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丨竹内好鲁迅论衍生的议题——民族自我反省与思想的抵抗线

诞生于中国的作家鲁迅在1936年与世长辞之后，却于异域日本获得了新的思想生命，这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意味深长。赵京华老师的新著《活在日本的鲁迅》以日本学院里的鲁迅研究传统为对象，这个研究传统，包括认识鲁迅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史语境、主要观点的确立与阐释架构的形成及其方法论视角的演变，重点在于梳理学术传承的内在理路，尤其关注那些构筑起具有其个人特色的“鲁迅像”的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本篇中，竹内好从充满“赎罪的心情”而执着抵抗的文学者鲁迅那里，获得了批判近代和对自民族进行反省的强烈意志。赵京华老师对竹内充满暧昧的“东洋的抵抗”“回心”“转向”“作为方法的亚洲”等概念进行逐一剖析，认为竹内的论述意在批判日本国家在亚洲政策上放弃了亚洲的原理，仅依据“欧洲原理”即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逻辑，最终陷入战争的泥淖。作者引入子安宣邦的竹内批判，提示读者注意竹内论述的历史语境及其局限性。

“东洋的抵抗”与“作为方法的亚洲”

如果说《鲁迅》是竹内好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铺设的第一块基石，那么《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则是他以鲁迅为参照提出“东洋的抵抗”概念，并据此展开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和民族自我反省的开端。就是说，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鲁迅研究本身，而是延展到了日本、亚洲、现代性等等重要的时代课题上。1948年4月，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饭塚浩二教授所主办的“东洋文化讲座”邀请，竹内好做了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的讲演，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论文而改题为如上这个标题。也许是讲座的“东洋文化”主题直接促成了竹内好选择以鲁迅为参照而论述日本及亚洲现代性的题目，而实际上这也正是那一代战后日本知识者所遭遇的严峻时代课题。帝国日本的惨败导致国土成为一片废墟而国权已然丧失，东京审判即将对战犯做出最终判决（1948年11月12日），这个曾经快速实现了现代国家化并雄踞亚洲之首的日本民族，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竹内好无疑是带着这样沉重的时代课题展开思考的。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背后那种“近代批判”和民族自我反省的强烈意志。

竹内好，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

只有西欧化才是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吗？竹内好在战前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积累的基础上，尖锐地重新审视了日本的近代化、中国观、亚洲观、民族主义，辑成这样一部评论集。收录了《中国近代与日本近代》（1948）、《近代的超克》（1959）、《作为方法的亚洲》（1961）等至今仍不失去思想有效性的23篇作品。

这篇论文的开篇“近代的含义”，以“鲁迅是建立了近代文学的人。我们无法把鲁迅视为近代以前的人物……。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起笔，最后一节“第三样时代”则以鲁迅《灯下漫笔》结尾那著名的一段作结。就是说，在讨论东西方现代性问题包括东亚的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之际，竹内好的思考起点、逻辑展开乃至最终结论的提出，都是依据他对鲁迅的认识并由此促发而形成的。特别是其中的关键性概念“东洋的抵抗”，无疑是从《鲁迅》中那个“抵抗的呐喊”乃文学之本源的观点发展而来，鲁迅的“抵抗”成为“东洋的近代”是否成功或内涵合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表示中日文化类型差异的“回心与转向”模式，乃是《鲁迅》中“文学的正觉”或“回心之轴”的扩展和进一步理论化。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竹内好的观点，我们在此对其逻辑思考的理路整理如下：

第一，关于“东洋的近代”。东洋的近代产生于抵抗欧洲近代的入侵这一过程中，即“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欧洲为了证成自己的存在，必须通过向自身之外扩张而达成，即“欧洲为了得以成为欧洲，它必须入侵东洋，这是与欧洲自我解放相伴随的必然命运”。一方面，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于解放了的人只有通过运动才能确保自身的存在，因而产生了“进步”的观念。故在欧洲看来，对东洋的入侵导致该地资本主义的产生，此乃世界史的“进步”和理性的胜利。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东洋的抵抗”使欧洲即将完成的世界史本身产生了矛盾，由此分裂为“三个世界”——西欧、俄国、东洋。另一方面，“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一步步地后退”，通过抵抗后退的“失败”，东洋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而“抵抗”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在于对失败和忘却失败的二重抵抗。

