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 平成日本社会结构的诸多断裂

接续上篇，本次内容将日本平成时代逐渐显露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诸多断裂逐步可视化。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表面上为日本带来进口商品价格“跳水”的消费盛宴，却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资本涌入地产与股市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制造业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危机。当东京湾跨海大桥与关西机场填海工程轰鸣作响时，大田区的工厂在十年间消失三成，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悄然转向。社会的裂痕在雇佣体系中愈发尖锐。终身雇佣制神话瓦解，“自由职业者”群体激增，高中毕业生涌入服务业成为时代注脚。而《育儿休假法》等政策设计，暴露了平成改革的矛盾性，表面上鼓励女性就业，实则将育儿压力转嫁给个体家庭，M型就业曲线中的女性不得不在低薪兼职与育儿困境间挣扎。当“非正式职员”占比突破七成，年轻人开始用“讨厌正式职员”反抗职场禁锢...平成社会的价值观已悄然松动。

从泡沫经济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

1989年，昭和天皇辞世，日本进入“平成”时代，但此时“泡沫繁荣”还一直持续着。关于引发泡沫繁荣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很多人都是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起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美元高汇率政策，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扩大，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放弃了这一政策。广场协议之前，1 美元兑换238日元，到1987年，汇率却迅速提高到1美元兑换122日元。

日元汇率的升高导致产品出口滞销，日本出现“滞销性不景气”。对此高度重视的日本银行采取低息政策，试图改善经济。但是，宽松的金融政策又导致资本过剩，大量资本被投入国内的土地和股票市场，使得土地和股票价格上扬。另外，美国政府为了消除贸易逆差，开始启动日美协商，要求日本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日本民众去购买进口产品，希望达到人均100日元的购买量，加上日元汇率高，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国民对高档产品的个人消费增加了 。

此外，政府还对地方经济加大公共投资。在日美协商的背景下，前川报告出台，它成为政府扩大内需的一环，旨在充实地方的社会资本。根据日美公约，政府制订了从1991年度开始的10年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总投资额为430000亿日元。后来，该计划的规模一路膨胀，变为从1995年度开始的13年间达到630000亿日元(2002年废除)。

1985年10月31日，中曾根首相集结了首相周边的财界、学界人士，设立了其私人咨询机构“为国际协调的经济构造调整研究会”，因其座长为原日银总裁前川春男，通称前川研究会。

在这一时期，政府制订了1987年“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  “四全综”)、《度假村法》和《民活法》。¹1962年制订的全综计划和1969年制订的新全综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地方的工业园区建设，而四全综的特点则是旨在把东京打造成国际金融信息之都。四全综遭到地方政府反对， 虽然最终日本"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但地方开发的目的不再是招徕工业，而是搞度假村建设。同时，各地政府为方便城市居民前往度假村，决定建地方机场和高速公路。

从1987年开始的10年间，日本有600万公顷的特定区域(约占国土面积的16%)进行了度假村开发，兴建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等。²当时又恰逢日本流行后现代风格的摩登建筑，设计新颖且杂乱无章的公共建筑物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在这个时期，全国各地举办了许多地方博览会， 而东京的广告公司则承揽了所有的策划。因泡沫经济的繁荣，日本财政状况一度好转，政府在1988~1989年向各地方政府划拨了“故乡再开发1亿日元”资金。但是，各地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度假村、地方机场和公共设施以及后来用于维护的开销却让地方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赤字负担 。

从1987年到1999年，日本在全国各地建设的文化会馆由782家增加到1751家，图书馆由1801家增加到2539家，美术馆由379家增加到987家，博物馆 (含类似设施) 由2311家增加到5109家。³日本文部省、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分别资助了名为“文化会馆”“乡土会馆”“福祉会馆”的设施。总之，各政府部门按不同名称管辖的设施如雨后春笋一般建了起来。

