安委员会想让大家这样想的方向完全贴合，并予以报道。
通过如此报道路径而知道事件的我们，认为报道的小标题起法本末倒置了。要求本国邀请的外国人学者提供证言并诘问这件事，违反了个人的思想自由。施加这种压迫的美国参议院治安委员会，才必须作为加害者受到最先的、彻底的批判。日本一部分报纸及报纸直属的匿名批评家们，在这一点上不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弄错了重要性的顺序，让人遗憾。因此，即便是前文引用的大森氏的信件，也留下了颠倒对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批判，与对都留氏个人的批判顺序的刻印。
都留重人著，岩波书店，2001 都留重人1930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1933年考入哈佛大学，1947年执笔第1届经济白皮书。作者对现代社会不断提出尖锐的问题，现在首次记录了自己波澜起伏的历程。书中描写了熊彼特教授的回忆、萨默尔森、加尔布雷斯等人的年轻岁月、与诺曼的相遇等。
我们在将话题转移到作为受害者的都留氏的个人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加害者美国参议院治安委员会及其活动状况进行思考。
三、讯问的技巧
如果只聚焦并概述匿名批评家及一部分报纸的论调，则他们的解释是：（1）都留氏主动招供，背叛了以前的同仁。（2）他指明诺曼为共产主义者。（3）因为这一证言，共产主义者诺曼无路可走而自杀了。
根据听证会的纪录，这一解释得不到证明。因此，在非日刊报纸而是周刊杂志的时候，同一报社的发布内容，也在“都留证言不是诺曼自杀的主要原因”（《Sundy每日》4月21日号）这一主题下，用正文字号而不用小标题字样，将其若无其事地替换了。新闻记者是容易忘事的人，所以可能忘了前面给出什么样的解释吧，但因为阅读他所写的报道而被定下方向的读者的感情，意外地固定下来并长期留存。新闻记者及匿名批评家，要求进步性文化人对读者负责，而且我们也确实必须对读者负起责任，但是我想他们对于战中、战后以及现在的执笔行为，也更要充分地承担责任。自己藏在无署名的背后，只追究署名者的责任是站不住脚的。
公证会的纪录，由下面几部分构成。
（1）国内治安委员会没有告知就什么提问（虽然一直都是如此）就传讯都留氏。因此，都留氏在回复同意传讯后，在委员会那里首次发现了二十年前自己写的那些信件。
（2）信件之中已经包含了很多友人的姓名，判定这些信件是都留氏所写，自然就可论证出都留氏认识这些友人。
（3）友人的名字从这些已经被扣押的、自己署名的信件中被大声读出。“你认识帕里吗？”“认识。”都留氏的发言就是这种程度，不过委员会中的另一位成员、法律顾问莫里斯发言。
委员长，因为要留在纪录中，我想验证一下帕里是谁。帕里即威廉·图希尔·帕里，他过去是共产党员、大学教授，根据理查德·G.戴维斯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的关于波士顿地区数个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内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接受验证。作为哈佛大学的共产党员，他（戴维斯）验证的人之一，就是威廉·帕里。（此处补充一些与文意无关的点，帕里是广为人知的卓越的符号逻辑学者）
另外，关于阿尔帕，法律顾问莫里斯这样问道：“你最后一次见阿尔帕是什么时候？”
都留氏回答：“1949年，或者50年那时候。”法律顾问莫里斯在此使用与之前一样的手法说。
“你知道他在1951年4月29日于陆军部治安局的公证会上被判定伪证罪吗？”
都留:不知道。
莫里斯:你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员？
都留:我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员。
从逻辑上，都留氏自己的证言应该不会将此处引用的友人陷于窘境。都留氏交出的命题，是“认识××”这个单纯事实命题，它没有描述对××来说致命性的某些特征。但是，这一单纯事实命题离开作为一个孤立命题而具有意义后，被放入委员会讨论的文脉中时，都留氏提供的一个单纯事实命题也就被附上其他的意义。于是，“传讯独留重人的委员会的纪录”证实××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也在逻辑上成立。这种结构可以像下面这样置换思考。假定我提出了“苏格拉底是人”这一命题。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立刻插入“那个人被验证为美国共产党员”（在此场合的“验证”是identify，和逻辑学上的“验证”test不一样），作为委员会的审议结论，就证实了“苏格拉底是美国共产党员”这一点。为了我对于“苏格拉底”的单纯事实命题不被这样利用，就只剩下不出席这类委员会、出席也不讲话、自杀的选项了。我们的语言被从我们自身夺走，给我们带来预想之外的含义。
