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国丨日本鲁迅学的核心问题及历史走向

鲁迅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巨人，更是东亚现代思想史上一面独特的镜子。本文以百年日本鲁迅学为脉络，深入剖析了“原鲁迅”与“真鲁迅”的学术博弈——前者指向鲁迅思想的根源与原型，后者则试图剥离光环，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鲁迅形象。从青木正儿的早期译介，到竹内好以“文学者鲁迅”重构精神镜像；从丸山升的“革命人”原型论，到北冈正子耗时43年追索《摩罗诗力说》的求真考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既是对鲁迅的解读，亦是对自身近代化困境的反思。

文章揭示了日本鲁迅学的双重使命：一面借鲁迅之镜审视本土社会危机，一面在“诗与真”的张力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价值。而随着全球化与学术消费化的冲击，日本鲁迅学虽渐趋沉寂，但鲁迅笔下“奴隶与权力”的永恒命题，仍在叩问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

作者以跨文化视野勾勒出日本鲁迅学的百年图景。此文不仅是一部学术史梳理，更是一把钥匙，帮助读者理解鲁迅如何跨越国界，成为东亚共同的思想资源。当下，我们为何仍需鲁迅？或许答案就藏在这段“异域的鲁迅漂流史”之中。

百年日本鲁迅学史（1920-2020）实际上是百年日本精神史的一个侧面。这里面渗透了内在于日本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日本鲁迅学作为日本的一种精神现象，也联系着亚洲的现代革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当西方殖民势力逼视东亚社会时，东亚的两个大国被迫对此做出了应对。可是，日本敏捷地把他的老师中国甩在了后面，顽固的中国直到吃尽了苦头，才不得不丢下“天朝”的尊严而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于是清朝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然而这些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却经历了内心的煎熬，他们一方面感到屈辱，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学生的先进。鲁迅就在这种语境下进入日本的，并逐渐向心于中国汹涌澎湃的现代革命，而且最终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成为中国的文化巨人，并获得了日本思想文化界的认可，从此开启了日本长达百年的鲁迅研究。回首走过的百年，不得不佩服日本学人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日本学者的努力构建了鲁迅研究的精神史，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动地展现了“原鲁迅”和“真鲁迅”¹的纠缠、搏斗和分离。

日本汉学家、文学博士。曾任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以及日本中国学会会员。青木正儿的学术生涯中，以研究中国文学戏剧而闻名，尤其是对元曲的深入探究。

1920年青木正儿对鲁迅的绍介开启了日本鲁迅学，此后20多年的时间内鲁迅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和初步研究。在回归这段传播史和研究史时，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走过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道路，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过程基本保持了同一步调。这不是中国和日本的特殊性，而是亚洲的同时代性。换句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中国和日本的精神内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具体的传播方面，井上红梅翻译《呐喊》《彷徨》的功劳不能因为鲁迅的批评而被否定；同时也要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导致战前日本鲁迅学有本土和中国大陆的地域分布，而且日本本土鲁迅的广泛传播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大陆的日文媒体对鲁迅的译介。在具体的研究方面，鲁迅作品的全面译介为其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随后日本出现世界上最早的鲁迅传记，这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框架，尤其是文学与政治的研究格局。