在“日本列岛改造论”时期设想的那些大型项目，因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财政重组方针一度被冻结，这次又陆续上马。跨本州四国大桥原计划铺设三条车道，1978年完成一条车道的铺设后被冻结停工，但到20世纪后半期，政府又决定对余下两条车道进行商业化施工。最早开工建设的是东京湾跨海大桥，紧接着是幕张新城、临海副都心、Minato Mirai 21 (横滨港湾地区)、千叶卫星城和港北卫星城等，对港湾的开发正式启动。1986 年谏早湾填海造田工程开工，1987年在填海造田基础上关西国际机场开工建设，而且在其周边还开发出高技术之港大阪、关西文化学术研究城和泉 州国际都市等设施。根据各种名目投资建设的规模在1985年突破50000亿日元，1990年达到83000亿日元，空前的建筑热潮席卷日本各地。

关西国际机场位于大阪湾东南部泉州海域的一个人工海岛上，这座人工岛是用5年的时间填海而成的，用了1.8亿立方米的土方，在原先水深达17至18米的大海里填出了5.11平方千米的机场用地。人工岛面积4.37×1.25公里，距海岸5公里。

但是，与泡沫经济互为表里的是，广场协议造成了日本制造业的空洞化。

截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外贸投资主要面向欧美而不是亚洲，目的是通过在贸易对象国进行本地生产的方式规避贸易摩擦。前川报告就是此设想的拓展，旨在减少贸易顺差，鼓励制造业向国外转移。

但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升值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因此，日本企业开始大力进军亚洲各国。⁴与此同时，从1986年到1987年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台湾、菲律宾和韩国推行民主化，亲美独裁政权倒台，政局稳定。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5年的122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675美元，泰国成为日本企业对外转移生产的主要对象国之一，直接投资额从1984年到1989年累计增加了9倍以上。

尽管如此，泡沫经济时期，内需主导型的经济繁荣措施还是带来了原材料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制造业雇用人数持续攀升。但是，从1991年开始股价暴跌，而且冷战也结束了。对中国的投资变得容易，日本国内的制造业迅速萎缩，向海外的转移加速了。截至1990年前后，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生产比例仅为6%，20世纪90年代中叶和21世纪初则分别超过了10%和15%。尤其是，汽车等运输机械在海外的产量所占的比例，在1995年为20.6%,而电器机械在同一时期的海外产量为16.8%。

这影响到了向大企业输送零部件的中小企业，机械金属工业云集的东京都大田区及其周边地区，从1986年到1995年，工厂数量减少约30%。到1989年，位于日本东北产业基地釜石市的新日铁工厂停止炼铁，后来专门从事高品质圆钢的来料加工，而且其雇用人数下降，仅相当于鼎盛期的百分之几。

同时，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和放宽限制也对日本造成了影响。其时适逢日元升值造成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国内产品价格上涨。这一 “外低内高的价差”问题备受关注，日本民众对国内农业和流通业的高成本问题提 出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根据始于1989年并于1990年达成的日美经济结构协议，以及始于1986年并于1995年达成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放宽了对进口产品种类的限制。

另外，1993年药品和化妆品的限价销售品种减少了一半，到1997年限价销售完全被取消了。因允许零售店降价销售，兼售杂志和烟草的药店开始兴盛起来。同时，政府也开始对批发和零售的商业行为进行严格监督。1991年日本四大啤酒公司不得不对外说明，“厂家所希望的零售定价”仅是参考价。同时，政府还放宽了对酒类产品销售的许可证制度的限制，酒类产品可在大型商铺销售。持有酒类商品专卖许可证的街面店铺不再像从前一样，根据厂家确定的酒产品零售价未经降价进行高价销售, 1993年和1995年政府先后放宽对出租车费和车检制度的限制，价格大战开始上演。⁵

另外，进出口产品开始从亚洲各国流入日本，其中包括日本在海外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随着产品流通网络趋于合理，消费价格开始下降。在日美经济结构协议中，日本的《大型店铺法》受到美国的批评，1991年日本修改了《大型店铺法》并于2000年停止执行。1995年前后，“价格破坏” (该词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一词成为流行语，大型的薄利多销店出现在日本各地，零售店铺数在1991~2007年减少1/3。尤其是在地方，因很多中小企业属非制造业，受到三大城市经济圈的影响很大，“关掉的商业街”越来越多。

