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淑教授在《作为思想的“国语”：近代日本对语言的认识》一书中，结合日本“语言的近代”的概念，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日本“国语”理念的历史。本文选自该书的序章，将森有礼与马场辰猪的日本语论作为问题域，反思了当时日本式的“国语”意识。通过对森有礼的书信、文章中关于日本语的主张再解读，本书作者回应了批评者对森有礼的一系列论断；面对当时马场辰猪对森有礼的严厉批评，作者则进一步还原了马场的思想立场与批评的学术前提，并区分了马场与其他激愤的批评者之间的差异。在作者看来，马场辰猪对森有礼的批评虽一语中的，但马场本人用英语而非日本语写作的事实，却与森有礼论述中的问题，一道体现了明治初期日本语的局限，二者实际上共同反映了当时日本语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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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明治以后的日本作为“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的“国语”具有的正面价值时，有一位绕不开的人物。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物可作为炽热的“国语爱”的典范，恰恰相反，他是被视为令人无法容忍的“语言卖国贼”而被提及的。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1847-1889）。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出生于鹿儿岛县。庆应元（1865）年奉藩命前往英国留学，明治元（1868）年回国后步入仕途，担任征士、外国官权审判员等职务，出任清国公使、英国大使。设立明六社，致力于西方思想的启蒙。担任第一次伊藤内阁的文部大臣，致力于教育制度的完善，但遭到国粹主义者的反感而遭暗杀。
1872年（明治五年）5月21日，时任驻美辨务使一职的森有礼给耶鲁大学的著名语言学者惠特尼（W.D.Whitney，1827-1894）写了一封信，1873年（明治六年）又刊行了英文著作《日本的教育》（Education in Japan）。森有礼在书信及著作的序文中谈论了《日本语废止论·英语采用论》（「日本語廃止論・英語採用論」），这成为之后他遭受非难的缘由，可以说这一主张甚至连一位支持者都没有。森有礼的观点被认为是轻率的蠢话而遭到嘲笑，也被认为是荒唐透顶的谬论而遭受攻击。但是，嘲笑也好攻击也好，并不一定是在正确地理解了森有礼的论述之上做出的反应。以下引用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论。
明治初期，森有礼作为辨务使居住在美国时，说我国的国语有非常多的缺点，在教育上起不到作用什么的，发表应该全面废除国语，定英语为国语的意见，并以此观点向欧美的学者征求过意见。收到书信的学者也对这胆大妄为的计划投以冷笑（如萨斯^④），指出这种鲁莽的愿望将会危及到国家的基础（如惠特尼），甚至有人连理都不理。（山田孝雄）（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江户时代(1603-1867)的国学者，曾视当代的口语为俚语、俗语，认为它们鄙俗不堪，因而只对古典语言充满了向往，而明治时代的人却是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混乱不堪感到悲观。……另一方面，对欧美的语言文字充满向往，理想是把国语废除，代之以欧美的语言。森有礼的国语废止论很有名，但是高田早苗、坪内逍遥等人的主张中也有同样的意思。（时枝诚记）
明治初年，森有礼提出废除日本语，采用英语之论说，遭到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责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森有礼一个人。（时枝诚记）
明治初年森有礼，也就是之后担任文部大臣的森子爵，鉴于日本语非常复杂并且缺乏规则，所以感觉到很难体现出国民教育的业绩，就提出了不如通过英语来施行教育的意见。（保科孝一）
接触到西洋的杰出文明的我国知识分子，由于对西洋的过度崇拜，甚至提出了用西洋语言来代替国语的国语变革论。以支那大陆文明为背景的汉字·汉文最初进入到我国的时候，顷刻之间成为官方文字·文章。与此类同的现象重现在明治维新时期，其代表就是明治五年森有礼在任驻美辨务使时期发表的英语采用论。（平井昌夫）
当时我国的思想家和有智识者大多相信只有西洋文明才是唯一的文明，并认为被其同化才是日本的出路。因而被欧洲的“音韵文字”吸引，进而产生出了用欧洲的语言取代国语的国语变革论。明治五年6月，之后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当时作为辨务使滞留美国的时候，就将用英语取代汉文的日本语论寄送给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惠特尼。（大野晋）
Addressed by Prominent Americans to Arinori Mori, New York: D. Appleton, 1873
这些揭露森有礼之罪状的，如同诉状般的陈述中，却包含着暧昧的奇妙之处，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在尚未正确地把握森有礼的意图的时候推进议论，这一手法中隐含着解开日本人的语言意识的关键要素。
关于森有礼的目标是什么，论者们的表述各不相同。而且，就这些表述自身而言也可发现其模糊不清之处。比如，山田孝雄说，森有礼提出“全面废除国语，将英语作为国语”之说，但是“全面废除国语，将英语作为国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如果想要理解这句意义不够明确的话，首先应该指出第一个“国语”是指日本语，而第二个“国语”是“国家的语言”或者“公用语”。由此可见，在当时，虽然文章大意是清楚的，但山田对“国语”一词的使用方式却是极其混乱的。
大野晋说，森有礼的目的是主张“用英语取代汉文的日本语”，但这里与山田的用词一样含混不清。如果想要理解这句话，那么“日本语”就不能当作固有名词来理解，而必须将其视为“在日本用的语言”这一普通名词来理解。