“传讯都留氏时的委员会证言”在某处被丢掉中间项，成为“都留证言”，那么在极其自然的心理上，它就偏离成为“都留氏指明××是共产主义者”的命题。
前节引用的《每日新闻》及其他报道，是计算并采用这种心理性效果的文章。
（4）都留证言（都留氏自身的发言）几乎仅以上述模式结束，不过背离上述模式的情况出现了三处左右。被问到“你觉得尼比尔可能是共产党员吗”时，他回答说“我想可能是”。说出哈拉普、罗伯茨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会成员时，是都留氏这边主动提出的。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是否与其他五十个左右的名字一样，已经包括在信件之中，或者也和合法杂志《科学与社会》、合法团体“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人员名单一样，已经包括在转交至委员会之手的印刷物之中。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从出现在一百二十多页的公证会纪录最后部分来看，这可以视作因注意力稍微松缓而不留神的回答，是失言。除了这三个左右的情况，对于出现在公证会上实在繁多的所有人名，都留氏都以一贯的态度，避免给出其是共产党员这一决定性评价，止于“认识”“在某年见过”“官职是什么”这种单纯事实命题。
（5）从诺曼的名字出现后，参议院一方清楚确立计划，使用手中所有手段，欲证明诺曼是共产主义者。比如，通过断定因伪证罪而被监禁的阿尔杰·希斯监修的政府报告在都留氏的物品之中，而诺曼为了取该物品前往都留氏原本的公寓，努力将诺曼氏的名字与希斯的名字连在一起。另外，他们为证明自己的推测而强行施压，即诺曼氏要取回都留氏物品中的这些信件，两次前去都留氏过去的公寓，是因为诺曼氏担心自己与共产党有关联之事被知道。不过，不管被多少次被施压，都留氏都注意决不将诺曼作为共产主义者来“验证”。他不是在公开之席而是在秘密会上作证诺曼是共产党员的说法，在某些报纸报道中出现，但这也没有根据。
这样思考的话，都留证言和诺曼自杀之间，虽然时间上接近，但一方不是另一方的原因。诺曼氏、都留氏都是美国参议院小委员的捏造事件的牺牲者。
二十年前的信件交到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之手。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递交的，但如果是那些信件保留下来的1942年的话，就是距今十五年前。在十五年之间，它拥有那些信件，只是一直等待着。不过，如果信任法律顾问莫里斯所言，关于这些信件的利用方法似乎是最近决定的。如果是日本的特高，获得绝好的资料后，警察那边会立刻出动吧，但是美国并没有做这种事情，至少一直等到都留氏进入美国之前。自那时起，他们多么绵密地调查都留氏的著作啊，花了长达十五年，做了如此细致的准备并等待着。这里有美国既是法西斯主义同时是民主主义的奇妙特征。因为这样，它能将受害者扮作加害者，使日本的报纸中出现本末倒置的报道。
无意间走入布设地雷的地区。踏入美国国门的都留氏就处于这种状态。进入地雷阵之中的人有他的责任。但是，较之布设地雷阵的一方，我们不应该同等地追究其责任。
《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的“放射线”栏目及《周间读卖》特集犯错，是失去对这些事情的均衡感觉。
我们对于这次的诺曼自杀、都留证言，首先且最关键的是认为那是美国权力者的表演所导致的事件，追究其责任。不过，对于都留氏个人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也留有问题。
四、都留氏的责任
虽然从读者提出的问题出发，不过在直接回答那些之前，我做了事件传达到我们的报道过程分析、构成导致这一事件真正原因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状况分析。不过，在这一状况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被留了下来。
从公证会的纪录来看，可以推定出都留氏以某种打算应对委员会，但产生了该打算之外的结果。
这种打算是，他觉得自己被美国方面的机构（日美智慧交流委员会美国委员会——位于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叫过去，在美国的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因此不想给邀请自己的主人一方的人带来麻烦。如果拒绝作证，自己被驱逐出境或者被监禁，就留下共产主义者这一虚伪的印象，给今后的智慧交流委员会及哈佛大学当局带去棘手状态。考虑这些后，他觉得更好的方式是选择作证之路吧。
