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起，从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引进的“主体性”观念，取代了台湾意识、台湾认同与台湾结这一类的讨论，在台湾带动起新的观念流行，也成为包括作者在内的理想主义者从事实践的推力。但在前往印度的学习中她发现，西方“subject”的臣服意义与传入台湾后生发的主人/主权意义产生了悖反，“主体性”的理论脱离了人们的常识世界，在台湾带来的不是明晰的思考，而是一种对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但“主体性”也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它督促了一整代人去探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对“主体性”在台湾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促动作者反思、提出了理想主义的“控/空白”。
大家好，我叫张馨文，目前在印度攻读心理学博士。我原是一位社运工作者、后来到印度念文化研究者，现在是一个心理分析实践者。我常常跟接受我服务的人说：“发现问题比获得答案更有疗效”，这呼应了莫艾（2022）老师在《在“心”与“世界”的张力现实中重新思考“心”和“世界”──我对“现役”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理解》（未发表）一文中引用贺照田老师的一段话：“过于快速给出的解答常常解消问题，常常阻碍我们因问题本身的形状与脉络而可能寻踪进行的对问题背后历史——观念幽微机制的探寻”。这段话我非常感同身受。因而也理解到，理想主义的“重建”所要重建的并不是一个既存固定的“理想”形象，而是一个持续发现问题的“心”。发现问题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但这“心”从何而来？它的推动力与支撑力来自何方？我想，“理想主义”在这里指的是“心”的推动力。理想主义本身没有固定的内容也不提供正确答案，它本身即是“未知”，是发生中、探索中的东西。若理想主义是个已知，就不会有人继续探索问题了，不是吗？
我在阅读贺照田老师的文章《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2022）时，体会到，贺照田老师在陈映真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因挫折而灭绝的持续地尝试与探索的心，那背后的动力，他称之为“理想主义”。我想要对贺照田老师对陈映真的阅读以及围绕着这篇文章的讨论，提出两点从亚际文化研究的角度做的响应：一个是关于陈映真与甘地的正面相遇，第二个是关于瞿秋白与泰戈尔的负面遭遇。
但在此之前，我想要先谈谈莫艾老师《在“心”与“世界”的张力现实中重新思考“心”和“世界”》这篇文章中对贺老师的研究方法的解读，在我身上产生的亲近感。
总的来说，我的报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人文思想与危机，第二部分关于理想主义与危机的突破或称转机。
先让我进入我的第一部份。我以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推动，大抵是因为有“危机感”。从有“危机感”到定位“危机的本质”，需要一套研究的方法，而贺照田老师提供的是一套有别于直接套用西方理论，在精神上与行动上都更为“有效”的方法。莫艾老师的理解是，这套方法直面了“夹在世界与自我中间的语言”，换言之，也是直面人如何容易被语言所欺骗，也因此莫艾引用了贺照田的话：“研究者需要思考如何‘对观念在历史与现实关系中的运动有恰切的历史感’”（2022：17），这个历史是一个受观念所欺骗、迷惑、遮蔽的纠结的历史。在迷惑与遮蔽中，观念产生了具体的历史效应，贺照田老师的方法学是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拆解，探究观念对情感、意识、人际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具体的影响。莫艾老师说这个方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通心与物、打通心与世界”。这也表示了，在具体历史情境里，观念带来了阻塞，所以才需要“打通”。
