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谈自己的父母并不容易，对战后不久出生的日本人来说，可能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很明白在父母的人生当中存在着难以靠近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即日本帝国时代的战争体验。为了谈起父亲，世界著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无法回避这一挑战。他的父亲叫村上千秋（1917-2008），出生于京都一个寺庙世家的次子，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之后，一生都在关西地区的一所私立高中担任语文教师。村上春树与其父的交往并不多，但父亲逝世之后，他开始全面探索父亲的足迹，包括其在中国的战争体验，并将关于父亲千秋的记忆、记录以及感情写成一本书而发表。
这本书之所以题为《弃猫》，是因为从少年春树和父亲一起去遗弃一只猫的一次记忆开始。有趣的是，那只在海边被遗弃的猫，不知如何先回到家里迎接他们。村上春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一脸的惊讶不久转为叹服，最后好像松了一口气。后来，村上家里还是将那只猫养了下去，儿子对父亲的这段回忆，可以让读者了解一点村上千秋这一人物的为人。根据村上春树的记忆，每个早上，父亲吃早饭之前都要在菩萨像前闭着眼睛，长时间专注地念诵佛经。小时候，村上春树问过他为谁诵经。父亲回答说：“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为了在那里去世的伙伴和当时敌对的中国人”。除此之外，父亲没有更多的说明，儿子也没有再问。
村上春树以这样的记忆为线索，对父亲的从军履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根据其考证，村上千秋当二十岁时，作为日本帝国陆军第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的特务二等兵于1938年10月登陆上海之后，和前一年参与南京战役的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参加了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10月25日）、以及次年汉水的安陆作战（3月17日）和随枣会战（4月30日至5月24日）等，1939年8月从中国撤回日本。村上春树一直怀疑自己的父亲是否参加了南京战役，因此不敢去详查他的从军记录，也不愿直接向他仔细打听战争的事情。因此，听闻父亲没有参加南京之战，他放下了心，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1941年9月，村上千秋接受临时征召，但即将日军突袭珍珠港之前突然接到了取消召集的通知，死里逃生。村上春树在追寻着父亲的足迹的同时，想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偶然性。后来，活下来的这位青年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和另一名语文老师结婚，有了一个叫春树的儿子。村上春树说，虽然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战争体验，但仅有一次，向当时在读小学低年级的儿子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刑过俘虏的中国士兵。父亲忆起的残忍场面，深深印在孩子的心里，就像一种模拟体验，因此村上春树认为，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部分地由儿子的他继承了下来，并对“历史”这一概念如下陈述：
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质在“承接”这一行为——或者说仪式之中。无论其内容让人多么不愉快、多么不想面对，人还是不得不接受它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评者认为，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以文学不仅缓解了面对历史的困难，而且解释了面对历史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像这样一篇私人化的文章难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但村上春树的文体与写法，包括其知名度，很可能超越这些障碍。对日本读者来说，这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中国读者又如何呢？无论是不是村上春树作品的粉丝，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呢？不仅对村上父子，而且对日本文学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日本作家到底如何把作为一滴雨水的“文学”和作为滔滔大河的“历史”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恐怕日本文学还有不少东西可以从中国文学中学习。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简称《帝国主义》）于1901年4月20日，由东京的警醒社书店出版，是时任《万朝报》记者的其第一部著作。《帝国主义》由《万朝报》的同事内村鉴三的序文、例言三则、第一章“绪言”、第二章“论爱国心”、第三章“论军国主义”、第四章“论帝国主义”和第五章“结论”构成。幸德秋水于1911年1月，因“大逆事件”被判处死刑之后，包括《帝国主义》的其所有著作在日本帝国体制之下被禁止出版，因此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时，除了1901年刊发的部分书评等少量文章外，其他相关《帝国主义》的研究基本上不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在日本出版之后不久，梁启超等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到这本书，湖南人赵必振用半文半白文体将此翻译成中文，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但遗憾的是该译本刚一出版，就立刻遭到清政府查禁，直到1920年代中期才被报人曹聚仁重新发现。鉴于这本书及其中文译本的重要性，曹聚仁将它重新出版，改名为《帝国主义》，同时其中添加一篇题为“与读者”的文章，对此给予了如下高度的评价：
“二十五年前”，读者看了这话，一定以为这是十分陈旧的了！不，决不！幸德秋水所说的话，不但依然有“时效”；并且，三十年间历史故实的证明，更觉得他的话，是可宝贵的真理！他所痛心的，在现在已一一成为事实；他所期望于世人的，世人依然不曾觉醒而沉醉于噩梦中；他那时所感到的苦痛，在现在只有增加；他那时社会的不安，在现在也日甚一日；总之，他的话在现在，仍是对症的良药！
如上所述，一百多年前出版以来，不同年代的中国学者关注幸德秋水《帝国主义》这一本书，但以前它在中国出版界没有受到充分的关心，因此其读者一直没有阅读其中文译本的机会，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虽然如此，如今已经不要再担忧了，因为著名学者赵京华老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中出版了自己所编译的《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外一种》，将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与《倡言社会主义》两篇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规范现代汉语译出，终于将一位拼命面对帝国主义的日本知识人之声音送到中国的普通读者那里。
