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8月起，借学术休假与日文研访学之机，我得以暂别纷繁日常的羁绊，沉浸于一段珍贵而专注的研究与阅读时光。日文研坐落于京都西山连麓，远离车马喧嚣，在这里，阅读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成为心境的沉潜。此篇记录近期阅读的部分与研究兴趣相关的日文书籍，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国内学界介绍近期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特别感谢“谓无名”公众号为推动东亚学术的共享与交流所付出的努力，更感谢陈言老师在幕后的默默耕耘。此外，不得不提，由于中文图书和资讯的数字化进程更为迅速，学术资讯、文艺生活类的阅读仰仗“微信读书”和“微信公众号”等电子平台的便利，在碎片化的时间中悄然渗透。如此，阅读的疆域愈发清晰——纸质书承载着学术的严谨，电子书流淌着日常的温度，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拓宽着我的阅读视野。
田仲一成教授的研究涵盖中国戏剧史、民间信仰及宗教戏曲，长期致力于通过档案考据、口述历史及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戏剧文化。96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其学术毅力与研究热情令人敬仰。
该书系统探讨了中国的秘密结社（青帮、红帮）与戏剧界之间的深层联系。上篇在陈国屏《清门源考》（1932）和增谷达之辅『上海劇壇と帮との関係』（1940）的基础上梳理了青帮的历史沿革和主要人物，然后聚焦青帮在上海剧坛的渗透过程，分析其如何在政府警力有限的背景下，凭借维持剧场治安、控制票房经济及保护演员的手段，逐步主导剧场运营。京剧演员因社会地位低下，往往依赖青帮庇护以确保自身安全，著名伶人如周信芳（麒麟童）、王鸿寿（三麻子）等，都与青帮势力形成了复杂的依存关系。书中亦列举天蟾舞台、卡尔登大戏院、大舞台等多个上海剧院，展现青帮在票房运作、剧场安全乃至演员职业发展中的影响。
青帮势力主要影响上海剧坛，而红帮即天地会的势力则覆盖粤剧及南方戏曲，并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发挥作用。下篇介绍红帮的组织体系、戏剧活动及其在南洋地区的发展脉络，揭示其不仅在商业层面深度介入戏剧行业，还利用戏曲演出作为秘密结社的活动载体，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田仲老师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得到新加坡社公庙主的特许，对其中供奉的30座“反清复明义士”牌位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这些义士都是亡命到新加坡的潮州籍天地会成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粤剧在天地会影响下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因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等政治活动而遭到清政府禁演的历史背景，并整理了与天地会相关的粤剧剧目。
多年前笔者曾拜读孙江教授的『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书院、2007年），这是一部对近代中国秘密结社与革命运动关系的系统研究，而田仲先生则专注秘密结社与戏剧界的互动，以跨地域、跨历史的视角，揭示了戏剧文化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独特地位。附录提供了青帮主要人物传记和潮州歌册《吴忠恕全歌》，全书史料翔实，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趣味。
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为纪念“筑地小剧场”成立100周年举办了2024年度秋季特别展“築地小劇場100年―新劇の20世紀―”（2024.10.3-2025.1.19），该书是与展览同步发行的一部全面回顾日本新剧运动的资料论文集。
筑地小剧场1924年6月由小山内薫和土方与志等戏剧人创立，是日本近代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日本首个专门为新剧演出设立的专业剧场。筑地小剧场的目标是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表现主义及欧洲实验剧场等）的理念，推动日本戏剧的现代转型。作为新剧运动的重要据点，築地小剧场可谓二十世纪日本戏剧思想、表演体系和剧场运作模式的实验场。该书第一部分回顾了筑地小剧场的历史，探讨创立者小山内薰的戏剧理念，并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详细介绍了筑地小剧场从创立到1929年3月分裂期间所举办的84场公演，以及在东京其他剧场及外地巡演的情况。附录部分还提供了20世纪日本新剧剧团的变迁图，以及“筑地小剧场”100周年展的介绍。
