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川端康成将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相结合，或隐或显地协助日本进行文化渗透，为配合本国战后重建的文化外交，他相继扮演了“日满”亲善的文化使者、战败悲情的宣传者、呼吁和平的倡导者以及日本传统美的代言者等多重角色。在上述角色转换中，川端康成践行着重塑文化记忆、构建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坛政治家”任务。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身着和服，在他的演说辞《美丽日本（中）的我——序说》（「美しい日本の私——その序説」）中向西方观众介绍和歌、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这个历史性瞬间将作家定型为代表日本的文化符号。长谷川泉指出，在获奖演说中，川端从列举道元、明惠、西行、良宽、一休、亲鸾等禅僧的和歌开始讲述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拓展到俳句、茶道、花道、造园、烧物、水墨画等多种日本古老的艺术样式，力图向西方世界展现孕育“川端美学”的传统文化。羽鸟彻哉在《川端文学的世界——关于美的十章》中评价道：“昭和初年，川端康成以新感觉派的飒爽姿态登上文坛，战后他在日本文学界的巅峰地位得到巩固。这位作家终身执着于‘美’，这是以关键词‘日本’为中心辐射深远的审美意识”。无论是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是获奖后的文坛评价，“日本”、“古典”、“审美意识”等标签逐渐被汇聚在“川端康成”名下。尽管近些年来出现了多元的认知与阐释，但这些标签仍然逐渐被主流媒体不断固化，成为一种被大众接受的不证自明的认识。川端也因此成为最具艺术性的作家之一，其文学文本中的审美意识不断得到广泛的宣传。

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1968.10.17

川端被赋予了日本传统美塑造者的身份，离不开他本人的角色扮演。他集作家、杂志编辑、文学奖评委、文化组织代表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无论出于本人自愿还是被裹挟在国家机器中，其自身形象的生成以及文学流变的轨迹都脱离不了昭和历史的印记。柄谷行人指出相较“日本派”的谷崎润一郎，“川端不仅是昭和十年代的转向装置，亦是战后美国开启日本的装置”。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继续指出，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学文本承载了现代性的同时也逐渐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装置”，它通过具体的文本反过来形塑了现代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变迁、秩序更迭以及东西方“对-形象化”的碰撞中，川端其人其作承载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日本形象，发挥了消抹历史、建构想象的“装置”作用。在川端笔下，《雪国》中的主人公面对严峻的时局佯装无知，从东京避世而去，“穿过长长的隧道”，透过车窗的“镜像”，来到“非现实”的空间。这一川端刻意回避当下历史而创造出来的美丽“雪国”，也同样开启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想象空间。

雪国的隧道“越后汤泽”站
▲雪国的隧道“越后汤泽”站

川端作为“装置”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他在战后出任日本笔会会长，频繁奔走于各种文化机构与文化活动之间，更是被小谷野敦冠以“文坛政治家”之称。本文试图从昭和时期“笔部队”与“日本笔会”的文化活动入手，考察川端康成以作家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国家文化重建的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介入战时文化殖民与战后文化外交的轨迹。

一、“日满”文学的中介者

川端康成在他的16卷本全集刊行时曾回顾道：“我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从战前、战时到战后我的写作既没有突出的变化，也没有明显的断层。”战后在清算和追究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时，学界基本认为彼时的川端沉浸在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世界里，没有明显协力战争的言论。但是，川端康成果真如日本学界的评价那样超然于战争之外吗？

近年来，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川端从战时到战后的文化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他文学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川端康成在1941年先后两次抵达伪满洲国参加文化活动，这一经历颇为引人注目。1941年4月，受《满洲日日新闻》社邀请，川端以“观战员”身份参加该社举办的围棋比赛；同年9月，他受关东军军部邀请以“笔部队”成员身份再次到访，参与了一系列伪满洲国所谓“建国十周年”的文化活动。对川端康成的伪满洲国访问，日本学者奥出健和中国学者李圣杰都曾对这段历史事实有过较为详细的考察，需要强调的是，此时已是芥川奖评委的川端凭借自己的名人效应和手中的文学权力，通过在伪满洲国的文化活动以及其后回到日本的编辑写作，直接参与构建了所谓的“日满文学”。

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伪满之行
▲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伪满之行1941年秋

从左到右为火野苇平、山本实彦、大宅壮一、高田保、川端康成

图源：《满洲日日新闻》1941年9月12日第二版

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在吉林北山合影
▲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在吉林北山合影1941年秋

图源：『川端康成ーー蒐められた日本の美』（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157），第149頁

“滿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舞蹈
▲“滿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舞蹈明信片，“满洲国交通部”,1942.9.15

根据参与座谈的在满作家山田清三郎回忆录《转向记》记载，1941年，“满洲”文话会与政府弘报处共同举办了川端康成的欢迎宴会，参与者有来自活跃在“满洲”文坛的作家、“新京文话会”、“协和会”中央本部的文化工作者和政府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约四十多人。这些作家的作品多数被选入出版于1942 和 1944 年的两辑 《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 ( 后文简称《选集》) 中。座谈会上，川端与这些作家们就职业作家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会后，《满洲日日新闻》“新京”支社的筒井俊一和《满洲新闻》的绿川贡等陪同川端参观了在满作家的聚集地——“新京”北郊的宽城子。宽城子是俄国、日本和中国等多国公民杂居的地区，亦是“满洲浪曼派”代表作家北村谦次郎长篇小说《春联》故事的发生地。《春联》以苏炳文武装抵抗伪满洲国的“海满抗战”为背景，借镇压苏炳文“叛乱”的国境警察队分遣队队长小野向住在“新京”的颓废青年回忆自己在上述过程中负伤、后被白俄姑娘“娜塔莎”所救的往事，表达了对扎根在呼伦贝尔地区以农牧业为生的原始“白系露人”生活的向往。小说结尾，在浪漫冒险精神的感召下，颓废的都市青年决定前往充满未来希望的北满。北村将日本警察“小野”与白俄姑娘“娜塔莎”之间的浪漫相遇融入到“伪满洲国”成立的历史叙事中，试图描绘“民族协和”的幻象，以创造更加宏大的“满洲浪曼”。川端认为，《春联》中描述的伪满建国之初苏炳文的叛乱、驻守国境警官的遇难、白俄人施以援手以及振作与贞造两兄弟因性格走上不同的道路的情节，离开了作者的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川端在序言的开篇这样介绍道：

以“日本浪曼派”作家闻名的北村谦次郎自数年前移住新京以来被称为是满洲国唯一的“职业作家”。建国十周年满洲文学的最高收获是北村君的《春联》，这并非偶然。此作既是北村君的《春联》，也是满洲国艺文的《春联》。做为新型国家新春的标志，我想把此作介绍到内地 [指日本本土]。

春联是文字上要求对仗工整、内容上寄托美好意象的中国民俗节日符号，在辞旧迎新之际表达人们对新生活的期望。北村选择“春联”为题一语双关，小说在内容上展现了蒙古草原的原始浪漫，同时亦暗示了对诗的形式的开拓，有意地呼应了保田与重郎提倡的“诗情精神”。直到今日，川端的序言一直是对北村谦次郎以及《春联》的最高评价，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川端不仅参与建设“满洲文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满洲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春聯
▲『春聯』北村謙次郎，東京：新潮社，1942

