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作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总计二十卷，收录四千五百一十六首和歌（据小学馆四卷本），跨越四世纪至八世纪末四百余年光阴。学界认定其成书于八世纪末，大伴家持为主要编纂者。作者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官吏士兵平民，更有两千余首作者不详。内容分为杂歌、相闻、挽歌及民谣：杂歌囊括四季风物、行幸游宴、狩猎旅行；相闻多为恋人亲友间相互闻问的恋歌；挽歌则哀悼死者，含临终遗作与后人缅怀。这部诗集是反映当时社会心理与生活的珍贵史料，I被誉为“日本人心灵的故乡”。这提示读者，不宜以当下“诗歌”观念阅读《万叶集》，而应以历史还原的立场理解发生期的“诗歌”本质。而追求历史文化的真实，正是刘德润与刘淙淙《全译本》的首要特色。
近日收到刘淙淙老师自四川邮寄来的《万叶集》（2025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叶集（全译注本）》，后称《全译本》）样书，厚逾千页，双封设计，护封印绘的是大亦观风的《轻皇子狩猎图》，给人以厚重古朴之感。翻开书页，墨香中仿佛能闻到奈良山野的气息。这部耗费刘德润先生四十余年光阴的译作，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付梓，这无疑是日本诗歌汉译史上值得庆祝之事。
作为晚生后学，先生前些日嘱我在豆瓣上写几句话：出版社叮嘱再三，此类书籍出版不易，营销更加费力。然而，我却迟迟未能下笔，既怕美言之嫌，更恐辱没先生清名。直到某夜难眠，欲借哲学昏睡，重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方得写作的灵感与动力。在第二版序言中，叔本华说他的著作是交付给人类的年轻火焰，必将历经世事沧桑。这番真诚之言让我心头忽有所动——先生虽步履渐缓，那温润儒雅形象下包裹的，何尝不是不曾冷却的热血与不屈的灵魂？世界由意志和表象组成，二者并存又相互区别。世人所见是先生的表象，而我似乎窥见了先生的内在，抑或其生命的另一维度。值此《全译本》出版之际，谨记一点心得，略述对先生翻译日本古典诗歌的印象.
读者在翻开这部浩瀚的诗集之前，请首先阅读序言后的《万叶时代历史文化背景概说》，特别是有关《万叶集》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知识，才能读懂当时的社会，系统理解万叶和歌。本书采用微观史学方法，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全貌。
刘先生在序言中这段恳切之言，道出了《全译本》贯彻的历史还原与文化人类学原则。附录《日本史万叶时代大事年表》《万叶时代养老律令官职简表》《人物关系图》《万叶集研究学者简介》等，更彰显译者严谨的学术立场。
具体来说，历史的还原，需要如下方面的支撑与依托:
其一，文献考据的深度。刘先生对《古事记》《日本书纪》《全唐诗》等典籍熟稔，注释常现精妙考证。如编号7关于额田王歌的注释，比较山上忆良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差异；编号25对天武天皇歌的解说，联系其隐居吉野史实。更难得的是跨学科视野——从古代染色工艺（“浸染”“搔染”“夹缬”）到建筑形式（“竖穴式住居”），从户籍制度（“班田收授法”）到交通体系（“七道已基本竣工”），这些看似旁逸的知识，恰是理解诗歌的历史语境。
*紫野百草君挥手，禁地卫士岂不见？紫草炫目天地阔，心恋阿妹无怨言。*
*----额田王与大海人皇子赠答歌，卷一第20-21首*
这对千古情歌的翻译，可见先生平衡史实与诗艺的功力。注释中考证：“五月五日狩猎采药始于推古天皇十九年”，揭示皇家仪典背景；“挥衣袖是招魂与求爱的动作”，道破行为背后的巫术含义。译文则保留原诗的含蓄张力——额田王的忧惧（“禁地卫士岂不见”）与大海人皇子的坦荡（“心恋阿妹无怨言”）形成戏剧对照。“紫草”意象的再现尤妙：既是禁猎的皇室象征，又是炽烈爱情的隐喻，双重含义在简练译文中自然交融。