竹内好的《鲁迅》（1944）本质上也是一本传记，它以小田岳夫、中野重治和许寿裳的传记为批评靶向，但继承了他们的基本材料和问题意识。竹内好认为他们只提供了粗略的鲁迅生平，如同光大孙文那样在给鲁迅贴标签，结果只能导致鲁迅被政治所利用。因此，他在《鲁迅》中完成了重铸“文学者鲁迅”的工作，并且认为“文学者鲁迅”拒绝政治而具有了政治性，政治是鲁迅文学的天然色彩。他还讨论“拒绝”所带来的主体性问题，认为鲁迅的“拒绝”就是“回心”，而不是日本近代以来奴隶对奴隶主的那种“转向”。竹内好在此所构建的是“原鲁迅”，这个“原鲁迅”并非“真鲁迅”，而是与日本近代社会的问题及竹内好自身精神危机发生关联的精神镜像。这显然比此前鲁迅传记塑造的鲁迅高明得多，因为他的确抓住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根本问题。当他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文学者鲁迅”和“回心”时，日本社会的精神问题就自觉嵌入其中，日本近代的思想批判便借助鲁迅凸显出来。但我们应注意到，竹内好在构建“原鲁迅”的同时，也有“真鲁迅”的诉求。他抓住的“文学者鲁迅”本身就蕴含了“真鲁迅”，他对此前鲁迅传记的怀疑，就是因为它们没有逼近真实的鲁迅。竹内好提出，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不写他祖父和朱安，那是在追寻“真鲁迅”。

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有『魯迅　その文学と革命』『魯迅』『魯迅と革命文学』『魯迅・文学・歴史』等。

竹内好的《鲁迅》借助“真鲁迅”来言说“原鲁迅”，很大程度上指示了此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路向。当日本从美国的接管中独立出来后，官方的不完全独立引起了民众的骚动，鲁迅因此成为支持这个骚动的外来精神资源之一。研究者们把对鲁迅作为工具的不满变成了回归鲁迅本身的契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对此作出回应，组织“鲁迅研究会”，精读鲁迅，展开讨论，于此训练中培养一大批素质过硬的鲁迅研究者。作为这个研究会的代表人物丸山升，他从竹内好《鲁迅》蕴含的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提炼出“革命人”，认为鲁迅文学天然蕴藏着“政治（革命）”，这就像竹内好认为鲁迅的“革命”天然属于文学一样。因而，丸山升在本质上依然在追求统一鲁迅的精神原型，然后用这个原型来解释鲁迅文学和人生。那就是说，他的鲁迅研究仍然是探寻“原鲁迅”。不过，丸山升比竹内好更注重历史事实中的“原鲁迅”，他在大量的史实中，充分证实了“革命人”是鲁迅的精神原型。这正是很多人把丸山升归为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可事实上，他的同仁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早就指出了丸山升是剥离了鲁迅文学性的“革命”一元论，把竹内好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变得更为单一。伊藤虎丸批评丸山升“革命人”的原型化处理，而他自己又提出了另一种“原鲁迅”。他拿来基督教的“终末论”，独创了本质上接近西方个人主义的“个”，论证了鲁迅终结性的个人自觉，这又和竹内好“回心”链接起来。他并非只是对鲁迅进行逻辑自洽的构建，而是在“终末论”的个性觉醒意义上来反思二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空洞。他还通过“个”思想赋形的鲁迅小说人物形象来讨论他们在鲁迅三部小说集中的流变，从而把鲁迅三部小说集贯通起来，最终把“个”思想上升为亚洲现代化的要求，也因此把鲁迅推进到更加普世的位置上。在伊藤虎丸这里，“真鲁迅”同样服务于“原鲁迅”。木山英雄不认同伊藤虎丸的做法。他继承竹内好“文学者鲁迅”并捍卫了它的纯洁性，在主体的逻辑构建中探索到了《野草》产生的奥秘，充分说明了鲁迅从外部回归内部的思想往复运用，以及鲁迅如何把这种运动具体化为诗和“哲学”，并通过复杂而又独特的形象展现出来。《野草》是“鲁迅制造鲁迅”的杰作，因而木山英雄才是日本鲁迅学史上第一位“真鲁迅（文学的）”的研究者。这是他在研究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重要原因。