第二，关于东西方的精神关系和来自鲁迅的对于“东洋的抵抗”认识。竹内好在谈到上述前进与后退的东西方关系之际，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抽象思维给这种关系形态一个清晰的意象，而只能以经验论之。这时，他与鲁迅在精神上相遇了。“我从经验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而当我读到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于同样的状况，有着比我远为准确的感觉。通过鲁迅，我的经验内容得到了确认，并使我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1]。欧洲在精神的运动过程中产生了“进步”观念，东亚却没有精神的自我运动。从日本近代文学的发生就可以看到，它没有“发展”只有“重复”。原因何在？这时竹内好开始意识到“抵抗”的作用，抵抗是运动的契机，运动以抵抗为媒介。日本文学的没有发展只有重复，就在于它缺乏“东洋的抵抗”精神。那么“抵抗”又是什么呢？，在此竹内好想到了鲁迅的“挣扎”，“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2]。日本文化不断求新求变，但没有抵抗。日本人只看重现实，沉睡于现实可以变革这一被给予的观念中。然而，此种科学理性主义是奴隶性的。

第三，日本的“优等生文化”与中日文学精神的差异。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们志在“赶上”和“超越”来自外部的先进文化，这源自“日本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优等生文化”。即，等级化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造就了金字塔式的优等生文化。它同时造就出代表选手们的指导者意识和优等生情绪心理，因此，他们不仅要指导自己的人民，还要将教训“落后的东洋各国”视为自己的使命，此种文化结构中隐含着产生日本法西斯的根源。优等生文化的逻辑认为，日本的失败在于劣等生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劣等生也这样认为。在此，竹内好恰到好处地引入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在将“聪明人”比作优等生、傻子比作劣等生的同时，对优等生文化中所不存在的“奴才”（我觉得，竹内好是在“奴隶”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儿的）做出不同寻常的解读，由此推导出鲁迅“绝望反抗”的内涵：“奴才拒绝自己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在此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3]。这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针对的是战后“近代文学”派的人道主义主张。例如，竹内好接着写道“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只会把被叫醒的感觉描写为喜悦，而不是痛苦。在这种人道主义者的眼中，鲁迅之阴暗，是解放的社会性条件还不具备的殖民地落后性的表现”。从竹内好之后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这正是荒正人等以西方现代为标准而指称中国的现代性有缺欠的观点[4]。总之两相比较，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学是拒绝被解放的幻想、在抵抗中创出主体性的文学，而日本文学乃至文化是一开始就放弃了“抵抗”的奴才式“优秀文化”。

第四，差异的根源在于“回心”与“转向”文化结构的不同。至此，竹内好最终提出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的深层模式：“表面上看来，回心与转向相似，然而其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放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发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产生转向，反之亦然。转向法则所支配的文化与回心法则所支配的文化，在结构上是不同的”。或者说，转向源自无抵抗和没有自我拯救的意识，而回心则在于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执着于自我拯救的意识。这个“坚持”，在个人身上表现为“回心”，在历史上则是革命。而比较的结果在竹内好十分明确：“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5]。我想，过多的解释分析已无必要，竹内好已经点到了要害，“回心”和“转向”都是从宗教和思想方面借来的概念，重要的在于用以说明“抵抗”的有无。有“抵抗”则能够产生主体性并创造出自身的现代，反之，则不过是对西方现代的模仿而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我们不得不说，竹内好是创造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想类型”即理论模式的高手。他善于在对立的两极建立起类比的关系，通过类比以阐发所要反思和批判的目标。这是一种二元思维，但在竹内好那里是用以反省自身及其本民族的近代史，故能够产生有效的积极功能。他一再强调“东洋的抵抗”也好，“亚洲的近代”也罢，都是作为方法而非实体的存在，我感觉这是在警惕此种二元思维可能走向本质主义的二元对抗而产生反面作用。《鲁迅》中的那个“文学者无限生成启蒙者乃至革命人鲁迅”的模式是如此，《何谓近代》中的这个“鲁迅-回心-东洋的抵抗与日本-转向-优等生文化”也是如此，它们作为民族自我反省的方法是精彩而有效的。但如果将“亚洲”“近代”实体化，也可能走向以“亚洲”取代“欧洲”、以东洋的“近代”为唯一历史模式的极端化境地。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竹内好及其鲁迅论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此外，该文在最后讲到明治维新并非真正的革命之际，竹内好引用了加拿大外交官也是日本史研究者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在认同其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必然走向野蛮化的分析同时，盛赞诺曼的著作“有着抓住读者使其跟进的力量；层层推进的逻辑论述具有造型的效果，仿佛罗丹的雕刻似的充满空间性的质感”[6]。我感觉，竹内好受到诺曼的刺激包括此前接受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影响，他试图通过鲁迅建构起一个中日文化类型比较的理想模式，并给予原理性的解释。而《何谓近代》基本上实现了这种愿望，并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不亚于丸山真男《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的反响。在此，竹内好有意识地将鲁迅的思想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独自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从其“挣扎”意识中解读出“东洋的抵抗”原理，以此来批判日本乃至西方扩张型的现代性逻辑。在日本战后一个时期里，竹内好依据“落后的中国”之现代化经验来反省批判“先进的日本”，这一思想评论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同时也使鲁迅在学院之外获得了广泛的认知，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正是透过竹内好的论述得以与中国的鲁迅相遇的。

