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李妍淑《作为思想的“国语”》一书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看似不言自明的“国语”概念去自然化，指出它与近代日本国家建构和殖民地统治之间的内在的复杂关联。李妍淑指出，“国语”是明治二十年代官民一体创建和发扬“国民”意识的产物，国家的标准语政策将稍早时期带有变革精神的“言文一致”运动完全吸纳其中，由此产生了作为意识形态和教学科目的“国语”。然而“国语”的创制并未消融“言”与“文”之间的龃龉，这特别体现在长期掌管日本语言政策的上田万年及其弟子保科孝一的思想及实践中。两人均视当下的口语和声音为语言的本质，坚持主张使用表音式假名，努力限制汉字的使用。这背后既有来自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的学理支援，也体现了将“国语”自然化、纯粹化的本土立场。然而，这种对自然主义式的“国语”的执着，却在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暴露出其有意无意地掩盖的政治性。日本官方在国内实行“国语教育”，却在殖民地实行“日本语教育”。“国语”努力将自身限定在“内部”，吊诡的是，这种自我封闭同时伴随着自我膨胀，而后者又催生出对外扩张的冲动。李妍淑的著作由此揭示出，“国语”问题所折射出的近代日本扭曲的国家性格和分裂的精神结构。
子安宣邦《近代知识考古学》中“‘国语’死去了，‘日本语’就诞生了吗？”一章分享了李妍淑的问题意识。子安宣邦亦指出，作为“国家内部”语言的“国语”概念是与视“国语”为神圣的观念一起被建构起来的。与此相应的，作为“国家外部”的语言，“日本语”概念得以成立。然而，将作为日本民族“精神血脉”的“国语”推广到异民族的殖民地中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子安通过对时枝诚记论述的分析，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时枝诚记解决这一困难的策略是在日本帝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建立并维持一种等级秩序，“国语”是对日本具有特殊价值的语言，而“日本语”则不过是帝国统治的工具，是与朝鲜语、汉语等其他语言处于同等地位的语言学对象。然而这种人为设立的秩序不过是暴露了“国语”神话之虚骄。在文章结尾，子安注意到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主张“日本语”国际化的呼声再次高涨，而看似淡出历史舞台的“国语”只不过又把自身隐匿了起来，为此子安尖锐地发出质问：“将封闭的自我及境况隐匿起来的开放，只能是自我保护的老套手法，日本的当代史不是多次告诫过我们这一点吗？”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则在李妍淑一书的基础上（就日本原版来说，李妍淑书出版于1996年，小森阳一的著作出版于2000年），对日本近代国语问题的脉络展开了更深入的剖析。该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揭穿了“言文一致”的幻象及其得以成立的内在机制。小森特别指出，“言文一致”的“言”乃是一种“冒充的口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演说而制作出来的新型书写文体。这种文体中充斥了明治时期用汉字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它们只能用接近汉语原音的读法来“音读”。这一方面是因为与这些词汇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本土所谓的“大和语”中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使用较少音节的音读更适应速记法这一现代技术的经济性与效率。因而，随着这些新词汇进入近代日语，那想象中的纯粹的、自然的、本居宣长式的“古音”已经不可能找回了，明治以降的“国语”已经离不开这些夹杂着汉语原音的汉字新词，这可以说是对“国语”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国语”问题也在诸多层面上与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纠缠在一起。因此，三本著作虽然并未直接涉及中国，但都多少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语言问题提示了若干新的视野。如小森阳一谈到的明治时期创制的汉字新词汇，又反过来以“新名词”的名目输入中国，并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这本身就是两国语言问题连锁在一起的重要例证。今天仍有人不假思索地将这些新词汇简单地归为日本的贡献，殊不知它们所关涉的话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理解框架，这也提示我们近代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又如我们在讨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时，也会将日本近代的“言文一致”运动作为参照系，今天学界大致认为五四白话文并非简单地模拟口语，根本上是一种新型的书写文体，而李妍淑和小森阳一的研究表明，因为有假名这一表音符号而看似取得成功的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内部的褶皱也非常复杂。再如，1902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奉命出访日本，在日期间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就语言改革问题进行交谈。伊泽修二强调统一语言的重要性，提出在学堂设立“国语”科的建议，并介绍了日本以东京语为标准语推行国语的经验，让吴汝纶深受触动。而这位伊泽修二，恰恰是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1896年就在台湾着力推行日语（见小森阳一书）。台湾光复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发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语的普及和推行相当成功。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国语运动在口语标准化的层面上却进步甚微。这些彼此关联却又形成某种错位、反差和对照的历史事件，提示我们必须在一个把近代日本囊括进来的视野中，探究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作者简介
季剑青，1979年生，安徽肥东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等，译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赵元任早年自传》《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曾在《文学评论》《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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