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見俊哉丨欲望／忘却「美國」的日本战后：「基地」与「消费」文化的错综关系

当泡泡糖、牛仔裤与爵士乐乐声，交织着美军基地的铁丝网阴影，战后日本的 “美国化” 从未是单向的文化输入，而是欲望与忘却的复杂纠缠。吉见俊哉的这篇深度论述，跳出单纯的风俗文化考察，将 “基地” 的暴力逻辑与 “消费” 的物质诱惑并置，拆解出美国在日本战后语境中 “世界强权”“消费近代”“混种通俗” 的三重镜像。从六本木、原宿的都市空间变迁，到美空云雀等艺人的基地演艺生涯，再到冲绳与日本本土的命运分野，作者层层揭开 “美国” 符号背后，军事支配与经济渗透的隐秘关联。透过这段交织着甜蜜与伤痛的历史，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融背后的权力博弈与记忆断层。当 “美国” 从欲望对象变为日常空气，那些被遮蔽的暴力与不平等，恰恰是理解近代东亚文化交涉的关键密码。

历史学家Gordon W. Prange藏

一構成美國化的諸次元

戰後日本的美國化看似達到最高點的一九八○年代初期，名為《美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式叢書一套三冊，在石川弘義、藤竹曉、小野耕世監修下，由三省堂出版問世。此書將二次大戰後到七○年代為止的日本戰後文化史分成三個時期，再從各種角度探討「美式文化」如何被植入日本的風俗文化中。

第一期被稱為「美國愛恨期」，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到六○年簽訂安保條約（譯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止。在這個時期，原先對「美國」所抱有的不安情緒轉變為崇拜，在政治上人們認同反對美軍基地進駐的反美抗爭行動，但是從日常生活的感覺來看，這是個以美國為典範的時期。《美國文化》書裡列舉「泡泡糖」「英文會話」「讀者文摘」「爵士」「夏威夷襯衫」「白蘭地」「泰山」「尼龍絲襪」「摔角」「西部片」「迪士尼」「大力水手」「山野搖滾」「超人」「呼拉圈」等等帶有濃厚美國味道的商品、媒體以及流行趨勢為例。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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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Samuel Fuller；編劇：Harry Kleiner/Samuel Fuller

上映時間：1955年7月1日；時長：102分钟

電影《竹之家》以駐日美軍佔領時期的東京為背景，講述了一名美軍刑事調查部門人員追查犯罪網路的故事。影片全部在日本實地取景，生動展現了1950年代日本戰後重建時期的社會風貌以及駐日美軍與日本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九六○年代的第二期被稱為「美國浸透期」。在高度經濟成長下，美式生活型態滲透到一般日本人的生活當中。相較於五○年代，這時期日本與「美國」距離更近了。日本國內象徵「美國」的東西有「可口可樂」「家庭劇」「超級市場」「廚房革命」、「迷你裙」「牛仔褲」「美國民謠」「搖滾樂」「嬉皮」等，都還相當具有美國色彩。

但到了七○年代的第三期，由「步行者天國」「戶外生活」「收視率競爭」「靈異電影」「減肥」「休閑鞋」「拒抽二手煙權利」等例子可知，這時期已經不易找到一、二期那種明顯象徵美國化的表像。在這個時期，日本國內發展到與美國面臨相同問題的階段，因此，羡慕位於海洋另一端的「美國」時期已成過去式，「美國」不再是慾望的對象，而是世界最新動態的情報發源地（石川1981）。

從某方面來看，這套書可說是南博等人從六○年代開始，針對「大正文化」「昭和文化」所做的共同研究之延伸。南博等人從大眾情感結構層次，重新詮釋日俄戰爭後的大眾文化史，所探討的時期到二次大戰前為止。因此，我們必須藉由《美國文化》這套書，承接討論做為「美國文化」的日本戰後文化之問題。《美國文化》並不只是單純地將戰後日本的美國化，當成在日本在美國軍事、政治、經濟支配之下，被強迫接受的文化現象，而是將其解釋為美國文化與戰後日本人的心情慾望相結合之後，重新建構出來的產物。也就是說，「美國」利用其無形的影響力，順利進入因敗戰衝擊而產生集體情感空白的日本社會，日本透過整個戰後史，以對美國的慾望及反感為媒介，重新建立自己國家的認同。

在肯定《美國文化》以上觀點的重要性之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以大眾情感變遷的觀點來探討戰後日本美國主義的研究，將焦點侷限於狹義的風俗文化，因而有其不夠完備之處。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書中連「天皇」「麥克亞瑟」「檢查制度」「基地」「暴力」「沖繩」等項目都沒有出現。整體而言，在《美國文化》這套書裡，「文化」的概念被視為與「政治」「軍事」無關，受到去政治化，「美國」被一昧地強調成戰後日本人迫切追求的富裕及解放的象徵。但是，像這樣，將不均衡的權力關係與支配的問題放在討論範圍外，不也就是忽視了因為對「美國」的慾望而引發的意識型態或權力的問題了嗎？

舉例來說，日本戰後的音樂文化，是透過美軍基地對日本樂手的雇用所培育出來的，日本樂手與基地美軍的接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關於這點，在《美國文化》中並未有充分的考察。書中僅提到：美國一流的爵士手何時到日本？他們是如何地被日本歌迷瘋狂包圍？最後爵士樂是如何地奠定於日本音樂文化中。這種單從音樂文化史的觀點所進行的分析，僅是單獨探討鐵絲網外的美國文化，卻忽略掉基地裡發生的一切。

書中的解說的確也有些具啟發式的敘述。例如負責「夏威夷襯衫」項目的筆者指出，起源於一九二○年代夏威夷殖民地時期的夏威夷襯衫，會風靡於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可能是接受殖民地認同意識而產生的作用。這類分析應有更深且更多方面的探討，但此書只有在個別的論點中點到而已。

依我看來，若要徹底地以日常生活中鮮活的文化經驗及感情構造為依據，將現代日本中的「美國」，當成是從「夏威夷襯衫」、「迪士尼」，到「基地」「暴力」等諸層次的複合現象來分析，至少要將存在於下列三個層次中的「美式文化」，從各自的歷史狀況中釐清。

第一個層次是「象徵世界強權的美國」。讓眾人的關心集中在這個層次的典型討論為：文化帝國主義批判之議論。之前許勒（Herbert I. Schiller）曾主張，戰後世界裡的美國霸權，為經濟方面及資訊方面全球性支配力量之相輔相成關係所支撐。代替從前的「鐵血」政策，「經濟學及電子學的結婚」才是實現以美國作為頂點的新帝國主義政策。自由貿易不外乎是，將強國的經濟滲透到弱國並進行主導之裝置，同樣的，全球性資訊流通就像是一個頻道，讓對美國生活樣式的慾望以及美式價值觀，深入貧困脆弱的社會內部，使得該社會或國家的自律性發展變得困難。「從美國發出的交流（communication）提示了一幅生活模式的影像。這是個製造物如山一般堆積的情景，這些製造物被私人擺設或被個人購買、消費」。(Schiller 1969)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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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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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很多研究指出，這種將增殖於世界各地的美國主義，侷限為帝國主義在資訊與經濟方面的單向輸出之論點，在文化人類學及文化研究領域受到了什麼樣的批評（Tomlinson日譯1993）。但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即使六○年代許勒稍嫌草率的帝國主義論已過時，但我們絕對無法否定以下事實：世界各地在文化上的美國化，依舊與以美利堅合眾國為中心的壓倒性軍事及經濟主導權深切相關，且不斷地再生產。因此，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以異於一般文化帝國主義論的理論，來解釋「象徵世界強權的美國」。