此外，川端还曾提议编辑和出版关于伪满洲国文学作品的年鉴，并表示自己会积极筹划在日本的相关出版事宜，这项工作也是川端第二次来访的目的之一。所谓年鉴即上文提到的由川端担任日方编辑、火速在日本和伪满洲国出版的两辑《选集》。纵观两册的收录情况，它们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这些作品出自伪满时期重要的文艺杂志，其中许多作品是已收入在满日本作家代表选集《满洲文艺年鉴》的知名作品，甚至一些作品已获得各种为配合战时国家政策所设立的文学奖项；其二，两册选集收录的作者以日本作家为主，中俄作家为辅，并在内容上更关注杂居地和开拓村等地区产生的民族矛盾与融合；其三，从川端的序言中可以窥见第一辑和第二辑中选录的作品背后暗藏着编者对时局的回应。川端在第一辑序言中写道：

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的春天，此年鉴第一辑出版，这是我们由衷加以庆祝的最合适的表现，也是一个坚实的结果。编纂者无疑是以满洲一侧为主，日本一侧的我们为从，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是在参与创作遥远的外国文学，而是[将它们看做] 全新的意义上的我们的文学，欢迎此书来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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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是为了庆祝伪满洲国所谓“建国十周年”，也是继1941年3月在伪满洲国艺文大会上颁布以“日本精神”为纲的《艺文指导纲要》（「芸文指導要綱」）之后刊行的又一部文艺年鉴，其中的作品体现了新一阶段编者为配合“满洲移民政策”而重点进行的思想宣传与渗透，也形成了新的文艺管控标准。

川端在第二辑序言中写道：“去年秋季，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举行，那也是此选集第一辑刚刚出版的时候。今年第二次大会之时，第二辑正在编辑中。不言自明，此选集是体现文学者大会精神的实例之一。入选此书虽然不是最高的荣誉，但却是大东亚文学最重要的实践。”第二辑出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此时文艺界在日本内阁情报局和大政翼赞会文化部的操控下解散了包括日本笔会在内的各种文学组织，重新组建了以宣传国策为目的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上述序文中提到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即“日本文学报国会”炮制出来的第一次东京大会。吴瑛、爵青、小松、山田清三郎、巴依阔夫等参会者的作品入选第二辑，也反映了选集编辑工作迎合了战争局势变化的需要。

“ 笔部队 ” 成员 图源：NHK特别节目｢従軍作家たちの戦争｣（《从军作家们的战争》）,1938.８.14
▲『“ 笔部队 ” 成员 图源：NHK特别节目｢従軍作家たちの戦争｣（《从军作家们的战争》）,1938.８.14』
“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仪式
▲“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仪式”

1942.6

图源：NHK特别节目｢従軍作家たちの戦争｣（《从军作家们的战争》）,1938.８.14

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1）
▲『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1）』川端康成 等編. 創元社, 1942
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2）
▲『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2）』川端康成 等編. 創元社, 1944‍‍

自“满洲”访问以来，无论是作为“笔部队”还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成员，川端都不断通过各种编辑出版工作参与到“满洲文学”的建设。特别是对比两册《选集》的编纂者组成情况，即从第一辑的六名编委缩减到第二辑只有川端一人代表日方，可以看出川端对第二辑收录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权。相较第一辑，第二辑加入了一位蒙古族在校生的作品。川端在同期举行的“蒙疆文学奖”评选时注意到了石塚喜久三的《缠足的时候》，此作借汉蒙通婚女子缠足与否问题反映了不同民族因习俗、信仰差异引发的民族矛盾。在芥川奖评语中，川端肯定了该作的选题与内容，指出虽然作者在写作技法上不及以往的芥川奖获奖者，但无论如何要把他介绍到日本国内。该作品反映出殖民地各民族间存在的矛盾不利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建设与统治。因此，可以说川端将石塚以及蒙疆文学推介到芥川奖正是希望日本中央文坛关注这一现实问题。

川端通过伪满洲之行成了日本本土文学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交流使者，他关注在殖民地用日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从他们的视角与叙述介入殖民地的历史叙事，再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荐和选拔作品，并以出版《选集》的方式将这些作品输送到日本国内，从而成为“日满文学”的“中介”。

二、战争文学的书写者

除了推荐作品之外，川端访问伪满前后曾分别在《少女之友》杂志上连载了小说《美丽的旅行》的正篇与续篇。在续篇中，通过从事聋哑教育的月冈老师之口，川端叙述了自己参观“新京红十字会聋哑学校”的体验、参与 “儿童作文座谈会”的讨论内容以及对殖民地日语教育的观察等“满洲”之行的感悟。面对“没有学校的村落、不能上学的儿童、不识字的人还有很多”等落后的教育现状，月冈认为聋哑教育更加需要日本人来到大陆，“启迪”当地人的心灵，“与其他民族一起建设新的国家”。可见对殖民地儿童的心理“启迪”与文化“启蒙”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灌输“日本精神”也是川端战时创作的主题之一。

综合川端康成受到《满洲日日新闻》的邀请以及以笔部队成员身份前往伪满洲国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出从1943年7月20日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东海道》是川端在访问“满洲”期间的约稿。连载前，川端向读者介绍小说的由来：“[我]原本打算以《母国》为题进行创作，但由于准备不足，还是等战争完全胜利后再起笔更好，故延期别作《东海道》。由于创作时间和内容的变化，川端的伪满洲国之行以另一种纪行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满洲国的读者，请抱着与作者一起感受东海道纪行的心情回想故国的风光！一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有往来东海道的历史与传说。小说虽然不能探寻古人的足迹，但是可以随着我的笔致感受古人的丰富旅情。”‍‍‍‍

东海道是贯穿日本国土的重要交通线，它的变迁折射出从律令时代的五畿七道开始，到王朝时代的“平安京”（京都），再到此后开启日本武家统治的“镰仓”以及德川幕府的“江户”（东京）等各个时期都城的更迭和政权的更替。“东海道”一词最早见于“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武尊”东征，随着都城的东移，东海道线上的驿站到江户时期增长至53个。小说将东海道的起源一直上溯至远古的洪积世。虽然这部小说依照时间顺序连载到乱世的镰仓时代戛然而止，但历史上的战乱影射的正是当时的国际乱局。该作以国语教师向女儿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向伪满洲国的读者讲述了日本东海道的历史故事、地理变迁以及诗学传统。小说以值田向女儿发问——“富士山，你知道是从何时就有了吗？”——开始追溯日本出现之前的地理风貌。东海道的历史被往来于此线路上的“旅人”记录下来，如与植田女儿娟子年龄相仿的《伊势物语》的作者在原业平和平安女流歌人小野小町。他们的作品已逐渐脱去了模仿汉诗的唐风。“小町和业平，是民族的自豪，是王朝文化的先觉者，也是勤王的歌人。「后人」将他们奉为日本美的先驱者，表达了后继者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历代“旅人”留下的和歌物语，既是东海道变迁的历史记录，也是日本古典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文中的国语教师植田借用日语中“诗”与“死”同音的联想，以“东海道”为支点，串联了自《万叶集》以来日本诗学的发展历史，同时讲述了如“美少年将军”足利义尚虽因拯救了《源氏物语》真迹而名留青史，但自己的生命却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绽放的故事。通过这种修辞和联想的诗化笔法，川端呼应和美化了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川端的伪满洲之行是在伴随日本殖民扩张产生的文化活动，在邀请方《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的《东海道》的目标受众则是伪满洲国的日本移民，作家将故国东海道书写成远离本土的精神故乡，以完成文化殖民的双重旅行。