我并没有揪住这些琐碎的点不放，吹毛求疵的意图。而只是想关注为什么后来的论者没有一个人对森有礼的主张有过正确的理解。这是因为森有礼作为论述前提的语言意识与明治之后确立下来的语言意识从根本上就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已成为共识的“日本语”或是“国语”这些概念，在森有礼的语言认知结构中，只不过是无法预想的缥缈之物。
但是，以森有礼为例的这些论者，丝毫没有关心过这些细小琐碎却重要的点。正如时枝诚记总结的“明治初年，森有礼提出废除日本语，采用英语之论说，遭到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责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只要这种大而化之且能吸引眼球的概述就足够了。这样一来，森有礼的主张就在没有被仔细研究的情况下，让“森有礼因过度崇拜西洋欧洲，提出‘日本语废止、英语采用论’，却被英语国家的国民惠特尼责难”这样一套传言大行其道。
那么，森有礼到底怎么想的？让我们首先从这封写给惠特尼的赫赫有名的书信开头部分读起：
日本的口语不适合日渐增大的帝国人民的需求，即便是运用国际音标，对书写语言的帮助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们想要与时代同步的话，应该采用更为丰富、用途更广的一种欧洲语言。这一想法在我们当中广为流传。
森有礼所说的是，作为“商业民族”的日本如果想要急速扩大与全世界的交流的话，那么不能不采用英语。但是，森有礼绝对没有提到一句有关应该放弃使用日本语的主张。接下去森有礼这样说道：
迄今为止的所有日本的学校，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在使用中国语。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我们的教育目的来看，没有一个学校、一本书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语言实现的……期待能有以日本语为基础的学校，但现在可以教日本语的老师却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一本教程也没有。为了实现这一追求目标，我们应该走的唯一道路是，首先要将基于纯粹的声音表记原则的口语恰当地转换为书写语言。
森有礼确实极力主张“向日本帝国导入英语”，但这与“废除日本语”完全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只是强调作为“通商用语”的英语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森有礼也只不过指出必须要改变迄今为止以汉文为基础的教育方式，需要确立基于日本语的教育法，因而提倡日本语的罗马字化。这一论述不管怎么看，都不是为了“废除日本语”。如果说到与此相关的论述，相比写给惠特尼的书信，《日本的教育》一书的序文更符合其意。正如《森有礼全集》的解说者伊万·P·霍尔（Ivan· P· Hall, 1932- ）指出的那样，这两篇文章在对待日本语方面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
但是，森有礼对英语的见解却是一贯的。他的英语采用论的提出有着极其实用主义的理由。森有礼在给惠特尼的信中说：“在商业世界中无论是亚洲还是其他地区，如果不采用像英语那样的优秀语言的话，日本文明就不可能有进步。”这一观点在《日本的教育》序文中有更清楚的表达：获得“讲英语的种族的商业能力”，是作为“商业民族”的“我们保持独立性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实用主义中隐藏着极端的合理主义，因此森有礼并没有成为顺从的英语崇拜者。他认为，“在英语中，因为在书写方面须遵从语源或是读音的法则、规则、秩序，所以有大量的不规则动词”，这一点成为“在日本导入英语”的困难之处。在这里，森有礼甚至提出“为了方便日本国民的使用，建议剔除英语中所有的不规则性”。比如，废除掉动词活用中的saw与seen，spoke与spoken之类的不规则变化，全部相应地改成seed、speaked这样的规则变化形式。在拼写方式上，为了将单词的后缀与读音相统一，提议把though写作tho，把bough写作bow。
这就是森有礼的简易英语论。关于这一提案，霍尔谈到：“（森有礼的书信）内容与其说是日本国语废止论，不如说是英语废止论。他总共8页的信中，有6页都不是关于日本语的，而是都在攻击英语。”森有礼与惠特尼的最大争论焦点实际上是关于英语的，也就是关于森有礼的“简易英语（simplified English）”这一提议。
关于森有礼的提议，惠特尼的回复如下：日本若想吸收欧美文明，那么必须要接受原原本本的英语，而森有礼提出的“简易英语”却变成了“日本人与英语国民之间的隔阂”。的确，惠特尼指出通过“本土的语言”的日本语进行教育本身，是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必要课题。为了实现这一课题，将日本语罗马字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取英语之优势而补日本语之不足”也是必需的。在此基础上，惠特尼进一步提出，“中国语在日本所占据的地位应让给英语，让英语成为学习语言、经典语言（the learned tongue, the classical language）”。也就是说，惠特尼认为，应该把迄今为止的汉文、日本语的双言现象（diglossia）转而确立为英语、日本语的双语状态。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英语的地位是与中世纪拉丁语、英国殖民地英语的地位相当的。如此看来，所谓森有礼提出“废除日本语，采用英语”，反而遭到英语国家的国民惠特尼的告诫的说法，是故意避开了事实的本质，只不过是知识层面的无稽之谈而已。
美国语言学家，耶鲁大学梵语教授。代表作有《语言与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67）、《语言的生命与发展》（*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1874）。