都留氏这一响应传讯的打算，以数个此后被推翻了的预想为前提。预想之一是，主人一方的美国议会应该会将被邀请的自己作为客人来对待，而且应该以礼仪性的问题就结束了。预想之二是，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如果这一个人原则被了解，他就应该可以作为在现在美国合法活动范围之内应被允许的那类人物，今后不受干涉地生活。两方面结合，都留氏判断靠着自己一人之力能够闯过这一状况，进而同意传讯。
但是，在委员会那里，当过去的信件被提交上来时，上述两个前提都岌岌可危了。然而他仍然不让这一前提崩塌，选择那样坚持到底。如果在此考虑到上述前提不成立，也可以途中行使沉默权，选择被驱逐出境或者被监禁的可能性。但是，在委员会席上的都留氏的判断，是按照最初的打算及预想前进。不过，虽说如此，那里也有必要进行若干修正。
都留氏新采取的意图，是承认信件中有的事情，但不做出在此之上对方要求的、关于自身以外个人的那种“验证”（也就是断定××是共产主义者）以突围。这一意图在下面的应答中清晰展现出来。都留氏的方法因匿名批评家而明显被歪曲传播，因此这里我稍微多引一些。
詹纳： 想请你举出你说“我们”的共产主义者中的某些姓名。他们都是谁？
都留：不，我说“我们”的时候，不是说共产主义者。
詹纳：那么是左翼的同仁吗？
都留：是我认识的人
詹纳：你说他们是左翼或者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谁，请说出名字。
都留：我今天早上才获允看到这封信，所以只能是尽可能地……
詹纳：你亲笔写的信件，也应该调查过了。现在你要说明你写的“我们”是什么。我们 想知道的是，“我们”是指谁。
都留：我试着尽可能地回想，参议员。
詹纳：请便。
都留：我可能在某一封信中列举了几个名字。
詹纳：现在，请仅就这份信来回答。
你要说明这封信中所说的“我们”是谁。所以就这封信来说吧。
都留：你说让我举出名字，不过我想，在尽可能地好好回忆时，如果能让我大概看一下这些信件，让我关于名字的记忆苏醒，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莫里斯：你是说你没法对参议员回想起刚才作为共产主义者而提及的人是谁了吗？
都留：抱歉。在哈佛……从哈佛开始可以吗？
詹纳：我们想在威斯康星或者芝加哥的人。
都留：我和威斯康星及芝加哥的人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名字很早就忘掉了。因此，如果我全部看一遍这些信件，能够让我的记忆复苏的话，说不定会想起来。所以要那样吗？
詹纳：给你这个机会。那么请继续读信件。
被说成都留氏招供的五十多个人名，是在这种方式下出来的。而且即便是信件之中没有出现的人，像敏斯、麦吉尔、布拉梅尔德等名字，大部分是印在《科学与社会》这份合法杂志封面背页上的名字，因此委员会不会没记录。但是，靠着这种方法是否完全坚持下来有不明之处，在三个地方左右，出现了哈拉普、罗伯茨、尼比尔。这些可能是都留氏在那里看到已经在信中，判断那里已经有了。若考虑到这些名字出现在长达一百二十多页的笔录最后部分，也可能是疲劳所致。通读公证会的纪录，都留氏偏离原则只在最后这片刻时间。
日本报纸甚至一开始就打出小标题，断定地处理的都留证言指明诺曼是共产主义者，因此诺曼自杀这件事无法成立。诺曼被最有意地保护。
首先告知我都留证言的日本报纸，将此作为背叛或者屈服来报道。我阅读这些，对报纸感到愤怒，觉得那是报道引起的歪曲吧。不过，读完公证会的纪录，会觉得歪曲的部分很大，但并不全部是，其中也有当事人都留氏的错误。不过我想明确，那些是属于与背叛、屈服等明确不一样的范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想是因为在1957年3月26日、27日，对于都留氏来说，三个时间以未预期的方式突然出现。委员会一方已经花费十多年准备，因此制定了清楚的导演计划，对于时间的处理方式也加以考量。被传唤的都留氏没有准备地在那个场地，必须一直考虑三个时间并回答问题，随着委员会的各个问题而被迫进行非常复杂的考虑。这些导致了混乱和错误。
1936年 他和帕里等人的往复书简。
1942年 他留下这些往复书简离开美国。美国的秘密警察获得这些。
1957年 关于最初的往复书简受到参议院委员会的讯问。
在这三个不同的时间里，有各自特殊的状况。如果已经站在1936年看透现在的到达状况，或者在1942年看透，那么这样的反省就成为3月27日委员会开场的声明（对年轻时代的轻率感到羞愧）而被表达出来。
觉得羞愧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为什么没能达到现在这种自由主义式社会主义的立场。其二是，自由主义空气在美国变得稀薄，作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能够预测遭警察政治欺压之事，但自己没有预测到，因而感到后悔。