特別是，我們必須將美國軍事支配權（基地）及經濟領導權（市場）的扭曲關係，放在文化的跨國流通關係上重新考察。雖說不能單純地將輸出於全球的美式文化，與美國的世界軍事領導權同一而視，但二次世界大戰後，遍布世界各地的美軍基地與美式文化的全球化之間，確實有密切不可分而扭曲的結合關係。

第二層次是「象徵消費近代之美國」。大約一九二○年代之後,「美國」會在世界各地成為擁有強大文化滲透力的原因，並不只是靠美國強而有力的經濟與軍事指導權而已。「美國」在「物質的近代」之直接性及大眾性特質方面，具有完全異於先前歐洲帝國主義的吸引力。在美國，平等主義、對幸福的追求、自由主義等近代觀念，皆表現在以競爭的市場經濟為媒介而形成的大量生產模式中，「美國是唯一有辦法透過商品宣傳『自由』、『平等』觀念的國家。總之，將消費財包裝成一種文化，甚至將其當作一國的象徵）（佐伯　1993）。

透過上述之方法，「美國」將全世界的人當成「消費主體」而重新編制。這是一種慾望裝置，在這之中人們開始過著被無數物質包圍的生活。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說，在現代消費社會中，從洗衣機、冰箱到肉類、水果罐頭，物質「將我們引誘向一連串多樣的動機，再以更複雜的超物質形式，彼此互相定義」，而美國變成對這物質的意義／主體的連鎖之全球展開過程中的一個依據點。（德里亞爾日譯1979）

第三層次與集大成於大量生產及消費的民生主義的「美國」不同，而是「象徵混種的通俗性（banality）之美國」的層次。這是脫離家電用品、自用客車、古典好萊烏電影所呈現的美式生活模式所規範的流行文化層次。就像是爵士或搖滾樂團、摔跤、拳擊、舞台秀中可看到的、表演式的異種性之層次。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中葉的阿諾德（Matthew Arnold）到約一百年後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為止，「美國」一直被當成是野蠻的象徵，一種破壞西歐近代菁英主義價值的安逸通俗。例如，一九三○年代英國經查學派擔心，美式大眾讀物與雜誌、小報新聞、好萊烏電影以及舞廳的盛行，會導致傳統西歐新教文化傳統力量喪失，人們淪落到充滿刺激的惡俗快樂主義中。類似的批評不僅出現在阿多諾之文化產業論裡，也盛行於左翼知識份子當中。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低俗的通俗性」正是將世界各地廣泛的大眾導向「美國」之原動力。也就是說，「西洋」屬於推動「文明化」的菁英知識，相對地，對「美國」文化的受容，總是「由下往上」的大眾通俗性一馬當先。這與美國曾是歐洲的「殖民地」、美國的文化形成是在移民圈當中完成有關，顯現出「美國」從某角度來看，其內部早已蘊含著超越「西洋／近代」架構之要素。

這三個構成美國化的層次不僅彼此互相複雜交錯，同時也是構成今日全球化的層次。再更清楚地說，「美國」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衍生物，透過美國歷史發展軌道來看，它擁有既是「帝國」又是「殖民地」之雙重性，而此雙重性一直支撐象徵全球化的特權空間之地位。事實上，美國化的大眾性，不僅結合資本主義的大量生產方式，也結合了離散性移動的經驗。美國既然將移動性當成自己存在基礎，可見它從一開始就內含了某種全球性特質。

透過這種打從根底帶有移動性、異質性的社會構成，連結美國社會整體的規範性層次得以展開。整個二十世紀遍佈世界各地的美國化威力，與其說與其文化內容有關，不如說是由文化形式而來。即使人們可以找到種種東西，代替「美國」光彩的象徵，但依舊無法抗拒使使這些象徵得以成立的相互關係之形式及規範性守則。

麥可・哈德(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納格利(Antonic Negri)在最近的著作中指出，超越這種美國本身含有的國民國家制度之權力層次，或許可用「帝國」的觀點來重新探討。哈德一再強調，這裡所謂的「帝國」與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有著關鍵性的差異。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擁有雙層構造，一面是將殖民地納入支配－從屬關係，另一方面是將殖民地不斷地從宗主國國民國家體制中排除。相對之下，以原本就是殖民地的美國為基礎而發展的「帝國」，並非以國民國家這個封閉的領域為前提而出發，而是透過在開放的體系中強制執行一定的規則而加以擴張。這可以從合眾國憲法或威爾森主義追溯起，但尤其重要的是，在羅斯福新策之後，各種國際機關超越了國民國家單位先後成立。（Hardt & Negri  2000）

古矢旬表示，透過對歐洲而言既是「邊境」又是「聖地」之雙重性所形成的十九世紀美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這段轉變期，早已認知孤立主義行不通，「邊境」的可能性也將消失，為了超越「歐洲化」危機，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變得更具有參與、教化、形式、積極的特質（古矢 1998）。美國主義的典型當然是福特主義(Fordism)。前面所提到的物質的民主主義、世界強權、後殖民地主義式的混種性等，這些都是在美國主義的轉換過程中被孕育而出的。

二美國化與二十世紀空間

為了分析日本或東亞當中，「美國」這個「審級」錯綜複雜的構造，我們不能只是將美國化期間設定於第二次大戰之後，至少必須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二次大戰前的時期。在討論戰前日本中「美國」的存在時，常會將日本國內的親美・反美情緒，描繪成日美政治及軍事關係變化之投影。例如，加藤秀俊和龜井俊介所編輯的《日本與美國》，就是從文學作品或評論來探討日美雙方對彼此的印象（加藤&龜井 1991）。澤田次郎於《近代日本人的美國觀》中分析《少年俱樂部》雜誌裡所描繪的美國之印象，提到當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中提議把美英日三方的主力艦比例改為五比五比三，隔年的《少年俱樂部》便開始連載宮綺一雨的《日美未來戰》；另外，一九二四年受到美國排日移民法成立的衝擊，該雜誌開始連載許多點燃「對美的復仇心」之反美稿件，以及預感日美之間發生戰爭的作品(澤田1999)。

1920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部限制進入美國移民量的立法，該數量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作為基數，對不同國家實行配額制度，每個國家的配額是該國居住於美國人口數的百分之三。《1924年移民法》的限制數量更嚴苛，把基數往前推至1890年的人口普查，每個國家的額度降為百分之二。

以上的分析類型，是把觀點限定於「日本」、「美國」兩個以國民國家為單位的他者印象當中。這類把政治軍事層次跟文化社會意識層次直線連接在一起的觀點，是不夠完善的。即使在戰前，在討論關於「美國」的時候，就已經有必要注意到超越國民國家範圍的全球性表象之政治了。

事實上，從昭和初期開始，「美國」不單只是在小說或評論中被描述的「對手國」，而是早已成為我們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美國》中，室伏高信說到：現今「未經美國化的日本何在？要是脫離美國，日本是否還存在？非美式的生活還存在於我們的哪裡？我可以斷言，美國不只是世界，現在的日本除了美國之外，什麼都不是」。（室伏1929）