而且，森有礼与惠特尼之间甚至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关于“中国语”给日本语带来的影响。惠特尼认为“中国语给日本语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可叹可悲。如果从中国语中完全地脱离出来，日本将得到不可估量的利益。”惠特尼的这一意见，与森有礼在《日本的教育》“序文”中的表述相呼应。“（日本的）书写文字的文体是与中国语相同的。我们的所有教育机关都是在用中国典籍……如果不借助于中国语，就无法学习我们的语言，也无法在交流中运用我们的语言。这正是我们自己语言的贫瘠之表现。”
森有礼所言日本语的“贫瘠”并不仅仅是指日本语的通用范围很狭窄。森有礼所考虑的是，被“中国语”即汉字、汉文支配的日本语并不是自立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森有礼并不是云中漫步的梦想家，可以说他的思维全部立足于明治以来“国语国字问题”的核心。由此，森有礼想要通过“简易英语”的导入，把日本语近代化过程中最大障碍——中国语的因素去除掉。与此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出放弃作为“对交流产生障碍的、不确定的媒介”的日本语。
但是，森有礼真的提出“废止日本语”了吗？如上所述，在给惠特尼的书信中，没有一句与此相关的论述。森有礼的类似于“废止日本语”的明确主张只见于《日本的教育》“序文”中的以下部分。
日本的近代文明的步伐已经抵达国民的内心。跟随步伐而来的英语不断地抑制着日本语与中国语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列岛之外的地方绝对不会被使用的、我们的贫瘠的语言，注定要陷入被英语支配的命运。特别是，在蒸汽、电气的力量逐渐遍布这个国家的时代注定会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不遗余力地追求知识的知性民族，努力获取来自西洋的学问、艺术、宗教等贵重的宝库中的真理时，不可能以对交流产生障碍的不确定的媒介为基础。想要通过日本的语言来维持国家的法律这是绝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在提示着应放弃使用日本语这一出路。
然而，在这里不容忽视的是，在上述文章的最后部分，森有礼所说的是“日本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Japan），而不是日本语（Japanese）。事实上，森有礼在开始部分所说的是“英语不断地抑制着日本语与中国语的使用”。毋庸置疑，森有礼并不是在关心中国的命运，他紧紧关注的只是日本的情况。森有礼坚信“日本的语言”所处于的状态是Japanese（日本语）和Chinese（中国语）的无秩序的混合状态。总之，对于他来说，“日本语”并不等同于“日本的语言”。
森有礼的“日本语废止论”经常被提到，但是重要的并不是“废止”的主张是否妥当，而是对“日本语”概念界定。在这个意义上，霍尔提出颇具远见的评论：“围绕国语问题，森有礼写下的文章中，或者是反对他的人及其论敌所写的文章里，经常出现‘Japanese’和‘Chinese’（在语言意义上的）这种表述。但是其意思却有几分复杂，因此读者自身不得不去考虑这些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上面的问题中提到的Japanese是指，排除了汉语要素、汉文文体的“和语（やまとことば）”，Chinese则可以理解为在日本使用的汉字、汉语、汉文。现在所通用的“日本语”概念，在森有礼那里根本不存在。
森有礼指出“日本的语言”最大的问题是口语和书写语言之间存在着无法填埋的令人绝望的鸿沟。在写给惠特尼的信中，森有礼写道：“日本的口语不适合日渐增大的帝国人民的需求，即便是运用国际音标，对书写语言的帮助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他又写道：“现在日本使用的书写语言与口语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几乎都是采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书写的。这种混乱的中国语被混入到日本语中（a deranged Chinese, blended in Japanese），全部文字都起源于中国。”
在这样的日本的语言状况下，“日本的语言”不可能是单一的、均质的“日本语”。森有礼也没能设想出可以超越这种语言分裂的“日本语”的一体性。这也许是后来的论者以各种偏离正题的议论对森有礼进行批评的原因。对森有礼的批判中，除了之前引述的马场辰猪之外，其他都是在“日本语”转向“日本的国语”之后。那些对森有礼“废止日本语”的意图感到愤慨的人，对他们来说“日本语”作为“日本的国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在森有礼的思维中，“日本的语言”的模样尚处于缥缈的状态。尽管后来“日本语”作为“日本的国语”有了一张清晰可见的面孔，但森有礼所思考的“日本语”却有着好几张模糊不清的面孔。森有礼的论述中最为本质的问题是，他没能把“日本语”作为与“日本帝国”这一政治统一体同一层次的语言统一体来看待。
重复上述所言，把“日本语”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这在当下已是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这种前提本身就是在历史中被制造出来的新的认识。森有礼的论述像一把火炬，照亮了近代日本的语言思想史中被遮蔽的部分。
“日本语”即“日本的国语”这一认识是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默认的前提，同时也是这一语言意识最终想要达到的理念目标。而且，从伦理和道德上，这一认识也是自不待言说的。但是，森有礼的论述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由此可见，各位论者当然会对森有礼的发言感到不适。之前引述的森有礼的批判者们，尽管他们之间对于“国语国字问题”有个别论点上的对立，但是都把森有礼视作共同的敌人。其中既有支持使用历史假名遣和文言文的山田、时枝这样的传统主义者，也有支持言文一致和罗马字化的保科、平井那样的国语改革派，他们对森有礼感到不满这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说，森有礼的语言观念是与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语言意识相对立的异物，因为对于日本语来说它是“出轨”之辈。正因如此，对森有礼的反驳中，与其说理论上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面对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产生的充满不安的焦躁，以及对扰乱秩序、不道德的危险分子无法容忍的愤怒。
