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丨爱国主义的最高潮，也意味着内政之恶的最高潮

幸德秋水《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成书于1901年，1902年便已由上海广智书局译介到中国，但马上就遭到清政府的封杀。直至过了25年之后，曹聚仁再次出版，并评价此书“（读者）一定以为这是十分陈旧的了！不，决不！幸德秋水所说的话，不但依然有‘时效’，并且，30年间历史故实的证明，更觉得他的话，是可贵的真理！他所痛心的，在现在也一一成为事实；他所期望于世人的，世人依然不曾觉醒而沉醉于噩梦中；他那时所感到的苦痛，在现在只有增加；他那时社会的不安，在现在也日甚一日；总之，他的话在现在，仍是对症的良药！”一个世纪之后，赵京华又重新进行翻译，赋予此书以新的时代意义。当然，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幸德秋水具有时代局限性，思考“爱国心”之时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但他的呐喊与思考，依然能够与人们的思想产生深深的共鸣。

幸德秋水认为纵观帝国主义发展的轨迹，以“爱国心”为经，“军国主义”为纬。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虚伪”的爱国心也“仅限于自家的国土、自己的国人”，而爱国主义则“永远是专制政治家实现自己的名誉和野心的利器与手段”，“由胜利的虚荣和憎恶敌国而来的爱国心，对培养国民相互同情的博爱心没有丝毫的益处。”与此同时，“国民的爱国心一旦遇到与自己意见相反者，便要钳制其言论、束缚其思想而干涉其人的信仰”，可见，这样的爱国心只是出于“对敌人的憎恶，而绝非对同胞的爱”。而“力图把政治、教育、工商业变成爱国心之牺牲品的那些人，乃是文明的贼寇、进步的敌人乃至人类的罪人。他们试图以虚妄、谬误的爱国心之名义，把从19世纪中叶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再次置于奴隶乃至野兽的状态之下。……”

赵京华在《译者解说》中强调，幸德秋水批判的“爱国心”并非健全的民族主义，而主要指霍布斯鲍姆所言的“激烈地挥舞国旗，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种右翼民族主义。放眼当下，杀害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女士的，不正是充满“爱国心”的同胞吗？殊不知，这种自诩正义之举，却俨然成为恐怖主义的暴行。“所谓国民的愛国心，正是对其动物的本能加以挑拨的结果”。我们在深情歌颂和缅怀胡烈士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出于本能的“善”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并谴责深藏在背后的被区域和国别风潮所遮蔽的“恶”。造成凶手行凶的理由之一，便是网上流传的关于日本人学校在培养间谍的传言，而这些传言之所以盛行，不得不说与前阵子大力出台的某法规脱不了干系，为此在华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纷纷撤退。无奈的是，不仅仅大城市，甚至前往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的大学生或研究者，也同样会面临着被当做间谍遭到村民举报的尴尬境遇。即使在胡女士事件之后，小编手机上依然时不时发来警惕身边间谍，全民举报的短信或宣传，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也是日常中被塑造出来的。除了个体因素之外，“恶”的出现，大多是缘于有一个能够激发出人之“恶”的环境与奖励机制，而这种无形的“恶”之幽灵，更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与反思。就像幸德秋水在痛斥全球的帝国主义之际，所感慨的那样，“针对外国的爱国主义发展到最高潮，也便意味着内政之恶达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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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心‍‍‍‍

幸德秋水 著赵京华 译

第一节

帝国主义者的呼号

高扬我国民，扩张我版图，建设大帝国，发扬我国威，举我国旗使之更加光耀，这便是如今所谓帝国主义者的呼号，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情也深厚。英国挞伐南非，美国征讨菲律宾，德国占领胶州半岛，俄国夺取满洲，法国出兵苏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作战。这些便是近期帝国主义所为的显著现象。帝国主义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军备乃至支撑其军备的外交。

以爱国心为经，以军国主义为纬

如此，我们且看其发展轨迹。帝国主义必定以所谓爱国心为经，以军国主义为纬，以此形成其政策。至少，爱国心与军国主义是目前各帝国主义的共通基础。因此我要说，判断帝国主义的是非利害，首先必须对其所谓爱国心和军国主义加以检讨。

何谓爱国心？

也就是说，必须检讨今日的爱国心或者爱国主义，即patriotism究竟意旨何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爱我国家或我国土，何以不能不爱？

第二节

爱国心与恻隐之念

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见到孺子落井，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奔去救之。如果爱国之心如救助孺子那样源自恻隐之念、慈善之心，那么这将是美而善的爱国心，纯洁而没有任何私利。

