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铃木将久、池上善彦丨日本国民文学论战导读

编者按

2018年春《人间思想》第8辑推出专题“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从日本‘国民文学论战’的思想视野看”，编选、译介了1950年代日本思想界这一起于“国民文学”讨论、实则内含了战后日本面临的诸多时代课题的思想探索的十三篇文章，并由专题主持人之一池上善彦写了长篇导论，讲述由竹内好提出日本要建立“国民文学”而引发1950年代日本“国民文学论战”的整个过程。他认为，该论战是战后日本思想性课题之集大成。专题的另一位主持人铃木将久特意为此次推送撰写了简要导言，介绍了论战面对的时代危机以及论战作为思想遗产的当下意义。至于这些思想遗产之于当下中国的意义，还需要读者诸君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起于我们而言的“如何民族，怎样国家”课题的想象和思考。

向2022年的中国读者介绍“国民文学论战”

铃木将久

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展开的“国民文学论战”，起于竹内好提出日本要建立“国民文学”，这一主张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到很多问题，如反思日本的现代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就文学的领域而言，论战几乎没有产生成果，因此被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把视野稍微扩大一点，就可以发现以“国民”为关节点展开的这场讨论并不限于文学领域，而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或多或少、而于今天仍有意义的影响。

50年代日本对内对外面临诸多时代课题。最重要的无疑是如何反省战争，这个课题引申出了反思日本现代性等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在谋求正确理解民主主义、组织民主生活；而日本周围不断发生战乱，如朝鲜战争、海峡两岸的战事等，这些二战后东亚发生的战乱无不与日本有关；日本思想家还目睹了亚洲各国兴起的新的“民族主义”，力求正面认识和接受亚洲的新的“民族主义”。

正是为了回应这些内在充满很多相关的时代课题，竹内好提出的“国民文学”思考，引发了日本思想界，包括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进步学者有关“国民”的思考。当然，他们追求的“国民”绝不是由既有概念而形成的东西，更不是日本传统的国民意识，应该说，他们为了面对时代的危机，勉力想象更理想的“国民”概念，意在创造新的“国民”形象、建立起新时代的国家形态。新的“国民”决不能是侵略性的，而应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发展，且扎根于日本的民众生活。与此同时，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还组织了不同层次的活动，努力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

50年代的这些思想摸索，固然有时代的限制，很难全面、充分地展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几乎被忘却了。虽然如此，这一系列思想探索和实践活动给日本战后社会奠定了重要基调，不仅为知识思想界留下了宝贵思想遗产，对建立日本社会的基本品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者认真面对时代危机，把从西方学过来的理论思考和日本的现实结合，由此导引出来的思想探索，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很宝贵，对我们面对今天的现实有着多方面的启发。而且我相信能从中受到启发的不仅仅是当代日本人。 ——2022年7月22日，东京

日本国民文学论战导读

池上善彦 作

张婧 译  铃木将久 校

他（白乐晴）使得民族文学成为了有着历史性状况内涵的概念，在状况改变时，它或被否定、或会被更高维度的概念所吸收，使其与将民族规定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与至高价值”的去历史化的“国粹主义式的文学论述”严格区分开来。他将民族文学规定为“危机意识的产物”，“其民族的主体性生存与人性发展所要求的文学”，或“为了民族这一单位所涵括的所有人，或符合多数人性的生命的文学”。由此，他明确指出，民族文学不是既有以作家、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文学，而是通过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民众的参与，得以积极应对今日的历史性课题：对内促成民主主义的发展，对外确立民族主义。

——崔元植《为民族文学概念的确定而作》

国民文学论战的射程——竹内好

●国民文学论战

确立国民文学论之必要性，是日本经历近代化历程以来，数次提出的课题。这里所说的国民文学论提出于战后，因采取了论战的形式，被记载为“国民文学论战”，在文学史中也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整理。这场论战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论战开始，经过两年多得以进一步扩展，参与论战的人也达到了空前的数目。