更甚的是，森有礼把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中最不希望被触及的部分，轻率地全部暴露了出来。森有礼鲁莽地将“日本语”断定为“在我们列岛之外的地方绝对不会被使用的、我们的贫瘠的语言”。无论日本知识分子的反应多么虚张声势，都不过是在表达对这个无法分辩的事实所感到的不适。这是田中克彦所言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母语悲观主义的传统”。也是铃木孝夫之所述的“日本人在深层意识中对日本语的诅咒”。但是，这只能作为不能公开的秘密。知识分子们对森有礼的议论展现出的完全是一种神经症式的反应。因为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森有礼的论述中有一种可称为“希望被认为是谎言的真实”的东西包含其中。在这之后，为了治愈近代日本的这种病态的语言意识，或者说为了强硬地将其否定，出现了各种为寻求对策而进行的痛苦探索。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中，森有礼所指出的噩梦或许也成为其中一个能量之源。
二马场辰猪对森有礼的批判
很可能因为是在国外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提到的，所以上述森有礼的论点当时并没有立即在日本国内产生什么反响。然而，那时同样身处外国的马场辰猪却最早关注到了森有礼的论述，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场辰猪之后成为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但在当时，还只是伦敦的一名留学生，全身心地致力于学习法律。但是，马场辰猪所批判的是森有礼在《日本的教育》“序文”中所表达的意见。在森有礼给惠特尼的书信，尤其是其中陈述的“简易英语”论在此并没有被马场辰猪注意到，这一点需要注意。
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出生于高知城下中岛町。曾就读于庆应义塾，后留学英国。回国后致力于自由民权思想的介绍和普及。客死美国费城，著有《天赋人权论》。
马场辰猪的森有礼批判中，实际上是有釜底抽薪之效用的。这之后的批判者们，一味地在情感层面上对森有礼表达出抵抗的情绪，与此相反，马场辰猪试图通过撰写一部日本语语法书，彻底击溃形成森有礼论述中最为核心的认识，也就是日本语是不完全的语言这一认识。这是一项极具知识严密性的、颇为艰辛的工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当时尚未有一本体系化的日本语语法书。由此诞生了通称为《日本语文典》的一部英文著作*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森有礼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言论会促使最早的日本语口语语法书诞生。在这本书的序文中，马场辰猪简洁明了、直中靶心地对森有礼展开了批判。
Tatui Baba, London, Trübner and co.,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88
马场辰猪在序文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有两点。其一，否定森有礼将日本语与英语做比较，由此认定日本语是劣等的、贫弱的语言这一主张。其二，指出将英语作为唯一的公共语言时一定会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并唤起人们对此的注意。
如上所示，森有礼指出，没有汉语汉文的辅助，则无法在教育及现代意义的交流中使用日本语，这可以看作日本语贫瘠的证据。对此，马场辰猪做出如下的反驳：“在汉语传来之前，作为传达信息的工具我们应该也使用过一些语言的。而之后因为我们接受了汉典、汉文学，所以不得不使用汉语和及其句式来表达日本语中无法表现的内容。结果，我们在教授语言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借助于汉语了。这是一个国家接受别的国家的古典文学时，大概都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后者更多地存在着前者的语言范围内相应语句中无法表达的词汇。”
马场辰猪从持有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概念构成这一点来看，指出无法准确翻译为相应语言的时候，只能通过外来语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现象不仅限于日本。实际上，罗马法的英译中就有很多原封不动地使用拉丁语的现象。马场辰猪指出：“这并没有显示出英语的贫瘠，只不过是展现出思维方式、习惯的不同而已。所以，一种语言需借助、习得其他语言，并不能说明这种语言是贫瘠的。”
关于汉语汉文对日本语产生的影响，马场辰猪比森有礼更为乐观。但是，马场辰猪的论点并不是为了维护汉文在日本的地位。只是为了批评森有礼的把汉字汉语对日本语的浸染当作理由牵强地认为日本语是不完全语言这一观点。在这里，马场辰猪把汉文与日本语的关系同拉丁语与西洋现代语的关系置于平行位置，以此将森有礼所信奉的西洋现代语，特别是英语的地位相对化。明治以来的“国字国语问题”中，把作为东洋古典语言的中国语的地位与西洋的拉丁语画等号，往往是拥护汉字汉语一方的主张，但是在这里，马场辰猪的论述与那种汉字汉语拥护论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马场辰猪也并没有认为当时的日本语是完美无缺的语言。马场辰猪的语言观念中，存在着一种健全的相对主义。无论是哪种语言，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森有礼所希望引进的英语也是如此，无一例外。“这两种语言（英语与日本语）中，都是长处与短处并存的。”所以，英语的某个单词无法翻译为日本语是因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已，并不是说英语对日本语有着绝对的优势。马场辰猪甚至认为对于书写方式和发音来说日本语更规律，可以说胜于英语（在这一点上，其实森有礼也认为这是英语的不足，但马场辰猪显然并不知道）。但是，如果不管个别的长短处，仅从“作为帮助记忆的念想符号的功能直接表示说话人心里所存有的观念记号”这一本质来看，各种语言之间并不可能存在什么优劣之分。
