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离现在太近就不能入史？说说我为何编《平成史》

“平成”是日本天皇明仁的年号，从1989 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着眼于沿着“后冷战”的轨道、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长时间经济停滞，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与此前的时代到底有何不同这些问题，本书为一批新锐学者从政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社会保障、教育、信息化、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等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书写的成果，展现了全新的日本现代史。

说起“平成史”这个词，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换句话说，怎样的描写才能展现“平成史”？或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即离我们如此之近的时期算是“历史”吗？

像“时间离现在太近、不足以称之为历史”的质疑以前就有过。昭和中期的1955年，远山茂树、今井清一和藤原彰三人合著的《昭和史》（岩波书店）就出版了，该书描述了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虽然对其叙述方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就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体验进行历史定位的必要性，论者无一例外给予了肯定。就此而言，在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之后，人们希望确认最近20年是怎样的20年的愿望愈加强烈。毋庸置疑，“最近20年”出现在被誉为“日本第一”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是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停滞的20年。

这一时期恰巧日本的年号发生更迭，与告别“昭和”迎来“平成”的时期重合。此事称得上是偶然，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有其必然性。

1955年到1991年期间是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一时期经历了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半岛停战，始于冷战体制的固化和趋稳，止于苏联解体和冷战体制的瓦解。这一时期还是日本政治体制——“五五年体制”时期。而且，日本是冷战稳定期中最繁荣的国家，但它没能很好地应对冷战后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变化。也可以说，冷战后的历史即是“平成史”。

当那些带领日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幸存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学上寿终正寝时，日本的年号便由昭和变为了平成。

参加冷战体制的国家，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理过程中取得独立并实现体制转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这样的国家，从名称到体制均脱胎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国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国家均把对战争的记忆作为建国正统性的依据。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有战争记忆的老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新老交替的进行，这些国家开始出现体制上的危机。

譬如，南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正统性就是基于对游击战的记忆。当人们的记忆淡化、铁托这一记忆中的象征性人物在生物学上宣告死亡之后，南斯拉夫便于20世纪90年代四分五裂了。

把对“大祖国战争”的记忆作为正统性依据的苏联也是如此，当政权被交给戈尔巴乔夫这位“战后派”领导人时，苏联便出现了体制上的瓦解。以抗日战争记忆作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把独立战争记忆作为依据的印度共和国与国民会议派，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迎来了经济开放政策转型。

从冷战结束之前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对战争记忆的重新追问及对体制起源正统性的质疑。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信息化的日新月异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冷战也称得上是一种国际性的“漫长的战后时期”。

简言之，日本的年号由昭和变为平成，是以带领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领导人的最后幸存者在生物学上的死亡为标志的。恰恰在这一时期冷战结束，适应冷战体制的日本繁荣终结了。可以说，这一半是偶然，一半是必然。

对冷战后日本的社会变化进行描述，就成了“平成史”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曾于冷战时期取得巨大繁荣的日本社会的发展停了下来，这是一段值得现在再次追问的历史。尽管从时期来看距今并不遥远，但这段历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以上内容算是对“这段时期离现在太近了”这一疑问的回答。而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写什么，才算是平成史？”就1955年的《昭和史》而言，其回答是清晰明快的，对战争过程以及走向战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描述，即是“昭和史”了。

那么，什么才算是“平成史”呢？是“小泉改革”“奥姆真理教”，抑或是天皇家族的各种问题？

对一段历史的叙述，多是通过记录那些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事件和人物来进行的。假如认为帝王之家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叙述帝王家的变迁就是历史。假如认为猎奇事件和少年犯罪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叙述其变化就是历史。假如认为政党派系和首相代表社会的想法普遍存在，那么对派系争斗和首相更迭的过程进行描述就成了历史。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代表性事件”开始变得很难确定。作为事例，让我们翻阅每日新闻社20世纪90年代刊登的“20世纪记忆系列”吧。