这里有在美国30年代成长的人的特有盲点。30年代是罗斯福的新经济时代。在美国的整个20世纪中也是最激进的时代。1930年代的美国——对于从黑暗时代的日本逃往此处的人来说，“思想警察”等词汇即便和日本有联系，也很难与美国关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自然可以预测到美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但他无法预测它会渐渐创建思想警察，将自己现在写的信件夺走，在二十一年后于参议院委员会上朗读吧。即便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能期待像这样，连遥远未来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预测到。
1942年，在乘坐交换船离开美国的时候，独留将激进主义者时代的信件全部告知公寓管理人并留下来，源自美国30年代者共通的开放性。1930年代的激进主义、1942年的不注意、1957年进入美国，这三个错误是基于都留氏的意志而做的事情，因此我想作为个人他是有责任的。但是，看到批评家给予只有那些觉得换作自己就不会犯这些错误的人才能给的批判，我觉得这些人可以说是不知耻辱。我自己只能作为会犯与都留氏同样错误的人，对之提出批判。只是这样的错误纪录通过都留氏的承担，成为大家的事情，因此通过从这一纪录中学习，今后像我们这样无力的人也许能够不犯这种错误就解决问题了。通过此次的纪录，我们要根据各自的责任，尝试进入我们共通弱点的底层。
五、自由主义者与其他立场的合作问题
此次事件，是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英法侵略中东、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等，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派别来说难题繁多。对于不被地球上某一国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虽然没有作为某一国家代言人时所必须直面的理论性困难，但反过来，它要面对其他种类的困难。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以努力将某种体制自由主义化作为自己的课题，因此必然要留意与某些其他团体的合作。通向希望方向的合作的形态破裂，对自由主义来说是等同于斯大林的死之于斯大林主义者那样的决定性打击。
然而，自由主义者思考的那种合作方式，是与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中那种强力组织的方式不一样的东西，难以确定形式。而且，大家各自思考出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谓自由主义者，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合作，也可以与共产主义合作。如果将自由主义者理解为积极守护并扩大自由的流派，那么我想既可以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支持者，也可以有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它是与非自由主义的某种资本主义支持者、某种共产主义者、某种封建主义清晰对立的概念。
本篇小论开头所引的《东京新闻》四月九日“放射线”栏目的进步文化人批评，赋予进步性自由主义者以“东跑西窜主义者”的特征，如下文这样描述他们的圆滑：
学生时代入党，并迅速转向的人远远更正直，因而好处理，但他并非如此。这不只是都留一个人的心境。这是以‘进步性’为招牌的团体的共通态度。他们不入党，但带来党员或者超出党员的影响，取得实际成绩，博得学生欢迎，并能够获得文章、演讲的收入。如果入党，他们会被党束缚、被学校方面及社会警戒，就不合算了。在此是他们善做生意的老奸巨猾性。（原三平《东京新闻》四月九日“放射线”）
此处被视作问题的进步性文化人的圆滑，仅仅被理解为处事方式，但不仅如此，它也与思想性立场有关。不与共产党员的轨迹完全一致但与之合作，作为沿着这一路线前行的进步性文化人，即便不是专心赚钱，在思想流派的本质上也一直具有同样的暧昧。不过，因为这种暧昧如影随形，对他们来说，创造必要的合作条件一事也就变得困难。
都留证言、艾马逊证言、诺曼自杀这一连串事实的纪录，清晰显示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的合作的困难。自身是暧昧（誓言忠诚于多义性、多元化价值体系）的，为了自己作为自由主义者而存在，则他们无论如何只能想出暧昧形式下的合作形态，不得不创造出与信仰其他价值体系之人的连接。这里有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性活动领域，也有实践性活动领域。“放射线”攻击的处世方式的圆滑，是这一做派的一种副产品，一种不期望的副产品。