1992年，日本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最高，但是正式职员的人数却开始减少，雇员人数比例的提高，靠的是服务业和建筑业。⁶但是，随着限制的放宽和零售店的减少，从事零售和批发行业的人数则下降了。

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提高了名义附加值的基本占有率，其增幅超过了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幅。与此同时，建筑业的就业人数虽有大幅增加，但其名义附加值占有率却下降。这表明，建筑业虽然在此期间安置了大量人员，实现就业，但其生产率却没有得到提高。可以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日美公约的签订，并为了应对泡沫经济崩溃所造成的不景气，政府增加了从泡沫经济时期就开始注入的公共投资，使得地方的中小建筑企业吸纳了剩余劳动力。

从事建筑业的企业1989年度有50.9万家，1999年度达到60.1万家。 1998年建筑业就业人数占全日本就业人数的10.7%,比例接近1965年的2倍。1998年，日本公共投资(形成政府一般性法定资本)占GDP的比例是 6.2%,远超美国的1.9%、英国的1.4%和德国的2.0%。⁷

此经济结构改变了地方的经济。因为政府不断进行公共投资和道路建设，结果公共设施和道路建设得都很漂亮，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赤字却大幅增加。大型公路建设产生“吸管效应”，加剧人口外流，大型薄利多销商店出现在道路沿线，城中商店街走向了衰败。地方经济过于依靠公共投资，这带来了如吸毒般的恶性循环，即这使人们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基础，导致人口外流，而为了遏制人口外流，地方又再度招引公共投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型店铺建在郊外，还是《大型店铺法》导致的结果。因商店协会抵制，大型店铺无法进驻中心街区，于是建在了地价低廉且没有人抵制的干道沿线。而那些具有区域专卖权的便利店，则进驻受《大型店铺法》所限无法开设大型店铺的中心街区。因对产品批发零售制度和对酒类销售许可证制度的限制放宽，酒产品专卖店等陷入经营困境， 开始改行做便利店。⁸随着大型郊外店铺、便利店、兼售杂志和烟草的药店以及送货上门方式的大规模发展，商店街没有顾客光顾，成了“关掉的商业街”。

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人口流动现象，由经济平稳发展的地方各地流入大城市。20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人口流动。20世纪90年代人口流动进一步加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整体的人口增长率下降，全国23个县均如此，但东京都的人口却转入高增长。京阪神大经济圈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把总部从大阪迁到东京的企业也有很多，如果把丰田总部没有撤出爱知县看作例外，呈现的就是东京都“独赢”的局面。此时的东京还是整个日本经济萧条的缩影，虽然雇用状况恶化，但是外来人口仍然不断涌入。另外，在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占全县三至五成的人口集中在县政府所在地的现象。⁹

由于制造业的雇用人数减少，通过合作企业定向录用高中毕业生的传统就业渠道坍塌，到20世纪90年代，高中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萎缩，只有之前的1/5左右。高中毕业生劳动力开始被不招收正式职员的服务业所吸纳，有人在谈及切身体会时说道：大约是从1995年开始，东京的兼职工资开始出现全面下滑。¹⁰

就不了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升学，再加上全国18岁人口减少，大学升学率开始上升，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以来一直保持的30%左右。 但是，1995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布《新时代"日本式经营"》文件， 明确如下方针，即对终身雇用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把劳动力分成“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群体”、作为专业技术职位的“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群体”以及作为非正式雇用的“灵活雇用型群体”三种。所谓“一般性职位”¹¹的女性雇员向非正式合同工的转化加快了。1996年，日本废除了对应届大学  生和短期大学毕业生的就职协议，致使学生早早就开始四处找工作。

如前所述，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也受到了后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由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美元高汇率、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 沫繁荣以及一系列的辅助性行政手段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掩盖了。可以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问题才集中爆发。