其二，田野调查的温度。历史还原需实地文化考察。今年五月初赴河南师范大学参会时拜访先生，在兼作书房的客厅里，先生回顾了大半生历程。1997年访学大阪教育大学时，其校园位于大津皇子陵墓所在的二上山下。他踏遍龙田川、藤原京遗址、大和三山、春日野，在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合葬陵前驻足，于万叶植物园辨识草木。这种田野体验，使古典翻译扎根于历史土壤。
其三，名物考证的精度。《全译本》对万叶植物的处理尤见功夫。如“女郎花”在中国称“败酱草”，但先生坚持直译并说明：“女郎花是俳句中秋天的季语，亦是‘秋之七草’之一。”若译“败酱草”，则意境尽失。又如“美男葛”注释：“其蔓分泌油状黏液，王孙公子用作头油美发。”译诗涉及的150余种植物，皆经此般推敲。
其四，制度还原的准度。如翻译“访妻婚”相关和歌时，注释详释：“女子婚后居娘家，农忙时婿需至女方家劳动。子女多在母籍登记户口，分口分田。”读者由此理解歌中“夜会朝离”之叹。对“挽草结同心”的注释更揭示巫术本质：“古代咒术行为，将巨岩、巨树、百草皆视为神灵。挽草成结，喻托付命运于此物。”
访谈中提及先生幼年受蜀地文化熏陶（杜甫草堂、薛涛故居近在故里），尤以杜甫、薛涛诗词启蒙。先生即兴吟诵薛涛《春望词》及佐藤春夫（1892–1964）的日译：
*风花日将老 しづ心なく散る花に佳期犹渺渺 ながきぞ長きわが袂不结同心人 情をつくす君をなみ空结同心草 つむや愁のつくづくし*
先生特别指出，“同心草”不单是修辞，更带古代巫术痕迹。顺便提及，佐藤春夫的翻译柔美典雅，融合汉语古韵与现代日语节律，其“汉诗和译”实践影响了井伏鱒二（《辟邪诗集》1937）、会津八一（《鹿鸣集》1940）、那珂秀穗（《支那历朝闺秀诗集》1947）等，成为日本近现代诗歌源头之一。这引出一个核心命题：诗歌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以诗译诗”（以历史真实为前提），即通过翻译催生新的语言与诗学空间。无论唐诗译为训读体日语诗，抑或和歌译为五七言汉诗，译本既非原诗复刻，亦非译入语诗歌的复制——它生成第三种诗歌，即中日诗歌互文共生的“第三空间”。此多元内共生的诗学空间，正是未来文化的发生场域。
《全译本》对地理政治象征的诠释亦贯彻历史还原。舒明天皇“登香具山遥望国土”处，注释道：“香具山取代三轮山，成为大和国的‘国灵’。”揭示登高实为政治仪式与“言灵信仰”的体现——天皇赞美国土实为祈求国运。编号13的“三山歌”注释更借大和三山争夺，暗喻天智天皇、天武天皇与额田王的三角恋情，使政治隐喻与个人情感在文本中交织。
在恪守历史真实的同时,《全译本》践行“以诗译诗”，追求诗歌美学的再现，即在历史还原之外还追求诗歌还原，让古典诗魂在汉语中重获新生。
这与先生深厚的文学素养密不可分。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幼习古典文学，高中试译苏联诗歌（尤爱莱蒙托夫），近而立之年随日籍友人系统研习日语与和歌。其自创俳句亦获日本歌坛赞誉。故其译诗实为两种诗歌生命的对话，亦是一种诗的互文与新生。
先生译风的形成还得益于与中日学者的交流。1985年在京都与小川环树长谈后，采用两句七言译短歌；2008年访石川忠久于东京汤岛圣堂，更坚定“以唐诗格律译和歌”的信念。石川曾评：“刘先生力图忠实原意，亦常在译诗中追求新韵味，酝酿别样风格。”
《万叶集》与诞生于贵族文化烂熟期的《小仓百人一首》不同，它处于和歌发轫期，歌风刚健雄浑、朴实直白，翻译时不必过度修饰，宜用汉诗古风之淳朴风格呈现。（刘德润《万叶集全译本》序）
此理念在额田王译诗中尤为显现。“莫嚣圆邻之大相，七兄爪汤气”保留原文朦胧美；“熟田津上待月出，晚潮正涨快起航”则再现齐明天皇远征的紧迫感。注释点明背景：“公元661年，额田王随齐明女帝船队赴筑紫介入朝鲜内乱”，使诗句与白村江之战形成历史互文。
形式上，刘先生以五七言对应和歌节律，非机械复制，实为古典诗情的共鸣。相较时下某些混合语体的译本——既违背《万叶集》非“现代诗”的史实，又扭曲其古典本质——刘译更显清醒。