在此系列的日本战后历史卷中，1957～1960年被称为《60年安保 三池战争——石原裕次郎的时代》。而接下来的1961～1967年、1968年以及1969～1975年这三个时期则分别被称为《高速增长——披头士时代》、《路障中的青春》以及《联合赤军群狼时代》。

那么，1976年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一卷的时代划分是1976～1988年，这样划分的理由是“截至昭和终结”。此卷的名称为《怪人21面相时代——山口百惠的经验》。

对从1957年至1975年的这一卷，人们虽有不同看法，但大部分人是信服的。但是，同意把“怪人21面相”（现在40岁以下的日本人会知道吗？）列为1976～1988年的代表性事件的人恐怕是少数。究竟何为时代的典型，甄别起来确实相当困难。

与之相比，对于之后的“平成史”，在甄别何事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就变得更困难。有人想把它作为动漫变迁的历史来描述，有人则想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历史认识的不同看法并存的时代来描述。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许多对该领域不关心的人恐怕不会认同。

同时身兼编者的著者就是基于以上理由形成以下认识的。即：平成这个时代的日本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已经形成了“没有什么典型事件或人物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状况，那么，我们唯有对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本身进行描述，才算是对“平成史”的叙述。

这时，人物和事件的专有名称只有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仅熟知人物史和事件史这种历史“描述方式”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别扭，怀疑“这样的叙述是历史吗”。或许是因为它的描述过于偏重社会科学描写。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不仅适合用来记录那些厚重的历史，在描述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上，这也是必然要采取的方式。

笔者刚产生上述看法时，是在震灾过后的2011年春，河川书房新社约笔者写《平成史》。笔者答复说，没有独自撰写一本书的打算，如果是与年轻研究者一边召开研究会，一边切磋，以共同完成项目的方式来做，那倒是可以考虑的。

其后，我们确定了写作的领域与人选，并从2011年8月开始，每人做了两次口头报告，创造了相互批评切磋的机会。首先是汇报个人的基本观点，接受点评之后写出草稿，最后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因为笔者觉得，邀请某一领域的作者去完成该领域的写作，再将其合成一部书，这种千篇一律的合著方式太令人乏味。参加写作的研究者都很年轻，他们积极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书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此外，由于机会难得，每次研究会都在不同的地方召开。笔者邀请这些年轻人各自推荐一处“有意思的去处”召开研究会，顺便还可做一下社会考察。

我们召开研究会的场所有世田谷免费学校、创价学会设施、位于东京涩谷初台的IT相关公司、横滨小学生托管所、致力于脱贫的NPO“MOYAYI”事务所以及高圆寺的废物再利用店铺“素人之乱”等。在这些场所，我们请工作人员介绍了设施的情况和历史，这样一个接触当地历史的机会，让我们各自都收获颇丰。我们请河川书房把原本应该用作举办公司外聚会的会场费拨到上述举办点，虽然经费菲薄，但也算是对NPO的一种社会性返还。

这本书的各章“历史”叙述，就是通过上述方式完成。如前所述，或许会有人对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感到别扭。但是，作为编者来说，相对于当初的期待，大家完成得相当不错。而且，无论是对于笔者自己，还是对于参加者而言，收获都是巨大的。

此外，本书于2014年出版了增补后的新版。这期间发生了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权更迭，幸好本书各章的内容并无需要彻底改动的地方。整个日本社会在结构层面发生的变化是如此明确清晰，政党的更迭不过是反映这个社会构造变化的表象之一。现有各章的修订和增补，都仅是追加了部分内容。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初版中没有涉及的经济和外国人政策这两个内容，在新版书中做了补充。

在本书的初版中，笔者说过，这是记述平成史的第一步。增补后新版书的出版，又让这一进程向前了一步。当然，笔者更希望读者或参加合著的作者们提出基于新视点的“平成史”，不断形成对现代史的连续性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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