从概念上来看，“新剧”相对于以歌舞伎为代表的“旧剧”而产生。然而，在新剧出现之前，已有“新派”这一戏剧流派，因此日本的新剧运动自诞生之初，便以严格搬演易卜生等欧美近代戏剧为目标，以革新“新派”之不彻底，创造真正符合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戏剧形式。然而，“新”这一概念是否具有时间的局限性？创始于20世纪初的新剧，是否仍能历久弥“新”？实际上，相较于“新剧”这一名称，日本戏剧研究者更认可中国“话剧”一词的命名方式，认为其不仅准确体现了以“台词”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近代戏剧特征，且不受时间限制，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概念。该书第二部分邀请到井上理惠、大笹吉雄、神山彰、毛利三弥、渡边保等日本近代戏剧研究的权威学者，探讨新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定义变化，以及其与传统戏剧、现代戏剧之间的关系。井上理惠指出新剧的诞生依赖于旧剧的存在，它并非传统戏剧的替代品，而是在与旧剧的对比与互动中逐步形成自身特色。大笹吉雄对“新剧”作出了包容性更强的定义，认为新剧指的是“非商业戏剧范畴内，所有原创剧和翻译剧，并以不断革新‘戏剧’这一艺术形式为目标的戏剧”。这一概念不仅涵盖了小山内薰的自由剧场（1909）、筑地小剧场，甚至还包括战后以“打倒”新剧为目标的唐十郎、铃木忠志、野田秀树等先锋“小剧场戏剧”（尽管这些剧场未必都“小”）。神山彰则关注到在新剧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具有“风俗性”“感官性”和“民众性”的戏剧元素被“新剧”这一相对固化的概念所遮蔽，认为新剧并非仅限于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而应包含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
第三部分是研究专论，具体探讨筑地小剧场的戏剧实验、新剧的表现主义特征，以及在地方公演中的传播情况。尽管筑地小剧场的戏剧实验具有创新性，但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政府的审查制度、资金问题、观众接受度等因素，导致其发展过程充满波折。1928年小山内薰去世后，筑地小剧场的运营陷入困境，最终在二战期间停演。然而，它的戏剧理念和实验精神对战后日本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戏剧人，为战后日本戏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围绕“新剧的20世纪”这一主题，该书通过展示和研究演剧博物馆所藏的大量新剧相关资料，从戏剧表演、剧作、演出机制、剧场建筑、观众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新剧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变迁。不仅是一部关于筑地小剧场的历史回顾之作，更是对日本近现代戏剧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感谢演剧博物馆助手李家桥先生惠赠该书！
「中国都市芸能研究会」（中国城市戏曲研究会）由研究中国传统戏曲及相关领域的日本学者发起，自1996年4月成立以来，已出版学术期刊『中国都市芸能研究』（《中国都市戏曲研究》）23辑和『中国都市芸能研究叢書』（《中国城市戏曲研究会丛书》）6部。该书即为该丛书的第6部，是依托于庆应大学山下一夫教授主持的项目“近现代中华圈戏曲文化的传承、流通、演变”（「近現代中華圈における芸能文化の伝播・流通・変容」）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及台湾的传统戏剧、皮影戏、木偶戏（布袋戏、铁枝木偶戏）、说唱艺术（宣卷、评弹）等地域性曲艺文化，探讨这些曲艺形式在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如何演变、传播、并经历再塑的过程。
其中，早稻田大学平林宣和教授撰写的『梅蘭芳の“発見”――1919年訪日公演実現に至る経緯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发现”梅兰芳——关于1919年访日公演实现过程的考察》）一文，对梅兰芳1919年访日公演的筹备过程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正如平林老师所言，近年来，随着“国潮”兴起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梅兰芳的日本公演作为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典范，愈发成为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演出后的反响，即梅兰芳在日本如何被接受的。而平林老师则将目光投向演出前的酝酿与筹备，探讨公演得以实现的幕后推动力量。论文梳理了龙居松之助、木下杢太郎、龙居赖三三位日本文化人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1919年梅兰芳访日前，例如著名作家木下杢太郎在1916-1920年任职南满医学堂期间，曾在北京骡马市第一舞台观看梅兰芳的《女起解》，并先后在『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4月23日）和『帝国文学』（1918年4月号）发表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木下虽然对中国戏曲整体评价较为保留，但对梅兰芳的艺术表现给予了极高赞誉，并提出应改编京剧剧目，融合日语唱词，将其介绍到日本舞台。因此，平林老师认为木下杢太郎可以被视为“发现”梅兰芳的第一位日本人。总体来看，1919年梅兰芳访日公演的成功，既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同时也离不开一批日本文化人的推波助澜。此后的中日戏曲交流演出，逐渐由“满铁”主导，发展成为具有更强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文化活动。感谢平林老师惠赠该书！