然而在各自所面临的社会的界限之内，自由主义者的合作、交流对象，一直在不同种类的政治性压力之下生存。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圈内，承受压力的顺序应该反过来吧。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圈内，自由主义者比共产党员承受更少的压力。这在收入的差距中会显示出来，在被开除职务、起诉判决等时候，则以更残酷的方式展现出压力的不同。到了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必须要清楚地决定自己是何种自由主义者。是成为“放射线”攻击的那种自由主义者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还是“放射线”本身，也就是自由主义者右派。如果选择前者的话，这个人哪怕在与共产党员及其信条不一致的状况下，即便在许多方面对共产党员带有不满、批判、反感，其承担的压力也必须是几乎相当于合作战线全体的压力。选择在这里切断，只承受相当于自己这一派的压力，就是切断合作之线。那样，在那一刻自由主义者已经放弃作为自由主义者了。
都留证言整体上来看，是要保护广阔交友的几乎全体成员，但从结果来看，将若干共产党员陷于危地，令人遗憾。
在诺曼氏那里，他不是共产党员。诺曼氏的著作中，无论选择哪一本都包括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内容。其著作《日本现代国家的成立》《被忘却的思想家——安藤昌益》《克利俄的面容》中所见的，是对多元性价值的卓越敏锐度。这种人不会停留在单纯的鉴赏家的状态，在投身实践性课题时，就会出现困难状况。阅读诺曼氏的书，可以知道杀死这个人的是对于西欧—美国的传统的极高期待。他不是能够撇开这些，从另外尺度冷冷看破的人。作为外交官的他的方法，始终是西欧—美国圈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将世界自由主义化的方法。和日本的占领行政的接触、和埃及的纳赛尔政权的接触是它的试金石。“没有希望之时，就无法生存。”他的这一遗书是在说，这一方法在“自由诸国”的政治第一级别上已经是无望之事了。不过，仅仅是第一级别并非政治，而且只有政治本身也非政治。我不觉得诺曼氏的方法因为他的自杀而被证明是前途无望的。
但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式左派有多种多样缺点这一点，以此机会而愈加明显。此次事件的核心，不是因为日本报纸报道的那种都留氏陷害诺曼氏。不是这样，反而是它给现在被视作必要的那种自由主义分子与共产主义分子的结合，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这是检讨都留证言即可清楚知道的事情。都留氏越努力保护诺曼氏，就越不保护康斯坦斯·凯尔及尼比尔等共产党分子。都留证言的整体逻辑，首先是配合被带往的委员会场合，一边接受其思想性前提，一边顽强地拿出自己的主张，在此意义上是实用主义的；其次是尽可能地限定在“认识那个人”“某年见过”这种单纯事实命题，讲述交友关系，在此意义上是理论实证主义式的。然而，接受委员会这一交流之场，让自己适应它，也就容易妥协，阅读这一公证会纪录的日本读者，和站在“世界”等立场所读到的都留氏的主张不一致，内心受到一种冲击。这一问题作为评论家对读者的责任而留存。另外，关于康斯坦斯·凯尔及尼比尔，指出他们在制作马克思主义式纲领中担任主角，以及其他“单纯事实命题”，从逻辑实证主义上来说，那些是事实，其中也没有任何错误指出，但是在要将共产主义分子赶出讲坛，甚至要施加生活上压迫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面前贯彻这种逻辑实证主义时，提出单纯的事实命题，结果就包含了决定性的价值评价。这份证言的纪录，告诉我们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不是在所有场合都有效
对此，作为合作一方的共产主义系人士，觉得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果然是靠不住的。只要不是原封不动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整体吸收的人，就无法坚持到底。我们可以充分考虑到他们会有这种感想。但是，关于此次事件的《赤旗》的论调始终慎重，将对美国参议院的批判作为重点，将都留氏定为受害者，表明六全协（日本共产党第六回全国协议会，此次会议日本共产党正式放弃了武装革命斗争方针）以后日本共产党豁达的态度。
我们作为非共产党系的自由主义者，今后虽不怀疑自由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但同时，必须要反省它们带有容易陷落于中的各种各样的陷阱。
今后，美国参议院国内治安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未必就不会在日本出现，为了预备这种事态，有必要扎实地研究与之交涉的常规。