▲《日本维新史：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加]赫伯特·诺曼，赵阳译，新星出版社，2018

赫伯特•诺曼（E.Herbert Norman），历史学家、加拿大外交官。1909年生于日本长野县，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东方学博士学位，以日本史研究著称。曾任职于加拿大驻日大使馆，并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以加拿大代表身份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随后诺曼出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罗期间，诺曼再次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随后选择自杀结束生命。著有《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1943)、*Andō Shōeki and the Anatomy of Japanese Feudalism*(1949)等书。

1960年，应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亚洲文化研究委员会的邀请，竹内好做了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讲演。这个讲演使竹内好在《何谓近代》发表10余年后有机会对自己的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再做方法论上的总结和提炼，他一面回顾自身从研究鲁迅及中国革命到开始思考亚洲问题的过程，一面在回答听讲者的质询时给出以下结论：

为使西洋优秀的文化价值获得更广阔的实现，有必要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

即从东洋来变革西洋本身，这种文化上的或者价值上的转守为攻，将用东洋的力量来提升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已成为今天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关键……。但是，当转守为攻之际，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必须具备独特性的东西。这个独特性是什么呢？想来，这不可能是实体性的。不过，作为方法即主体形成的过程还是有可能的，我称其为“作为方法的亚洲”。[7]

这里竹内好清楚地表明，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现代的普遍性价值，是当今处理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所谓“东洋的角度”不是以实体性的亚洲来否定或代替作为文明实体的西洋，而是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去实现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即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我认为，这是竹内好从早年“东洋的抵抗”概念大大跨出了一步而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在此，竹内好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东西方不是文明冲突或者二元对抗的关系，而是同为人类具有“内涵上的共通性和历史发展上的等质性。因此，现代社会是世界的共通性存在，由此产生出等质的人类类型。同时，文化价值也是性质相同的……。只不过，文化价值在从西欧渗透到世界的过程中，如泰戈尔所言是伴随着武力——马克思主义则称之为帝国主义，即通过殖民侵略而实现的，因此，其价值本身遭到了削弱。例如，所谓平等在欧洲内部是可能的，但若是认可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榨取的平等，就不能贯彻到全人类。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是有局限的”。正如泰戈尔和鲁迅等“东洋的诗人”所直观地意识到的那样，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贯彻到全世界[8]。这也正是竹内好强调“作为方法的亚洲”之终极意义所在。

难怪有学者指出，竹内好并非人们印象中的那种“亚洲主义者”，他所谓“东洋的近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划分概念，同时也是与西方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非西方的空间概念。而从不曾放弃全人类之解放这一理念的角度看，他依然是一个地道的现代主义者。竹内好通过鲁迅的“挣扎”而构筑起来的“东洋的抵抗”概念，要拒绝的是西方关于“解放”的那套意识形态，而不是解放本身[9]。

“民族问题”与思想的抵抗线

以上是竹内好的鲁迅论本体和经由鲁迅展开的有关日本及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的问题系列。如前所述，他的另一个思考活动系列是从《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到《近代的超克》等对“民族问题”，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民族主义的重估工作，前一篇已经在本书“导论”部分讨论过，这里只就《近代的超克》一文的思想动机、逻辑推理和基本结论略做解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返使包括《鲁迅》及《何谓近代》在内的竹内好思想话语得以产生的昭和时代，以进一步加深对其历史语境的整体把握。