然而仔细想来，真正高洁的恻隐之心与慈善之念，绝不能拘泥于与自家的远近亲疏，正如救助他人孺子之急而不问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他人的孩子一样。因之，世界万国的仁人志士应为德兰士瓦的胜利和复活而祈祷^①，为了菲律宾的成功与独立而祝福^②，即使是德兰士瓦的敌手英国人也该如此，即使是菲律宾的敌手美国人中也当有这样的人。然而所谓爱国心，果真能够如此吗？

南非共和国东北部的地区。1852年布尔人在士瓦河以北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由于金矿的发现，遭到英国的入侵而发生南非战争，结果沦为殖民地。1910年成为南非的一个州。

菲美战争始于1899年，终于1902年。针对从西班牙统治下要求解放的菲律宾独立革命，美国当初持支持态度。后因1898年与西班牙签署了《巴黎条约》，美国获得了对菲领有权，由此菲美战争爆发。

如今的爱国者或国家主义者肯定会嘲骂这些为德兰士瓦祈祷的英国人，以及为菲律宾祝福的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确，他们可能没有爱国心，然而拥有高洁的同情、恻隐、慈善之念。由此可知，所谓爱国心与救他人之孺子的人心似乎并不一致。

我为这爱国心并非同情恻隐之心而悲哀，因为这爱国心的所爱之处仅限于自家的国土、自己的国人。不爱他国只爱本国者，也便是不爱他人只爱自己的人。其所爱，只在浮华的名誉与利益的垄断。

望乡之心

爱国心又与爱故乡之情相似。爱故乡之情固然可贵，然而亦有相当卑下之处。在踩高跷玩耍的少小之时，谁也不会真正懂得爱那故乡的山山水水。人们萌生怀乡望土之念，实际上要等到懂得有异乡他土之后。当四方漂泊壮志未酬而坠入知人情冷暖之际，人们才会深切追忆起青春少年的快乐而追怀故土。当身体不适他乡风土、饮食不合自己口味，没有知己可以相谈、无以慰藉父母妻小之时，人们才会深深念及故园。与其说他们是因了故乡值得爱而思念，不如说是因为对他乡的忌恨厌恶才如此的。

对他乡之憎恶

不是对故乡淳朴的同情恻隐之心，而是出于对他乡的厌恶。大概，身处失意逆境的众多人士均是如此，他们若不憎恶他乡，也就不曾对故乡有特别的思念。

他们或许会说，望乡之念并非身处失意逆境者所独有，身处得意顺境的人不也有这样的思念吗？当然，这样的情形会有的。然而，得意者的思慕故乡，其心中有更为卑下的东西。因为，他们只是欲向故里的父老乡亲展示其春风得意，而非对乡里的同情恻隐之念，只是为了一己的虚荣、夸饰和竞争心而已。古人云：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耳（《史记·项羽本纪》）。此一语不正烛照出他们卑下的心底秘密吗？

有人大叫：在我家乡设置大学，在我故里铺设铁路！这还尤可谅解。更有甚者高声呐喊：由我县选出总务委员，由我州提拔大臣。他们除了一己的利益和虚荣之外，真有对故乡的同情慈爱之念吗？有识之士和高洁之人洞察秋毫，能不对此有所叹息吗？

天下可怜虫

因此，如果爱国心与望乡之情均有一样的缘由和动机，那么虞芮之争（《史记·周本纪》）不正是暴露爱国者之真相的好标本吗？而蛮触之争（《庄子·则阳篇》）不正是对爱国者的恰当讽喻吗？这真是天下的可怜虫！

浮夸虚荣

于是我想到，不要耻笑岩谷^③其人自称国家利益的巨魁，也不必嘲讽他扬言为东宫大婚纪念美术馆^④捐赠千元却不履行。天下所谓爱国者及爱国心，与岩谷其人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爱国心的广告，只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夸饰和虚荣而已。

出生于萨摩国（今鹿儿岛），是最早在日本生产“天狗烟卷”牌香烟并使卷烟普及的实业家。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受宫内厅委托生产“恩赐烟草”售与士兵。

“Then none was for a party , Then all were for the State.”