作为笔部队成员，川端抱着明确的写作动机和写作任务奔赴伪满，只是他的随笔与小说并没有像其他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作家一样赤裸裸地宣传和赞美侵略战争。在寄给妻子的明信片中，川端含蓄地写道：“在围棋和文学方面，我都完成了赴满的任务”、“吉林的农家柱君对我的再访感到很高兴。初段之事令人喜悦，我觉得做了一件好事，埋下了一粒种子。文学方面也带回了赴满的成果”。这些内容也在川端的随笔《满洲国的文学》中得到印证。“两次满洲旅行的纪行文由春季旅行和秋季旅行分别带回日本出版的两本年鉴《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和《满洲国的我们》（也作《协和青少年团生活记》）代替，作为纪念。”川端似乎没有直接参与文化殖民，也是日本学界一直以来没有深入追究其战争责任的原因之一；但是，川端从在伪满洲国当地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与非职业作家中挑选出部分作品，并将他们编辑成册，介绍到本土，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号召力推介和宣传“满洲文学”，这是在当时已然是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评审专家的川端不同于其他笔部队成员的独特方式。川端也在随笔中承认，由于自己写不出来任何文字，因此将他人之作编辑成册，以完成自己作为笔部队成员的写作任务。

1944年春，川端作为海军报道班成员奔赴鹿儿岛县鹿屋的海军航空特攻基地，从4月25日到5月24日亲眼目睹了特攻队员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进行抵抗的惨烈景象。在此之后，他创作的特攻队员题材小说《生命之树》便是直白的书写战争。从长谷川泉曾把此作定位为唯一一部反映海军基地前线体验的川端小说，到最近被收录进《战后占领期小说作品集（1945-1946）》（『戦後占領期短篇小説コレクション１（1945−1946）』，2007）和《战争与文学作品集》第八卷《太平洋战争：斃》（『コレクション戦争と文学８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斃』，2011），我们不难窥见日本学界对这篇“战争文学”的高度认可。

戴着海军报道班袖章的川端康成
▲戴着海军报道班袖章的川端康成

1945年  鹿儿岛鹿屋海军航空队‍‍‍‍

图源：『朝日新闻』2007年10月22日夕刊「新聞と戦争」

在《生命之树》中，川端将自己在战时往返于鹿儿岛与东京的经历以及自己在鹿岛航空基地的所见所想，借由幸存者之口叙述出来。在小说中，川端构建起了幸存者启子乘坐东海道线往返于东京与近江的时空通道，将在探望特攻队员植木亲人的途中看到的风景与对植木战死的回忆杂糅到一起。这种错时叙述的方式，将普通国民的战争经历和战后创伤循环往复呈现出战败后的日常状态。为军国日本献身的特攻队员植木在幸存者眼里就像东海道交通线上街道两旁的树木一样，“树枝烧断，像炭枪一样矗立，但树干中迸发出了嫩绿。新叶生机勃勃，向上伸展”。

这篇小说成为川端从战时创作向战后创作的转折点，既是川端利用自己的笔杆协力战争的真实写照，又表达了对战争逝去者的哀思、日本战败的哀愁以及战后重生的愿景。不仅如此，这种以家族记忆为主题内容、以感伤追忆为叙事方式的艺术作品后来还成了日本当代战争书写的主流。

三、战败悲情的宣传者

战后川端康成继志贺直哉之后接任新一届日本笔会会长。日本笔会成立于二战前，与国际笔会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应国际笔会的邀请，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国际文化振兴会的筹划下，岛崎藤村出任日本笔会（「日本ペン倶楽部」）会长，有岛生马和堀口大学担任副会长。岛崎在创立大会上介绍国际笔会是“增进文学上国际间的理解以及各国文笔家相互和睦”的文化团体，日本需要建立同样的组织。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日本笔会的成立是在外务省主导下展开的一项文化外交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打开与各国对话的渠道，扭转国家孤立无援的局面。因此，以岛崎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在1936年出席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国际笔会，并确定1940年的会议由东京承办。

日本ペン倶楽部と戦争：戦前期日本ペン倶楽部の研究
▲『日本ペン倶楽部と戦争：戦前期日本ペン倶楽部の研究』《日本笔俱乐部与战争：战前期日本笔俱乐部的研究》，目野由希，東京：鼎書房，2019

有关战前日本笔俱乐部，此前只有芹泽光治良的《人间的命运》以及笔俱乐部编辑的《日本笔俱乐部三十年史》。本书从笔俱乐部伦敦本部等视角，详细检视了战前日本笔俱乐部的活动，资料详实。

由于战争的爆发，东京大会以及日本笔会的活动被迫中止。战争结束后，1948年举办的第20届丹麦国际笔会承认日本的回归。评议会推选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笔会会长，从此开始了川端在日本笔会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详见「川」：368）。上任后，川端在1949年10月的《人间》杂志上发表《致第21届威尼斯国际笔会大会的一封信》，表示作为当时作为唯一的国际文化组织，笔会接纳了仍在被占领中的日本，对日本而言意义非凡；同时川端也向大会报告了日本在文学文化上的封闭状态，传达了战败国国民反对暴力、渴望和平的心声。‍‍‍‍

日本笔俱乐部作家一行视察广岛“
▲日本笔俱乐部作家一行视察广岛“原爆圆顶馆”1950年4月14日摄影，左一为会长川端康成

图源：『原爆ドーム、世界遺産登録20年』，朝日新聞フォトアーカイブ，2016，［23／50］‍

由于战后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封锁，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不能及时得到披露。美国的特派记者约翰・赫西最先发声，他于1946年抵达广岛采访了六名原爆幸存者后发表了报告文学《广岛》。该文的发表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更多人由此了解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以及日本平民遭受的战争灾难。海外关于广岛原爆的报道传回日本后，川端率领笔会成员代表团前往广岛实地考察并收集了第一手资料。笔会明确了需要肩负让更多会员了解广岛的真实情况的历史使命，并拟定在广岛举行会议。1947年4月，日本笔会派出知名作家以及《文艺春秋》杂志社、岩波书店等媒体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广岛和长崎。川端在广岛中央公民馆举办的“世界和平与文化演讲会”上川端代表日本笔会发言。同时，这次会议也发表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宣言。《世界》等多家媒体迅速发表了包括川端讲演内容的广岛长崎特辑，在日本全国引起剧烈反响。

川端将访问原爆地的直接感受记录在书信中：“来到广岛太好了。可以说是起死回生。让我感到自己生存的意义。为了人类的历史和道德的事业，我希望能就原子弹的惨祸写点什么。我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是作为一名作家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觉悟。”如此感同身受的经历，同样也反映在川端的小说《天授之子》中。川端香男里指出，《天授之子》过于偏向自传，因此在川端康成生前没有刊行单行本。川端康成以自己作为主人公原型，用私小说的手法植入了他以日本笔会会长身份访问原爆受灾地广岛并参加演讲会和座谈会的经历：

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若说我在广岛起死回生或许是夸张了。

……

这样的回忆不仅让我喜悦、也让我震惊、羞耻和怀疑。我不禁反思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工作意义，尽量不表现出在广岛受到的震撼，但人类的惨祸警醒了我。20万人的死让我发现了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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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定家”的眼前呈现出原爆悲剧的惨状，作品表达了身为作家化悲痛为力量的社会担当。川端为主人公选择的名字“定家”与古代著名歌人藤原定家重名，暗含了作者在面对战败与原爆的现实时续写日本古典歌学传统中“哀伤”（あはれ）的意愿：