1959年，竹内好接受筑摩书房《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的编辑工作并为第七卷“近代化与传统”撰写讨论战争期间“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文章，即是此篇。我们已知，历史上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是由同仁杂志《文学界》于1942年组织召开的，次年，其发言纪要及与会者准备的论文合二为一，出版了名为《近代的超克》单行本。座谈会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致来讲可以划归为三类。即，具有“日本浪漫派”倾向的《文学界》成员、属于京都学派的西洋哲学史研究者、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的学者文化人等。座谈会的宗旨，在于讨论日本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太平洋战争的时局和道德秩序重建的课题，以确立新的思想目标。其中，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危机与弊病，反省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式现代化道路，重估东洋文化，并以东洋精神文明克服和超越西洋物质文明的危机，乃是一个依稀可见的总议题。不管自觉与否，“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隐含着一个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提供思想依据和正当性基础的主旨。因此，直到1945年战败，“超克”一词仿佛一个象征符号式的“咒语”迅速扩散，其中既包含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带有明显的战争意识形态色彩。二战以后，人们每提到这个座谈会往往要冠以“臭名昭著”的字样。

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思想问题，“文学界”同人、京都学派、代表日本浪漫派的论客们就此展开讨论。本书收录的就是这是1942年（昭和17年）收入《文学界》的同名座谈会上讨论的话题。

竹内好在战争过去15年之后重提此一话题，正如他所言乃是从《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发展而来的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无法认同战后把‘近代的超克’论者视为恶之根源的观点，始终想经过自己的手加以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害者”[10]。因此，竹内好以“火中取栗”的姿态试图重估“近代的超克”论，并从中搭救出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他的基本观点是，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论虽因与大东亚战争一体化而臭名昭著，但“依然有许多可以拯救的余地”[11]。“超克”论试图要解决的课题，如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等，依然是今天的日本人面向未来为自己制定生存发展目标时需要解决的。而论文的主要部分，通过分析大东亚战争的性质得出以下结论：“近代的超克”论其最大特征在于，它以思想之形成为志向却以思想之丧失而告终，在当时并未能充当法西斯战争的意识形态，然而它又确实与大东亚战争结为一体发挥了象征符号的功能，这是为何？竹内好解释说，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认识到战争的二重结构性，即1931年以来对中国大陆推行的战争是一种殖民侵略战争，而1941年的对英美宣战则是帝国主义战争。直至看到后来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巴尔的法庭陈述，他们才得以知道这种战争的二重结构性和帝国主义战争无法制裁帝国主义的道理。竹内好进而指出，这种战争的二重结构性源自近代日本国家对外决策上的双重原理，即在采用亚洲原理对抗西方的同时，又以西方帝国主义霸权逻辑对待东亚而实行殖民侵略。这也正是日本最后陷入战争深渊的主要原因之一[12]。

这个“战争的二重结构”说，是备受争议的结论。实际上，包括竹内好上述有关“亚洲的近代”思想话语，也绝非可以直接作为透明的知识架构而应用于当今的。例如，他依据鲁迅的“抵抗”和中国革命的现代化经验对日本乃至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透过战后日本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主义重估，以及这个通过“近代的超克”论对大东亚战争“二重结构”的解读，还有“作为方法的亚洲”等命题。总之，对于深深烙有日本昭和时期意识形态色调而又颇有思想深度和批判性的竹内好上述一系列思想话语，有必要从那段包含战争暴力的“昭和时代”历史总体上加以清理和解构。

2008年5月，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出版了《何谓“近代的超克”》一书[13]。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对“竹内好问题”及其“亚洲论述”给出最有力的批判性解读的一部著作。对于我们理解竹内好的鲁迅论，亦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的主旨在于“昭和意识形态批判”，而讨论的核心则是“竹内好问题”。归纳起来，子安宣邦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独自的解读。第一，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话语与日本浪漫派反讽式的现代批判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哲学”逻辑具有同构性，反映了“昭和日本”意识形态上的基本特征。第二，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论是一种大东亚战争论，其“战争二重结构”说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将此推至日本近代史的整个过程，由此构筑起来的“亚洲原理”，则是竹内好对抗“欧洲原理”而划出的一条抵抗线。第三，竹内好以鲁迅和中国革命为参照构筑起来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也是一个无法实体化的思想抵抗线，即在世界史上持续地划出一条抵抗的亚洲线，立足亚洲转守为攻去革新和发展源自欧洲的现代价值。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作为思想资源来继承和重构的遗产。