“没有党派，只有国家”

这是古罗马诗人夸奖赞美的诗句。然而岂不知，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党派的智慧。并不是因国家存在之故，而只是由于有敌国敌人的存在才如此的，只因迷信敌国敌人需要憎恶才这样的。

罗马的贫民

我只看到，当时罗马众多的贫民农夫，他们与少数富人一起或追随这些富人，为所谓国家而奔赴战场。我进而看到，他们与敌人战斗，不顾弓箭滚石的危险而英勇奋进，其义勇忠诚甚可铭感。然而我还看到，当他们有幸战胜敌人而全身归来之际，又正是因从军期间所欠下的债务而立刻陷人为奴的深渊之时。在那战役期间，富人的田地总有其臣属的奴隶为之耕耘灌溉，而穷人的田亩则只能任其荒废，由此欠债而沦为奴隶。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他们憎恶罗马的敌国敌人。然而，如果说敌人对他们造成了灾祸，这也绝没有超出作为自己同胞的富人给他们带来的灾祸。由于敌人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和财产而成为奴隶，如今，难道不是又因为自己的同胞而失去了自由和财产吗？他们可曾想到这一点？

何等的愚痴

富人的战争，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奴隶仆从。而穷人却什么也得不到，只言为了国家而战。他们为国家战斗而坠入为奴的境地，却仍然在追忆讨伐敌人的虚荣，并满足于此。呜呼，这是何等的愚痴！古罗马的爱国心，其实不过如此而已。

希腊的奴隶

我们再看古希腊被斯巴达人所征服的先人 Helot，即所谓奴隶。有战事则当兵，无战事则做奴隶。他们或是因为身体过于强健，人口增长过于迅速，而常常为其主人杀掉。而且，他们为主人征战实在忠勇无比，却从来不曾想到倒戈而获得自由。

希洛人（helot）是古斯巴达农奴，又称黑劳士。

迷信的爱国心

何以如此呢？就因为他们以讨伐所憎恶的外国或外国人，即所谓敌国敌人为无上的光荣。他们坚信这是无上的光荣，却不懂得实际上此乃浮夸的虚荣。呜呼，这样的迷信，对于爱国心之浮夸、虚荣的迷信如此坚定，甚至超过喝腐坏之神水的天理教徒。其毒害，亦不亚于天理教。

爱憎的两念

不要怪他们对敌人的憎恶如此强烈。他们不健全而接近于野兽的人生，使他们不懂得同人、博爱。自有人类以来，爱憎的两念便始终如绳索一样缠绕在一起，如锁链一样彼此相连。看看他们的野性状况吧，他们时常猜忌而同类相食，且一朝遇到未曾见过的东西便畏惧恐慌起来，畏惧恐慌又变成猜忌憎恶，猜忌憎恶立刻化成咆哮和攻击，与此前曾彼此相食的同类联手去对抗共同的敌人。遇到共同的敌人，同类之间才有和睦相敬的状态。他们的野性，实际上与爱国心并无关涉。古代的人类，其野性的生活实与此相去不远。

蛮人就是如此同类携手而与大自然抗争、与异族征战，他们哪有什么爱国心。要知道，他们的团结、和睦、同情，只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只在于对敌人的憎恶，同病始有相怜之心。

好战心是动物的本能

如此来看，所谓爱国心也便是以对外国人的讨伐为荣的好战心，好战之心即动物的本能。而此动物的本能、好战的爱国心，实际上正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所排斥的与文明的理想目的不相容的东西。

然而可悲的是，世界人民依然处在这种源于动物天性的竞争之中而度过了19世纪，还要以这样的状态跨入20世纪的新天地。

适者生存的法则

社会依据适者生存的法则逐步进化发展，其统一的境界和交往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作为共同敌人的异族、异部落逐渐灭亡，他们憎恶的目标也将失去。憎恶的目标一旦失去，其和睦团结的目的也便消失。于是乎，他们对一部落、一社会、一国家的爱心，便演变成对一己、一家、一党的爱心。曾经存在于种族间、部落间的野蛮之好战心，也就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争斗、朋党之间的倾轧、阶级之间的斗争。呜呼，在纯洁的理想与高尚的道德不得盛行期间，在动物的天性尚不能排除的时候，世界人民不能不有敌人，不能不相互憎恶，不能不相互战争，于是称此为爱国心而将其视为荣耀的行为。

自由竞争

呜呼，欧美19世纪的文明，一方面有激烈的自由竞争，人心越发变得冷醋无情，另一方面则是高尚正义的理想和信仰斯文扫地。我们不能不为这文明的前途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的政治家、喜好功名的冒险家、乘势获利的资本家见此则大叫，看四周大敌当前，国民要停止个人间的争斗，必须为国家而团结一致。实际上，他们把个人间的憎恶之心转向外敌，以此达到各自的目的。如果人民不从，便责难他们是非爱国者、国贼。