然而，这一选集所收录的多是来自文学领域之外、既有选集中未曾收录过的文字，选取了历史学（远山茂树、石母田正、上原专禄）、政治学（福田欢一）、国际关系（江口朴郎）等领域的文章。这些文字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学术形态，但整体都以国民文学论作为问题核心而展开。如果仅仅将国民文学论看作文学论述，今天来看这些文字或许会有所不解，因为只有从整体上进行理解，才能看出这一论战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国民文学论战是战后思想性课题之集大成，它的展开与时代课题密切相关。遗憾的是，现在非常难以理解这次论战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具体产生了哪些结果。我们无法很快想到“国民文学论战”激发了哪些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的创作。然而，下文要讨论的是历史学领域与这场论战密切相关的一些进展，这些进展在另外的维度上给此后的讨论方式赋予了一定的方向性。

首先，我将介绍在狭义的意义上，文学领域中的“国民文学论战”，其中也包括所提倡的国民文学是怎样的。幸运的是，《战后文学论争下》（臼井吉见监修，番长书房，1982年）一书收录了论战的代表性文章，就了解论战整体情况而言，是绝佳的资料集。下文，我将沿着高桥春雄言简意赅的说明，对要点进行介绍。

“战后的国民文学论在深层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及其宿命性的性格进行了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应于过去的国民文学论。它面对占领下日本文学的特殊条件而直接受到触发”。这是对国民文学论整体的简单介绍。战后文学运动始于1946年，是年，《近代文学》与《新日本文学》杂志同时创刊，两本刊物发起了政治与文学论战、主体性论战、近代主义论战等，相互对立。《近代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发展中国家”日本的课题为，对战争中被卷入极权主义的经验以及无产阶级文学政治性进行反思，由此出发确立个人主义、近代式的自我。相对于此，成员多为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周边成员的《新日本文学》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近代文学》派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伙。高桥春雄指出《新日本文学》的批判背景是共产党自1947年颁布的“民主民族战线”纲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由于美国的直接干预，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从法西斯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而且美国直接主导了日本新宪法的制定。在美国占领军进入日本后不久，就实行了全社会的言论自由。日本借助于外力完成了艰难的社会转型。

高桥指出，时代的大背景为，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旧金山和约》以单独讲和的形式签订，因而出现了历史性的危机意识，对民族性自觉的关注随之高涨。接着，历史学研究会、日本文学协会一同指出讨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在近代文学遭遇僵局之时，文坛受到《回响学校》（『山びこ学校』）等生活记录的启发，意识到了文坛的狭隘性。竹内好对种种事态进行整理并发表评论，成为了国民文学论战的直接契机。

这一选集所收录的篇目如下：

《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竹内好

《通往新国民文学的道路》（竹内好、伊藤整往返书信）

《关于民族出路的问题》竹内好

《确立同一批判标准》伊藤整

《国民文学》臼井吉见

《国土·国语·国民》山本健吉

《国民文学的问题之所在》竹内好

《关于国民文学》福田恒存

《关于国民文学》野间宏

《国民文学的展望》小田切秀雄

《国民文学论的教训》菊池章一

“国民文学论战”始于竹内好与伊藤整的往返书信（《通往新国民文学的道路》）。高桥春雄在导言中指出，虽然文坛的外部曾提出过国民文学与民族文学，但这是头一次选择文坛的核心人物、近代主义者伊藤整，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伊藤整生于1905年，是英国文学学者，也是小说家，他翻译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与D.H.劳伦斯（D.H. Lawrence）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尤其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由于其中的性描写，该书被禁止发行，当时正围绕此事进行审判，而且正在《日本文坛史》上连载。由此可见，伊藤整既是文坛的核心人物，又是近代主义者。

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出生于北海道小樽市，昭和初期受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倡导“新心理主义”，并翻译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其著作《得能五郎的生活与意见》《鸣海仙吉》《泛滥》等，均属于注重自身体验的“私小说”。评论有《日本文坛史》《小说的认识》《近代日本的文学史》等。1990年小樽市为纪念伊藤整创设了“伊藤整文学赏”。

竹内好最初提出的是，现代文学的课题聚焦于近代主义（个人主义）与反近代主义（民族、国民的文学）的立场之争，为了克服这一点，提倡国民文学对于叩问文坛的存在方式本身具有意义。他向伊藤整询问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否有效。伊藤整对此回答道，他没有将两者看作对立的产物，认为为了同时评价、批评两者，有必要确立批判标准。自此，多人参与到论战之中，论战规模进一步扩大。臼井吉见、山本健吉虽然基本上同意竹内好的意见，但担心国民文学论会向文学家施加政治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压力。共产党员野间宏基本同意竹内好的意见，但反驳道，这一任务已在日本共产党纲领中得到了实现。福田恒存全面批评竹内好，指出这种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加。小田切秀雄的论文以国民文学为轴心构想明治以来的文学史。竹内好虽然最初提出了国民文学，之后也有过数次发言，但基本一直都在整理论战。《国民文学的问题之所在》一文亦是如此。