1989年有人对居住在札幌市公营住宅的困难母子、母女家庭进行了调查，¹²揭示了日本地方城市从泡沫期开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一时期，东京陷入“空前的用人荒”，但札幌的用人竞争率仅为0.6。参与调查的单亲母亲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大多经历了以下的过程：娘家贫穷，自身学历低，亲情淡漠，从外地到札幌市谋生，工作不稳定，与相同境遇的男子结婚生子，丈夫赌博、借债，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离婚、多次变换工作和搬家，最后住进公营住宅。母子、母女家庭的生活没有规律，孩子辍学现象也很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住在这个地区的贫困母子、母女家庭表面上未必能让人看出有多困难。公营住宅属于现代化规划住宅小区，由公共投资建造，里面均是一栋挨着一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她们购买的新家电和衣物比一般家庭都多，而且不少人家里还放满了漫画书。但是，在这些妇女当中，很多人从事低薪工作，身患疾病，有神经失调症。该住宅区的市民团体反映说，“她们似乎在通过物质来填补自身的匮乏感，人人家里都备齐了家电产品。因为有贷款，一日三餐被迫吃那些菜很少、很便宜的速食品”。

然而，此现象根本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关注，人们的意识没有发生太急剧的变化。1991年8月12日，股市已经开始回落，这一天的《朝日新闻》 社论指出：“根据招聘求职类杂志对读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临时工白皮书》, ‘就连正式职员也有46%的人愿意或不拒绝当临时工'。”

该问题之所以没有显露出来，其原因是消费物价的下跌。曾经处于大众消费文化最前沿的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得尤其厉害。1968年，当时的大学 毕业生初任工资是30600日元。但是，密纹唱片 (long  playing  record)  约 2000日元，按照现在大学毕业生初任工资的比例进行换算，大约是103000日元。1971年，开在银座的麦当劳1号店，其汉堡包一个80日元，如果进行同样换算，相当于现在的400日元。

1995年麦当劳的汉堡包由210日元降到130日元，到2000年时仅定价 65日元。高中毕业的临时工也能吃得上汉堡包，也能买得起比过去更便宜的化妆品、电器产品和衣物等。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在长者眼中呈现的却是不同风景，一是自1971年以来很久没有发生变化了，二是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富裕了。不仅如此，年轻人自己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

那些处于不利的劳动条件的女性非正式职员，状况也是类似的。雨宫处凛，是一位高中毕业后离开北海道到东京打工的非正式职员，多年后她说道：在1995年她20岁那年的日记中，她记的都是约会安排和心形符号。¹³就连关注劳动就业问题的新闻记者在1996年也留下了如下文字：

……近来，遇到“讨厌当正式职员”女性朋友的机会比以前增多。 一位工会组织的干部曾经接待过一位因劳动就业问题前来咨询的派遣  职员¹⁴,并建议她申请转为正式职员。但是，对方的回答仅一句“我可  不想成为那种堕落的人”。

我碰巧有机会对她进行了采访。我问她：“你不想当正式职员吗?” 她笑道：“正式职员稳定、工资高，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嘛……男性  正式职员那种工作方式，看上去像是被绑在公司里玩命。参加员工旅  行、出席宴会，连本应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都卖给了公司，这种受虐  的生活方式，让人不舒服。

我觉得，在以前，对一个想工作的女人而言，可以作为一个正式 职员与男人平等地工作，这给人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 ……但是， 最近，就是举起了拳头逼迫她们去当正式职员也很难使得上劲儿了。 因为男人们创造出来的“正式职员”的工作方式真的不再受女性的青睐。¹⁵尽管该记者在文中也提到了其他问题，比如日本经济团体联盟提倡 “雇用流动化”，非正式职员被迫从事条件艰苦劳动等，但同时也写道：“这是一个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生存的时代。”“难道因为以公司为家的‘正式 职员'值得夸耀，我们就只能成为这样的人而别无选择吗？难道所谓的 ‘女性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而摇旗呐喊吗?”

20世纪90年代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留下了“被遗失的十年”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人们的一种感觉，即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是“正常”的，20世纪90年代则是个例外，而早晚有一天，日本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的。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其结果不是陷于被动就是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中流崩溃”和“宽松教育”

当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在同一时期出现山一证券倒闭等日本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开始为人们所认知。日本雇用劳动力的平均最高薪酬出现在1997年，而1996年则是日本商品零售额及国内新车销售量最高的年份，总之，许多经济指标的最高值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直线下滑。