动物本能的挑拨

岂不知，所谓帝国主义的盛行实在是这种手段的泛滥所致。換言之，所谓国民的愛国心，正是对其动物的本能加以挑拨的结果。

第四节

对洋人夷狄的憎恶

可以爱自己，可以憎他人，可以爱同乡，可以憎他乡人，神国日本和中华中国可爱，洋人和夷狄可恨，为了该爱者而讨伐可憎者，这一切名之曰爱国心。

为达野心的利器

然而，这爱国主义乃是可怜的迷信，即使并非迷信那也是好战之心，即使不是好战之心那也是浮夸虚荣的宣传广告、兜售品而已。这个爱国主义，永远是专制政治家实现自己的名誉和野心的利器与手段。

我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希腊罗马的旧梦。爱国主义在近代的流行和使用，远比古代和中世纪更甚。

明治时代的爱国心

我想到已故森田思轩^⑤草成的一文，主张黄海的所谓灵鹰并非神灵，因而天下谴责他为国贼；久米邦武^⑥论证说神道乃是祭天的古代习俗，却被免去了教授职位；西园寺侯爵^⑦欲推行世界主义教育，反而危及其文部大臣的地位；内村鉴三拒绝对敕语的礼拜，其教授职位被罢免；尾崎行雄^⑧提到“共和”二字，其大臣官职被革除。他们均遭到“大不敬”的责骂，而罪名就是非爱国者，这正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国民其爱国心的表露。

批评家、新闻记者，生于日本冈山县。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并根据雨果的人道主义写有大量社会批评的文字。早年任《邮便知报》记者，后转入《万朝报》。

明治、大正时期的历史学家，生于日本佐贺县。曾为岩仓使节团成员，后编辑出版《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因主张“神道乃是祭天的古代习俗”而惹怒神道学家，丢掉了帝国大学教职，史称“久米邦武笔祸事件”。

曾在明治时期出任首相，是致力于立宪政体建设的公卿出身的政治家。在出任伊藤博文内阁文相期间，推行开明教育，提倡上下平等关系的新道德。

自由主义政治家，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曾长期担任众议院议员，积极参加护宪运动，被称为“宪政之神”。1898年出任大隈重信内阁文相，批判拜金主义风潮。因说日本若实行共和政治，三井、三菱均可成为总统候选人而被视为“大不敬”，遂辞去文相官职。

国民的爱国心一旦遇到与自己意见相反者，便要钳制其言论、束缚其思想而干涉其人的信仰。甚至，禁止评论历史、妨碍《圣经》讲读，破坏所有的科学工作。文明的道义以此为羞耻。然而，爱国心却以此为荣誉和功名。

英国的爱国心

不单是日本如此。人们常称近代英国是非常自由的国度、非常博爱与和平的国家。然而，就是这个英国在爱国心高涨的时候，其提倡自由、要求改革、主张普选的人，也总被冠以“叛逆”和“国贼”之名而遭到问罪和责骂。

英法战争

英国人爱国心的高涨，其最近的实例莫过于他们与法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793年的大革命，后虽有一些间断，却一直延续到1815年拿破仑下台才告一段落。其间的思想，与今日英国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当时，所谓的爱国心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在流行过程与方法上，都没什么不同。

所谓举国一致

与法国开战，只此一事，只此一语。不论原因如何，不讲结果怎样，也不谈其利害和是非如何。如果谈论这一切，就必被冠以“非爱国者”之名遭受谴责。改革的精神、抗争的心愿、批评的理念都暂时停息，不，是被禁止了。而国内的党争，也几乎绝迹。柯尔律治虽在战争发生之初提出非议，但后来却要感谢上帝——战争使国民得以团结一致。福克斯^⑨一派始终不渝地支持和平和自由的大义，但见到议会的大势无可逆转，便不再视议会为党派论争的场所。呜呼，当时的英国真是举国一致——我日本政治家和策士们喜欢说的“举国一致”的盛况，也就是罗马诗人所言的“唯有国家”。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派代表。曾在剑桥大学求学。早年同情法国大革命，后转向保守立场。18世纪90年代曾和罗伯特·骚塞一道计划建立乌托邦公社，未果。1795年与威廉·华滋华斯相遇并结成好友。3年后两人联合出版《抒情歌谣集》，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

英国18 世纪末政治家。曾欢迎法国革命，反对英国对法国的战争。

可是想一想，那时的英国国民其胸中有何理想与道义，有何同情心和“国家”？

英国上下狂热的国民，所怀抱的只有对法国的憎恨，只有对革命的憎恨，只有对拿破仑的憎恨而已。他们哪有一丝一毫的革命精神，哪有与法国人的理想相关联的思想呢？他们只有厌恶法国而拼命想加以侮辱，不仅侮辱还要群起而攻之，并且倾注全力惩罚之。

罪恶的顶点

因此可以知道，针对外国的爱国主义发展到最高潮，也便意味着内政之恶达到了最高潮。而爱国的狂热，即战争期间迅猛发展的爱国心到了战后又处于怎样的状态，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