“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基本特征，首先在“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以及日本浪漫派诗人保田与重郎身上得到了集中典型的反映。那就是反讽式的近代主义否定：在不断从根本上谋求“本真的近代”同时，坚持否定那种仅在表层实现的“虚假的近代”。或者说，在要克服的“欧洲近代”之对立面上设定“亚洲近代”的绝对价值。子安宣邦通过对保田与重郎《近代的终结》等文本的分析，并将其与竹内好战后所著《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等重要文章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在“话语姿态”即反讽式表述方式上具有同构性。当竹内好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将“近代”与“民族”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规定时，他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思考逻辑：在日本的“近代”作为外来之物受到批判的时候，另一面的“民族”必将作为本真之物被构筑起来。如果说这个外来之物的“近代”指称的是欧洲近代，那么，作为另一面的“民族”则必然是要到亚洲的深层去发现的某种本真之物。在此，外来与本真、近代与民族、西洋与亚洲构成了一系列对抗的二元关系。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言论包括《鲁迅》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钥匙。

而“世界史的立场”座谈会及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则反映了“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循环论证式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肯定，并把大东亚战争视为“永久战争”即“思想战”。子安宣邦注意到，京都学派这些理论家们高雅的哲学漫谈中根本没有对于“中国问题”――经过“满洲事变”到“支那事变”再到座谈会召开之际的1941年，日本对大陆的侵略战争已经深深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体于抵抗中已然形成――的现实分析，对日本当时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和国际环境也没有详细的阐明。危机的只是欧洲的世界史，他们所要论证的则是日本如今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京都学派这种“循环论证”与日本浪漫派“反讽式的近代主义否定”在逻辑结构上是一致的。高山岩男就曾明确指出：由于这次战争是一场秩序转换战、世界观转换战，而所谓世界观属于思想的范畴，因此，这次的总体战争当然在其根底上具有“思想战”的性格。这个思想战的看法，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殖民战争的意识形态化托辞，而且也是“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构成要素之一。子安宣邦在解读“近代的超克”论时，注意到竹内好不仅对上述“世界史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他将“大东亚战争”视为“永久战争”的观念就来自对京都学派“总体战”观念的重构。

当然，指出竹内好战后一系列思想言论与战前“近代的超克”论乃至京都学派“世界史的立场”之战争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同构性，并不意味着前者只是复制了后者。子安宣邦说，竹内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钥匙，我理解其含意是：竹内好在战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战争期间提出却没有得到解决的思想课题如“近代”“亚洲”“战争”等接受过来，进行了不免有失败和偏颇但又颇具思想史意义的探索。他对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哲学”有赞同和共鸣，但同时对其进行了重构，由此形成自己新的思想课题和方法论。

在岸信介内阁与美国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即，日本将自愿加入到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1959年，竹内好写作了《近代的超克》一文。文章开篇便直言：“‘近代的超克’作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作为思想还没有成为历史。”这无疑表现了论文的前提和主旨。而在子安宣邦看来，如果考虑到“大东亚战争”乃是负载着“近代的超克”之理念的战争，那么，这将意味着战争在“思想战”的意义上还没有结束，或者说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国家也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日本的战争问题得到了处理而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国家主权也得以恢复。然而，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问题引起了日本内部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其战争的处理方法受到质疑。旧金山和约是在没有中国、韩国等众多亚洲受害国参与的情况下签署的与欧美单方面的媾和，所处理的只是太平洋战争即日本帝国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后半部分，而作为前半部分的“支那事变”、“满洲事变”等依然没有解决。子安宣邦在此提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因此不能不具有“大东亚战争”论的性格，或者说，“大东亚战争”正是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所在。

这个判断十分重要。我们翻检竹内好的这篇论文，也确实得到了验证。该文共有五个部分，而最核心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通篇讨论的是“十二月八日的意味”和“总体战争的思想”。这提醒我们注意，竹内好讨论“近代的超克”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重新认识“大东亚战争”。他提出的“二重结构”说也绝非次要的附属性论题，或一时政治判断上的失误。我们今天讨论竹内好的思想，这个核心问题不能回避。关于战争的“二重结构”，竹内好是这样表述的：

龟井(胜一郎)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即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14]