当然，“以诗译诗”面临天然困境：日语的节奏旋律、“挂词”双关、“枕词”修饰等元素，汉译中必然发生变异或损耗。刘小俊教授曾强调：“枕词虽然与和歌的主题（主意）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在和歌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歌谣与万叶和歌中。因为，歌谣乃至《万叶集》中的许多和歌是口诵的，因此，用于调整节奏的枕词就尤为重要。”（《试论〈万叶集〉翻译中“枕词”的处理》，《人文論叢》(68)，京都女子大学，2022年第2页）《全译本》序言阐明原则：“据语境将枕词译为烘托气氛的汉语，或为节奏省略。”如对“あしひきの”，据后续词“山、峰、岩根”灵活译为“山道弯弯”或“山路曲折”，不拘定式。需指出，枕词对翻译过程虽关键，但译文结果中其必要性需具体判断——本质是“该译与否”的策略选择。
自谢六逸1920年代首译《万叶集》以来，国内现有杨烈（湖南人民，1984）、赵乐甡（译林，2002）、金伟与吴彦（人民文学，2008）三种全译本。刘译本在承继中开创了新范式：
*竹篮哟，提在手，木锄哟，何小巧。淑女登山冈，早春挖菜苗。芳名与家世，容我来请教。大和之国，吾位最高。国土决决，皆属我朝。吾名吾家，告汝知晓。*
*——雄略天皇御制歌，卷一第1首*
开卷第一首的处理可见一斑。较杨烈之文言、赵乐甡之文白夹杂、金吴之口语化，刘译在文白间取得平衡。语言韵律、意象呈现、文化转译皆兼顾历史真实与诗性审美。“竹篮哟，提在手”以虚词“哟”营造吟诵感；“淑女”“早春”既合田园意境，又赋古典美；“吾位最高”避用“王”“皇”，消解中日君主称谓隔阂；“告汝知晓”以谦和口吻收束，未失贵族自信。注释更点明核心：“古代‘言灵信仰’视语言为生命。问女子姓名即求婚。”一首朴拙的“杂歌”由此焕发丰厚的文化意蕴。
对于个体而言，此次翻译无疑是一项耗费心血的巨大工程，也是先生基于特定文学观念和人生体验的一次总结，比如在《译后记》中先生说，世人将《万叶集》比作中国的《诗经》，但他更愿将其视为日本的《全唐诗》，可谓观念独具。所谓翻译，可理解为自我诠释的一种表达，无论尊重历史事实也罢，诗歌美学的还原也好，最重要的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说句狂妄之语，在我看来，最高的翻译是成为自己）。在先生看来，《万叶集》是日本文学特有的一种美学范式：
*日本民族从万叶时代起就开始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日本的文化与文学却始终保持着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独特风貌，形成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与审美特色。（《序》第6页）*
不过，我们注意到,《万叶集》实则为一个多元文化内共生的文学世界（内外与上下多维）。开启日本和歌文学历史的，恰恰是最早一批接受大陆汉文化的贵族阶层，如大伴旅人、山上忆良等拥有较高汉文化修养者，他们也有意识地将汉文古典融入和歌创作。此外，“杂歌、挽歌和相闻”之分类也有着《文选》明显的影响痕迹，留存数十首汉诗等均可证明《万叶集》绝非“截然”不同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万叶集》生动体现出其歌风由“杂”而定型化的发生学过程，其中的汉文化便是最为重要的要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严绍璗先生撰写的《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2 (05) : 64-76）一文。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万叶集》写作年代横跨数百年，作者上至天皇下及百姓，为数众多，不确定者也难以计数，因此，其风格也难以一言蔽之，既有简洁明快之语，亦有雄浑刚健之作，抑或寂寥沉郁之音。所以，先生所说《万叶集》之风格，也只能是一种便于说明其特色的概说。
先生译诗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开封日报》开辟介绍《万叶集》等日本古典诗歌的专栏，后又于《日语知识》连载《古典之心》。2003年出版《日本古典文学赏析》一书，获得好评，随后，《小仓百人一首》《东瀛听潮》《万叶集精粹》等日本古典译介与研究书目相继问世，终以《全译本》完成这场四十年的学术马拉松。