战后的英国，随着憎恶法国的疯狂情绪的减退，还有军费支出的停止，以及欧洲大陆各国在战争中因工业界被扰乱，尤其是仰赖于英国的需求的停止，英国的工农业突然陷人严重的不景气之中，接踵而来的是广大下层人民的穷困和饥饿。此时，那些富豪资本家可有一点点的爱国之心，可有些微的慈悲同情之念，可有举国一致而团结和睦之心？他们转而视同胞的穷困饥饿为沟壑，宛如仇敌一般。他们憎恶下层的贫民，远胜于憎恶法国革命及拿破仑。

贝铁卢

至于圣彼得广场事件^⑩，更是令人切齿。曾经于滑铁卢颠覆拿破仑军队的事情还记忆犹新，而现在却对要求议会改革而集结在圣彼得广场的众多劳动者实行蹂躏和虐杀。那时，人们将此比之于滑铁卢之役而戏称“贝铁卢屠杀”。在滑铁卢攻破敌军的爱国者，如今一转而于贝铁卢杀害自己的同胞。爱国心者，真是热爱自己同胞的心吗？所谓团结一致的爱国心，征战停息后又对国家国民有何利益可言呢？君不见，打碎敌人头颅的刀锋如今又被同胞的鲜血所染红。

1819年发生在英国曼切斯特圣彼得广场的屠杀民众事件，事件中死者11名，伤者400余名。

虚伪的团结

柯尔律治曾为因战争使国民团结一致而感谢上帝，然而如今哪里还有什么团结一致！憎恶之心只能再生憎恶，憎恨敌国之心立刻转变成憎恨国人的动物本能，如此而已，即滑铁卢之心立刻变成了憎恨之心。爱国心的团结，是多么虚伪啊！

第五节

再看德意志如何

我们暂时离开英国而把目光转向德国。已故的俾斯麦的确是爱国心的榜样，德意志帝国实在是爱国之神垂迹的灵场。若想知道“爱国宗”的灵验是否昭然若揭，不能不拜拜这灵场。

从我日本的贵族军人学者到世界各国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他们时常仰慕的德国爱国心，若与古希腊、古罗马及近代英国的相比，难道不是迷信、浮夸、虚荣的吗？

俾斯麦

已故的俾斯麦的确是胜过历代的豪杰。当他还未成就大业之际，相互分立的北部日耳曼各州，以操同一语言的国民必须统一而结合成帝国这种眼光观之，实在是处在悲哀不堪的状态。将各州打造成团结一致的邦国，俾斯麦的伟大功绩实在光照千秋。然而要知道，这些帝国主义者统合各州的目的，未必就是为了以此带来各州的和平与福祉，他们仅仅是为了武备才这样做的。

早年曾对自由平等的理念有所领悟而羡慕法国革命壮阔历程的俾斯麦，为了阻止蛮触之争、享受协同和平的福利并防备外敌入侵，也曾期待日耳曼的团结统一，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奈何实际的历史过程绝非其所希望的那样。

日耳曼统一

假如日耳曼的统一真是为了北部日耳曼各州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没有把大多数人讲德语的奥地利结合进来？这是因为，俾斯麦之辈的理想绝不在于普通德国人的兄弟团结乃至各州共同的和平福祉，而只是为了他自身—普鲁士的权势和光荣。

无谓的战争

为满足彻头彻尾之好战心而要求团结合作，此乃人之常情。原因在于甲的朋友便是乙的敌人，爱彼则因为憎此，因外国而劳神思虑，并非期望其安宁，而是要夸示自己的霸权。优秀的俾斯麦太懂得其中的人情道理了。他实在是利用这国民的动物天性，而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手腕。换言之，为了煽动国民的爱国心而与敌国战争，他压制反对自己的各种观点和评论，为了创建所期望的“爱国宗”而不惜挑起无谓的战争。

作为日耳曼的统一者、蛮力的象征、铁血政策的祖师，俾斯麦深谋远虑的第一个招数就是恣意与最弱的邻国开战。一旦战事告捷，国民中喜好迷信、虚荣、蛮力之徒便纷纷成为他的党羽。实际上，这正是新德意志帝国的团结、新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发端。

第二个招数是继续向其他邻国开战。这个邻国要比此前的邻国强大，然而俾斯麦善于趁其不备，并通过这一新战场促使所谓的爱国心和团结精神油然兴盛。这种爱国和团结的运动，又为俾斯麦自己的邦国普鲁士及其国王的扩张巧妙利用。