『近代日本の中国都市体験』丛书是由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联合推出的20卷资料集，主要复刻至今未复刻、且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未收录的珍稀资料，内容涵盖甲午战争（1894-1895）与日俄战争（1904-1905）后，在中国形成庞大日本侨民社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日文报刊、杂志及书籍中关于中国城市的书写。这些日文文献见证了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也承载着日本人在中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异文化体验，同时也成为中国人了解近代中国城市景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参照。
该书为丛书第三卷，主要收录1924年至1929年间由上海内山书店出版的重要刊物，包括《支那剧研究》（1924-1926年，第一辑至第五辑。笔者注：“支那”一词应被摒弃并予以批判。本文用加“”和《 》的方式，保留曾使用该词的团体及书刊名原貌。后同）与《万华镜》（1927-1929年）等。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吸引了大批日本知识分子、作家及戏剧爱好者，他们的书写揭示了其理解、诠释并融入中国都市文化的过程，还对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产生了影响。例如《支那剧研究》是1923年底由旅居上海、热爱京剧的塚本助太郎、竹内良男、菅原英次郎等人发起成立的“支那剧研究会（Chinese Dramatic Club）”的会刊，专门研究和介绍中国戏剧。该研究会设有编辑部、观剧部、讲演部，分别负责刊物编辑、观剧活动以及讲座和茶话会等，以促进中国戏剧的普及与研究。同时，该会还在实践中促进了中日文化人的互动，著名的“文艺漫谈会”便是由该会提议，并以内山书店为平台举办的中日文化交流沙龙，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中日文化人互动的核心场域。正如日本学者小谷一郎所言：“上海内山书店在以‘文艺漫谈会’为轴心成为20世纪30年代日中近代文学交流的窗口之前，田汉与‘支那剧研究会’等的关系已经开启了‘交流之桥’。因此，可以把‘支那剧研究会’确立为这之后的上海内山书店日中近代文学交流窗口的‘前史’，因为‘支那剧研究会’、内山与以及从田汉开始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都相继发生了联系。”目前，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神户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藏有《支那剧研究》第一至第四辑，第五辑长期缺失。该套丛书对关注日本近现代史、中日交流史、中国城市文化及中国戏剧史的学者而言，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截至目前，已出版至第三卷，其余十七卷将陆续推出，令人期待。
日本自古以来视中国为重要的“他者”，并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步打破传统“汉学”，借鉴西方“汉学”（Sinology）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学”，推动中国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然而，这一学问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许多学者的研究逐渐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近代日本の中国学——その光と影』探讨了近代日本中国学从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的过渡，议题涵盖“中国学”的学术发展、日中书画交流、亚洲实地考察、新闻记者视角下的中国，以及“中国通”对中国的认知等，呈现了日本学界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也深刻反思了学术如何被国家机器所利用。
山室信一教授的总论『「中国知」と「支那通」』探讨“中国通”群体在构建日本社会对中国认知中的复杂作用。他将“中国通”提供的“知”分为学知（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成果）、政略知（政府与政治家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解与政策考量）、制度知（对中国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的认知）、生活知（关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认知）、报道知（媒体报道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和调查知（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以及各报刊特派员为主展开的调查报告）等，这些“知”一方面向日本社会提供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同时也逐渐服务于国家，形成了“政略知”。在战时，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发声权，甚至被用于支持侵略，战后当然也受到批判，认为其错误认知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通”都迎合官方立场，如橘朴、竹内好、村上知行等人在战前和战后的不同时期，都主张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强调民间社会才是理解中国的关键。