同年，新居格也說，現在世界正進入「各國色彩及味道、聲響等迅速融入國際性的世紀」，美國主義襲捲了這個「雞尾酒時代」的混合世界。在日本，爵士樂俘虜了年輕人的心，好萊烏電影流入國內，從髮型到化妝到服飾，年輕人開始模仿電影裡的世界。在這種時代潮流下，最富都會風的生活方式就是：平常通勤到美式大樓中、星期日的早上看棒球賽或開車兜風、晚上在舞廳或電影院度過。此外新居也指出，流行於風俗習慣上的美式主義，與盛行於思想方面的俄羅斯主義同時並進(新居1929)。

像這類關於「美國」的論調或大眾意識，一九三○年代自不在話下，即使在四○年代，也就是日美開戰後，也並未完全消失。舉例來說，一九四二年在《文學界》雜誌舉行「超越近代」座談，如何定位美國主義成了座談會後半段的主題之一。座談會上，津村秀夫強調，在菲律賓、馬來西亞、爪哇、尼泊爾等地區，美國電影的進口占了電影業全體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風靡亞洲的與其說是英國的影響，不如說是美國化。即使在日本，無論是戰前或是戰爭時期，許多不同立場的評論家發表美國論、月刊雜誌也多次發行相關特集，在這時期裡「美國」一直都被視為都會型生活方式的前端。

即使在戰前時期的美國化當中，軍事、經濟領導權或消費生活型態、混種性的大眾文化等三個層次，也都交錯於大東京或大大阪等大都會社會環境中。雖然消費形態方面，特別重要的首推森本厚吉等人所推行的生活改善運動中美國化所發揮的效用，但這不在我討論的範圍中。接下來我想討論的是，日本戰前時期較不被重視的第三層次。(譯注：象徵混種性的通俗性之美國)

舉例來說，大正時期(譯註：1921-1925)的東京非常流行淺草歌劇。這種對表演的狂熱，是因庶民間早已具有「接受音樂劇的資質」，才會發生的現象。實際上，淺草歌劇的先驅，應該是松旭齊天勝劇團舞台秀表演，此劇團的成功歸功於他們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時，大膽地採用美式演出方式，而練就快節奏的秀場式舞臺技巧。淺草歌劇也是如此，與其說是歐洲歌劇的翻案，不如說是日本藝人將從美國引進的百老匯加以變形並大眾化。淺草歌劇最初的大明星的高木德子，遠赴百老匯全盛時期的美國學習歌唱、跳舞及默劇，磨鍊其本身舞台舞者才華，她試圖與伊庭孝聯手創興的「歌舞劇，不是歐洲風格的豪華歌劇，而是接近於美國風格的音樂劇。正因淺草歌劇具有這種混種性特質，所以很快地就受到大眾熱烈接受，這種混種性的舞台劇嗜好，一直延續到東京大地震後榎木健一(譯註：1904-1970，喜劇王)活耀的「淺草水族館劇場」劇團。大笹吉雄認為，「不論是淺草歌劇或是歌舞秀，這些都是都市型文化，背後存在著『美國』的影子。日本文化中存有的美國風，若單從舞臺表演來看，可說是從淺草開始的」（大笹 1986）

台東区立下町風俗資料館藏

1929

在這時期東亞地區裡，美國化不只滲透到日本內部。尤其在上海、漢城等都市，與東京或大阪的現代主義同時代的「美國」，也開始滲透到日常的文化風景當中。以漢城為例，漢城市殖民地時期朝鮮內部唯一發展成直接與現代主義聯繫的空間。漢城的現代主義，雖有不少是經由東京傳來，但其中也包含了無法還原於日韓關係之要素。在朝鮮電影業方面，好萊塢電影於一九二○年代，佔進口電影約百分之九十左右，三○年代佔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直接傳達了「美國」的印象。對漢城的年輕人來說，好萊烏電影不單是一種娛樂，同時也被視為「現代的教科書」來接受。在這樣的影響下，漢城的年輕女孩們走路的方式起了很大轉變，摩登女郎模仿螢幕中女星的髮型、化妝、服裝、說話方式甚至姿勢，再加上基督教傳道士影響，對韓國追求時髦的人來說，異於日本帝國虛偽的近代，「美國」是代表「富饒」、「自由」的近代表像。（Yoo 2000）

戰爭期間廣泛捕捉人們意識的「美國」，並不等同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實際上輸入各國的美國文化，而是在東亞文脈中被重新製造出來的一種想像中的依據。例如，清水幾一郎指出，合眾國的美國主義是指貫穿美國人生活文化的基本精神，不限於享樂或消費方面。相對的，日本的美國主義只有在享樂或消費方面特別地突顯。在美國國內，美國主義是一種公共精神的表現，而在日本，是與個人或家庭有密切關係，被理解成是私人領域方面之現象。（清水1943）

特別在性別認同的觀點中，凝縮表現一九二○年代後半期之後的美國主義是，「時髦女郎」一詞所指的女性身體形象。當時「時髦女郎」被當成是時代的象徵，頻繁出現於雜誌、小說、廣告、電影、流行歌當中，並且是帶有濃厚商品化色彩的女性身體形象。如作家古崎潤一郎巧妙地集中於「像瑪麗比格佛特」的奈緒美身上的特質一樣，從二○年代的「美國」中浮現出的「近代」之商品性，在摩登女郎的娼婦形象中找到了自畫像。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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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佔領軍」與東京空間

接下來的問題是，經歷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敗戰與殖民地解放、美軍的遠東支配等之後，二次大戰前流傳下來的美國主義是產生了什麼樣的構造轉變？例如，讓我們思考美軍基地與戰後日本年輕人文化相互結合的問題。在這裡我想談論的，不只是以戰後不久由美軍基地流入日本年輕人當中的爵士為首的流行文化。無論是流行音樂、運動或流行服飾，直接受基地影響的文化確實是存在。關於這些至今為止已被多方面探討，但這裡我所關心的是，與美軍直接影響背道而馳之下建構出來的「美國」。也就是說，回顧戰後日本流行文化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來自美軍基地的直接壓力減弱，也就是基地露骨的暴力性不易被發現之後，熱烈追求以迂迴方式和這樣的基地文化互相結合的美國主義的年輕人文化，反而漸漸不易被發現之後，反而漸漸地擴展開來。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大眾音樂從戰後的爵士、藍調、山野搖滾的流行，發展到現代流行歌曲的過程來看，也可以藉由漫畫或卡通文化來思考。但這裡，我想要把同樣的問題放在都市空間的層次來探討。也就是說，一方面沖繩、立川、橫須賀等場所，直接承受著基地的暴力；另一方面，東京的六本木、原宿、銀座等街道，與「美國」有著密切關係。雖說後者的風俗文化通常不被視為與美軍基地的影響相關，但事實上，若是不將該地區過去曾經存在的美軍設施之關係也一起列入討論，那就無法理解為何從戰後開始，對於東京的年輕人來說，六本木、原宿、銀座等地區會變成特別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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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六本木一帶在戰前為麻布步兵三連隊、步兵一連隊、麻布連隊區司令部、第一師團司令部、赤坂憲兵隊本部、近衛步兵三連隊、陸軍大學校等軍事設施聚集的「軍隊街」。當時街上有許多販賣軍用品的商店，而且早晚都可聽到從兵營傳出的喇叭聲。但東京大空襲使得街上在損壞慘重的情況下接受戰敗。戰後，這些日本軍軍隊設施多被美軍接管，六本木一帶開始出現美軍司令部、哈地軍營、軍方人員住宅等，連被稱做將校軍官們的「專屬情婦」(only)的女性也開始住了進來。這些軍方設施一直到一九六○年左右才歸還日本，因此到五○年代為止，六本木都還明顯地殘留美軍的陰影。雖說如此，這一帶並沒有可以容納大量軍人的軍營或飛機場，因此，和橫田、立川、橫須賀等地的狀況不同的是，「象徵暴力的美國」之形象受到淡化。五○年代到六○年之間，被稱為「六本木族」的年輕人聚集在這些地方。之後，六本木聚集了影視關係者、山野搖滾歌手及其相關人物，慢慢浮現出延續之今的、六本木時髦又富有殖民地風味的不夜城形象。