竹内好怀疑“幻灯事件”的不真实，成为后继者开创“仙台鲁迅”研究的引子。早就有人关注“仙台鲁迅”，但直到幻灯片的发现才掀起“仙台鲁迅”研究的高潮。从地域上看，京都大学的考据实证研究对东北大学的“仙台鲁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者们通过历史实物、档案资料以及访谈调查，还原了仙台时期鲁迅的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等诸种情况，特别对“幻灯事件”进行了精细的调查和研究。这一研究从1950年代持续到1980年代，最终说明了“幻灯事件”的真实与否及其对鲁迅文学转向的价值，从此让我们看到文学与历史或者说传记之间的复杂关系。“仙台鲁迅”研究是“诗”与“真”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更多地站在“真鲁迅”的角度上，但是否和日本人的民族情感有关，恐怕难以证明。现在还有中国学者在捍卫鲁迅没有撒谎，而是年久失忆的问题，这恐怕也应该引起进一步思考。

直到1990年代前后，日本鲁迅研究还有“原鲁迅”的诸多痕迹。片山智行在《鲁迅的现实主义》和《<野草>全释》中借用了内山完造的“马马虎虎”，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蒙骗国人的封建意识形态“马马虎虎”，它是儒教养成的名教，让国人成为无主体性的“奴隶”。因此，站在“马马虎虎”对面的就是“个人主义”，它审视着名教，对抗着“马马虎虎”，而且片山智行把这个“个人主义”视为鲁迅的原型，第一次提出了“原鲁迅”的说法。“马马虎虎”作为总括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明显带有抽象的痕迹，似乎想把鲁迅的一切问题都装进去，就连最具文学性的《野草》也不例外。片山智行在根本思想上受到伊藤虎丸的影响，但他的论证及问题意识远远不能达到伊藤虎丸的那个深度，甚至因为这样的具有切割嫌疑的“原鲁迅”精神镜像而削弱了他研究的价值。可喜的地方是片山智行挣脱了由来已久的日本立场的问题意识，不再借鲁迅文学和思想反思日本的近代化。新岛淳良对鲁迅进行“乌托邦”的解读，把阿Q赋予“乌托邦”的意义，和他山岸会的理想社会联系起来，用超越的方式和日本的现实社会相对抗。这也是“原鲁迅”的另一种构建。即使1994年丸尾常喜写出了评价很高的《“人”与“鬼”的纠葛》，而且文本细读和文献实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不能最终摆脱“原鲁迅”的诱惑。他援引了西方的文化原型理论，借用本尼迪克特的“罪感（西方）”和“耻感（东方）”分类，发展出了鲁迅小说中“鬼”这个原型，提出阿Q=阿“鬼”的假说，并试图用此解读鲁迅的所有小说。这明显有切割和过度阐释的痕迹，不过他和片山智行一样没有把鲁迅当作反思日本近代化的方法（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已经挣脱了竹内好以来的日本近代化批判传统，而进入自己构建的学理逻辑中。

比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稍晚出道的北冈正子，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原鲁迅”镜像的制作，而是致力于从一篇鲁迅留日时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出发来还原“真鲁迅”。她求学于东京，回到关西，深得京都学派的传统，对《摩罗诗力说》的材源进行了为时43年（1972-2015）的追索。同时在21世纪还出版了《鲁迅：在日本这一异文化环境当中——从弘文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2001）和《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2006），讨论鲁迅留日初期的历史语境以及鲁迅精神的源头。从北冈正子的坚持中，我们看到鲁迅精神的原点以及对域外文化文学的最初借镜，而这种精神一直连接着鲁迅的产生及其新文学的内质。这与1980年代中国学界发掘鲁迅的“立人”精神形成参照，进而证实了鲁迅“立人”精神并非平地高楼的创新。从中国文化纵向发展的角度看，鲁迅此精神的确很新，但从横向影响看则带有较多移植的成分。从域外移植到中国，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关联呼应，从而带动了中国文化文学的新变，而且很好地体现了鲁迅融汇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能力。在此，北冈正子坚守了学术“求真务实”的基本精神，把更接近真实鲁迅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竹内实的鲁迅研究和北冈正子相比，不具有那么强的学院派性质，但也属于“真鲁迅”的范畴。他从鲁迅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坚守鲁迅的文学和政治的统一性，综合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长处，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还原“真鲁迅”。这真正地远离了日本为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而“制造鲁迅”的传统，逐渐脱离精英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也对视了中国的鲁迅研究。事实上，在中国鲁迅作为言说的工具从来都存在着。如何发现“真鲁迅”，然后从此看清鲁迅与当下问题发生的实质关联，这不仅是鲁迅的价值问题，也是中日两国当代社会文化改变和进步的问题。