当然，“中国通”（战前在日本称为“支那通”）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相田洋在『シナに魅せられた人々――シナ通列伝』（研文出版、2014）开篇即对“支那通”做了如下定义：“倾心于中国的文化、风俗、文学、戏剧、美食乃至花街的中国迷（或称中国狂、中国宅）们。”同时强调：这些研究者中虽然有例外，如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后藤朝太郎，但大多数人学历不高，在日本缺乏稳定职业和系统的学术训练，往往以卖文为生，随意撰写大量杂文，性格上普遍较为散漫，脱离世俗常理，因此在学术界难以获得认可，甚至很少成为研究对象。显然，这里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支那通”，且带有明显的贬义。相对而言，山室老师采用的是不含价值判断的广义概念。
不论如何，这些“中国通”涉猎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戏剧领域。例如“生活通”井上红梅（1881-1949）。井上红梅1913年来到上海，先后供职于『上海日日新闻』『上海経済日報』，并于1918年创立“支那风俗研究会”，发行『支那風俗』杂志，致力于“客观、真实地描绘现代中国的生活”。当然，作为一位深谙中国文化的新闻记者，井上红梅不仅关注吃喝嫖赌戏等所谓的五大享乐，还翻译了《古今奇观》《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更在1932年率先翻译出版了《鲁迅全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井上红梅在1920年出版的『支那风俗』中的“戏剧研究”部分，受益于与欧阳予倩、冯淑鸾等中国剧界人士提供的信息，和较为知名的村田孜郎『支那劇と梅蘭芳』（1919）、辻听花『中国劇』(1920)等相比亦毫不逊色，对京剧的介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关于辻听花等“中国通”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亦可参考该书中收录的另一篇论文：森平崇文『在野の中国演劇研究――辻武夫・村田姿郎・波多野乾一』。
明信片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视觉消费品，往往游离于传统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刘建辉教授深入挖掘这一往往被忽视的文化载体，为美术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日文研多年来致力于美术的普及，长期搜集美术明信片，并由研究团队精心打造“近代日本美术展明信片数据库”，以期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如今，这一馆藏数量已超过25000张，以1907年创立的“文展”（文部省美术展览会）、1919年改组的“帝展”（帝国美术院展览会）、1937年因帝国美术院废止而复活的“新文展”，以及1914年成立的民间美术团体“二科会展”等展出作品的明信片为主，还包括诸多战争时期的军事邮政明信片。该书从这些藏品中挑选出100张进行梳理和介绍，凝练了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的精华，宛如一座袖珍的“掌间美术馆”。
这些精美的明信片，多采用彩色版印刷，不仅让当时远离中央画坛的普通日本民众得以欣赏艺术佳作，也使得今日的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直观感受近代日本美术的盛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源自20世纪初以来日本画家在中国游历期间所创作的风景画和人物画，充分展现彼时日本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中国趣味”。在中日戏剧交流史中，也不乏戏剧家与美术家碰撞交融的片段。著名的“纪行画家”石井柏亭（1882-1958）于1919年第二次访问上海时，深度接触中国的风土人情，也为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绘制了两幅人物画，成为研究欧阳予倩表演艺术的珍贵资料，为我们展现了欧阳予倩京剧扮相的独特之美。
除东京的中央画坛，书中还特别介绍了京都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了日本近代美术的多元风貌。同时，该书还重点探讨了一类特殊的明信片——军事邮政明信片。这些作品由随军画家在中国战场上创作，既承担了国家与军方赋予的宣传任务，也承载了画家个人的艺术追求、情感表达与乡愁情绪。然而，这些描绘和平景致的作品，与战争的残酷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在塑造战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刻意隐蔽了真实的战场景象。由此，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明信片进行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新启示，突出了这一大众媒介在学术领域的独特价值。衷心感谢恩师惠赠大著！