“中流崩溃”、“学历崩溃”和“啃老族”等是在1999~2001年流行的新词。如果对这些社会问题被逐渐认知的过程进行整理会发现， (1)社会核心阶层和上层部分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周边部分阶层对此认识不足；(2)对反常的社会现象已经开始认知，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

首先，作为社会差距扩大的表现，大企业本科学历中年白领被“裁员” 的问题最早引起人们关注。在一个有1000多名员工的大企业中，45岁或以上男性全职员工所占比例1979年为22%，2000年增加到37%。¹⁶究其原因有二，一个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大企业减少了新录用年轻员工的比例，再一个是经济高速增长期(1973年之前)所录用的大量职员出现老龄化。

企业很难再继续给这一中老年段的员工支付工龄工资。于是，有人建议企业推行被统称为“裁员”的提前退职奖励和岗位调整，引进业绩考核人事制度等。恰巧赶上限制放宽，大量名牌折扣商店在日本涌现，在名牌折扣店相关的话题中有“赢家”和“输家”说法，与这样的词语相关联，有人说：本科学历中年白领之间出现了“赢家”和“输家”。

关于“中流崩溃”的现实性问题，在2000年前后学界就有过争论。认为“中流崩溃”不过是幻想那一方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主张认为，差距拉大不过是老龄化带来的表面现象而已。原本，日本年轻人的初任工资差距很小，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之间的岗位晋升差距拉大，所在企业规模的差距也拉大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拉大差距的人群仅是当时三四十岁的本科学历男性，有人指出，“年龄增长了，收入就会出现差距。这不过是日本固有不平等的外显而已”。¹⁷

另一主张的论点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类似，即“高中学历的人们和大部分女性从过去开始一直就处于竞争化的被动状态。据说，‘中流崩溃'的现状充其量就是把竞争法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本科学历的男性工薪阶层”。提出该观点的辩论方认为，为了让日本社会中“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继续进行，引进竞争法则基本上算是理想的做法。¹⁸

从现在看，这一主张甚至可以说是正确的。当时的讨论只考察了城市中男性本科学历白领阶层这一日本社会的“核心”人群。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本人大部分都是本科毕业的男性，因此涉及女性、高中学历和地方等 “周边”部分的认知则要滞后很多。

另外，还有历史上的因素，这个时期40多岁的“本科学历男性工薪阶层”对“裁员”有危机感。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年龄在39~45岁且一次都没有跳槽过的职员在1980年达46%，到1994年上升至77%。¹⁹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录用毕业生的惯例得到推广，正式职员比例提高，其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入职大企业的本科学历男性经历了“代际性”的终身雇用。

实际上，即便是在这一时期，工龄工资体系的变化也很缓慢，并且没有出现让舆论鼎沸的严重“裁员”。反倒是企业的中老年员工比例一增加， 录用应届生人数就减少。有人还指出：越是白领员工比例和男性比例高的事务所，对全职新员工比例进行限制的倾向就越明显。²⁰

与此相对，“周边”状态的变化则常常是作为威胁“核心”的反常现象而被提及的 。

例如,“非正式职员”最初是作为日本经济的活性因子而引起关注的。 2003 年在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席会议上所提出的“年轻人自立与挑战计划”指出，如果非正式职员增加，就有可能导致诸如日本经济“竞争力和生产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趋于脆弱”、“社会不稳因素增加”和“少子化进一步加深”等问题。UFJ综合研究所2004年调查报告也认为,非正式职员的薪金、税收和消费支出等都很低,这种状况“会阻碍日本的经济活力”。²¹

一些男女不结婚，常住在父母家。他们在挥霍父母资产的同时还沉溺于消费文化。基于这样的语境，1999年出现的“啃老族”观点也被人们接受了。²²在21世纪头10年前半期的“自由职业者”论中，有人提出了“暂缓型”、“追梦型”和“不得已型”三种非正式职员类型；同时还认为，重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自我实现的意向，带来了受演艺界消费文化影响的追“梦”者的增加以及“自由职业者”的增加。²³

不过，上述的自由职业者类型说，是根据当事人的调查而来，接近他们/她们本人的讲述，很难说当事人自己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做自由职业者的决定是当事人自己做出的，但是这样的决定受到他们处境的制约，可以说是“被迫做出的决定”。此外，有关“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的研究，都在社会分析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不一定会被人们接纳，人们对此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层面上。