东京大学文学部、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2018年度“海外名师”。东京大学著名的中国文学史、东亚文学史的研究专家，日本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鲁迅研究与日本文学研究，在国际上有广泛的辐射力。

世纪之交，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使日本逐渐把视角转向了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鲁迅研究也因此仅仅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之一种。这种转向使得日本鲁迅研究回归学院，不在像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那样掀起一次一次的研究高潮。当然，日本老一辈的鲁迅研究者还在发挥余热，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也成长起来，贡献出重要的鲁迅研究成果。代田智明的文本解读和现代批判带有很强的后现代特色，他一方面继承文学文本细读的传统继续发掘鲁迅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批评竹内好通过鲁迅所看到的现代化是他构建出来的宏大假说。藤井省三早年的鲁迅比较文学研究，很好地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方法结合起来，还开创出通过“中介”构建起来的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我们在此看到俄国文学或者西方文学在鲁迅文学和日本文学之间架设了桥梁，从而把日本鲁迅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同时他还率先开创了鲁迅阅读史的研究，也提出了日本鲁迅研究史阶段细分的看法，初步勾勒出中日韩鲁迅传播的路线图。现代消费文化的盛行，让藤井省三试图超越现代日本作家和中国电影的外在表现，来寻找它们和阿Q的内在精神联系，他自己称这个是“东亚的阿Q形象谱系”。表面上看，似乎找到了鲁迅与当下的关连，但事实上有生拉硬扯的嫌疑。现代电影和村上春树是无法剥离文化消费之特点的，正如藤井省三近些年来本身也带有学术消费的倾向一样。他的一些著作努力面向大众，对鲁迅的大众传播有贡献，不也正表征着当下消费鲁迅的现状吗？对于这一点，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不过在此不利的研究现状面前，日本还有中井政喜、长堀祐造、工藤贵正、李冬木、秋吉收等人在坚守“真鲁迅”的还原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否后继有人？这可能是一个不太乐观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似乎看不到日本70后、80后、90后的鲁迅研究者了。

诞生于140年前的鲁迅，从100年前便开始在东瀛传播，并在此后得到广泛认同和研究。关键原因恐怕是日本需要鲁迅来化解他们的社会危机，当然还有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对鲁迅代表的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肯定。今天日本还有无需要鲁迅来解决的社会危机，还有无精英知识分子对鲁迅的价值肯定？子安宣邦对竹内好“制造鲁迅”大加挞伐，他仍然有着很强的日本问题意识，即超越日本近代“亚洲主义”。这是不是说明，子安宣邦认为日本社会仍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具有现代性？从竹内好到子安宣邦，昭示了要不要回到“真鲁迅”。所谓“真鲁迅”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思想、学术、翻译所反映的问题尽量真实地呈现出来，然后与当代现实形成对话关系。如果当下的许多问题还没有突破鲁迅讨论的框架，那就说明鲁迅存在的价值还很大。与此相对应，中国的鲁迅研究依然很热，一方面因为鲁迅是中国的国民作家，靠着他能解决生存的问题，因此而消费鲁迅；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而日本这方面的问题已没有那么突出了，所以日本鲁迅学走向衰微。不过，鲁迅所揭示出来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权力对人性的压迫，在日本是否不存在呢？这个设问也许会让人们觉得鲁迅学在日本还有兴起的可能。

蒋永国，1974年生，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文学关系、日本鲁迅学，著有《鲁迅小说形象流变新论——从中西文化之“个”切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鲁迅早期思想与他的新文学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鲁迅与时代“知识地层”——比较文学研究文集》（学苑出版社，2022年）、《日本鲁迅学史论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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