书名副标题“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热”出自安重根在旅顺监狱中撰写的汉文自传《安应七历史》，典故源于《史记》中荆轲刺秦前渡易水时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仅承袭了壮士赴死的悲壮意象，更烘托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时的坚定决心与浩然之气。
安重根（1879-1910）在东亚近代史上具有极为复杂的象征意义。他于1909年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当时的世界，也在百余年后的今日，依然是日韩关系史与中韩民族主义叙事的核心议题之一。该书以时间为纲，对安重根的成长经历、思想演变及行动轨迹进行了细致梳理，深入探讨个人信仰、国际局势及日本殖民政策如何交织，最终塑造了他的选择。其中，第五章详细再现了1909年10月26日哈尔滨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全过程，行文环环相扣，逻辑严密，令人有如读推理小说般的紧张感。作者依据伊藤博文首席随行员室田义文的证言及其他关键文献，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观点：安重根使用勃朗宁M1900手枪射出的第一发子弹的确命中了伊藤博文的背部，但真正致命的后两发子弹却是由Rifle步枪射出的，所以刺杀者另有其人，而安重根最多只能被判为“杀人未遂”。然而，由于当时俄国在哈尔滨享有治外法权，日方在与俄方的权力角逐中，选择隐瞒真相，并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于旅顺法庭判处安重根死刑。作者强调，该书的写作正是基于对事件“真相”的追求。而这种力图还原历史多重可能性的追求，体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客观立场，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继续挑战这一课题、揭示更深层历史真相的线索。
安重根的形象在东亚三国的戏剧、文学与历史叙述中的重塑颇具意味。在中国，安重根是一个“悲情英雄”。1909年刺杀事件发生后，报刊上迅速涌现了以此为蓝本改编的传奇剧本，如《藤花血》《亡国恨传奇》等。1911年，任天知率领的文明戏团体“进化团”在南京昇平戏园上演《东亚风云》（别名《安重根刺伊藤》），借“他国之亡”来比喻“本国之忧”。五四时期，邓颖超和周恩来也曾在天津广东会馆组织演剧《亡国镜》，邓颖超饰演安重根，歌颂其豪侠义举，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谴责。在韩国，安重根是一个“民族烈士”，不仅因刺杀伊藤博文被铭记，更因其展现出的高尚理想而被视为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在日本，伴随着学者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重新解读安重根行动的历史背景，安重根逐渐成为“值得反思的历史人物”。
该书作者上垣外宪一教授，毕业于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曾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大妻女子大学教授，精通英语、韩语，熟悉汉语、德语等多门外语，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其代表著作包括『雨森芳洲：元禄享保の国際人』（中公新书，1989年，荣获三得利学艺奖）和该书的前篇『暗殺·伊藤博文』（筑摩新书，2000年）等，皆以严谨的考证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享誉学界。笔者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课程期间曾受教于上垣外老师，深受其启发，至今心怀感念。老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亦胸襟广阔，早年间便慷慨将自己珍藏的几百册学术书籍悉数赠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使后学者得以汲取学术养分。如今已年届七旬的他，依然保持着年轻学者般的求索精神，广泛搜集资料，思维敏锐，勇于挑战固有学术定论，甚至还在因不懂俄语而无法直接阅读与安重根相关的重要文献——曾任海参崴韩语报纸《大东共报》社长的米哈伊洛夫相关史料而深感遗憾。这种对真相的执着探求，正是学者精神最动人的写照，也无疑是对后学最好的鞭策。由是，特以其2025年2月最新付梓的新作，作为笔者“2024年东亚阅读书目”的压轴之选，以此致敬学术，铭谢师恩。
作者简介
陈凌虹，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日本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戏剧交流史、中国话剧史。研究专著有日文专著『日中演劇交流の諸相―中国近代演劇の成立』（思文阁，2014年，荣获第二十届“日本比较文学会奖”）、中文专著《清末民初中日新潮演剧的跨文化诠释与传播》（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在《中国比较文学》《戏剧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以及『日本研究』『早稲田大学演劇博物館紀要』等中日两国高水平刊物上发文多篇，译著有《莎士比亚在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和也编辑
春生、润哲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