除了自由职业者的增加之外，还出现了出国留学生增加和滞留海外者增加这一现象。2008年，某研究曾对怀揣成功梦想赴美和赴英学习艺术及大众文化的年轻人进行调查，并将之命名为“文化移民”。其中的很多人在日本从事非正式职员工作，职位有自由职业者、合同工、分包设计师、销售员、事务员、搬家工人等。据分析，促使他们远赴海外的因素多样，诸如国内环境闭塞、在文化和英语上寻求突破、父母因工作稳定有一定资产等，尤其是女性就业状况恶劣,年龄在20～30岁的被调查对象中，女性占了大约7成。²⁴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3个月以上滞留海外经历者从1990年的37万上升到2007年的75万，较之同期的海外定居人员由24万上升到34万的情况，其增加也是显著的。不过，在长期滞留者当中，去亚洲国家的6成以上是男性；而去西欧和美洲的则6成以上是女性。据推测，前者多是因为日本企业外派，后者多是因为留学。“中年男性商务人士”和“年轻女留学生” 的反差也如实反映出平成日本社会的分裂。 一方面，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出国旅游人数于21世纪头10年创历史新高，赴美留学人数于1997年出现高峰，到2010年下降到最高峰的45%。²⁵

对于年轻人的其他“反常现象”的讨论，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 “援助交际”²⁶和2003年的“看手机的猴子”等现象，同时1997年发生在 神户的“酒鬼蔷薇圣人”事件等“少年犯罪”问题也得到了社会关注。对于1997年连续杀伤杀害儿童事件、1989年连续杀害幼女事件以及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件等，大致有如下评论，即不被贫困等社会问题困扰的中产家庭子女们，因受到多媒体产品和大众消费文化等的影响，迷失在虚拟世界之中，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出生在富裕中产家庭的“现代小孩”不懂得生活艰辛，不了解现实社会，他们成了反常犯罪的肇事者——这种说法在有关1972年联合赤军事件和1980年“棒球棒杀人”事件的讨论中就已经存在，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犯罪学的陈词滥调。²⁷在此之前，人们讨论犯罪原因总离不开贫困，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稍有变化，讨论犯罪则主要是从大众消费文化和多媒体产品上找原因。或许这种变化说明；即便是到了 20世纪90年代末，“一亿国民皆中产”的意识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有关教育的讨论有两个内容，一是对于“核心”人群的危机意识，一是对“周边”人群的反常现象的关注。揭开此次讨论序幕的，是1999年出版的《不会分数的大学生》,该书由日本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的数理经济学教授编写，书中提出“核心”人群的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²⁸与此相对, 在同一时期的报刊等媒体上被大肆报道的，是中等水平以下的学校等所出现的“班级崩溃”问题。²⁹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彻底修改学习指导大纲、削减学习内容和上课时间、全面实行每周上课五日制度等。这一时期,人们对此前的改革口号之一 “宽松教育”展开了讨论。保守派的辩论方列举当时恰巧出现的“援助交际”和“少年犯罪”问题，強烈主张通过历史教育和义务劳动来纠正年轻人混乱的道德观念 。

同时也有人对教育改革的另一要素，即诸如削减教育经费预算、引进民间力量和拓展“个性”教育等提出批评,说其带有精英主义教育的性质。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改革，学费随之上涨。据估算，到大学毕业，每个孩子的上学花销，按上国立或公立大学计算是2985万日元；如果 是从私立初中和高中升到私立医科或者牙科大学，则要6064万日元。对此，日本文化厅原厅长三浦朱门在2000年的讲话中指出:“除了培养精英，还需培养具有诚实和正直精神的人。”³⁰

教育学者指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须强化基础教育，仅仅是培养简单劳动者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另外,还有人指出，因实行“宽松教育”，公办教育的学习内容被删减，致使上得起私立学校和课外学习班的孩子与上不起这类学校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被拉大，这样一来，虽然从整个日本来看学生课外学习的平均时间减少了，但差距拉大了，而这些差距是由家庭环境等广义阶级因素决定的。³¹考大学最难的时期是“团块世代”入学的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宽松”和“过劳”成为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考虑到这点,“宽松教育 ” 是基于 迟到了二三十年的社会认识所提出的一个口号。