月夜特别。完全失去了人工照明，我如古人一般感受到了月光。镰仓的月光雕琢了古松的树影。没有了灯火的夜晚好像也有了声音。因空袭环视四周的我突然停下站在寒夜的路中，感到自己的悲哀与日本的悲哀融为一体。如月光般古来的日本流入到我的身体里。想到自己必须活下去，我不禁潸然泪下。即便死了我也有毁灭之美，但是我的生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为了日本美的传统我要活下去。人只要活着肯定会在某一时刻感受到自己生的意义，战败国的悲惨让存活下来的我深感到自己生的意义，这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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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将战败带来的哀伤放置于日本古来的哀伤中，叠加以空袭原爆的凄惨，将过去与当下、战争的加害者与受害者等多重哀伤融为一体，它们形成了自传体小说《天授之子》书写日本式哀伤的基本构造。与此同时，将感受到的悲伤化作日本美的传统也成为日后川端文学创作的主题。‍‍‍‍

日本战败后不久，川端就发表了被学界认为是其回归日本（古典）宣言的随笔《哀愁》。在文中，川端回忆了自己在美军空袭期间逃避战争、沉浸在《源氏物语》中的日子。一些读者去信表达了从其作品中读出了乡愁，而这种乡愁让他想起了《源氏物语》：“ 虽然这次战争和战败让日本人心里流淌着的并不是《源氏物语》的悲哀，这样的悲哀柔化成了日本式的慰藉与救赎。作者通过随笔的形式将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世界与战败的历史事实链接起来，将《源氏物语》中的哀伤置于战败和原爆的双重语境下，赋予本居宣长所谓的“物哀”以现实意义。身为文学评论家，川端利用随笔的文体将战后日本民族的战争创伤和悲哀情绪浑然天成地融入到日本传统美学的话语体系中；同时身为小说家，他又借助杂糅“笔会”成员的身份将惨烈的原爆现实和遗留的战后创伤传递给读者，从而在日本国民中间建立起悲伤的共同体。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明确，在海外媒体先声夺人的报道后，川端的小说创作与文笔活动双管齐下，积极投入了原爆文学的书写与宣传。他利用集体创伤产生的记忆空白，联结了古典文学中的“物哀”文化传统，重新创造了战后日本“悲而美”的文化共同体。日本笔会的成员效仿美国记者前往广岛进行采访，通过本国媒体的力量，竭力书写广岛的灾难和当地受难者的惨状。更为重要的是，以川端为首的日本笔会和文化媒体人捕捉到西方读者对原爆地人民的同情以及呼吁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利用对广岛的书写与宣传获得话语权，为战后日本从战争加害者转变成战争受害者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与契机，也为日本在战后重归国际社会制造了可行的话语路径。

四、传统文化的代言者

战后不久，处于占领中的日本被美国纳入文化冷战的体系中，身为日本笔会会长的川端在面对依附与抵抗并存的复杂情势时，采取了与国内有别的文化重建与输出策略。他通过国际笔会等文化组织宣传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战后日本新形象，同时借助出访机会建立起译介日本文学的路径，打开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的渠道。

同盟军结束占领后的日本，文学审查虽然已落下帷幕，但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日本文学仍然受美国意识形态的管控，特别是对日本知识分子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渗透。日本笔会与美国的文化团体以及日本文学翻译者保持着密切往来，如洛克菲勒财团的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Jr.）、《伊豆舞女》的英译者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以及日本文学研究者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等都参加过日本笔会的活动（详见「川」：409、432、453），特别是赛登施蒂克在冷战期间通过自己的译介活动“打开了西方了解东方的窗口”，也为川端开启了通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

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
▲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

美国著名的二战后学者、历史学家和杰出的古典和当代日本文学翻译家。他于 1976 年出版的史诗《源氏物语》的英文译本尤其受到好评，被列为首选的现代译本。Seidensticker 与 20 世纪三大日本作家的作品密切相关：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他对川端小说的里程碑式翻译，尤其是《雪国》（1956）和《千鹤》（1958），部分导致川端获得了 196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与
▲川端康成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右二）等合影

《雪国》取材地高半旅馆前，1957‍‍‍‍‍‍‍

图源：『川端康成ーー蒐められた日本の美』（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157），第149頁‍

Snow Country
▲《Snow Country》《雪国》

Yasunari Kawabata 著，Edward G. Seidensticker 译， Vintage，1996

川端康成出访欧洲（1957），
▲『川端康成出访欧洲（1957），』与艾略特（左）、莫里亚克（右）会面‍，图源：「川端康成氏の欧州旅行から」，『新潮』，1957年８月グラビア

川端除了通过日本笔会与欧美文学者建立联系之外，还在担任会长期间成功申办了第29届东京国际笔会。这次笔会是战后日本沿用战前的文化外交策略，积极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从而输出战后日本新形象的重要契机。川端与日本笔会事务局局长松冈洋子为东京大会的顺利举行出访欧洲，拜访了国际笔会会长、法国作家安德烈・夏默松（André Chamson），邀请T.S.艾略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出席东京大会，并借机宣传日本文学（详见「川」：445-450）。1957年，东京与京都两地共同举办了以“东西方文学的相互影响、过去与现在”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来自26个国家的171名代表及以桑原武夫和高见顺为代表的208位日本笔会成员共同参会。1958年，川端当选国际笔会副会长；东京大会的成功举办为提升战后日本国际形象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5年，川端康成的名作《伊豆舞女》由赛登施蒂克翻译成英文刊载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月号的别册《透视日本》（Perspective of Japan）上。赛登施蒂克曾在美国海军的日语学校深造后被派往珍珠港基地担任翻译，二战后在哈佛大学学习日本文学与文化。1948年，他到战后盟军总司令部担任外交官，辞职后在东京大学学习和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赛登施蒂克曾在“文化自由联合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合作出版机构担任编辑，被认为是文化冷战“战士”。与《伊豆舞女》英译本一起出现在《透视日本》别册中的还有赛登施蒂克撰写的专论日本文学中“保守传统”的文章。在该文中，赛登施蒂克回溯了川端文学的保守主义倾向，认为川端在抵抗一战后日本盛行的普罗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川端与日本其他小说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超脱于政治性社会问题之上的姿态。

赛登施蒂克的译本巧妙地配合了他在文章中标榜的日本“保守传统”。对比日文原文与译文，我们可以发现他删除了原作中一高学生“我”与“茶馆老太婆”、“江湖艺人”等角色交流的情节。这是因为他认为青年学生“我”与“江湖艺人”之间明显体现出封建等级之分的对话妨碍了英语读者认识正在美国帮助下进行民主化改造的现代日本。由此，一高学生“我”与艺者薰之间的故事作为英译本的主要情节被凸显出来。可以说，首次出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伊豆舞女》是经过译者改头换面的二次创作，明显带有配合美国文化冷战的意图。

同样由赛登施蒂克翻译的《雪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笔会的支持下于1956年出版。在与三岛由纪夫的通信中，川端对出版方寄给他的英译本表现出无奈——“封面上艺者的形象让我吃惊”、“《雪国》和《千羽鹤》在西方被翻译出来，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出版社和书评为了看似讲得通的解释，真是煞费苦心了。”译本的封面和导读将《伊豆舞女》与《雪国》中柔弱瘦小的艺者变成代表日本和东方的形象，满足了西方（男性）读者观看的需要。借助翻译川端文学而被制造出来的艺者，恰好为冷战体系下的日本（女性）顺从和依附美国（男性）的同构关系提供了素材。这也是柄谷行人在批评昭和日本中指出的“装置”。《雪国》中的男主人公远离现实来到深山雪国的行为被解读为川端在战时佯装无知、刻意避世的表现，而他表面上一贯不迎合时局、保持“中立”的文化人形象恰恰成了被赛登施蒂克以及文化自由联合会挑选为合作对象的原因之一。此后，以日本茶道为主题的《千羽鹤》英译版也很快出版。至此，川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品相继被翻译成英文，它们成为冷战时期西方读者阅读东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Snow Country
▲《Snow Country》《雪国》