原宿的情形也是如此，戰後這條街道會發展成「年輕人的街道」，與「華盛頓別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華盛頓別墅的建設開始於戰爭結束後不久。當周圍除了遭受火燎原的焦土、帳篷和黑市之外空無一物的時候，突然海市蜃樓般地冒出了下級軍官專用住宅區和醫院、學校、消防隊、教會、百貨公司、劇場、網球場、高爾球場等，設備完善的「富饒美國」。佔地二十七萬七千坪之大的棟建築的出現，讓原是「代代木練兵場」街道的這一區形象為之一變。到了五○年代，兒童樂園(kiddy land，1950年)及東方商店街(oriental bazaar，1954年)等，將校家屬專用商店開始林立街頭，象徵這條街氣氛的建築物中央住宅(Central Apartment)也動工興建。小林信彥回想六○年代初住在原宿時的經驗表示，「在集合住宅（mansion」這個日式英語普及之前，中央公寓是東京最豪華的公寓」。這裡的居民大多是「貿易商、美軍關係業者，對於『一般日本仔』來說，就像是雲端上的人一般」(小林 1984)。當時，原宿是個「外人止步」氣氛殘留的基地街道。不久後美國駐軍減少，居住者從美軍關係者變成攝影師、設計家、廣告人等走在流行尖端、從事片假名商品買賣(譯注：因為國外最新資訊都被翻譯成片假名外來語)的人們。

另一方面，佔領期的銀座「主要的高樓被接收為進駐軍設施，阪神大樓、和光、黑澤大樓、松屋等都變為PX（Post Exchange譯注：軍中福利社）、酒吧、宿舍等，所到之處都飛揚著星條旗，就像美國的街道一樣。銀座松屋的PX中擠滿了陸海軍、空軍還有被稱為marine的美軍海兵隊，以及聯合國軍將兵等，所以非常熱鬧，其入口處聚集了賣叫東西的戰災孤兒、還有在拉客的擦皮鞋男孩。」（原田 1994）。銀座確實從戰前開始，就已經被敘述如下：「君臨今日銀座的是美國主義。首先看看那些踩在人行道上的男女。他們的打扮、他們的姿態，除了從美國電影模仿而來的東西還有什麼」的狀態（安藤 1931），但是，佔領期銀座的「美國化」，更直接地整個置換成為美國本身，也就是名符其實的美國租界化。實際上，被佔領下的銀座，街頭街道一一被取名為「新百老匯」、「X街」、「Y街」、「Z街」、「大使館路」、「聖彼得街」、「普克街等，從地名開始，完全被轉移到新殖民地主義的風景之中。

關於這點有必要特別提到的是，戰爭結束後不久，由內務省組成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之各項「慰安」措施。負責戰後事務處理的東久邇內閣，早在戰敗三日後的八月十八日，就已在內閣會議決定，作為「預防佔領軍士兵對我國婦女犯罪之對策」，電報通令全國募集以進駐美軍為對象的、經政府保證的慰安婦。戰爭期間日軍對日本國外女性有組織地進行性暴力，這次進駐的聯合軍也會如法炮製於日本女性身上，這想法使得日本的領導階級陷於「戰慄恐怖」（John W.Dower之用詞）中，因而擬定這樣的對策。當時任職大藏省(譯註：財政部)主稅局長之位，讓銀行點頭承認RAA動員慰安婦的活動資金融資的人，就是後來擔任首相的池田隼人。政府為了在八月二十八日之前讓各項設施開始營業，貼出了「做為處理戰後之國家緊急設施的一部分，徵求新日本女性率先協助參加駐留軍慰安的大事業／年齡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供食住披服」的廣告。當時，有許多在戰後破損嚴重的城市裡生活貧困的女性，來應徵這項由政府出面募集的慰安婦工作，而她們大多數都沒有賣春經驗。就這樣，從八月十五日宣布敗戰開始不到兩個禮拜，光是東京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人的戰後慰安婦，由政府及警察手中誕生。

https://ko.wikipedia.org/wiki/특수위안시설협회

在這種情況之下，占領軍重要措施林立的銀座，成為各種型態的慰安婦措施集中設立之場所。例如，「在伊東屋、千疋屋等十個地方興建了啤酒屋、舞廳、酒吧等。七丁目轉角處的銀座惠比壽啤酒屋，在九月十二日開張。這啤酒屋是由銀座松阪屋地下三層樓趕工改建而成，擁有四百個名義上為舞孃的慰安婦，是政府出資的佔領軍公娼措施。警視廳(譯注：警政總局)稱呼這些為了營業而公開招募的女性為『特別挺身隊員』，佔領軍則稱她們為『有組織的賣春婦』。 …… 根據RAA在全盛時期約有七萬人，解散時有五萬五千人，她們在失業後淪為以美軍為對象的阻街女郎」（和平博物館籌設會 1993）。這個位於松板屋地下室的舞廳，不純粹以賣春為目，但做為以美軍為對象的慰安婦設施，相當有名。另外在銀座還有七丁目的東寶啤酒屋、八丁目的千疋屋、耕一路的舞廳、酒吧、三丁目的舞廳伊東屋、並木通的綠綠館等，很多以進駐軍為對象的慰安設施集中在此。

從當時以銀座為題材的流行歌來看，例如一九四六年戰敗不久後大賣的《東京賣花娘》這首歌中，「爵士樂樂聲中　閃爍的舞廳燈光／賣花喔　來買花喔／美國兵的　帥氣外套的／身影　甜蜜的風」，直接表現出當時銀座的風景；四九年很受歡迎的《銀座康康女郎》中唱著，「那可愛的康康娘／穿著紅色襯衫　踩著涼鞋／是等待誰啊，在銀座的街頭／望著時鐘　不安地微笑／這就是銀座的　康康娘」；五○年的《戀愛滋味的口香糖》裡訴說著，「口香糖／嚼著口香糖的　嘴角／戀愛的微風　呼喊著／那姑娘往哪去　紅色的鞋／繁華的銀座的　阿拉伯舞曲」。綜合來說，雖然指示對象漸漸地被間接化，但依然可從灰燼中的都市空間哩性的象徵背後，清晰讀取到「佔領軍的影子」。

此外，在戰後的銀座一帶歷經象徵象徵性歷史的，就是東京寶塚劇場。一九三四年小林一三在日比谷設立東京寶塚劇場，做為寶塚歌劇團正式進入東京的據點。東京寶塚劇場的曲目中，刪除了關西公演中受歡迎的歌舞伎舞台秀等日本曲目，純粹上演「直接從西洋輸入」的曲目（渡邊1999）。戰爭期間劇場被日本陸軍接收，戰後則成為佔領軍的慰安歌舞秀劇場，被置在美軍管理下。連劇場名稱也被改為「阿尼拜爾劇場」，舞臺的各部門部署美軍，其他日本的工作人員身邊也都有戰前在美國學過爵士樂或舞蹈的人跟隨指導。劇場除了上演日本演員的歌舞劇之外，還有上演從美國到日本、菲律賓、韓國的基地慰問的美國舞者或電影明星所表演的秀。淡古法子、高峰秀子、美空雲雀等人，也曾在這演出過，此外這個劇場也被當成審查會，決定到基地巡迴演唱的爵士樂手或藝人的酬勞。