高桥春雄在导言中写道，就结果而言，“无法否认，这一大规模论战在文坛遭受冷遇，未能回应文学的相应要求”。然而，评价这次论战呈现的“以批判近代主义或重新评价民族主义等目标为首的几重意义，不仅仅要将其看作‘战后’所进行的修正，而且要放在日本近代文学得以克服其根本性矛盾的维度上进行评价”，“它虽然在更广的范围中呈现了日本近代出现的社会性、思想性规范论的文学式反应，然而作为文学内部的方法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问题今后将仍然持续”。接着，他在最后引用了小田切秀雄在十年后写下的文章（《国民文学论战十年后——所实现的与所遗留的》），概括了国民文学论战的主要内容：

当时的民族性危机状况提出的课题包括：使得自明治以来一直孤立于民众的日本文学在根本上打开与民众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相对于明治，尤其是大正以来文学中的观念移植的制约，即相对于近代主义的性格，使得隐藏在民众内部的民族性要素和冲动与其对峙；提出打开近代性自我与民众的关系的方法。国民文学论必须超越今天倒置的“大众化”，走入新的状况的根源。

以上是文学领域中“国民文学论战”的大致情况。高桥春雄提出结论，这一论战在文学中并没有充分展开，在文坛遭到冷遇，然而他评价道，论战提出的问题作为更为广泛的思想议题，相当具有意义。反过来说，从更为广阔的范围追问这一主题，应该可以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首先，我想通过阅读竹内好在论战即将展开之前写下的《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尽可能具体地理解他提出国民文学的原本意图。实际上，竹内好的文章虽然采取了挑战性的姿态，却体现了他的深刻思考，尽管它不是直接的论战文章，但给国民文学论战整体赋予了方向。

●竹内好

1951年，日本文学协会召开了主题为“文学中的民族问题”的大会，《文学》杂志9月号刊载了《日本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专辑。其中，刊载了竹内好的文章。同时刊载的还有丸山静的文章《通往民族文学的道路》。如其标题所呈现的，大会主题是从民族的视角批评近代主义。竹内好的判断是，近代主义是贯穿了日本近代的主流思想，尤其战后的五年，更是近代主义极其繁盛之时。他将近代主义定义为“未曾包含民族要素或排除民族要素的思考路径”。这里所设定的近代主义，首先是前文曾提及的《近代文学》的言论。这一群体主张，由于日本是后发展国家，首先需要确立个体性的自我乃至个人主义，绝对不能允许文学受到政治的压迫。《近代文学》派的荒正人甚至断言自己就是小市民。而且，如文章所言，当时出版的多数文学论述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文学作为规范的。面对这一情况，1947年，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提出“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日本文学》开始对《近代文学》的言论展开了激烈批判。重要的是，竹内好还批评道，《新日本文学》提出的批判仍是近代主义。竹内好的批评在于，他们虽然的确依照民主民族战线的方针，言说着民族的独立，然而，这只是在追随来自上层的方针，绝不是来自下层、扎根于民众的主张。竹内好批判阶级一元论，提出包含阶级在内的民族问题的要求。可见在竹内好的眼里，无论是主张个人主义，还是主张阶级一元论，都属于未与民族——也就是与民众——产生联结的近代主义。

那么，这里所说的民族也就意味着是扎根于民众、汲取底层的要求并加以呈现。在他1948年写下的文章《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下面引文摘自刊载于《新文学》第七辑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翻译）。这里，竹内好谈及《近代文学》派与《新日本文学》派双方的主张，在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了文学与政治。“文学者并不是以手艺人，而是以自由的普通人的感觉来考虑问题”。“政治是文学发挥自己的场域。如果文学以社会性开放的形式存在，场所问题就不会与价值问题混为一谈，并渗透到文学内部去了”。“文学以社会性开放的形式存在”意味着什么？他接着说道：