Yasunari Kawabata 著，Edward G. Seidensticker 译，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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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后日本迅速由战时军国主义的“武治”调整为“文治”，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国家”的基本方针并在战后出台的《日本国宪法》第25条中以“文化权”形式呈现出来。此后历任首相都延续“文化国家”的核心思想，贯彻了战后新宪法的基本理念。朝鲜战争后，日本国内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为进一步推行“文化国家”方针和战后文化的重建工作提供了物质保障。在践行文化国家的过程中，以川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国际文化组织建立了与国外作家的交往，向世界译介日本文学；同时以黑泽明为代表的日本电影人在战后初期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也为战败日本打开了连接国际社会的视觉通道。日本电影在国外好评反过来推动了国内的文艺复苏。改编川端小说《伊豆舞女》的电影也掀起了战后日本“文艺电影”的热潮。电影开篇的旁白追忆过去，直接将观众带入原作的小说世界，改编本由此成为一扫战争阴霾的“青春物语”，并重新塑造了昭和一代人的记忆。‍‍‍‍

伊豆の踊子』海报
▲『伊豆の踊子海报』导演：西河克己导演，主演：高桥英树/吉永小百合 上映：1963，片长: 87分钟
伊豆の踊子』海报
▲『伊豆の踊子海报』导演：西河克己，主演：山口百惠/三浦友和 上映：1974，片长: 82分钟

在与赛登施蒂克、基恩等国外日本文学翻译者接触的过程中，川端逐渐发现自己被赋予了日本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从此开始自觉采用以作品构建日本传统美的表现范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川端“京都三部曲”之一的《古都》问世，其主人公双胞胎姐妹重逢的“衹圆祭”是从平安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传统节日，由京都的八坂神社主办，每年7月举行盛大的“山鉾行事”和“山鉾巡行”。虽然为筹备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京都的传统风貌逐渐被现代化的都市建设所淹没。但连载于1961年末至1962年初的《古都》巧妙地将“衹圆祭”等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与京都四季的风景交融在一起，传承了日本古典文化的主题，也更新了战后日本人的传统记忆。

京都祇園祭の山鉾行事
▲京都祇園祭の山鉾行事

让京都人深感自豪的“山鉾”，是出现于室町時代（1336~73）祭典中的山车裝置。在神道教信仰的薰染下，日本人视自然整体形象为神且依附于自然草木中，山鉾上的草木装饰即为神灵降临之处，山鉾的“山”象徵了山岳的形貌，“鉾”则是驱赶瘟疫的大刀。整体而言，山鉾就是神明临时性的载体，而山鉾车队首发的“长刀鉾”，是配有象徵驱赶瘟疫的大刀作为领头巡行京都。

除了虚构作品，川端的随笔也从书写战败原爆的哀愁路线逐渐转向对日本传统美的阐释与再造。如前文所述，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演讲题目是《美丽日本（中）的我——序说》（「美しい日本の私——その序説」），从语法角度解释，这个题目中的“の”连接两个名词，表示同格关系或修饰与被修饰关系。既可以表示美丽日本（中）的我，也可以表示美丽的日本与我。而赛登施蒂克所译英文题目“Japan，the Beautiful and Myself”（《日本的美与我》）则没有表达出日文中“我”与“美丽日本”融为一体的含义。“我”以及我的文学在“美丽的日本”中生长，与和歌、俳句、茶道、花道、造园、烧物、水墨画等多种日本传统艺术形式相伴相生，互为一体。古代道元的和歌、良宽的辞世诗、近代芥川龙之介的“诗的精神”都表现了日本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变迁，以及死后融入自然山水的“无我”之境。演讲的最后，川端强调融入自然的“无我”不同于西方虚无主义的“无”，而是辞世后没入自然的、一以贯之的日本精神。在获奖后，川端延续“美丽日本”的话语策略，在海外相继发表了《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的美》等演讲，传播日本的传统文化。

川端的演讲是他代表祖国向世界展示日本文化的机会，也是他自战败后接任日本笔会会长，通过恢复与建立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努力让日本回归到国际社会中的一环。1968年，川端成为日本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明治维新百年的历史节点。经济高速发展的1960年代，在安保斗争愈演愈烈的同时，也出现了肯定明治维新、侵略战争和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各种声音。而作为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的日本近现代作家，川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再一次面向全世界输出以“我”为代表的“美丽日本”的文化形象，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结语‍‍‍‍‍‍‍‍

在战时帝国殖民侵略到战后国家文化形象重塑的过程中，川端康成从“日满”亲善的文化使者、战争文学的书写者转身化为战败悲情的宣传者、战后重建期日本传统美的代言人。他的每一次角色转换，都体现了文人作家“配合”与“担当”。战时笔部队活动留下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等一系列出版物，佐证了川端追随日本文化殖民政策、参与伪满洲国文学建设的事实。战败后作为日本笔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代表受害者建立了国民间的悲情共同体，通过书写“原爆文学”，以“反核”的名义伸张正义、维护和平、博取世界的同情；同时又通过创作充满古典传统意象的文学作品构筑了“美丽日本”的文化形象，重建了战后日本国民的道德标准。

尽管川端在各个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他的文学创作中潜藏着执拗的“日本精神”与文化记忆的传承。长篇小说《东海道》借用国语教师讲述皇国日本的历史来歌颂“大和魂”；战后随笔《哀愁》与小说《生命之树》等作品则将古典文学中的“物哀”编织入战败与原爆的国民情感中，美化加害他人的历史以形塑当下的记忆；小说《古都》将平安朝的文化遗产描绘成京都四季的风景，通过与画家东山魁夷的跨界合作，共同构筑了战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北山杉”是京都北山地区的传统产业
▲“北山杉”是京都北山地区的传统产业川端康成以“北山杉”产地为舞台，创作了小说《古都》

图源：『川端康成ーー蒐められた日本の美』（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157），

摄影：山本建三，第35頁

东山魁夷作《北山初雪》（1968）
▲《东山魁夷作北山初雪（1968）》

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在川端康成的建议下创作了《京洛四季》系列，《北山初雪》是其中一幅，此画作被川端选为单行本《古都》的卷首插画。

图源：川端康成、东山魁夷等《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2017，第181页。

1937年，川端首次将散见于各杂志的短文大幅修改并集结成册，命名为《雪国》出版，该书获得了第三届“文艺恳话会奖”。文艺恳话会由内务省警保局局长松本学牵头成立，是为配合国家层面的思想言论管制，以保护与发展日本文化为目的建立的日本文艺院的前身，也是弘扬“日本精神”的文化联盟隶属的分支机构之一。作为该会会员，川端称赞日本文艺学提倡者冈崎义惠，肯定他通过对西洋文艺学与美学的鉴赏与对照贯通了蕴藏在日本古典艺术中的民族特性；川端本人也参与了相应的实践工作，负责编辑1936年第5期会刊特辑《日本古典文艺与现代文艺》（『日本古典文芸と現代文芸』）。

为应对以内务省警保局为主的思想管控以及对文艺作品实施的审查制度，川端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在反复修改《雪国》文稿的过程中增加隐喻、省略等修辞手法，进而形成了带有余白特色的文体形式。这样一来，原本为避免被处置成伏字而形成的文本，反而变成了一种“艺术的抵抗”，这也是多数研究者认为川端没有协力战争的原因之一。但是，五味渕典嗣近来指出，寒冷的“雪国”装置，冰封了“神话”的时空，刻意压抑和拒绝了“历史”的客观存在。前文提及的川端“满洲”文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导致《雪国》缺失了同时代的互文语境；而《雪国》中的“东北地区”恰恰是川端访问伪满洲国经历的“虚像”，却被描绘自然风景的写生文字倒置了“真实”空间。