這個時代在美軍基地或慰安設施中的表演，和其他日本人的生活完全沒交集，但相較之下待遇非常優渥，所以很多年輕歌手紛紛聚集在這個突然出現的市場。最為著名的例子是美空雲雀，此外伊東百合從六歲開始就被父親背著到基地唱歌；江利智慧美也從小學四年級就已美軍為對象開始了歌唱生涯；松尾和子十五歲時就在北富士基地登台；連森光子也靠著學到的爵士樂，過巡迴基的演唱生活。當時，東京車站丸之內北口聚集了數百名樂手，每天在美軍卡車前舉行樂團樂手的「招標拍賣會」。在這種眾多人聚集的狀況下，出現了從中引介藝人之仲介業，漸漸發展成「演藝公司」，支配了電視時代裡的大眾娛樂表演。（桑原1981）

那麼，一九四○年代後半期，諸項美軍設施，在東京內部形成了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地形?這時期，光是東京、神奈川、埼玉等首都圈附近就有近十五萬人的美軍，基地數量也超過六十個，每個基地都設置了將校俱樂部、下士官俱樂部、軍隊俱樂部、家屬俱樂部等按照階級區分的慰安設施。若參考一九四八年由GHQ(General Headquarters，譯註：聯合國總司令部)刊行的《GHQ東京佔領圖（City Map Central Tokyo）》，便可大略掌握當時東京的美軍設施分布。如前面所述，當時GHQ中樞部主要設施集中於丸之內到銀座、日比谷一帶。在其周圍，築地明石町一帶、神谷町或六本木一帶等，也都散布有美軍設施，而浜松町也有倉庫或PX相關措施。另外在住宅區方面，多聚集於原宿的華盛頓別墅附近，其他還有麻布、白金台、上大崎，郊外地區方面則聚集在田園調布、以及豪華大廈(grand heights)所在的練馬田柄町附近。

很明顯地，美軍設施並沒有均勻分布在東京全區，而是以銀座、日比谷周圍為中心，聚集在從神谷町到六本木、廣尾一帶，以及原宿、代代木周圍。當然，美軍住宅的分佈有一定程度是和高級住宅地分佈重疊。但在東京的西邊、北邊，如目白、小石川、四谷．市之谷等方面，幾乎都沒有美軍住宅，而集中於港區和涉谷區方面。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港區、涉谷區這些地方，相較之下是在戰災時沒有被完全燒光的地區。到了七○年代，這些地方也就成了東京年輕人主導的時髦消費文化據點。

從音樂到都市空間，受到美軍基地文化作用影響的，決不只是戰後日本之特殊現象。至少包含日本、沖繩、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等，受到駐遠東美軍支配的地區以互相連貫的方式進行；此外，在德國、奧地利、法國等西歐諸國，也可以找到某種程度共通的部分。

譬如說，姜信子鮮明地描繪出在朝鮮戰爭後，韓國搖滾文化和美軍基地互相結合逐漸形成的關係。根據他的描述，有個在朝鮮戰爭中失去雙親及兄弟姊妹的青年，「在南大門市場買了一個美軍通訊用收音機來聽AFKN（在韓美軍廣播），而且在尼得葩百貨公司附近買了吉他教本獨自練習」，不久後抱著吉他露宿街徬徨在漢城街頭，歷經吉他教室教師之職後，成了美八軍秀場的音樂家。這就被稱為韓國搖滾界教父的申重鉉之誕生。在五○年代的韓國，「唯一能讓音樂家靠音樂生存的場所是八軍秀。在全盛時期，八軍秀共有兩百六十四個表演舞臺。在韓國一年總出口額約一百萬美金左右的這個時代，八軍秀表演者們一年所賺的總演出額就可達到一百二十萬美金」（姜 1998）。

這裡我們發現，韓國搖滾文化的形成，與佔領期間日本以美軍基地為基礎創造出戰後歌手及演奏家的過程，以及沖繩於六○年代越南戰爭時期以基地和音樂家的關係為基礎，創造出沖繩搖滾的過程，是非常類似的。

根據上述各個美軍遠東支配區之共通性，接下來我想討論的是，在日本那些曾有美軍設施的地區，開始出現年輕人流行文化時，兩者之間所產生的某種記憶斷層。關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於六本木登場的「六本木族」，或是在以「銀座」為題材的流行歌歌詞中之微妙變化，在前面我已經討論過。小說當中，如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雖然書中主角龍哉和英子是在銀座認識的，但「銀座」這個字眼被慎重地避開，反倒是二丁目、五丁目、並木通等街道的片段，擷取部分出來描寫。

另一方面，一九五八年在銀座，由東寶映畫株式會社經營的日本劇場與前述阿尼拜爾劇場共同舉辦西部嘉年華會，山下敬二郎、平尾昌章、米奇・寇蒂斯(Mickey Curtis)等人皆曾參與演出。這項活動非常受到歡迎，以貓王為精神象徵，點燃了山野搖滾方熱潮。但這陣熱潮和佔領軍之間的關係不像以往那麼明顯。五○年代中期以前的爵士是先以美軍為對象而成立的音樂，相對地，從山野搖滾以後一直到連接到六○年代小型樂團的這個階段，是以日本年輕人為主要的聽眾。以山野搖滾作為開端，以渡邊經紀公司及平尾昌章為典型代表，漸漸形成六○年代之後電視映射管中的演藝世界，而「美國」這個媒介項目也變為間接性的東西了。

四兩個分裂的「美國」

我們不能忘記，從太陽族、六本目族、到原宿族等一一誕生，日本劇場西部嘉年華及山野搖滾風行的五○年代後半段，同時也是激進的反基地抗爭時期。一九五三年，石川縣內灘村反美軍砲彈試射場抗爭急速展開；在東京，反世田谷基地的區民大會，舉行了東京都首次的反基地遊行；五五年，反對立川基地飛行場擴張的東京砂川町居民們開始所謂的「砂川鬥爭」運動；隔年十月，為了阻止強制性測量而靜坐抗議的農民、支援工會成員、學生等與警察發生衝突，演變成一千多人受傷的事件。在這同時，沖繩發生了大規模的「全島鬥爭」。這是當地居對於美軍對當地女性居民施暴與殺害的案件層出不窮、以及佔領軍方針無視當地居民意見，長久的積怨爆發出來所造成的。

1955年，駐日美軍為擴建位於立川市的美軍立川基地（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空軍基地之一），計畫強行徵用北側砂川町一帶的農田，引發當地農民及市民的強烈反對。當地居民與工會、知識份子、宗教團體等廣泛聯合，組成“砂川町鬥爭聯合協議會”，採用“地獄車”戰術（靜坐、人牆、非暴力抵抗等方式）長期阻止基地測量與施工。史稱“砂川鬥爭”。是戰後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反基地民眾鬥爭之一，也是1960年“安保鬥爭”的重要前奏。