我感到亲近，是因为自己花了许多时间研究90年代的台湾“主体性”的辩论。这个辩论陈映真并没有真的投入，他投入的是在此之前的关于台湾意识的辩论，然而90年代起，从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引进的“主体性”观念，取代了台湾意识、台湾认同与台湾结这一类的讨论，带动起新的观念流行。主体性是我大学时期最有魔力的词语，也是野百合运动里学生们追求的民主，学生们透过让每个人平等的参与，使每一个人的主体性受到尊重，而任何一种忽视或排除，都是对主体性的侵害，所以陈信行（2004年4月17日）说那时候在广场上对于大小事务都会进行投票。我不是野百合世代，我进入社运更晚一些，2004年，乐生运动，但主体性也是我实践的方针，带我进入社运，也带我到达印度，原因就是陈光兴在《亚洲作为方法》（2005）一文中，认为亚洲之间的互相参照是主体性建立的方法。在印度这样的异地，我发现一个关于“主体性”的惊人的事实：主体性虽然是subjectivity的中文翻译，但跟西方的subjectivity已经完全脱节。在英文，subject有臣服、臣民的意思，然而在中文，主体有主人、主权的意思，意义恰好相反。在地的辩论不停赋予概念新的意义，主体性已经是一个无法翻译成英文的中文了。然而，主体性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连带关系，使主体性带来的不是明晰的思考，而是一种对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以及行动的欲望，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我分享的文章里，我分析了这段历史。“主体性”的理论如何脱离人们的常识世界，在统独辩论中，帮了“独派”一个大忙（张馨文 2018）。
但我们不能否认“主体性”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它激发一种情感，督促了一整代人去探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主体性要我们重估一切价值，发现新的问题，并且深信世界的问题“与我有关”，主体性的建立是改变社会与世界关键的一步，我们自己并不自外于问题，我们的自我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从研究主体性我发明了一套方法学，称之为“控白概念”方法论，控制的控。若主体性是一种理想主义，那是哪一种理想主义呢？这种支撑求知、自省与行动的“欲望”的“主体性”理想，其实是一个意义无法固定的“控白”。是否，理想主义里头，也难免有个控制不了的、意义不明的“白”呢？
对历史的把握使“主体性”的西方理论光环消失了，但曾经透过主体性这样的观念来表达的理想主义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也不代表我从此不想行动了。我现在比过去更愿意行动，更想改变社会，持续力更加，但支撑我的不是对“主体性”的追求，而比较是对自我的渺小与无知的肯认。相对于过往对“主体性”的复杂的着迷，现在更相信“简单的道理”。
让我进入我的第二部分。陈映真与甘地。
若不是贺照田老师的文章，我不会注意到原来陈映真是在观看电影《甘地传》后孕生了以“爱与希望”为中心的新理想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与启发性的阅读。
甘地的行动的支撑，也就是他的理想主义是“真理”，而这个真理不是宗教的，而是他个人生命史的，所以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我对真理的实验的故事》）。启发陈映真的新理想主义的并不是历史的甘地，也不是宗教的甘地，更不是甘地的形象，而是一种陈映真说的“单纯又万古常新、简易又深刻的信念”（贺照田 2022：148），换句话说，也就是甘地的简单的真理。而陈映真也在自己的身上也发现了那个简单的信念。甘地的简单的信念从何而来呢？我以为，一部分是来受到晚年的托尔斯泰的启发，他们时常通信，而在托尔斯泰那里，也有一种简单的信念。若说，甘地的理想主义来自于托尔斯泰，他对俄国的历史是无知，而陈映真的找回的新理想主义来自于甘地，他对印度的历史把握也甚少。我们可不可以说，理想主义的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的相互蕴生，有其“非历史”的“简单性”？我因而在想，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如建筑物般的倾垮与重建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对“单纯又万古常新、简易又深刻的信念”的“重新发现”。而这样的重新发现，或许像“爱”一样，有其偶然性，爱，一开始是偶然，但是后来就成为一种承诺。我也会想问，这种简单又深刻如“爱”一般的信念，里头有没有“控/空白”性呢，而这个空，是控制得控，还是空缺的空呢？
最后，由于这场圆桌论坛的主题是“理想主义重建与两岸连带”。关于两岸连带，我想推荐各位黄咏光的文章《亚洲之间思想遭遇的负面性转移：瞿秋白与泰戈尔，1924》，跨境思想交流时，我们有时产生共感，有时则是反感。引起反感的如陈映真80年代初的“人民论”，贺老师说，陈映真当时“的批评不能和其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经验、感受视野有真正对话。而这样的批评会让被批评者深感隔膜乃至反感”（2022：105）。他的解释是，陈映真“对中国大陆暴露出的不理想现实痛心，却又未能深入内在去致力解析、把握这些现实，当然，使陈映真八零年代初的大陆批评易流于平面化”（103）。而我在这里想提出的是另一种看法，就像甘地与陈映真，那个同感，可能是去脉络、非历史的同感，在地历史的内在把握不一定是理想主义重新发现的先决条件。然而，交流中引发的“反感”或许有值得探究的历史。