战后的川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冷战意识形态下，就如战时的自己利用他人的文本一样，默许美国翻译家改造自己的创作，以迎合西方对东方的审美需求。他运用自己以及自己在文本中塑造的柔弱悲情且具有日本色彩的艺者形象，成为美国在亚洲输出冷战思维的活字招牌。川端承载了被西方所赋予的角色，同时也化身为“作为反讽的日本”，美化和诗化自身的历史事实，试图漂白军国主义加害者的过去；并以古典与传统为宣传策略，打造“美丽日本”的战后文化国家新形象。从太平洋战争前夕的伪满洲之行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美国之行，川端康成的文学——文化活动显示了从日美对决的战争态势走向战后日美同盟的历史缩影，这也是国际关系变化在文化上的映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川端（文学）代表日本传统美成为了不言自明的话语认知，也影响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川端文学的接受路径。然而，作为日美同盟关系下输出的冷战文化产物，川端文学这一“装置”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查与辨析。

为保持文献原貌，文中所涉及的原始出版物的书名、刊名及文献引文中提及的“满洲”、“满洲国”等内容均未加引号，并不表示作者与本刊的政治态度，特此声明。

注释

  1. 1关于获奖演说题目的中文翻译有两种：川端康成《日本的美与我——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辞》，收入高慧勤主编 《川端康成十卷集》（第十卷《文学自传·哀愁》），高慧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收入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叶渭渠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230页。后文引用的演讲辞内容，均为作者自译。
  2. 2详见長谷川泉「川端文学とノーベル賞——盈虚の美学の微茫な接点」，收入『川端康成論考』（増補三訂版），東京：明治書院，1984年，第39頁。
  3. 3羽鳥徹哉「川端文学の世界——美についての十章」，载羽鳥徹哉監修『川端康成——蒐められた日本の美』（別冊太陽 日本のこころ157），東京：平凡社，2009年，第7頁。
  4. 4《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各大报纸在1968年12月16日同时全文刊载川端在瑞典发表的获奖演说，1969年3月在日文基础上后附爱德华・赛登施蒂克的英译文，由讲谈社出版。
  5. 5例如仁平政人将川端文学放置在世界同时进行中的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互交错的双重语境下，通过对1920-60年代各时期的文本分析，抽出贯穿始终的审美现代性主题（详见仁平政人『川端康成の方法——二〇世紀モダニズムと「日本」言説の構成』，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11年）
  6. 62014年9月16日—10月31日，巴黎的日本文化会馆举办了一场题为“川端康成与‘日本的美’”（川端康成と「日本の美」）的展览。从2002年开始，以川端收集的美术品为主的展览会定期在日本各地巡回展出，并在结集出版（详见川端康成 东山魁夷等《美的交响世界：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2017年，第231頁；川端康成 安田靫彦等《诧寂之美与物哀之美：川端康成与安田靫彦》，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2018年，第368頁）。
  7. 7对川端艺术性的评价，详见十重田裕一「つくられる「日本」の作家の肖像——高度経済成長期の川端康成」，载『文学』2004年第6号，第53-59頁。叶渭渠《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5-222页；谭晶华《川端康成文学的艺术性・社会性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60-79页；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0页；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收入《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123页。
  8. 8柄谷行人「討議 昭和批評の諸問題 一九二五——一九三五」，收入柄谷行人編『近代日本の批評Ⅰ 昭和編上』，東京：講談社文芸文庫，1997年，第117頁。
  9. 9详见柄谷行人《岩波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86页。
  10. 10“对-形象化”是指通过与他者的对照发现主体的（非）同一性，即日本在与西洋的“对-形象化”中呈现出的自我形象（详见酒井直树『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 翻訳と主体』，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52−54頁）。
  11. 11关于《雪国》文本中“镜像”结构的阐释研究很多，例如川崎寿彦「夢か現か幻か——『雪国』と鏡像の美学」，收入長谷川泉等編『「雪国」の分析研究』，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5年，第11−26頁。
  12. 12小谷野敦『川端康成伝——双面の人』，東京：中央公論社，2013年，第454-455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川」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 13川端康成「独影自命」，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3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269頁。
  14. 14详见長谷川泉「「生命の樹」と戦争」，载『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1年第4号，第148頁；羽鳥徹哉「川端康成と戦争」，载『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1年第4号，第157頁；林武志「川端康成における「戦争」」，载『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1年第4号，第158頁；山中正樹「「十五年戦争」と作家「川端康成」（覚書）——昭和10年代の「作品」を中心に」，载『桜花学園大学人文学部研究紀要』2004年第7号，第7页；山中正樹「『満洲国』の川端康成」，载『日本語日本文学』2019年第29号，第13-15页。
  15. 15详见王新新《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时期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载《东疆学刊》，2011年第1期，第44页；李圣杰《川端康成的文学与战争经历》，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8页；张杭萍《战争半未亡人的精神之恋：川端康成的文学抵抗与妥协》，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66页。
  16. 16关于川端康成伪满洲国访问的事实考察，详见奥出健「川端康成——戦時下満洲の旅をめぐって」，载『國學院雑誌』2004年第11号，第252-257頁；李圣杰「川端康成における戦争体験について——「敗戦のころ」を手がかりに」，载『ソシオサイエンス』2011年第17号，第96-102頁；刘妍《川端康成的“满洲”之旅和战争体验》，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64-66页；小谷野敦・深澤晴美『川端康成詳細年譜』，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第268-277頁。
  17. 17参与座谈会的人员有吉野治夫、木崎龙、北村谦次郎、檀一雄、楳本捨三、丸山海介、筒井俊一、大内隆雄、奥一、北小路巧光、逸见猶吉、长谷川濬、绿川贡、宫川靖、山崎末次郎、坂井艳司、北尾陽三、藤川研一、中山义夫、池边青季、今井一郎、岛田清、神户悌、今村荣治、望月百合子、古丁、小松、疑迟、外文、吴即、爵青、吴瑛、山丁等（详见山田清三郎「川端康成と満洲文学」，收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嵐の時代』，東京：理論社，1957年，第37-41頁）。
  18. 18中俄两国在1896年《中俄密约》和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中协定，由沙俄修建一条贯通西伯利亚并延伸到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线，宽城子是该铁路线上的一站。日俄战争后，根据两国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把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路权转让给日本。（详见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1896-1917]：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第193-194页。
  19. 19《春联》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期间（1941年1月21日—5月24日），川端恰好应邀作为“观战员”参加该社举办的围棋比赛。小说连载期间，该报对川端的观战情况也进行了连续报道。因此，可以推测访问中的川端关注并阅读了该报上连载的部分作品内容。
  20. 20作者在“作为理念的满洲浪漫”一节中阐释“满洲浪漫”并非继承“日本浪漫”，而是在关照满洲风土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探求表现大陆日本人的“建国精神”。详见北村謙次郎「探求と観照」，载『満洲浪曼』1940年第5緝，第71-73頁。
  21. 21详见川端康成「序」，收入北村謙次郎『春聯』，東京：新潮社，1942年，第3頁。