这样一来，马场辰猪是想通过《日本语文典》这本书来证明“日本语口语的哪个部分都有其规则，而且日本语中存在着八品词及其详细的分类、动词的时制、法、态、统辞法等”。也就是说，他想证明“只要是与文法自身相关，对于普通教育的基础教学而言，日本语就是足够充分的语言。”马场辰猪的论述中有着社会语言学的先见性，即通过书写语言的“语法”可以确认这种语言的存在，并且更进一步地，可以为使用某种语言的语言共同体所表现出的自立性提供最佳证据。
不仅如此，马场辰猪清楚地揭示出森有礼的论述中隐藏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意味。马场辰猪这样说道：历史上，某一民族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确实存在过。但是，这是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如此的结果，并不是自己主动去选择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从这一点来看，森有礼的论述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便是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屈服于征服者的强力逼迫而使用其他民族语言，这个民族也无法丢弃几百年中已使用习惯了的、更为便利的本民族的语言”。由此来看，试图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取代本民族语言的森有礼的尝试，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而且是荒唐的设想。
但是，马场辰猪更为强调的一点是，在强制性的压迫下不得不引入外国语，由此产生的双语并存（Diglossia）的体制，一定会给国民带来悲剧性的结局。这里所说的是，会产生因语言壁垒而区隔出的社会阶级的分裂。“当然会这样，国民中的富裕阶级因为不像贫困阶级那样被不断地束缚在日常的工作中，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如果国家政务、甚至社会上的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下层阶级就会从与国民全体有关的重要事情中被驱逐在外。古代罗马贵族的jus sacrum（神法）、Comitia（民会）就将平民完全排除掉了。结果就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完全分离，两个阶级之间失去共通的情感。如果这样的话，须两者团结的一体化行动就变得不可能了。统一为一体时产生的优势也会完全丧失。这种弊害可以参见印度……只要是无法用母语实施普遍的国民教育，这种弊害就会必然地存在。”
惠特尼也曾在批评森有礼的时候指出，如果采用英语的话，一部分知识分子与绝大多数的民众之间就会产生社会性的隔阂。尽管如此，惠特尼还是如说到过的那样，他自己的观点也是相互有矛盾的，比如他劝说应该把英语用作日本的“经典语言、学习语言”。惠特尼在描述语言的断层状态时只是举例拉丁语的例子而已，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作为知识阶层的语言具有绝对权力。然而，马场辰猪却指出了同时代的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还有殖民地印度的英语统治与双语现象所导致的政治的、社会的问题。无需赘言的是，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原本是属于盖尔亚支语言的范围，英语（英格兰语）是外来入侵的统治语言。在这个意义上，马场辰猪比作为英语国家国民的惠特尼更为现实地、更为敏锐地看出殖民地语言上的统治问题。
马场辰猪对森有礼进行的这些批判，在其他批判者那里完全看不到。他们只是粗暴地叱责森有礼无视“国语”的传统、过分地陷入到西洋崇拜中。然而，马场辰猪既没有因有破坏传统、崇洋媚外之嫌而揭发森有礼的罪状，也没有陷入到狂热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之中。马场辰猪的主张最为根本的是，拒绝让语言成为社会性统治工具、而应该致力于支撑起政治民主主义的语言民主主义的实现。对于这一点，萩原延寿（1926-2001）意味深长地说道：“森有礼（主张采用英语）是优先考虑国际利益的，而马场辰猪担心的是国内影响。然而，两者在围绕‘英语采用论’的交锋中，不过就是意外地揭示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条道路吧，即在这之后，经由藩阀政府和自由民权运动而产生的关于国权和民权哪个应该优先这一激烈争辩中的观点。”
日本历史学家，作家。出生于东京台东区浅草。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曾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1967年，著作《马场辰猪》（中央公论社）获第三届吉野作造奖。
森有礼与马场辰猪的对决既可以说是真诚的对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论战。但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的那些批评者们，无论是对森有礼的批评还是对马场辰猪的评论，都是从对自己立论有利的角度、采用避害就利地进行论述的。典型的例子是山田孝雄对马场辰猪的赞誉。
在论述马场辰猪的《日本语文典》的划时代意义时，国语学者山田孝雄在《国语学史要》一书中对马场辰猪大加称赞，作为被专业人士认可的评价，这一赞誉之言经常被引用。正如被评述的那样，马场辰猪的《日本语文典》的确是“最先全面考察日本语口语语法之后严谨地进行研究的产物”、“是我国国语学史上应受重视的一大著述”。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山田孝雄称赞马场辰猪为“拥护国语的大恩人”，这一表述中暗含着纯粹的学术性评价之外的意图。