黄咏光用精神分析的“负面性转移”来试着理解瞿秋白在泰戈尔1924年访中时对他的敌意与抨击，她问，是否“始终，他挑衅般攻击的‘过去的人’，却是那镜中最熟悉的自己的身影”？（2020：175）她说：“这亚洲之间的相遇对于他人阅读的时刻所发生的负面性转移当中所迸发的攻击性，是否可能，却是对失落的哀悼，那么，是什么样的‘过去的悲哀’这样如阴影般缠绕着瞿秋白，甚至我们的现代性政治经验呢？”（176）。而我也呼应咏光文章结尾所说的：“在此我想提出的不过是最微小的一步：去肯定直视那些亚洲间彼此遭逢的那些最为负面的时刻……这样的‘转移’不仅仅是那树立替代性智识框架的行动，更是那有情的工作的开展的时间。而转移，正是时间本身”（197）。
乃非、刘人鹏、张馨文、黄咏光编，丁乃非、白瑞梅、李思齐、林文玲、林建廷、林纯德、张馨文、黄咏光、刘人鹏，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我相信这一波关于理想主义的重建的讨论，也是老中青三代之间、两岸或三地之间在不适感甚至刺痛感的负面情感中所开启的有情的工作。也因此是充满希望的。我、咏光、刘人鹏与丁乃非老师编辑了一本叫作《罔两问景II:中间物》（2022）的书，试着想要提出一种不中不西、既空又实的“中间物方法论”，未来或可作为理想主义讨论的补充。
最后的最后，我想以一个泰戈尔访中的演讲中的一小段话作结：
当我们赤脚走在布满石子的地上，我们的双脚将逐渐适应这荒凉大地的变化无常。然而，当一颗最小最小的石砾停留在我们的鞋子里时，我们绝无法忘记也不能原谅它的闯入。而这些鞋子，就是国族的统治。（Tagore2010: 35）
衷心企盼，踩在荒凉大地的双脚的形象，或能如同李娜（2022）提到的“一潭清水”那般，能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发现。
①丁乃非、白瑞梅等，《罔两问景II:中间物》，新竹：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②李娜，《“我是想那潭清水……”序：<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兼纪念陈映真先生》，《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贺照田、李娜等著，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22年版，第25-61页。
③莫艾，《在“心”与“世界”的张力现实中重新思考“心”和“世界”──我对“现役”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理解》，2022年著，未发表。
④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7期（2005年3月号），第139-218页。
⑤陈信行，《我的野百合（二）》，苦劳网2004年4月17日，网址为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514。
⑥贺照田，《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贺照田、李娜等著，台北：唐山出版社，2022年版，第71-158页。
⑦黄咏光，《亚洲之间思想遭遇的负面性转移：瞿秋白与泰戈尔，1924》，《中外文学》第49期，第155-202页。
⑧张馨文《何谓台湾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一个在亚洲“之间”的方法论的实践》，《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11期（2018年12月号），第7-57页。
⑨Tagore,R. Nationalism. London:Penguin. 2010[1917].
・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6月19日台社论坛“探求新的两岸思考空间“上的发言。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24期，2023年4月。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张馨文，印度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CSCS), Bangalore）文化研究博士、拉冈取向心理分析实践者、社会运动者。目前为德里安贝卡大学（Dr. B. R. 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心理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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