茅盾的“民主与独立”的主张是他的文学性言论，同时也是高度集中表达这种国民意志的话语。之所以可以这样表达，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就是说文学的国民文学性（规模虽然还小，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它表达了全体中国人的意见。而且正因为此，它是文学性的。这不是说，民众每一人都在喊着“民主与独立”这一口号，而是恰恰相反。民众的要求是切合日常生活的个别的东西。他们可能连“民主”这个词也不懂。但是这种日常的要求日积月累，并被政治性的要求所组织起来的时候，那么赋予其文学性的表现便是文学者的责任，而文学者认识到了这一责任。所以这个口号是从底层发出的，正因为如此，是有血肉的强有力的话语。不是被外面强制下来的话语，而是自发的话语，是不会被强权抹杀的话语，也即文学的话语。而且，从语言来讲，这种话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话语从符咒性的使用中被解放了出来。在中国文学上，话语不是实体的，而是功能性的。[……]与中国的文学者相比，日本的文学者对政治非常敏感，同时也非常迟钝。这是因为他们不是现代市民，而且也与社会结构有关。所以，文学的特征大体上也是全体文化的特征。比如，中野（重治）论战态度中的私小说性，和在学问领域中的与资本主义论战很相似。把每个问题作为孤立的问题来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却没有渗透到一般的社会中去。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性，没有与民众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这篇随笔最早谈及了国民文学论。文章主要说明了两点：一，文学应该与民众联结在一起，表现民众的要求，那是文学者的责任；另一点是，在日本，话语往往被实体性地使用，而不是功能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场所的问题会与价值的问题混在一起。更直接地说，竹内好批评的是，日本社会因阶层、分工被分离开来，如文学者、学者、民众等，社会没有形成共识。正因为如此，竹内好在“国民文学论战”伊始，不得不选择伊藤整作为对手，主张完全解体文坛。根据《大辞林》的解释，文坛是指“进行文字创作的人们形成的社团；作家、批评家等集团；文学界”，指的是以文字为业的职能团队。大概这里可以理解为何竹内好高调强调“民族”或“国民”，却首先执意解体“文坛”这一矮小的存在。竹内好认为，话语因职业划分而形成区隔、不再渗入社会的状况正是贯穿着日本近代的结构。只有打破这一结构，重建因职业分工而割裂的社会相互之间的交流，将话语从咒语性中解放出来，才是为了在恢复文学性的同时恢复政治性的、并非观念化的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必须提出这一工作的第一步。将话语从咒语性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关注不为话语所蛊惑的作为实体的民众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实体与功能的分离在竹内好的思想分析中一以贯之（关于竹内好的思想在实体与功能的分离，请参考孙歌《竹内好的悖论》）。话语一定是功能性的。民族的定义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现实民众的动向与要求。

在写下《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前不久，竹内好写下了《亡国之歌》一文。在文中，他谈到文学者的任务在于重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国民道德。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谈到了《回响学校》。在临写下这篇文章时，他提到了同样积极参与到国民文学论战之中的评论家臼井吉见写下的《“回响学校”的问题》（《展望》，1951年5月）。他指出，与文中涉及到的日本国民生活中广阔的生活意识相比，文学非常狭隘，完全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回响学校》一书是山形县的中学教师无着成恭指导中学生写出的作文集。这类文集被称为生活记录，实际上是颇有历史的“生活记录运动”的一环，也被称为“生活作文运动”，始于1910年代。运动的目标在于让孩子们作为生活的亲历者以自己的语言具体表现自己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思考到的，并对他们进行指导。这种方法在“国民文学论战”的最初阶段受到瞩目，成为了论战的开端。据远山茂树所谈，战后不久，日本自美国引入美式教育思想，但民主化道路仍是从属性的，为了形成民族独立的基础，以生活体验为基础的“生活作文运动”作为传统方法受到了众多老师的瞩目，从而引入了教学之中。