但是，日本文部省并没有对上述批评做出回应。文部省政策课课长兼改革发言人寺胁研在1999年讲话中指出，虽然改革内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为了改变现状，必须雷厉风行。³²此讲话给人的印象是，负责制定政策的政府也并没有明确的预见性，而是想要打破现状，推动改革的想法先行了一步 。

女性劳动与少子化

在女性劳动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对“周边”问题认知落后、所实行政策效果适得其反的问题。

1992年日本实施《育儿休假法》。³³但是，其适用对象需满足在有30名 以上员工的企业工作，休假期间没有经济补助，而且必须缴纳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条件。因此，如果配偶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女性通常不敢休育儿假。后来，《育儿休假法》扩大了其适用对象，收入保障提高到工资的40%，再进一步提高时，则遭到经济界的反对。另外，女性如因分娩退职而 选择“失业”，可按100天领取失业补助，相当于工资的70%。女性如果休完育儿假再就业打零工，则受配偶减免和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等法律保护。

1999年日本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 接着推行了“天使计划”等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但是，因分娩而退职的女性仍然很多。因经济低迷，富余的岗位被挤压，分娩退职者反而显得多了。生育后还做全职工的女性劳动就业比例，在1992年到2002年间，结婚5〜9年的女性中，由 17.2%减少到13.9%；结婚10~14年的女性中，由20.6%降低到15.5%。另一方面，有了孩子后打零工的女性的劳动就业比例整体上升。

《育儿休假法》变成如此状况，是因为该制度建立的宗旨，并不是保护全体女性劳动者。该制度是在1985年颁布《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之后开始起草准备工作的。因为在泡沫经济繁荣时期日本劳动力不足，政府和经济界推出《育儿休假法》,以防止在大企业就职的大学本科女性核心职员在均等法颁布之后退职。因此，《育儿休假法》是一项面向少数有休假经济基础女性的政策，但是大部分女性因结婚分娩而退职则被认为是正常现象。 1989年的特殊出生率创二战后最低，为1.57人。当少子化对策开始引起关注时，《育儿休假法》的制度性框架已经成型。有人认为，少子化对策助推了该政策的实施，但对制度本身不构成影响。

财团法人家计经济研究所截至2002年的长期跟踪调查显示， 一般而言， 越是年轻的家庭，女性就业率就越高，正式职员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另外，有很多丈夫未满35岁的家庭，夫妇合计收入降幅超过了丈夫收入降幅。³⁴据推测，之所以有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在年轻的家庭中，即使丈夫挣钱减少了，妻子为养育幼儿等也必须辞掉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正式职员比例低的年轻一代人而言，《育儿休假法》虽有利于核心正式职员，却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此外，根据日本的育儿援助制度，保育所入园资格对男女双方都是正式职员的家庭有利，收入高的家庭被扣费多。虽然这些都是福利政策，但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某种特定的生命历程的设想之上的制度，就整体而言，再分配完成之后，养育孩子家庭的贫困率会变高。进入21世纪，男性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增加，平均薪金下降，于是女性不得不出去工作。当夫妇因工作不稳定不敢生孩子并且与少子化对策一起引起社会的关注时，人们就 会认识到这些制度是倒退的，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女性劳动就业保留了所谓"M型劳动就业模式”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力比例的变化曲线是：妇女趁着年轻参加劳动就业，分娩后退职 (M字的谷底),完成育儿后返回工作。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后工业化进程中，美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女性劳动力比例 上升，家庭主妇减少，其曲线变化与没有M字谷底的男性类似。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出现了M字谷底变浅、谷底时期的年龄提高的状况。换言之，因性别角色分工，女性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就 业受制约，导致晚婚晚育和少子化问题加剧。