赵老师认为“不仅可以在社会主义思想的脉络里，还应该在东亚反帝反殖之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来解释幸德秋水”，因此对幸德秋水的反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进行分析。他在《译者解说》中特意探讨一个难题，即幸德秋水对民族帝国主义“爱国心”批判之际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复杂两面性的问题。比如，日本历史学家石母田正在《幸德秋水与中国：关于民族和爱国心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幸德秋水对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的问题认识不足。赵老师详细论述石母田正对幸德秋水的批判之后，做了如下论述：
“二战”后日本学人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民族主义正当性的参照。同时，幸德秋水对民族帝国主义的深刻批判，也可以让我们从起源上认识“爱国心”偏狭与非理性的一面。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其《帝国主义》的深远意义所在。
评者对赵老师的看法深有同感，最近在中国发表的《论东亚视角下的幸德秋水之反帝思想》（《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年第6期）一文中也从不同角度讨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不必说，幸德秋水《帝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批判具有其局限性，但不应该忽略在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亲身思考爱国心问题的一批知识人之言论及其历史意义。与过去不同，到21世纪的现在，中日韩的学者与普通读者都可以共同思考前一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问题。因此，这本译著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后日本知识人及其相关研究，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与鹤见俊辅等，在中国出版界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但日本评论家、思想家加藤周一（1919-2008）及其工作，似乎还没有受到充分的关心。立足于独特的国际视野，加藤周一陆续发表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日本文学史序说》等代表作品，并作为反对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九条之会”发起人参与社会运动。为了把握加藤周一及其思想，其回想录《羊之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羊之歌》从1966年10月开始到1967年3月，《续 羊之歌》从1967年7月开始到同年12月，两本书最初都是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在《朝日期刊》上，加藤周一对此做了如下解释：
日本军国主义灭亡，言论自由恢复之后，我开始从事文字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年，但所作文章甚少谈及私事。如今突然起意，回首前半生，写作回想录，个中缘由，也并非难抑怀旧之情，而是想到自己身上多少也有些接近现代日本人平均状态的地方。
尽管如此，《羊之歌》这部作品也相当复杂，因为其中包含一些虚构之处。与加藤周一生前长期合作的鹫巢力先生，在《加藤周一如何成为“加藤周一”：再读〈羊之歌〉》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为这部半自传体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内容以及加藤本人未提及的部分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解释。鹫巢先生曾经是日本出版社“平凡社”的编辑，从事《加藤周一著作集》出版工作，如今担任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所顾问。
去年秋季，鹫巢先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分别讨论了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论与日本文化论。很荣幸，与清华大学的王中忱与熊鹰两位老师，以及《羊之歌》中文版的译者、北京大学的翁家慧老师，评者参与了这些活动的筹备工作，因此获得在北京跟鹫巢先生直接交流的机会。鹫巢先生对《羊之歌》的考证工作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关于日美两国开战那天的事情。
根据《羊之歌》，1945年12月8日，加藤周一去东京的演舞场看看日本独有的木偶戏“文乐”，在那里发现与“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的同时，有色彩而威风凛凛，却悲剧性存在的另一种世界。这一段内容很有名，常常被其他作家引用，但鹫巢先生对其中出现的“古韧大夫”及其演出内容进行考证之后发现，与历史记录中的8日当天之演出节目不一致，因此指出了这一段情节的虚构性。
鹫巢先生的工作实在是令人佩服，但他同时给我强调说，不应该把《羊之歌》中的这种虚构性看作负面的东西，而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关注其效果以及创作性。正如他所说，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半自传式文学作品中的真假，因为其创作过程中可以看到的作者之意图也是相当重要。评者也认为，加藤周一笔下的8日情节充分表现了一个传统艺术在已经达到极端的现代生活中的生命力，也有可能从这种虚构内容中进一步探讨加藤周一的文艺思想。
听闻鹫巢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跟他说鲁迅的半自传式文学作品《藤野先生》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情节，即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就是说，无论是事实的，还是虚构的，表里如一的半自传式文学作品之内容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文学本身，与其说是离不开事实与虚构，不如说是基于这两个不同范畴而存在的。鉴于此，鹫巢先生在《羊之歌》中好不容易发现的这种虚构性，可以说是加藤周一为未来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留下的一种作业。
作者简介
仓重拓（KURASHIGETaku），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方向为东亚现代思想、中日现代文学与中日美关系。在中国和日本的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風土』と「転向」：和辻哲郎による左翼思想への駁論を考える」(『初期社会主義研究』第30記念号)、《鲁迅〈我要骗人〉再考:以竹内好与鹿地亘对“浅间山”的不同解读为主》（《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2期）、《试论鲁迅对“转向”的看法：以日本友人访谈录中的相关记载为主》（《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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