所谓普鲁士国家

俾斯麦并非出于纯粹的正义，才企图统一日耳曼的。他绝不容许普鲁士在统一过程中遭到解体乃至灭亡。他所容许的只是以普鲁士国王为盟主的统一，也就是给普鲁士国王戴上德意志皇帝的光荣桂冠。有人说，北部日耳曼的统一是一场国民性的运动，然而这种浮夸而迷信的爱国心，难道不是被一个人的野心功名利用了吗？

中古时代的理想

俾斯麦的理想，实际上是中古时代野蛮人的理想。他那陈腐野蛮的计划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在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道德和心理上还未能走出中古时代。众多国民的道德依然处于中古时代的道德水准上，他们的心性仍是野蛮的心性，只不过自欺欺人而以近代科学的外衣掩护着罢了。

普法战争

俾斯麦已经兴两次无用之师，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如今，正在第三次兴师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机会一到，他将再次乘虚而人攻打别的强国。呜呼，普法之间的大战争。此战争乃是危险中的最危险者，凶器中的最凶者。在俾斯麦则是胜利。

普法战争，使北部日耳曼各州拜倒在普鲁士的脚下，使各州一齐奉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俾斯麦眼里只有普鲁士国王，这哪是为了什么同盟国民的福祉？！

由此我敢断言，德意志的统一绝非源自正义的善意同情。跨过德意志国民的成山尸骨和成河血流，如枭雄野兽般完成的统一大业，凭借的是煽动起对敌国的憎恨之心，这一切皆因为醉心于胜利的虚荣，这是大人君子所应为吗？

然而，他们大多数国民也以此为荣，声称我德意志国民乃上帝的宠儿，世界各国望尘莫及。而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国民亦惊叹：伟哉，国家者就应该如此！日本的大勋位公爵伊藤博文也随声附和：鄙人也要做东洋的俾斯麦！以往均视英国的立完政治次世界的光荣，如今心意所向忽然转向了普鲁士军队的剑柄。

爱国的白兰地

国民沉醉于国威国光的虚荣，正仿佛一个人醉于白兰地酒。他们已然醉了，耳朵发热而眼睛痴迷，哪里看得到所跨过的成山尸骨，哪里知道所渡过的成河血流的污秽。他们昂然挺进，得意忘形。

柔道家与力士

国民武力强大而善于战斗，获得这样的名声犹如柔道家得到了资格认证，或像获得冠军的力士成了横纲。柔道家与力士在乎打败对手，其技巧手段也仅以此为目的。如果没有了敌手，还有什么利害、什么名誉可言呢？德意志国民的自豪就在于打败敌国，若敌国消失了，还有什么利害、什么名誉存在呢？

柔道家和力士醉于白兰地，人们见到有人夸耀其技能和力量，就更加相信他们有才智、学识和德行了吗？国民醉于战争的虚荣，其他国民见到有人夸饰其名誉和功绩，就可以更相信他们会在政治、经济、教育上带来文明的福祉吗？德意志的哲学值得尊崇，德意志的文学应该敬重，但我绝不能赞美德意志的所谓爱国心。

德意志的现今皇帝

俾斯麦辅佐的皇帝（威廉一世）乃至俾斯麦本人，都已是过去时代的人物。然而，铁血主义依然留存在现今皇帝的头脑之中，爱国的白兰地仍使现在的皇帝（威廉二世）迷醉。这皇帝的喜好战争、压制和虚名，远胜于拿破仑一世，更远远超过拿破仑三世。广大的国民如今依然处在以鲜血换来的团结统一这一美名之下，甘受着年少的专制皇帝的操控。而且，那所谓爱国心依然甚炽烈。然而，这会是永远不变的现象吗？

晚近的社会主义

君不见，爱国心的弊害已达到绝顶的程度，仿佛麦克白的暴虐登峰造极时森林都为之震撼一样，令人惊恐的强敌不是已经卷土重来了吗？这强敌，并非迷信而是义理道德的，并非中世纪的而是近代的，并非狂热而是有组织的，其目的就在于彻底摧毁他们的“爱国宗”及其大业，这便是近代社会主义。

古代野蛮狂癫的爱国主义，是否会被近代文明的高远道义和理想所压服而最终消失，今后是否依然会有俾斯麦当政时的状况出现，则要等到本世纪的中叶才能见分晓。观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兴隆以及对爱国主义所发起的激烈抵抗，就可知由胜利的虚荣和憎恶敌国而来的爱国心，对培养国民相互同情的博爱心没有丝毫的益处。

哲学的国民

呜呼，如此哲学性的国民却在各种政治理想中造成了非哲学的事态，这是俾斯麦的一大罪过。如果不曾出现俾斯麦这样的人物，那么不仅德意志，以德意志为宗的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将会获得怎样的进步、达到怎样高尚的境界啊！豺狼虎豹彼此蚕食的状态依然会存在于20世纪的当今吗？

