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将所有国家按照民主主义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划分的思考方式蔓延开来。作者认为这种想法很危险，它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行动逻辑的差异，从而导致国家之间敌意的自我增殖。作者以《现代国家的形成（1600-1949）》为例，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殖民扩张之路，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顿挫；以《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为例，指出经济发展模式为理解“中国特色”所提供的有效事例，既有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度理解，也流露出他的困惑。马场老师的中国观察为我们反观自身提供了镜鉴。
乌克兰国土爆发的战争，使得将所有国家按照民主主义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划分的思考方式正在蔓延。这种想法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对各个国家之间行动逻辑上的差异视若无睹，导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敌意自我增殖，激化了加强军事威慑力的安全保护意识。
为应对国际社会上广受争议的人权与民主化问题，上一年度末，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然而，中国所强调的“中国特色”有很多与西方所订立的基准不相符的地方，其内在逻辑不太易于为人接受。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在18世纪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寻找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理的雏形，讲述跨越三个世纪的国家大一统过程，是一部宏观历史著作。在日本的近现代中国史学界，20世纪中国史观逐渐占据主流，强调从中华民国走向人民共和国的连续性，然而本书的射程更为长远。作者李怀印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的华侨。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天命和版图，作为其身为中华文明正统的证明，它统领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是由满族和汉族共同统治的多民族国家。清朝是除了蒙古帝国之外历代领土面积最大的朝代，但是它并非像西方殖民主义帝国那样，通过对外战争而获得领土。藩属国除了向朝廷进贡之外，被委以自主权，并为了镇压零星的叛乱而派遣军队。在那巨大的版图上分布着由中央派遣的官僚组织，轻微的赋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渗透到最末级的村落，维持着和平与安定。
和平的局面最终被打破，因为内陆危机已然向海上危机转变，而清朝对这一地缘政治变局的应对却出现了错误，并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朝失去了东亚的宗主权，加入到确立主权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中，整顿新军、法律、教育等，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变。虽然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于1912年灭亡，但是除外蒙古以外的版图得以保全。
之后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北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也是为恢复统一的集权化探索。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苏联式以党治国的体系、以及一个由强权统治的统一国家。近代化以来所引进的西式的代议制民主主义未能持续。以上是其主要内容。
在这样一个中国的大一统过程中，现代中国的形象变成了双面神雅努斯的脸，具有“中华治世（Pax Sinica）”与强权国家的两面性。南海九段线的领土观、自治区治安政策中所看到的边防意识，仍残存着清朝疆域的国家形象。在与大陆的学者聊起少数族裔问题时，经常能够感受到这种温度差。在城市生活的我们支撑着贫困的边境人民的生活，这种逻辑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和近代主权国家意识。
遭到西方各国非议的不仅仅是领土问题。围绕着贸易摩擦、劳动力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议论也甚是喧嚣。《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本书中介绍了一种机制，即在产业开发、企业融资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参与其中，官方、企业、社会成为一体，共同推进经济建设。这为理解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有效事例与启示。
生产过剩造成对出口的依赖，贸易伙伴国由于债务超支而强化保护主义政策。因此，2020年，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结合国际循环的发展战略。通过城市化来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充实公共福利以降低高达日本一倍的储蓄率，刺激消费。政策从以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优先提升生活满意度，以这种政策转变为目标的社会设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景走在了同一条轨道上。
本文日文原稿原刊于『朝日新聞』2020年6月５日朝刊「グローブ」，中文译文由金灵翻译。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马场公彦（BABA, KIMIHIKO），1958 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先在北海道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东洋哲学硕士学位，后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攻读博士。日本知名出版人，曾长期担任日本岩波书店总编辑，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从中日复交到天皇访华》等作品。
延伸阅读
一点苍山阁编辑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