日本传统上最后一个纯粹的国学者，曾任东北大学教授、神宫皇学馆馆长。对日语史和日本语言学史有很深的造诣，建立了独特的日本语法体系。著有《日本文法论》《奈良朝文法史》《敬语法研究》《国语学史》等。
后一章中会详细地论述，山田孝雄认为并不是在现代的口语中，而是在过去的古典文语中存在着“国语传统”的本质，因为站在这样一种复古的传统主义立场上，所以他拥护使用历史假名而猛烈地反对对限制汉字使用的观点。非但如此，山田还将“万世一系”的“国体”与“国语”这一神圣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山田看来，“国语改革”是直接与“国体”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难以接受的阴谋，为了反对当时国语改革派提出的限制汉字以及使用表音式假名的主张，他首先把森有礼放置在轻视“国语”的国语改革先驱者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就把批判森有礼的马场辰猪置于与其敌对的一方，即拉入他自己的阵营中。
实际上，马场辰猪的日本语语法大体是遵从英语语法的框架结构的。比如说，动词分为现在、过去、未来这三种时态，各种主语人称与单复数相配合进行活用。牵强地把日本语放置在欧洲语法体系中，原本是山田孝雄最为憎恶的事情，但是只因为马场辰猪批评森有礼这一点，山田就把马场辰猪称赞为“拥护国语的大恩人”。
因此，马场辰猪在山田孝雄的推崇下成为语言爱国主义者的化身。但是，马场辰猪之所以对在日本引入英语这一做法感到忧虑，并不是因为会有损于国语的传统，而是因为只有一部分精英才能够运用英语，其他国民则有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危险。他丝毫也没有想要保持“国语”这一神圣传统的考虑。显而易见，无论山田孝雄多么称赞马场辰猪，正如严厉地批判森有礼那样，马场辰猪也同样会对拒绝语言民主主义的山田孝雄的语言思想加以批判。
三马场辰猪的语言空白
马场辰猪对森有礼的批判，实际上是正中靶心的。但是《日本语文典》中所展示出的日本语的面貌与马场辰猪本人著作中的语言实践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马场辰猪在《日本语文典》中想要指出“所言即所是的日本语”（the Japanese as it is spoken）的体系性规则。至于语法，在必须采用过去的书面语的时代里，马场辰猪大胆地选取口语作为语法分析对象，很早之前出于本能地践行了后来才被现代语言学赋予市民权的记述主义（descriptivism）。关于口语的下面几个例句，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要知道它们来自于马场辰猪充满了学术上的勇气和决意的《日本与文典》一书：“Watakushi wa ik-imasu(わたくしは行きます)”（我正在去），“Watakusi wa ik-imasita（わたくしは行きました）”（我去过了），“Watakusi wa ik-imasho（わたくしは行きましょう）”（我之后会去）。
然而，马场辰猪并没有在著作中用这些“所言即所是的日本语”。实际上，马场辰猪本人的著作都是用英语写成的。现在可以读到的这些他有关日本语的论说，全都是别人记录下的马场辰猪演讲的笔记。无论是在伦敦留学或美国流亡时期写下的书物和小册子，还是在流亡之前已开始写的《马场辰猪自传》，都是用英语著述而成的。另外，在伦敦时的日记，甚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也都是用英语写成的。
马场辰猪在民权运动家之中，曾以卓越超群的辩论家之名著称。然而，正如萩原延寿指出的那样，“马场辰猪虽然说话时用日本语，却从不用日本语写作。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对于这一惊人的事实，萩原延寿认为理由之一是，马场辰猪的知识性教养几乎全部来自于“英学”，而决定性地欠缺了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的“汉学”素养。
在这里不得不令人想起森有礼所说的，日本语受汉文的支配是“日本语的贫瘠”之证据。森有礼的这一论述，打击到了马场辰猪的致命弱点。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场辰猪的语言实践本身，却可以说是支持了森有礼的论述。另外，对于马场辰猪所批判的语言的阶级性来说，这不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而是马场辰猪生活的当下时代的日本语言状况。区别仅在于，在这里的统治性语言并不是指英语而是汉文。因为马场辰猪没有学习过作为书面语的汉文体，可以说他被日本的书面语世界放逐在外。批判森有礼的英语采用论的马场辰猪，却只能用英语写作，这样的悖论不折不扣地、象征性地反映出当时日本的语言状况。无论是森有礼还是马场辰猪，都不能够两只脚踏踏实实地踩在“日本语”的世界。在当时的日本语世界中，甚至连这样能站稳的地盘都不存在。这是因为“相较有更多时间用在语言学习上”的语言特权阶级存在，垄断了作为社会身份象征的文体的汉文训读体。
脱离汉文训读体的垄断圈，无论如何都需要依靠“言文一致”的理念。若想要这个理念开花结果，必不可少的的就是铤而走险地去进行语言探险，甚至称之为蛮勇的行为也不为过。二叶亭四迷通过创作小说《浮云》（1887年，明治二十年）践行了言文一致。然而，据传他写小说每次遇到词不达意的情况时，实际上是首先用俄语写出来，然后反过来将其翻译为日本语口语体的。为了从汉文的桎梏中获得自我解放，必须经历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语言上的艰苦奋斗。然而，对于马场辰猪来说，《日本语文典》中所展示的日本语口语体与当时官方书面语汉文训读体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填补这一语言的断层，马场辰猪所诉诸的表现手段却是外国语的英语。这绝对不仅仅是马场辰猪个人能力所限，而是整个明治初期语言世界的局限所致。