也就是說，在五○年代後半期的日本，開始出現了兩種「美國」。第一種「美國」是，儘管是在美軍基地或慰安設施中孕育而成，但漸漸地暴力關係變為不明顯，開始成為一種象徵，被大眾熱烈消費。另一種「美國」代表了名符其實的「暴力」，也就是反美抗爭目標的基地所象徵的「美國」。但這些實實上只是同一個「美國」的不同面向而已。也就是說，像銀座這樣RAA的慰安婦設施林立、有段時期成為「美國租界」的城市自不在話下，徘徊著六本木族的六本木，以將華盛頓別墅為背景的原宿等，戰後這些地方成為流行地象徵的深層裡，隱含了與美軍基地的關係。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銀座、六本木、原宿、福生（橫田）、橫須賀、以及沖繩胡屋市(譯註：現在的沖繩市，位於沖繩島中部，美軍基地佔地廣大)等地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文化地政學的共通平面。

但是，若把日本邁向高度經濟成長的五○年代後半期當作一個界線，我們會發現，銀座、六本木、原宿的「美國」，與福生、橫須賀、GOZA的「美國」之間斷層愈來愈大，兩種「美國」各自形成似乎從一開始就互不相同的現實狀況。前者的「美國」，被理解成從一開始就停留在消費文化層面；後者的「美國」的基地公害、美軍的性暴力、賣春問題等，與文化層面切開來看，成為眾所矚目的對象。也就是說，兩種美國之間被打入一根遺忘的楔子，想在歷史的多重性當中，理解「湘南男孩」(譯注：代表第一種美國)和「橫須賀女人」(譯註：代表第二種美國)兩這之間的秘密關聯性，變得不容易。

而且，這兩種個美國的分離及各自獨立，與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本土」(譯者注:沖繩以外的日本國土)和「沖繩」的分離與責任分擔相互呼應。一九四八年冷戰體制變得明顯化後，美國徹底更改對日本的佔領政策作，推動日本成為東亞西側陣營的核心勢力。對於這時期的美國來說，有必要完成以下兩個任務：一個是在東亞建設制止社會主義入侵的軍事波堤，另一個是，安定戰後日本經濟，使日本成為支撐亞洲經濟市場系統之中心。但是若讓日本負擔過重的軍事責任，就會產生延緩日本經濟復甦的危險性。這點正是杜魯門(Harry S.Truman)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都極力避免的。為了解決這項進退兩難的問題，最後決定軍事責任由沖繩集中負擔，日本本島則專心負責經濟復甦。

舉例來說，這項責任分攤政策，顯現在日本本島和沖繩的貨幣匯率設定上。在日本本島，依據達鉅方針(Dodge’s line)的金融政策(譯者注:二次大戰後，為了促進日本戰後經濟獨立及安定，由達鉅﹝J.M. Dodge﹞提議的金融政策，減低了日本戰後通貨膨脹，並促進企業經營合理化、囤積資本)，一九四九年設定「一美元＝三百六十圓日幣」的「低值日圓」兌換行情。這個兌換匯率，是日美雙方會了讓日本「百分之八十的總輸出額可有盈餘」，使日本經濟快速復甦而設定的。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沖繩的管理目標不在於經濟復甦，而在於美國基地建設及維持秩序安定。因此，美國對沖繩採取了以下的政策：動員勞動者、建設業者、服務業於基地建設中賺錢，並用這些資金輸入大量物資，以促進地區經濟循環。基於利用促進輸入來提供生活物資的想法，五○年四月，相異於日本本島，沖繩的貨幣兌換率被設定高達「一美元＝一百二十B圓」(譯註：B円為當時的沖繩貨幣）的「高值B円」匯率。

五○年代之後，日本本島以輸出產業為中心的經濟構造，和沖繩仰賴基地發展建設之經濟構造，互為表裡漸漸被確定下來。也就是說，沖繩被誘導成「製造業不振，相反的，以販賣輸入物資為主的第三次產業異常地高」之從屬性產業構造，而日本本島輸出產業順利成長，漸漸邁向大眾消費的社會，但事實上，日本和沖繩的經濟情況不過是一體兩面（牧野 1996）。

若將五○年代之後在日本的兩個「美國」的迂迴關係，和同時代韓國的「美國」的迂迴關係相對照來看，就會顯示出更清楚的輪廓。李鍾元研究美國艾森豪威爾政權時期，韓、美、日三國之間的軍事政策和經濟政策之國際迂迴關係，他極具說服力地指出：五○年代的日本和韓國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下，被安排了某種分工體制。也就是說，為了同時滿足大幅降低財政赤字、以及維持全球性霸權這兩個互相牴觸的目標，艾森豪政權把亞洲重視經濟發展及軍事優先的兩個任務，前者交給日本（本島），後者交給韓國、台灣、菲律賓等國家，試圖兼顧經濟與軍事兩者。到了五○年代，「亞洲政策整體上愈加強調軍事優先，因為美國的對日政策轉向為重視經濟發展，部分地影響到美國對韓國等其他亞洲『前哨國家』強化軍事優先的政策，因而限制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李 1996）

這項經濟、軍事分工體制，並非從頭到尾都是固定不變。初期的艾森豪政權期望日本不只是在經濟方面，連軍事方面也能發展成為遠東地區的中心。李鐘元所提示的一九五四年統合參謀本部紀錄，顯現出當時美國認為，日本應該在保障亞洲安全中扮演核心角色，所以恢復日本的軍事力量被視為「在遠東地區的反共力量立場建構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三年時，以統合參謀本部為中心的美國軍方主導者，在遠東情勢惡化的背景之下，曾提出希望重新在日本建立大規模的軍備。（李1996）

將日本建構成軍事中心的構想，一方面由於日本國內的反基地和平運動高漲，另一方面受到擔憂「帝國日本」再度復活的亞洲各國抗議，而未付諸實行。最後，日本的軍事要素被邊緣化，而以經濟為優先的中樞化計劃被大力堆行。受到這個的影響，再加上以對抗中國及北韓的軍事力量為根據、試圖維繫獨裁政權的蔣介石及李承晚的政治戰略，韓國和台灣被迫負擔遠超過該國經濟能力的兵力。

在這情況下，大約以五○年代為界線，在亞洲遠東地區，韓國、台灣、沖繩擔負起對抗社會主義圈的軍事基地責任，而日本本島則成為專門負責經濟發展的中心。如大家所知，一九五五年也就是五五年體制(譯注：自民黨維持安定多數席次，社會黨等在野黨確保三分之ㄧ以上席次的政黨安定體制)和高度經濟成長開始的一年，在日本本島的日本人，從皇太子結婚(譯註：一九六○年)和家電風潮、神武景氣(譯註：一九六○年後半到一九七○年前半，為期五七個月)、東京奧運(譯註：一九六四年)，到大阪萬國博覽會(譯注：一九七○年)等，漸漸沸騰起高度經濟成長的夢想。

1970年

從這文脈來看，從五○年代後半，在日本的「美國」開始帶有某種構造上的變化和遮蔽的結構。正如我在另一篇論文中提到的，這個構造性轉變就是，直接以「美國」作為典範的美國主義，轉換成國民的消費生活被強調，以更個人化的方式滲透到日常意識中的美國主義。（吉見 1991）就像我在論文開頭舉例的，從「可口可樂」、「迪士尼」到「家電」、「麥當勞」，「美國」脫離了軍事霸權構造，變成看似單純的經濟、文化現象，這樣的「美國」就是在這段時期奠下基礎的。