被捕的罗森堡夫妇 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和艾瑟尔·格林格拉斯·罗森堡（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1915~1953）是冷战期间美国共产主义人士。他们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判决与死刑过程轰动了当时西方各界。冷战期间美国因判决从事间谍活动而处以死刑的公民只有罗森堡夫妇。冷战结束后披露的苏联文件揭示至少朱利叶斯参与了间谍活动，但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实具体的罪名成立。
六、转向的问题
我想回到最初大森氏的信件，在著述家与读者的联系之中思考这个问题。
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时候，都留氏过于留意美国议会，没有想起在日本的都留氏的读者吧。
但是，我不觉得年轻读者感觉到被背叛的姿态中只包括正确的东西。反战学生同盟在4月6日的大会上，通过了批评此次证言中都留氏态度的决议。在这一阶段，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应该全部是日本大型报纸所说的那些，所以他们信任了自己常常称作“资报”、称作大众传媒的暴力而批判的这一事物，谴责和平运动的同志。《赤旗》的态度与此相反，极其慎重、公平。
“转向”这一词汇，在大森氏的信中也可看到。我觉得将此次问题作为思考模式来理解，将其与“转向”连接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不过，对于诺曼与都留的对比，非转向与转向的对比，以及将非转向视作好、将转向视作不好的价值判断尺度，我的意见不一样。关于转向论、战争责任论，这些年我数度缀文，外界即便是赞成地采纳，也发展至与我思考方向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那是转向者不行，滚回家里，未来是年轻、崭新的人这种纯粹主义的论法。我觉得此处有日本思想根本性的缺陷。
非转向者如石川三四郎那样，八十年的生涯一贯正直而立，那种时候即便没能组织有效的运动也很伟大。不过，以只是身为学生、青年期间的非转向的纯粹主义为根干的日本进步思想传统，也不具备石川三四郎那种孤独一例的价值。即便重复做再多遍，学生本位的激进主义运动，仍是在与折中主义的日本成人大众的传统不同之处前进，因而没有成果吧。一下子耿直地吞下外国产的概念，只是学习本位的活动吧。
我觉得只要没有发现从日本转向传统中汲取养分的方法，具有真正独创性的日本思想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要在他处的干净场所（也就是与现实无关的学习的场所），不带感情地处理一件件转向事例，而要从一位位转向者那里吸收养分，寻求创造出代替迄今为止无成果的非转向传统的新的、本土的非转向传统。在关于自他转向的彻底性自觉之上，能够建立起新的一贯性。如果这个方法被发现，转向应该就一直作为硕果累累的、充盈的一贯性的一部分而被时刻吸收。
以上，我受大森氏的信件所刺激，完全同意他所设定的问题点，不过向着相当不同的结论写作。大森氏可能不赞成我。著者与读者，在某个十字路口相遇再分开，走向各自方向就好。
都留氏与都留氏的读者之间的距离，现在超出我和我的读者之间的距离吧。我想都留氏的读者诸君也有问题。希望今后都留氏返回日本后，继续向此前一样启发我们，也恢复与都留氏读者之间的生动的联系。
注释
- 1秘密会议的内容虽然不清楚，但像在阿尔杰·希斯等例子中所见，在秘密会议上不屈服的人，会被采取与公开的听证会中提出的证据物件或者证人对峙的方法。因此，在秘密会上，都留氏不会向委员会提供超出公开部分的信息。对于日本新闻界提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解释，应该追求其责任。
- 2虽然如此，我不觉得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更加优异。如丸山真男氏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方式，正像打碎方解石必分成斜方六面体，即便碎裂成再小块也是该形状，对于任何事情无论怎么说，其中总会提出“阶级斗争”。接着，就有敌人—同志的逻辑。因此，面对美国参议院委员会而发言时，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方式出发，无法出现不同思想立场间互相学习的线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写成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外流派思想的书不好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为了不输于非马克思主义地一直呆立不动，不知道密切接近对方并借对方之力的方法。但是，作为不管什么对手都靠近，并借对方之力的方法的实用主义逻辑，也不是一直都有效。新的统一的逻辑学（这也可以说是辩证法）成为必要。