第六节

日本的皇帝

日本的皇帝与德意志年少的皇帝不同。他不喜好战争而看重和平，厌恶压制而尊重自由，他不喜欢为了一国的利益而追逐野蛮的虚荣，他希望为世界带来文明的福祉，而绝不像今日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然而说到日本，与上述那种爱国者不一样的国民却寥若晨星。

对古今东西的爱国主义，即那种唯有憎恶敌人并加以讨伐时才得以焕发的爱国心，我无法赞美。因此，也不能不排斥日本国民的爱国心。

已故后藤伯爵

已故后藤象二郎^⑪伯爵曾一度试图煽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发出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呼号。天下的爱国志士应声而起，如风吹草偃一般。而伯爵突然死去后，大同团结便也消失殆尽，仿佛春梦一场。当时日本人的爱国心，难道只是爱伯爵之心不成？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发起“大政奉还”运动的土佐藩藩士、政治家。曾参与民权运动并加入自由党，在1887年“三大事件建言运动”达高潮之际，与同人发起“大同团结运动”，提倡求大同存小异。

并非爱伯爵，乃是出于憎恶藩阀政府之故。他们的爱国心源自憎恶之心，两者仿佛吴越同舟的兄弟一般。可是，这吴越兄弟值得赞叹吗？

日清之役

至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的爱国心发展喷涌磅礴、登峰造极而亘古未有。人们侮辱、蔑视乃至憎恶中国人，其激烈程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上至白发老人下至三尺孩童，大有誓将中国四亿生灵全部歼灭才甘心之念。坦白而言，这与其说近乎疯狂，不如说更接近虎狼之心，俨然与野兽类似。

卓越的兽性之力的夸示

难道这能给日本的国家及其全体国民带来什么利益和幸福吗？如果真有相互同情之心和彼此怜悯之念，会如此吗？人们唯以多杀敌人为快，唯以掠夺敌人财产和瓜分土地之多为乐，唯欲向世界夸示其蛮力的强大。

我皇出师，如古人所言乃是为了膺惩夷狄，必须出于世界和平、人道和正义的目的。可是，如今却为此而煽起爱国心，其本质则是憎恶、侮辱和虚荣。若问日清之役的战果有什么可利于全体国民的，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答案难道不是丝毫也没有吗？

装满沙粒的罐头

富豪^⑫一边掷五百乃至千金以奉献兵部，一边又向士兵贩卖混装了沙粒的罐头；军人一边声称不惜一死，一边又盘算着收受商人的贿赂，这就是所谓的爱国心。难怪，野兽般杀伐的本性一且登峰造极，便必然发生大量的罪行。这岂是皇上出师的最初心愿？日本的军人富有尊王忠君之情，真是可敬佩啊。然而，他们的尊王忠君对于文明的进步和福祉的增多能有多少贡献，却是问题所在。

明治、大正时期的实业家，大仓财阀创立者。日本侵略台湾、西南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际，曾负责军需物资的供应与运输，由此获得暴利。

为了皇上

义和团之事发生之际，日本军闯过大沽至天津一段最险恶的路途。当时，有一士兵哭诉：“若不是为了皇上，与其忍受这样的艰难，还不如死去。”听者没有不为之落泪的。我也会为此而哭泣。

这可怜的士兵只言为了皇上，我无法责备他何以不说为了正义、人道和国民同胞。他平生在家庭、学校和兵营中所受教导乃至命令，唯奉献皇上而不知还有其他。斯巴达的奴隶不知有自由、权利和幸福，遭到主人的鞭挞而赴死战场，即使没有战死也要被主人杀戮。然而，他们却自豪地称这是为了国家。我读史常为他们落泪，如今更为这些日本的士兵而哭泣。

可是，现在已非斯巴达的时代，我皇上重视自由、和平与人道，怎么会将臣子视奴隶？我坚信，这士兵与其说为了皇上，不如进而言之是为了人道和正义，更能得到皇上的嘉赏，这才真正与尊王忠义的目的相符合。

孝子式的娼妇

为了救助父母兄弟的危难，或有为盗为娼者铤而走险深陷污名，甚至连累父母兄弟乃至门望。这在中世纪以前也许会得到赞美，但以文明的道德来看，虽然其心愿和愚痴值得悲悯，其不义的行为却绝不能宽恕。忠义之心也罢，为了皇上也好，若说是正义和人道并非我所懂得，那实是野蛮的爱国心、迷信的忠义，这与孝子式的娼妇、盜贼有何差异呢？