同時五○年代後半期之後，中南半島政治情勢惡化，沖繩的美軍基地愈顯重要。但相對地，在日本本土的首都圈或都市裡，美軍基地的存在越來越不顯眼。一九五三年，日本國內有機場四十四座、演習場七十九座、港灣設施三十個、兵舍二百二十座、集體住宅設施五十一座等，所有美軍設施加起來共有七百三十三個，總面積為三萬三百七十一萬坪，到處都有龐大的美軍設施。美軍基地的總面積約和大阪府相同，基地成為每個人日常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日本的美軍基地從五○年代後半到六○年代漸漸地減少，到六八年變為飛行場七座、演習場十六個、港灣設施九個、兵舍四座、住宅設施十七座。在軍隊人數方面，從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六萬人到五五年的十五萬人，五七年的七萬七千人，六○年的四萬六千人，逐漸減少。在這過程中，駐日美軍主力軍隊變成以為空軍、海軍為主力，陸軍的比重大為減少。一直到六○年代末期，首都圈的橫田、立川、橫須賀、座間、昭霞等地尚還留著基地，但不再是所到之處都有美軍設施的狀態。在橫田、厚木、立川，這三個主要的機場，以及朝霞、座間的軍營、橫須賀的海軍基地等的主要設施裡，「基地文化」變成被限定封鎖在鐵絲網內側。

就這樣，五○年代末之後，日本本島的「美國」，從與基地、暴力直接接觸的經驗和記憶切離開來，和沖繩、韓國及台灣等遠東諸國裡「美國」的現實情形開始往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美國」被簡化成一種形象後被消費，對大多數的人發揮了誘惑力。從一九四○年後半到五○年代初為止，「美國」對於各個日本人來說代表著不同的意義。對有些人來說美國是「解放者」，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美國是「征服者」，是慾望的對象，同時也是可怕的存在，是富裕也是頹廢的象徵。根據不同階級、世代、性別、地區、個人因緣際會等差異，存在著無數不同的「美國」。這是因為，「美國」與其說是一個印象，不如說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所遭遇的現實，做為具體的美軍及制度、種種變化的直接體驗，而存在於人們身邊。

五○年代後期之後，「象徵暴力的美國」在日本本土漸漸地從多數人直接的日常景象中遠離，被視為「部分地區」的問題，隨著這種時代改變，「美國」被簡化為單一形象，比從前更強烈地統一捕抓人們的心。事實上，從這時期裡的廣告中「美國」被描繪的方式可知，到五○年代初期為止，大家嘴裡掛著「美國」兩字，不過是代表一種抽象的目標，但以五○年代中期為界線，過著美式生活的日本人家庭，特別是「主婦」，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漸漸被明確地指出。當「美國」這個名詞只是個單純的「理想」時，人們可以賦予它多樣化的意義。但在五○年代後半期之後，日常生活裡與「美國」的直接接觸漸漸失去具體性，成反比地，「美國」的形象越來越具體，被塑造成日本人本身的角色扮演及身分認同。日本戰後的「美國」被間接化、媒體化、象徵化之後，反倒成為由內側將日常生活意識與自我認同強而有力地重新組合的、超越的「審級」。

關於這點，可以說是呈現出陶爾・約翰(John W. Dower)所提出的「天皇制民主主義」尚未完全說明的另一個文化層面。眾所皆知，陶爾在《擁抱戰敗：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中，以非常有說服力的方式論證了近代天皇制與美國佔領軍支配，這兩個權力構造的連續變化。尤其是，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追究如何透過美日「和談」而被迴避掉？麥克亞瑟等人是以何種理論為前提，在初期階段就開始計畫將天皇從帝國的中心，轉換成日本「民主化」的道具？而日本的領導階層又是如何巧妙地「緊緊抓住」佔領軍的這些計畫？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受教於他很多。然而，這本書在關於日本民眾對「美國」所抱持的日常生活意識的力學方面，雖然花了很多篇幅探討，但似乎未能導出一套明晰的批判論點。的確，陶爾強調了日本人對於佔領軍的多樣性反應。但他未能有效地指出，人們不一而異的慾望及厭惡，如何與佔領政策及冷戰時期美國的軍事、經濟霸權，以複合的方式結合。因此，他未能具體說明，到底為何佔領前期日本對「美國」的多種反應，最後會演變成單一的美國主義／國族主義。

綜合上述之議論，我們也許可以說，一九五○年代以後，就連一般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抱有的自我認同意識裡，也漸漸地萌發出「日常意識的天皇制」（栗原彬）。就像裕仁天皇訊速脫掉大元帥的軍服，穿上匆忙趕製的西裝，飾演象徵和平與民主主義的角色一樣，日本廣大的民眾，也隨即把美式生活的基本樣式，當成是自己的「三種神器」(譯註：戰前被用來證明天皇皇室正統的三種傳說中的寶器)，將皇太子一家的「戀愛」、「育兒」與自己的未來重疊想像，並在東京奧運會場上對著「太陽旗」歡呼，將「戰後」當成往事。日本就是這種情況下，建立了「從下而上的」(這樣的表現其實有點不正確)天皇制民主主義。以「美國」為媒介所產生的流行慾望，能夠與日本國族主義互相結合，也是因為從五○年代開始，兩個「美國」的分化，越來越變得理所當然。

到七○年代末期，兩種「美國」分開發展的結果已顯現出來。加藤典洋在《美國之影》中，注意到對於村上龍在一九七五年寫的《接近非常透明的藍色》(譯註：中譯1996，許珀玉譯，世紀書房)，以及田中康夫在八○年所寫的《不自覺的，水晶》這兩本書，江藤淳給予完全不同的評價。根據加藤的說法，在眾多評論家對於後者所持的反對意見多於前者的狀況下，江藤反倒是讚賞後者，並對前者做全盤否定，原因在於這兩者對於「美國」的態度之微妙差異。也就是說，對於村上龍的小說，江藤氣憤的是，村上雖然將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以佔領者和被佔領者的關係來表現，卻讓人感覺到毫無掩飾的反美意識。與其相較，江藤給予田中康夫的小說好評，是因為田中的小說已經接納了美國這個茫漠存在，進而描寫美國，「就像空氣一樣透明無色，將我們包圍起來而不被發現，即我們每天呼吸、生活在其中的生活感覺」。在戰後的日本，「美國」規定了所有言論的可能性界線，連國族主義都只能透過依附美國而生存，這就是江藤的基本想法。（加藤 1985）

基於上述觀點，我們應該可以把村上和田中的小說，當作是同一構造的一體兩面吧。就像《不自覺的，水晶》裡茫洋虛渺的消費世界一樣，從「美國暴力」被切斷離開，同時以「美國的影子」為媒介重新建構而成的「日本」，在不久之後，連做為象徵的「美國」之存在都不斷地被沖淡，建造出納入各種差異、迅速擴張的消費世界。

然而，與這同時代的沖繩、韓國和台灣等鄰近地區，卻持續面臨著已被日本本島丟到一旁的另一個「美國」。特別是沖繩。當日本本島的兵力及美軍基地以五○年代中期為界線，開始朝向重整縮減時，相反地，沖繩卻被定位成支撐美軍在亞洲整體戰略的「太平洋的基石」，海兵隊等眾多原本在日本本島的美軍，都移到沖繩，軍用地被強制擴大開來。當然，從一九六五年的全島抗爭開始，反對美軍基地的運動就已逐漸高漲，土地徵收與美軍暴力、美軍發佈「外出禁令」(off-limits，譯註：禁止軍人及家屬外出。被用來報復沖繩居民的反美抗爭，嚴重影響基地附近以美軍為顧客的行業生計)等，這些都成了日常生活裡紛爭的現場。在這種背景下，沖繩的都市及音樂文化，和同時代的日本本島朝向極為不同的方向發展。