各种调查显示，想结婚和想要孩子的男女人数都没有减少。 一旦中断了职业就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部分高学历女性以此为由有延迟结婚和分娩 的倾向，但是，大部分人的理由与之稍有不同。若男女双方均是月收入十几万日元的男女非正式职员，结婚是不容易 的。若女性在婚后因有了孩子就退职，他们的经济马上会陷入困境。对于住在父母家的女性，结婚后离开父母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因此，对女性来说，或者在遇上有足够经济实力的男人之后再结婚，或者是结婚后推迟生育。其中，女性在生育后退职，完成育儿之后再就业去做非正式职员。因此 ，M字谷底时期的年龄趋向提高，与此同时不结婚和少子化使谷底开始变浅 。

就男性来说，因职业和收入不稳定，他们对女方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2005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研究所推出的《出生动向调查报告》，期待女性终身职业是“家庭主妇”的男性比例1978年为37.9%,2005年降至12.6%,希望妻子婚后工作获得收入的意向增加。而根据2005年《国民社会白皮书》报告，妻子为四五十岁的已婚女性，年收入未满400万日元且无子女者占20.7%,年收入达400万日元以上者约占10%。另外，在年龄  43~50岁的单身男性中，年收入不足100万日元的比例为49.1%,年收入 达1000万日元以上的比例为3.3%。³⁵

1999年，《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和《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分别完成立法与修改，禁止在雇用和招工上进行性别歧视。但是，事实上，即便是在2011年，依然是“每2个工作的女性中就有1人是非正式职员， 非正式职员中70%是女性，女性正式职员中的综合职³⁶仅占5.1%”。³⁷尤其是错过应届毕业就业机会就不被正式雇用的惯常做法没有改变，结果因生育退职的女性除了做非正式职员，其他劳动就业的大门并不对她们开放。

也有人指出，日本女性的“文化移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从而造成日本国内“女性空洞化”现象。

也有人认为或许是因为女性劳动的典型模式尚未形成，还未出现样本 足够的调查,但愿意当家庭主妇的女性仍在增加。使“婚活”(婚介活动)一词成为2008年流行语的白河桃子在2011年的座谈会上说道:“我采访的女大学生中，真的有很多人告诉我，自己是因为参加就职面试失败 才报名参加婚介的。”此外，白河还指出，虽然自己提倡抛弃那种认为 “家庭收入主要靠丈夫”的“昭和式价值观”,但是这一观点并未被人们 理解,社会上大兴“婚介活动”热,女性通过这样的活动寻找有经济实力的男性。³⁸

2012年昭和女子大学校长坂东真理子谈及现状时指出，在男人低薪化 的今天，尽管女人不工作就无法维持婚姻生活，但是对女大学生而言，女 性劳动的形象就只有光辉的职业女性这一种,于是许多人就认为“我做不到”，从而愿意当家庭主妇。³⁹从女性时尚杂志上时不时会刊登《一周搭配服饰》等成功职业女性的专辑，就会理解女性的这种形象为什么会一再被生产出来。因此她们的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光辉形象与现实之间存在反 差，在此反差中晚婚趋势愈加显著，与父母住在一起、既不结婚也不参与劳动就业的女性也增加了。

另外，男性对女性的期待详见前面所述，2011年9月欧耐特 (Ornette) 婚姻介绍所对900 名20～50 岁的未婚男性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 被调查者认为:“就现在的收入而言,自己很难恋爱和结婚。”⁴⁰但是，众所周知，日本男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是美国和瑞典男性的1/4左右。在日本，就算妻子每周在外工作49小时以上，丈夫做家务的时间每周也只有3.1小时,而妻子则每周达26.6小时。⁴¹由此可以看出,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很明显，很容易造成晚婚晚育和家庭解体。

如上所述，根据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越是残存了保守的家庭规范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国家，由后工业化进程所引起的少子化问题和家庭收入低问题就越严重，日本和南欧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小熊英二，日本社会学者，专攻历史社会学。出生于东京都昭岛市，曾就读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系，后来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并在 1987 年毕业，后进人岩波书店工作。之后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就读，于 1998 年 3 月时提交论文〈「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取得博士学位。1997 年起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2000 年升任助教授、2007 年再升任教授。著有《“民主” 与 “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 自画像的系谱》《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等 。

欧文东，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获广岛大学中日对照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日语MTI学科组组长。出版专著2部，译著(合译)10余部，发表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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