令我悲哀的是，军人的忠义之念和爱国之心还远远不符合文明高尚的理想，且远远没有摆脱中世纪以前的思想桎梏。

军人与从军记者

这些军人的忠义之念、爱国之心虽然旺盛，但对同胞却绝少同情之感，比如，他们对待新闻记者的态度就是一例。义和团之役时，他们遇到从军记者则冷漠至极，根本不顾及记者之缺少食物和没有住地，他们不顾记者生病及生命危险，而扬言此与我有何相干，甚至不惜嘲骂、呵斥，仿佛奴仆、敌人一般。

据说，军人是为国家而战的。从军记者不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员、同胞中的一人吗？然而他们的爱护之念却如此缺乏。他们所谓的国家，只有皇上和军人自己，却不知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四千万民众翘首以盼，希望能知晓我军的安危，能听到我军胜利的消息。而从军记者出生入死，其目的岂只在于增加报纸的发行量，实为满足我四千万民众的渴望之情。可军人们却以此为无谓，他们对四千万国民可有一点点同情之念？！

眼里没有国民

封建时代的武士，以国家为武士的国家，视政治为武士的政治，却不认为作为士农工商的人民对此有什么权利和义务。今天的军人，亦视国家为皇上及军人的国家，他们虽然声称爱国家，可在他们眼中，除了军人，哪有什么国民？

由此可知，爱国心的发扬只是对敌人的憎恶，而绝非对同胞的爱。

发扬爱国心的结果

压榨国民的膏血以扩充军备，耗散生产性资本而消磨非生产性物质，这促成物价的飞涨而招来输入的过剩，却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爱国心的发扬，靠得住吗？

断送了敌人众多的生命，获得了敌人很多的土地和财产，但政府的年度支出却增加了两三倍，说这也是为了国家，这样的爱国心的发扬，其结果靠得住吗？

第七节

这就是爱国心

我相信，以上所述大概可以解释什么是所谓的 patriotism，即爱国主义或爱国心。实际上，这是一种野兽的本性、迷信、狂热、浮夸，乃至好战之心。

人类进步的理由

不要说这源自人类的自然本性。克服自然发生的各种弊害，不正是人类进步之所在？

水不流动，久而久之则腐坏，这是自然现象。如果加以疏通使之畅通，就可以防止其腐坏，能说这有悖于自然吗？人衰老而患疾病，也是自然现象，对此用药治疗，并不有悖于自然。禽兽、鱼虾、草木，其生任其自然，其死也任其自然。它们的进化乃至退化唯有任其自然，自己则无能为力。如果人类也任其自然而无所作为，那么也就成了禽兽、鱼虾、草木，而非人类了。

人类努力矫正自然的弊害，因此才有进步。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自然发生的情欲，这样的人民才是道德上最进步的人民；对天然之物最大限度地施加人工，这样的人民才是物质上最为进步的人民。实际上，要享受文明的福利，就需要摆脱对自然的盲从。

进步的大道

由此可知，排除迷信而掌握知识，除去狂热而坚持义理，减除浮夸而达到真实，去掉好战之念而回归博爱之心，这才是人类进步的康庄大道。

由此可知，无法摆脱野兽的本性而被如今的爱国心所驱使的国民，其品性卑下鄙陋，无法称其为拥有高尚文明的国民。

由此可知，力图把政治、教育、工商业变成爱国心之牺牲品的那些人，乃是文明的贼寇、进步的敌人乃至人类的罪人。他们试图以虚妄、谬误的爱国心之名义，把从19世纪中叶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再次置于奴隶乃至野兽的状态之下。

文明的正义与人道

因此我断言，文明世界的正义、人道绝不容许爱国心的飞扬跋扈，必定会把爱国心铲除殆尽。但如今，这个值得鄙视的爱国心又进一步发展为军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流行于全世界。以下，我将进而观察军国主义如何戕害世界的文明，阻碍人类的幸福。

幸德秋水（1871~1911），出生于日本高知县一个造酒、制药商家庭。学生时代成为中江兆民的私淑弟子，多受其自由民权思想影响。1892年英文专科学校毕业后，历任《中央新闻》《万朝报》记者。1897年开始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成为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因《万朝报》转向主战论，辞职并另行创办《平民新闻》，坚持反战立场。1904年与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1905年因《平民新闻》一系列笔祸事件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赴美国养病，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1907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亚洲和亲会”。1910年因莫须有的“暗杀天皇”大逆罪被捕并处死刑，此事标志着帝国日本扼杀言论自由、镇压社会主义思想的严冬时代的到来。幸德秋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有“东亚社会主义之先导者”的美誉。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琦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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