舉例來說，從六○年代後半期開始，隨著越戰戰事擴大，遠東最大的美軍基地嘉手納的兵力迅速增強，而基地前面的胡屋街道，也呈現出充滿殺氣的繁榮氣氛。「所有的A Sign(譯注：美軍營業許可)酒吧都拼命地想盡辦法賺取美軍皮包中的鈔票，爭先恐後地對美軍勸酒、賣春、舉辦舞台秀，並僱用搖滾樂團演出」。隨著這股熱潮，就連目前為止，「包括只能在文化中心舉辦電吉他大會玩票的業餘樂團，很多搖滾樂團都突然竄起」(沖繩國際大學石原小組 1994)。在七○年代，「紫」「緊急出動」(Condition Green)等團體都表現的非常活躍，在其底層有著胡屋這條街，覬覦從美軍基地流出的鈔票的人潮，遠從北邊的奄美大島(譯註：位於沖繩北部，行政區屬鹿兒島縣)到南邊的菲律賓，紛紛地湧進胡屋街上。平井玄指出，沖繩的搖滾歌手大多數是「在沖繩被佔領不久後出生的混血兒（Creole 或 Mulato），以及從先島諸島(譯註：包含八重山諸島和宮古諸島的沖繩離島)或奄美大島遷移到胡屋的第二代」，當時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大和（譯註：YAMATO，指日本本島）樂團的存在」。他們的音樂「不像同時期的大和搖滾樂手們所創作的音樂，雖有著『琳瑯滿目的點子』，卻傾向於日本社會內部的表象體系。相對地，沖繩搖滾樂有股衝頑強衝向外界之力量」。因為沖繩搖滾樂手首先要面對的主要聽眾，是基地的美軍，所以他們有可能去意識到美國國內的流行音樂或菲律賓的樂團之存在，卻與日本國內音樂狀況處於截然不同的世界。（平井 1998）

五結尾

最後，我要談談戰後日本社會中的「美國」分離及結合問題，在性這個層次所具有的意義。多少受到人格特質影響，麥克阿瑟在敗戰後不久的日本社會裡，徹底扮演象徵男性家長的角色。稍微誇張點比喻的話，麥克阿瑟好比在日本人喪失自我認同而感到虛脫的文化想像的劇場中，演出同一時期好萊烏電影裡，賈利・古柏(Gary Cooper)所扮演的那種男性家長角色。

無須贅言的是，麥克阿瑟的這項演技繼承了另一個權威表演：那就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為止，裕仁天皇一邊盡量讓日本民眾無法直接目睹自己的存在，一邊演出「現人神」(譯註：以人的姿態出現在世間的神)的家父長權威。關於裕仁天皇的表演與麥克阿瑟的表演之相同性，在陶爾的書中已有詳盡的分析，在此不再重複。我想強調的是，麥克阿瑟扮演的角色，比起裕仁天皇，更具有「男性性質」的內涵意義(connotation)。在經歷過戰敗的日本人的想像當中，與他們自己在戰爭時對其他亞洲人所做的一切顛倒過來，麥克阿瑟所代表的「美國」，被視為淩辱「日本」的暴力的男性性質。

倒過來說，在面對「美國」這個暴力且獨裁的家父長時，「日本」迅速地被去勢，被「女性化」。如大家所知，將這個去勢過程呈現在萬人面前的，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會談的報紙照片。正如已出現的許多解讀，將年長而態度悠閒的麥克阿瑟元帥旁邊，穿著燕尾服神情緊張的裕仁天皇捕捉於鏡頭下的這張照片，濃縮表現了佔領體制下「日本」與「美國」的關係。除了這張象徵性的照片，戰後「美國」與「日本」之間的性別角色，從前述日本政府為了美軍而自發性地仲介招募慰安婦開始，到以銀座為題材的流行歌歌詞及夏威夷襯衫的流行，顯露在各式各樣日常生活的景象當中。

1945.09.27

這種文化表象上「美國」與「日本」的兩性關係，蘊含著某種倒錯模式。因為，至少在戰前為止的電影、小說或廣告等大眾文化表象的世界裡，美國主義常與「女性的」印象結合在一起。在小說中，最意識性地描繪出這種兩性關係的，是古崎潤一郎的《癡人之愛》。男主角讓治對女主角奈緒美的倒錯性被支配關係，已經將一九二○年代日本對「美國」的從屬關係巧妙地表現出來。在廣告或電影中，「美國」與摩登女孩的表象相結合之比率，也比摩登男孩要高得多。就算在大眾的日常意識裡，男性的主體性也一定要和國族主義結合，因為那和象徵「現人神＝大元帥」的「天皇陛下」的男性性質是相通的。再加上在這裡同性戀的男性性質已被排除，使得二○年代之後氾濫於日本大都市的美式大眾文化，必須是「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這類「美國＝女性」的表象，即使在戰後也沒有消失。但在，既然佔領者的「美國」無疑地代表了男性的主體，所以到了戰後，就變成日本必須要被女性化。

結果，從一九四五年到五○年代中期，「美國」一邊呈現出壓倒性的家父長男性性質，一方面結合了物質消費的「女性」形象，而深深地滲透到戰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意識中。在這種情況下，「天皇」及「日本」的國族主義式的男性性質，受到否定並被抹煞掉。但是，經過前述五○年代中期之後兩個「美國」截然的分歧，雖然「天皇」仍保持被去勢的狀態，但「日本」還是再度建構起做為男性主體的自我形象。關於這點的具體表現，浮現於日本民眾意識邁向東京奧運的六○年代初期。例如由廣告表象中來看，從這時期開始，「日本的技術能力」成為新的國族認同之彰顯，而被熱烈地談論。戰後，日本的國族性家父長男性性質被重新建造時，「天皇」已無法成為這種意識型態力學的終極支撐點。反而在六○年代之後，藉著打出「通行世界」的技術或經濟的形象，與男性家父長結合的國族認同，靠著被稱為「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譯註：諷刺日本人的經濟優先主義)的日本男性，從麥克阿瑟元帥手中搶回。

此外，在同時代狀況下，表面上「天皇」的家父長性格依舊被否定，天皇全家融合美國主義而成為戰後式消費的典範。大聲宣言皇室這項新功能的，是在一九五九年皇太子成婚熱潮裡。關於這點，我在曾經在別篇論文中以媒體天皇制論的角度詳細探討，在此不再贅論﹝吉見1993﹞。但從天皇成為融合美國主義的消費典範這個觀點，我們可以指出，做為一種權力「審級」的「天皇」所扮演的性別角色，從到戰爭時為止的「男性的」角色，轉換到「女性的」角色。戰後日本的國族主義，從狹義的天皇制被切離開來，而以「技術」和「經濟」做為想像上的基準軸，進而達到新殖民地主義式的海外進出。另一方面，時而代表新的美式生活型態，時而成為「傳統」的典範的天皇一家，和抹去基地及暴力形象而成為富饒象徵的「美國」，兩者在同時代的亞洲狀況切離開來的狀況之下，互相融合，而形成了消費社會式的自我認知劇場。總之，戰後全球支配體制中，象徵「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的性別認同式劃分，正是透過各種方式進行重新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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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译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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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吉见俊哉，1957年出生于东京都。著名社会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研究领域为都市论、文化社会学。代表性著作有：《博览会的政治学》（中公新书）、《媒体时代的文化社会学》（新曜社）、《媒体文化论》（有斐阁）、《世博会幻想一一战后政治的束缚》（筑摩新书）、《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在政治上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何谓大学》（岩波新书）等。

李文茹，現為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殖民地文學文化研究、女性文學。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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