森有礼和马场辰猪将明治初期摇摇欲坠的日本语状况揭示出来，从中阐发出不同的日本语论。森有礼认为日本语无法作为统一体担负起现代国家的重任，因而提出了“采用英语作为国语”之论。马场辰猪却认为采用英语将会破坏日本国民的统一性，以此反击森有礼的倡议。但是，等待马场辰猪的是日本语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无法逾越的沟壑，这一点森有礼也曾清楚地指出过。与其说“国语”是在消除这样的困境后才能得以实现的，不如说“国语”首先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困境才产生的。因此，国语不得不同时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其一是通过“言文一致”达至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的国家意识中，尤其是在“国体”意识形态培育出的国家意识中寻求“国语”的统一性这一前提及其支撑物。
毋庸置疑，如果想要把“国语”从一部分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让其成为覆盖国民全体的语言表达的语言统一体的话，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矛盾的妥协就变得不可或缺。但是，在日本，这种“国语”意识的觉醒是在“国家”意识、“帝国”意识的高涨中完成的。
这种日本式的“国语”意识的产生背景有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当时的日本政治情况，也可称之为乘上了时运。其二是对此反应敏感的时尚语言学家上田万年引入科学的现代语言理论，为其提供了向导。上田万年正是理解日本“国语”思想时最为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明治前期以各种形式展开的语言格斗是汇入上田的“国语”理念之流后才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上田万年的语言思想将在第二部中详细分析。首先在第一部，作为预备工作，将围绕明治前期最大的语言问题——国字问题与言文一致，以及上田万年之前的“国语”概念的脉络展开讨论。
日本国语学者，语言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明治时期日本语发生剧烈动摇的背景下，在批判性继承国学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语言学，为标准语和假名用法的统一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著有《国语论》（1895）、《新国字论》（1895）、《日本语学的本源》（1895）等。
注释
- 1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是美国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者，以他在梵文语法和吠陀语言学方面的工作，以及对语言作为社会机构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而闻名。他是美国哲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是《世纪词典》的主编。——译注
- 2《森有礼全集》第一卷，宣文堂书店，1972年，第305-310页。
- 3《森有礼全集》第三卷，宣文堂书店，1972年，第213-267页。其中关于“日语废止论”的部分在第265-267页。
- 4萨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英国的东方学者、语言学家。以古埃及楔形文字的研究闻名于世。——译注
- 5山田孝雄：『国語学史要』，岩波书店，1935年，第298页。
- 6高田早苗（1860-1938年），明治时代到昭和初期日本的政治家、政治学者、教育家、文艺批评家。曾担任早稻田大学首任校长。——译注
- 7时枝诚记：『国語学史』，岩波书店，1940年，再版于1966年，第157页。
- 8时枝诚记：『国語問題のためにー国語問題白書』，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40页。
- 9保科孝一：『国語と日本精神』，实业之日本社，1936年，第11页。
- 10平井昌夫：『国語国字问题の歴史』，昭森社，1948年，第173页。
- 11大野晋：『国語改革の歴史（戦前）』（丸谷才一编『日本語の世界16·国語改革を批判する』），中央公论社，1983年，第19页。
- 12《森有礼全集》第一卷，第310页。
- 13同上，第309-310页。
- 14同上，第310页。
- 15伊万·P·霍尔：美国日本历史研究者——译注
- 16《森有礼全集》第一卷解说，参照第94页。
- 17同上，第308页。
- 18同上解说，第94页。
- 19《On the Adop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Japan By Prof. W.D. Whitney》，《森有礼全集》第三卷，第416页。
- 20同上，第422页。
- 21同上，第421页。
- 22同上解说，第26页。
- 23同上，第420页。
- 24同上，第265-266页。
- 25同上，第266页。
- 26同上。
- 27同上。
- 28《森有礼全集》第一卷解说，第95页。
- 29同上，第310页。
- 30同上，第309页。森有礼指出：“虽然有一些将汉字还原为单纯的声音文字、停止使用汉字的尝试，但是因为用眼睛看感觉到熟悉的文字很多，将这些全部转变为用耳朵听的语言，在记忆方面是非常困难的，会引起麻烦。所以这一尝试是完全行不通的。”（全集第三卷，第265-266页。）在这里，森有礼所指出的实际上是预言性的。从本书后一章来看，明治最初十年末期，也就是日本首次兴起罗马字运动的时候，最初的执行者们全都想把用汉文书写的文章进行罗马字化，结果只创造出一些读不懂的文章。对这一倾向持反对意见的、明确指出罗马字化的前提条件是言文一致，将日本的罗马字运动推向下一阶段的是时任东京大学博言学科讲师的B·H·张伯伦。
- 31历史假名遣：历史假名遣是日语国语记载法（假名遣）的一种。“遣”在这里的意思是“使用”。——译注
- 32田中克彦：『国家語をこえて』，筑摩书房，1989年，第14-16页。