  22. 22川端在此处使用的“日本浪漫派”，其内涵有别于同时期的“日本浪曼派”与“满洲浪曼派”。笔者认为需结合日本的浪漫主义谱系进行进一步考证，再次暂不作展开。
  23. 23川端康成「序」，收入北村謙次郎『春聯』，第1頁。
  24. 24详见王升远《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 ——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0-11页；刘超《“近代的超克”思想谱系中的“满洲浪曼派”》，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28-129页。
  25. 25详见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満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新書，1990年，第125-130頁。
  26. 26详见山田清三郎「川端康成と満洲文学」，第40-41頁。
  27. 27（出席者）川端康成、檀一雄、北村謙次郎、劉爵青、緑川貢、田中総一郎、（本社側）筒井俊一、古長敏明「川端康成を囲んで① 内地への進出“芸文要綱を絞つて」，载『満洲日日新聞』，1941年4月13日第八版。
  28. 28例如第一辑中的山丁短篇小说集《山风》获得1940年第五届“文艺盛京奖”；石军长篇小说《沃土》获得1943年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奖二等奖”；吴瑛短篇小说集《两极》获得1939年第一届“文选奖”（民间文艺奖）；吉野治夫《手記》「手記」获得1939年第三届“G氏文学奖”；高木恭造诗集《乌鸦的后代》『鴉の裔』获得1939年第一届“满洲文话会奖”。第二辑中的爵青中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获得1942年第七届“文艺盛京奖”；小松长篇小说《北归》获得1941年第六届“文艺盛京奖”；中村秀男戏曲《鵯越分队》「鵯越部隊」获得1943年第一届“艺文社文学奖”等等。
  29. 29川端康成「選者のことば」，载『満洲国各民族創作選集』（１），編纂代表者川端康成，東京：創元社，1942年，第5頁。
  30. 30“日本精神”是指1930年代在文学文化领域展开的反思日本“近代化”（“西洋化”）意识形态、强调日本古典传统热潮中生成的核心概念之一，贯穿在从“文艺复兴”（「文芸復興」）到“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的思想谱系中。详见河田和子『戦時下の文学と「日本的なもの」——横光利一と保田與重郎』，福岡：花書院，2009年，第5−18頁。
  31. 31详见单援朝《〈艺文指导纲要〉出笼前后》，载《漂洋过海的日本文学——伪满殖民地文学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7-160页；安志那『帝国の文学とイデオロギー——滿洲移民の國策文學』，神奈川：世織書房，2016年，第213-217頁。
  32. 32宣传处处长武藤富男在《艺文指导纲要》第一条中阐述了伪满洲国文艺的内涵“我国的文艺建设以建国精神为基础，体现的是八纮一宇精神之美。它以移植到本国的日本文艺为经，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玮。取世界文艺之精华，编织出浑然独特的文艺。”（武藤富男「滿洲國の文化政策——藝文指導要綱について」），载『讀書人』1942年第9号，第1頁。
  33. 33川端康成「序」，收入川端康成等编『満洲国各民族創作選集』（２），東京：創元社，1944年，第4頁。
  34. 34日本文学报告会成立于1942年，是由多个文艺团体组建而成的战时文化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吹侵略战争的“国策”。详见张泉《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第216页。
  35. 35详见石塚喜久三「纏足の頃」，载『蒙疆文学』1943年第1号，第4-26頁。
  36. 36详见川端康成「第十七回 昭和十八年上半期」，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4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311-312頁。
  37. 37详见川端康成「新京から北京へ」，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27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300-301頁。「川端康成を囲んで（完）文学十年説“児童の綴方に感心”」、載「満洲日日新聞』1941年4月18日第八版。
  38. 38详见川端康成「続美し旅」，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20巻），東京：新潮社，1981年，第697頁。
  39. 39详见三浦卓「『少女の友』のコミュニティーと川端康成「美しい旅」——〈障害者〉から〈満洲〉へ」，载『日本近代文学』2009年第80号，第75頁；魏晨「川端康成と綴方——戦時下の帝国主義とつながる回路」，载『Juncture』2014年第5号，第113頁。
  40. 40川端康成「「東海道」作者の言葉」，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3巻），第130頁。
  41. 41川端康成「「東海道」作者の言葉」，第130頁。
  42. 42对日本古典文学中“东海道”的记述，详见富士昭雄「東海道の旅と文学」，收入高田衛、原道生编『東海道名所記／東海道分間絵図』，富士昭雄校訂，東京：国書刊行会，2002年，第388−401頁。
  43. 43川端康成『東海道』，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23巻），東京：新潮社，1981年，第378頁。
  44. 44例如，文中植田向女儿讲述道：“大和魂、大和心这样的语言在平安时代就有了，这是女性站在民族自觉意识之上书写的，是日本人的骄傲。”（川端康成『東海道』，第378頁）。
  45. 45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秀子・麻紗子往復書信一四〇》，收入『川端康成全集』（補巻二），東京：新潮社，1984年，第507頁。
  46. 46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秀子・麻紗子往復書信一四四》，收入『川端康成全集』（補巻二），第510頁。
  47. 47川端在序言中向日本读者介绍“这是满洲国少男少女写作的生活记录。满洲帝国协和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在去年开始征集国内各民族青少年的生活记录。这本书让这样优良的作品得以在日本出版。协和青少年团的这个企划将逐年延续，此书的出版也随之卷逐卷刊行。此书的第一卷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的秋天，也就是临近大东亚战争开战一周年之际出版，我们也见证了新的历史。……去年秋，我在新京见到大村次信氏，与他斡旋筹划此书在日本的出版事宜，这让我感到幸福，同时担此重任也是我的光荣。”（川端康成「序」，收入満洲国協和青少年団中央統監部編『満洲国の私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1942年，第1-3頁）。
  48. 48川端康成「満洲国の文学」，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2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617頁。
  49. 49例如，川端对《选集》第一辑中横田文子的第三届芥川奖候补作 《白日书（「白日の書）评论道“作为有趣的作家，期待她此后的发展”；对牛岛春子的第十二届芥川奖候补作《姓祝的男人》（「祝という男」）评论道“满人拥有不可思议的性格，作为女性作家她很坚韧，但有些许粗糙，还不能被充分信赖”（川端康成「芥川賞のすべて·のようなもの受賞作·候補作の一覽」，http: //prizeworld.com [2022-04-12]）;对野村隆的第十四届芥川奖候补作《狗宝)（「狗宝」），川端的评语是“有意思的短篇，可窺见‘满人’农民的面貌，未来可期。”（川端康成「第十四回昭和十六年下半期」，收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4卷），第309頁。
  50. 50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鹿屋—菲律宾—马来半岛—新加坡航线，即日英海军作战航线的重要性凸显，1942年在原有“军都鹿屋”的基础上，扩建了指宿航空基地。详见『魂のさけび鹿屋航空基地新資料館十周年記念誌』，鹿児島：鹿屋航空基地史料館連絡協議会，2003年，第122-129頁。
  51. 51‍详见みたけきみこ「川端康成は鹿屋で何を見たのか？」，载『川端文学への視界』2020年第35号，第21-22頁。
  52. 52‍详见長谷川泉「「生命の樹」と戦争」，第148頁。
  53. 53有关从战争幸存者视角对《生命之树》的分析，详见张杭萍《战争半未亡人的精神之恋：川端康成的文学抵抗与妥协》，第77-80页。
  54. 54川端康成「生命の樹」，收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7卷），東京：新潮社，1981年，第363頁。
  55. 55详见『日本ペンクラブ三十年史』，日本ペンクラブ編，東京：日本ペンクラブ，1967年，第69-70頁。
  56. 56详见稲賀繁美「ブエノス・アイレスの雪舟——島村藤村の国際ペン・クラブ参加」，收入『絵画の臨界：近代東アジア美術史の桎梏と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424頁。
  57. 57详见川端康成「ベニスにおける国際ペン・クラブ第二十一回大会に寄す」，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4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9-12頁。
  58. 58约翰・理查德・赫西（John Richard Hersey，1914—1993），美国著名随军记者和专栏作家。1944年发表报告文学《阿达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并因此获得1945年普利策奖。
  59. 59See John Richard Hersey, “Hiroshima” , in The New Yorker, 22.29（ 1946），pp.15-68.