在翻阅书稿中，我发现摘引《大化改新诏书》关涉班田收授法的内容中，写着“6岁以上良民男子为2段”的字样。心有不解，在我印象中，明确以年龄为授田依据的均田制，如北魏15岁受田，唐代18岁受田。便咨询先生。“6岁无误。那时平均寿命极短，与我们现在不能比”。闻听此言，我内心顿生感慨，人生年华几度？如今，先生已近耄耋。先生在《译后记》中也感慨到：
*《万叶集》就像浩瀚的大海一样，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倾尽自己一生的全部精魂与全部生命，也是远远不够的。我22岁离开故乡成都，如今已成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面对译稿回首往事，不禁掩卷长叹，只觉得人生比弹指一挥间更为短暂。（1055页）*
2003年初见先生，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气宇不凡，俯身是学问，开口皆文章。于我们心中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更何况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师母病逝后，淙淙又远去千里，后闻先生意欲迁回蜀乡，正好王晓平先生来信相邀河师大古写本会议，便借机探望。彼时，先生已独居幽室，与世间几无来往。看先生颤巍起身，不免生出一丝悲意。但先生聊起诗歌与翻译，依然侃侃，神采如昔。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德语世界的一句谚语来勉励先生：对于一个人而言，能走到黄昏，便是一件幸福的事，更何况有诗歌相伴。
最后，必须向另一位译者刘淙淙致敬。淙淙为先生令爱，更是重要合作者。其中日文功底深厚，诗画兼修，留日期间师从大岛信生、毛利正守（井手至弟子）专攻《万叶集》。而刘先生早年亦在“大平班”（北外日研中心前身）受教于井手至。此次《全译本》实为两代学人以对话、争论、切磋推进的结晶，恰如《诗经·淇奥》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当这部凝聚半生心血的译著问世，我们所见不仅是一部经典的跨语重生，更是一位学者在历史长河与诗歌密林中的孤勇跋涉。刘德润先生的实践提示我们：真正的古典翻译，既是对古老文本的现代诠释，亦是对译者时代的超越。那些关于“香具山”的考释、“挽草同心”的索隐，最终指向一个宏大命题——如何让千年大和歌谣，在汉语土壤中重获呼吸。这令人想起爱知县段户山的石碑，刻有先生俳句：“早春のせせうぎの音やまに満ち”（早春溪流声，喧闹满青山）。这何尝不是对其译事的隐喻——让古老歌谣如早春溪流，在汉语山谷中奔涌新生。
古典诗歌翻译是历史语境的考古，是诗魂的转世，更是两种文化在译者心镜中的对话。当大伴家持的“雪中贺岁歌”在汉语中飘落，当十市皇女凝视的波多横山岩在注释中显现，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部译著的诞生，更是一个多元文化场域的探求，一次东方古典生命的延续。恰如石川忠久所言，此译是“探寻两种文学本质的有效方法”。谨借叔本华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期许，愿这部译著成为温暖中日两国心灵的一簇“年轻火焰”。
王广生，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国学论丛》主编，《语言文化学刊》（日本）执行主编，《当代国际诗坛》执行副主编。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学文化关系、诗歌翻译与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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