- 33铃木孝夫：『日本語国際化への障害』，日本未来学会编『日本語は国際語になるか』，TBS大不列颠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 34弗洛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对森有礼有这样的评论：“日本是世界上稀有的，以语言上的均质性为荣的国度。因此，上述森有礼那极为大胆的提案，即废除日本语代之以西洋语言，也就是英语的说法，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弗洛里安库尔马斯：『言語と国家——言語計画ならびに言語政策の研究』山下公子译，岩波书店，1987年，第331页。）但是，日本的“语言上的均质性”（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从明治以后的语言政策之结果来思考，那么论证则不仅是时代倒错的，而且明显是原因与结果倒置了的粗暴无礼的言论。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只不过是认为“国语国字问题”的自明之前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语反复而已。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森有礼的论点，正因为将其视为“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愚论，所以弃之不理。近代日本的语言认识为了保护其根基不受威胁，不断地以否定森有礼的论点为目标。就连在外国人研究者之中，这样没有想象力的言说也无所顾忌地横行着，由此可见日本的“国语”神话的影响力之大了。
- 35*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with Easy Progressive Exercises,*Trübner&Co., London, 1873.马场辰猪的『日本語文典』的英语原文收录于『马场辰猪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87年，卷末第3-109页。『马场辰猪全集』第一卷的第209页至214页收录了这篇序文的日文版，本文引用时参照此版，稍作修改。
- 36『马场辰猪全集』第一卷，第209页。
- 37同上，第210页。
- 38同上，第211-212页。
- 39同上，第212页。在这一论述中，马场辰猪经常引用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他对洛克的语言论的本质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洛克所希望实现的基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理来否定带有绝对的、普遍性价值的“神圣语言”这一理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关于洛克的语言论，详见Aarsleff, Hans,*From Locke to Sauss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2.
- 40即分为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前置词、接续词、间投词（感叹词）这八种。——译注
- 41『马场辰猪全集』第一卷，第211页。
- 42同上，第213页。
- 43同上，第213-214页。
- 44自由民权运动基于国家间平等独立以个人独立为基础的思想，认为确立个人对抗国家的自由权利，即确立民权，是保障国家权利的前提。但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东亚的国际环境下，修改在这些列强压力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保持民族的独立性，是明治时代的国家任务，国权论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基于国家即个人的思想，坚持国家权力高于民间权力。随着民权运动的衰落，国家权力至上论愈演愈烈，开始对内宣扬通过限制人权和自由来理所当然地扩大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对外则宣扬认可扩张主义和超越民族独立的侵略性的强国主义。——译注
- 45萩原延寿：『馬場辰猪』，中央公论社，1967年，第42-43页。
- 46萩原延寿：『馬場辰猪』，第39页、『馬場辰猪全集』第一卷题解，第269-270页。
- 47山田孝雄：『国語学史要』，第299页。
- 48同上，第300页。
- 49『馬場辰猪全集』第一卷、卷末，第28页。不过，例文中的口语日本语，更为正确的说法是东京话口语，并不是马场辰猪本人的“母语”。『馬場辰猪自伝』的接下去的一节超越了马场辰猪个人的问题，不过是窥视了当时日本语言状况的端倪，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马场辰猪入学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时的事情：“从那时起，辰猪与同学们相遇，但那些人都比他年长，总共有三十位同学。正因为辰猪融入的是这样一种不太适应的人际关系，所以就变得弱小可怜了。他无法理解同学们所说的话，这些人的话语跟辰猪故乡的语言非常不同。辰猪经常想回到土佐，去见见朋友们。”（『馬場辰猪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88年，第65页。）
- 50萩原延寿：『馬場辰猪』，第94页。
・本文选自《作为思想的“国语”：近代日本对语言的认识》一书的“序章”。
・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李妍淑，韩国顺天市生。延世大学文学学士，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曾任大东文化大学讲师、准教授，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现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思想史。《作为思想的国语》一书曾获1997年三得利年度学艺奖。另有著作《异邦的记忆——故乡・国家・自由》（晶文社、2007），《作为幻影的“词语”——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形态》（明石书店、2009）。
译者简介
王晴，平凡而朴素的两脚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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