- 3《赤旗》首先给出了哀悼诺曼去世的报道，对于都留证言回避评价。之后在4月11日刊载了“都留事件教会的事情”这一主张。这份论文趣旨相当堂堂正正，引用于下。 “友邦的重要位置上有共产主义者，不可放置不管。”——这是治安委员会的思想，是美国最帝国主义分子的政策。于是他们以与共产主义作战为名，压迫和平与民主主义，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控制他国。 美国帝国主义在都留事件中有什么目的呢？ 对他们来说，驻中东民族解放运动中心的埃及的外国大使（比如诺曼氏），必须是对自己惟命是从的大使。对他们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日本人，必须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者。这样，参议院的治安委员会（众议院是非美活动委员会）——最终在近日担起了美国国内压制思想的尖兵的角色——跟随美国强化中东政策=侵略世界政策，自然出面压制全世界的思想。 不幸落入陷阱中的是都留氏。不过，美国究竟有没有调查日本学者思想的权力呢？日本的舆论敏感反应。因此岸首相兼外相在5日的内阁会议上，对于都留事件必须这样报告。“因妨碍日美间亲善而对此表示遗憾及抗议，近日美国国务部也完全同感。他们给了主旨是多加注意此后不再出现这种事情的回电。” 这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与讨好它的日本垄断资本之间交换的礼仪性寒暄而已。 帝国主义不是礼仪，而是对他国的统治。 我们必须从都留事件中汲取巨大的教训。那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方式不知廉耻、不择手段。 都留氏说“我想作为美国的客人而作证，但委员会的态度是职业检察官的态度”。调查岂止是职业检察官，而是特高警察的态度。那里和都留氏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也是作为政治性打算而对待客人的。现在也可以断言，岸首相也是相当作为客人对待吧。不过对于土地被夺的冲绳农民、对于被随意射杀的相马原的主妇，他们也是对待客人吗？因为因比基尼环礁的氢弹试验而遇害的久保山，他们也是对待客人吗？战争时期，将日本的国土与人口作为牺牲，不也是基于他们的核战略的基地政策吗？而像在散步的时候突然被带走的鹿地事件那样、在那时本在安眠却被捏造出行为的松川事件那样，每一个人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及与之同调的岸内阁面前，拥有绝对安全这一保障吗？只要世界和平未被确立，对于日本则可以说只要安保条约和行政协定还在，自由和民主主义就得不到保障。 为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抗争，会打破他们的暴力和无耻吗？现在被传讯的证人中有三分之一使用沉默权，拒绝提供证言（4月5日《朝日》）。都留氏没有学习这三分之一人士的态度，作为日本的知识人令人甚觉遗憾。不畏美国国内激烈的压迫，嘲笑治安委员会的委员是小狗并拒绝提供证言的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 Mainstream）副总编辑赫伯特·阿普泰克尔（Herbert Aptheker）的态度，正是每个日本人与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的态度。 我们强化警戒之心，同时谴责岸内阁。 对于美国的越权行为不强烈抗议而甘于三流国家地位的岸内阁，必须要在国会上给出国民同意的答辩，并明确今后的态度。模仿美国所做的菅生事件及其他黑暗事件的责任，也必须在此时明确。（《赤旗》4月11日） 对于诺曼之死，通过追溯在此之前的3月12日艾马逊证言并分析，负责外国新闻的人应该能够明确那并不是都留证言导致的自杀，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对此，各报社的特派员及负责外国新闻的人值得批评。对更公正的新闻解说机构的要求，今后会更加高涨吧。 我希望将这个3月至4月的报纸匿名批评家的“进步性文化人”评论集成一册，加以批判并回敬。 （附记：一部分请日高六郎氏过目，得到了宝贵的指点。在此感谢。） 鹤见俊辅作，载《中央公论》第72卷第8期，1957年6月，第57—71页。翻译底本为本文初出版本，夏川译。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夏川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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