必须指出，竹内好这个与战时日本帝国对于侵略战争的辩解之辞乃至战后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如出一辙的“二重结构”说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逻辑上。子安宣邦对此也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乃是霸权之间的对立，是围绕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及其重组的争斗，要想由此排除掉侵略战争的性质，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侵攻菲律宾，对美国／菲律宾来说乃是侵略，攻占新加坡，在英国/新加坡来看无疑也是侵略。说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战争与对中国的侵略不同，这种说法即使可以进一步确认日本对中国负有更大的罪责，也绝对无法改变日本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更不能使其具有双重的结构性格。强调那场战争的二重性，除了将引导人们走向自我辩解式的靖国神社史观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15]

当然，批评竹内好的“战争二重性”说与靖国神社史观如出一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等同。实际上，细读《近代的超克》文本，我们可以知道，竹内好并没有止于“二重结构”说的提出，也不是要刻意加以宣扬。他追究的是一个更大的逻辑推演过程，即推动日本近代史发展的双重原理——欧洲原理与亚洲原理的矛盾所导致的历史紧张。竹内好说：“大东亚战争的确具有双重结构”，“这就是一方面对东亚要求统领权，另一方面通过驱逐欧美而称霸世界，两者既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为，东亚统领权之理论根据正是导源于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这样一种欧洲式原理……。同时，为了使欧美承认日本为‘亚洲的盟主’，不得不依据亚洲的原理，可是日本本身在亚洲政策上却放弃了亚洲的原理”。“这种分而用之的勉为其难造出不断的紧张，因而只能依靠无限地扩大战争，不断地拖延真正的解决，才能掩盖真正的问题所在。”[16]

到此，竹内好宏大的逻辑推演其真正目的才得以呈现出来，那就是批判日本国家在亚洲政策上放弃了亚洲的原理，仅依据“欧洲原理”即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逻辑，导致战争的无限扩大而走向不能自拔的毁灭深渊。而1959年，竹内好做出上述批判其意图无疑在于重构日本的亚洲主义和那个足以抵抗欧美的“亚洲原理”。那么，重构这个“亚洲原理”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子安宣邦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对抗欧洲原理所需要的非实体的消极性原理”，或者说“是由竹内好构建起来的亚洲概念之杰出的非实体化构成。因此，也是由日本近代史上少数非主流人士所肩负着的抵抗的原理。”[17]

在此，子安宣邦也注意到了竹内好的另一篇讲演《作为方法的亚洲》，认为这个讲演延续了其战后通过与中国现代化的比较来质疑日本的思想主题。但是，这个类型比较容易给后来者造成可以将“亚洲”概念实体化的幻觉。因此，我们解读“作为方法的亚洲”，必须首先确认其非实体性的方法论意义。从竹内好战后言论的上下文来思考，“作为方法的亚洲”强调的是从不断抵抗的自立的亚洲立场出发转守为攻，将重新找回欧洲现代的自由和平等等价值，并焕发其已经失去的光辉。然而，所谓自立的亚洲并非作为抵抗的民族实体，更不是亚洲式国家。实体化的亚洲一旦被设定为对抗性的存在，立刻就会开始对自身问题和弊端的隐蔽，而那个“超克“的逻辑也将成为自我辩解的修辞。竹内好所谓“作为方法的亚洲”应该是于世界史上持续不断地划出一条亚洲抵抗线的斗争过程，是转守为攻从亚洲出发不断变革欧洲现代的持久的思想战。[18]

我理解，子安宣邦这个意味深长的解读，强调必须看清楚竹内好的“亚洲”论述与“昭和日本”知识者自我认识话语乃至帝国战争意识形态之间的同构性，同时积极地剥离出同构性背后隐含着的他那特有的抵抗精神和民族自我批判的立场。而剥离的方法就在于不能把作为思想斗争抵抗线的“亚洲”实体化。因为，日本近代史上知识者的“亚洲”想像在1930年代就曾被帝国日本实体化而成为殖民侵略和称霸世界的战场。与此同时，指出竹内好的战后言论与昭和日本知识者的自我认识话语具有同构性，也提醒我们在阅读他的《鲁迅》等著作时，不能忘记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日本语境。

[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90页。

[2]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98页。

[3]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6页

[4]参见竹内好《鲁迅的问题性》，收《竹内好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81年。

[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12-213页。

[6]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20页。

[7]竹内好《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66年，第469-470页。

[8]竹内好《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66年，第468-469页。

[9]参见酒井直树《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新曜社，1996年，第49页。

[10]竹内好《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92年，第477页。

[1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13页。

[12]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2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