竹内好引入民族问题，其直接的影响源自1951年，太平洋学会（IP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对于亚洲民族主义的讨论。太平洋学会设立于1925年，是国际性的学术团体。赫伯特·诺曼（Egerton Herbert Norman）、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人皆隶属于此。这一团体于1950年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风潮中受到批判。1950年，在印度的拉克瑙召开的大会中（竹内好在文中写为1951年，应为1950年之误），麦克马洪·鲍尔（MacMahon Ball）做了题为《亚洲民族主义》的报告，其中谈到：1）民族独立的要求；2）民众的社会性、经济性反抗；3）亚洲的命运应该由亚洲人来决定（远山茂树《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印度的尼赫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可参考江口朴郎的文章《民族主义的新意义》），丸山真男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其后，这篇论文刊于《中央公论》（1951年1月号）。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出现的日本“失去处女性的”民族主义这一表述便出现在丸山这篇论文中。此前，竹内好在《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中详细讨论了丸山的论文。此处谨引用远山茂树的概括，介绍丸山的论点。“日本是亚洲唯一失去了民族主义‘处女性’的国度，走完了兴起→ 成熟→ 没落的环节，在这个层面上，与尚处于兴起阶段的亚洲诸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此外，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类型有别于欧洲的古典民族主义，相当独特。日本的民族主义针对外部欧洲势力的挤压进行反应,一直处于前期的状态，在形态上则一直附着于帝国主义，没有体现出与社会革命的内在结合，反而直接压抑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或导致了社会革命能量的转换。与这些论点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战后一直潜在分散着民族主义意识。社会底层所暗涌的传统民族主义究竟是否会再次出现在政治的表层，受到旧的帝国主义式象征的动员呢？关于这一点，他做出了预测：无论‘天皇’、‘君之代’、‘日之丸’等象征会恢复到怎样的程度，其中所动员的民族主义本身并不会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会与上层的政治力量——恐怕是国际性的政治力量——结合，成为为后者特定的政治目的所用的工具。”（引自《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丸山论文的论点是，虽然同处亚洲，但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亚洲其它部分的民族主义正好相反。

从上文可以明白，对于民族问题的关注首先始于亚洲的民族主义冲击以及对这一冲击的关注，日本的民族主义无法简单等同于亚洲的民族主义。竹内好甚至说，日本几乎不可能恢复民族主义。对军国主义的反省，则是战后近代主义之所以走向繁荣的关键原因。竹内好举出战前日本民族主义的典型“日本浪漫派”并强调有必要对其进行内在的批判，就是为了超越这重困难。“日本浪漫派”指的是1930年代后半期，以保田与重郎为中心，以《日本浪漫派》为名的刊物所集结的作家们。如竹内好所言，他们支持的是近代主义的反命题：批判近代，并提倡回归与赞美日本的传统。从战后来看，是战前文学中排他性民族主义的象征性存在。竹内好说，没有人提及“日本浪漫派”，他本人在其后写下《近代的超克》（1959年），从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桥川文三在论战发生不久之时开始连载《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该书在1960年出版，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日本浪漫派”的论述，回应了竹内好的提议。

针对战前体制的反思，多数讨论都会踌躇于直接使用“民族”、“国民”等语汇。竹内好也说过，“右翼意识形态下的民族主义鼓噪，在过去曾使日本有过痛苦的经验。正因为痛苦如此巨大，很多人对于战后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下的民族主义呼声也表现出一种不可轻易为之所动、决不可为之所动的态度。以战败为起点，民族主义即邪恶的观点开始占据主流。人们把摆脱民族主义（或曰民族意识）当做解救之途径。”后文将详细论述，积极在历史学中提出民族问题的远山茂树也“对‘民族’、‘爱国心’等语汇有着出于本能的厌恶，这是他（远山）这一代人的现实感觉，很难看到在现实政治当中国民大众的民族理想与民主和和平结合的可能性。这样的现实感觉与希望给民主民族战线赋予理论基础的问题意识之间有着极大距离，而现实情况却是，学人并没有自觉到这一距离的存在，亦没有在学术上进行处理。”（《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此外，国民文学论战正酣之时，时而出现这样的批评：“国民文学这一语汇唤起我们战争中的记忆，我想竹内开始说的时候也是有所踌躇的，难道没有新一些的、更高明一些的语汇吗？”（平野谦语）；中野重治批评道，这一提案是“民主式的排外主义”。对此，竹内好回应道，“回避与民族主义进行对决的心理，源于对战争责任自我认识的不足”。关键在于战争责任。

竹内好在1948年写下了名文《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在文中，他指出日本近代思想的特征是双重的失败。也就是说，日本面对西洋的侵略没有进行抵抗，而是接受了侵略，败于西洋。接着，又完全忘却了这次失败。竹内好认为，对于失败的忘却构成了双重的失败，这意味着日本陷入了完全的奴隶状态。