  60. 60详见川端康成「武器は戦争を招く」，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4卷），第13-14頁。
  61. 61详见「ヒロシマを忘れるな——日本ペンクラブ『広島の会』によせて」，载『世界』1950年7月号，第60-72頁。
  62. 62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秀子・麻紗子往復書信一六六》，收入『川端康成全集』（補巻二），第524頁。
  63. 63详见川端香男里「覚書」，收入『天授の子』，東京：新潮社，1975年，第283頁。
  64. 64川端康成「天授の子」，收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23巻），第569頁。
  65. 65川端康成「天授の子」，第564頁。
  66. 66如196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美丽与哀愁》『美しさと哀しみと』等。
  67. 67详见仁平政人『川端康成の方法——二〇世紀モダニズムと「日本」言説の構成』，第158頁。
  68. 68川端康成「哀愁」，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27巻），第393頁。
  69. 69详见王向远《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载《江淮论坛》2012年第5期，第10页。
  70. 70详见白玉平，张杨《美国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战政策（1951—1961）》，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第27-32页。
  71. 71关于洛克菲勒财团参与文化冷战等情况，详见河清《“当代艺术”：世纪骗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37页。
  72. 72マイケル・ボーダッシュ「冷戦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主義と非同盟の可能性——『美しい日本の私』再考察」，收入坂井セシル等编『川端康成スタディーズ——21世紀に読み継ぐために』，東京：笠間書院，2016年，第205-208頁。
  73. 73详见大木ひさよ「川端康成とノーベル文学賞：スヴェーデンアカデミー所蔵の選考資料をめぐって」，载『京都語文』2014年第21号，第55-57頁。
  74. 74See AileenGatten，“Edward Seidensticker: A Biography”，in Aileen Gatten and Anthony Hood Chambers，ed.，New Leaves: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Honor of Edward Seidensticker，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3，pp1-4.
  75. 75文化自由联合会是1950年由福特基金会创建的国际反共产主义文化团体。该福特基金会在文化冷战期间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援助成为代言美国意识形态的外延机构（详见翟强《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美国宣传战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58-160页）。
  76. 76详见越智博美「カワバタと「雪国」の発見——日米安保条約の傘の下で」，载『日本表象の地政学：海洋・原爆・冷戦・ポップカルチャー』，遠藤不比人編，2014年，東京：彩流社，第140-143頁。
  77. 77此部分内容，详见《伊豆舞女·水月》，收入高慧勤主编《川端康成十卷本》（第九卷），李德纯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7页。赛登施蒂克解释当时应杂志要求，只能采取选译的方式（详见エドワード・G・サイデンステッカー、安西徹雄『日本文の翻訳』，東京：大修館書店，1983年，第130頁）。
  78. 78详见江口真規「川端康成『伊豆の踊子』と*The Izu Dancer*——アメリカ冷戦期文化政策と翻訳された自然」，载『問題としての「アメリカ」——比較文学・比較文化の視点から』，日本比較文学会東北支部編，京都：晃洋書房，2020年，第8-11頁。
  79. 79详见越智博美「カワバタと「雪国」の発見——日米安保条約の傘の下で」，第147頁。
  80. 80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あて一三」，收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補巻二），第339 頁。
  81. 81详见中村美帆「憲法25条「文化」の由来と意味——文化権との関連性」，载『文化政策研究』2015年第9号，第51頁。 ‍
  82. 82详见牟伦海《盟军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研究》，载《日本研究》2016年第2期，第64页。
  83. 831950年代，一系列基于日本古典文学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知名电影节中获奖，如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获得195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吉村公三郎导演的《源氏物语》获得1951年戛纳电影节摄影奖；沟口健二导演的《西鹤一代女》和《雨月物语》分别获得1952年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奖和1953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衣笠贞之助导演的《地狱门》获得1954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等。
  84. 84详见十重田裕一「〈名作〉はつくられる——川端康成「伊豆の踊子」の一九二〇—七〇年代とマス・メディア」，载『日本文化の連続性と非連続性：1920年—1970年』，E・クロッペンシュタイン，鈴木貞美編，東京：勉誠出版，2005年，第198-199頁。
  85. 85详见西山佑司『日本語名詞句の意味論と語用論：指示的名詞句と非指示的名詞句』，東京：ひつじ書房，2003年，第16頁。
  86. 86長谷川泉「美しい日本の私・美の存在と発見」，载『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0年第3号，第92頁。
  87. 87援引自江藤淳对川端康成演讲辞中关于主体 “我”与客体 “自然”之关系的认识论问题的评论（详见「美しい日本の私」について 」，载「朝日新聞」1968年12月18日夕刊第6版）;参见王新新 《战后川端康成文学活动的政治维度探析》，载《外国文学》2018 年第4期，第39页。
  88. 88《美的存在与发现》一文是川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夏威夷大学发表同名演讲的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成，从1969年5月3日至5月24日分6回连载于《毎日新聞》（1969年5月3日朝刊第12版，5月20日夕刊第2版，5月21日夕刊第4版，5月22-24日夕刊第2版）。此演讲被看作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的续篇，文中“提到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王朝文学、本居宣长的文学论、芭蕉、一茶、虚子的俳句，从文学的传统与日本的心性，展开了川端氏独特的日本美论”。（川端康成「美の存在と発見」[解題]，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28巻），東京：新潮社，1982年，第562-563頁）。
  89. 89继公开进行了《美的存在与发现》的演讲后，川端于同一年再次赴美参加旧金山市移住百年纪念的日本周活动，并发表特别演讲《日本文学的美》，由赛登施蒂克担任翻译。日文原稿由『毎日新聞』（1969年9月17日夕刊第3版）刊载（详见「日本文学の美」[解題]，载『川端康成全集』（第28巻），第565頁）。
  90. 90详见海野福寿「一九三〇年代の文芸統制——松本学と文芸懇話会」，载『駿台史学』1981年第52号，第10-15頁。
  91. 91冈崎义惠（1892-1982），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日本文艺学”的提倡者。著有『日本文芸学』（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美の伝統』（東京：弘文堂書房，1941年）等。
  92. 92详见川端康成「雑言」，收入『川端康成全集』（第32巻），第598-599頁。
  93. 93详见牧義之『伏字の文化史——検閲・文学・出版』，東京：森話社，2014年，第71-103頁。
  94. 94详见セシル・坂井「検閲、自己検閲の連続性——川端康成の作品において」，鈴木登美等編『検閲・メディア・文学——江戸から戦後まで』，東京：新曜社，2012年，第112-117頁。
  95. 95刊物中用空白、○、×等表示不公开的字。
  96. 96三枝康高「川端康成の芸術的抵抗——『雪国』における自然」，收入『川端康成』，東京：有信堂，1968年，第225−239頁。
  97. 97详见五味渕典嗣「凍りつくことば：『雪国』論ノート」，载『大妻国文』2013年第44号，第141頁。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川端康成文学中的战后国家文化形象塑造研究”（JJKH20211324SK）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XQ020）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常思佳，北海道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学，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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