丸山静于同一时期写下了《通往民族文学的道路》一文，与竹内好有着同样的问题意识。题目使用了“民族文学”这一语汇，整个论战过程中几乎没有文章使用过这个词，基本使用的都是“国民文学”。日本自战前起往往使用的是“国民文学”一词，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丸山静说明道，“（自然主义文学）被自上而下的力量裹挟而丧失了自我，并且完全意识不到这种丧失，在此意义上，可谓是双重的失败”（《通往民族文学的道路》），为了回应日本的近代结构与殖民问题，他引用了《日本的士兵与农民》（赫伯特·诺曼著）一书中诺曼的说法。“被征兵部队召集的、作为不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变成了在无意识中给他国人民戴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赫伯特·诺曼是1909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外交官，也是日本史学者，他与日本占领政策息息相关，参与了宪法草案的起草，与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中野好夫等知识分子有过深入交流，对1950年代的思想状况影响颇深。他本身因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而受到追究，在赴任地埃及开罗自杀。我们都知道竹内好的很多思想源自对于鲁迅的学习，不可忘记的是，赫伯特·诺曼在战后这一时期给予他的思想影响则是决定性的。

赫伯特·诺曼，历史学家、加拿大外交官。诺曼1909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东方学博士学位，以日本史研究著称。诺曼曾任职于加拿大驻日大使馆，并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以加拿大代表身份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工作。随后诺曼出任加大拿驻埃及大使，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罗期间，诺曼再次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随后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丸山静为了克服这一结构，再次讨论了现实主义。这是他所说的构成民族文学核心的部分。

不过，尽管我国的现代文学就是如此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中迷失自我，从而偏离了日本自身的历史现实，并以这样的形式勉强形成了文学的主流，但是在我国始终存在着一群与这样的时代主流进行抗争、坚守自己位置的人们。如果自己是半奴隶，那么就坚守这种半奴隶之生存方式的他们，反而能够尽早将自己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的、人性的觉醒联系起来。恰恰是在这些人之中，现代现实主义的追求始终在萌芽和发展。对此，我们不仅不能忽略，毋宁说今天应该将其作为我们的遗产进行正确的评价和继承。（《通往民族文学的道路》）

然而，给论战带入民族的要素，并使其发展为大规模论战的关键因素并不仅仅在于竹内好完备的准备。这场论战正是时代的要求，面对这种要求，论战不得不以这样的形态进行回应。这种要求就是来自现实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历史学的展开

●石母田正

历史学家。生于北海道。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先后在富山房、日本出版协会、朝日新闻社等工作，1948年成为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从战争时期的1944年开始执笔的《中世纪世界的形成》，以一个庄园的史实为主轴，叙述了新兴当地领主、民众反抗古代专制统治的曲折历程，1946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战后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6年发表《古代末期政治史导言》，1971年发表《日本的古代国家》，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研究日本古代、中世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与创立了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日本文化人会议，活跃于科学运动。法政大学名誉教授。著有《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平家物语》《日本古代国家论》等。

石母田正题为《序 历史与民族的发现——致上原专禄先生》的文章是为1952年出版的《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历史学的课题与方法》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他首先在文章开头引用了上原专禄的文字：“战后日本人毫无亚洲文化的危机意识，也缺乏人性危机的意识，甚至连作为自主存在的民族危机意识都非常淡漠。不能不说这令人感到羞愧和悲哀。”这里所说的民族危机或亚洲文化的危机具体指什么呢？然而，石母田正接下来推进论述时并没有谈到具体的国际局势危机或民族危机。他在谈到具体的问题之前，提出将危机转化为主体的问题：“危机的另一面或曰其本质，反而隐藏在身处这些事态的日本人的心灵之中。[……]我认为先生的主旨是，要把危机问题从局势分析转换到日本人的心灵动态、转换到主体的问题上。”在1952年这本书出版之时阅读这篇文章，读者基本都会联想到朝鲜战争、旧金山议和问题等具体的事件，或许出于这一判断，所以没有特地写在这里。在平凡社的版本中，藤间生大在导言中指出这里体现出石母田正面对1948年日本共产党推动的“民主民族战线”，身为党员表现出了犹豫。或许确实有这一点。尽管如此，他非但没有具体展开，而是对“那些张嘴就大谈国际局势危机或日本经济的某月危机、仿佛只有他自己置身于危机之外的人”进行了批判。接下来，他的讨论不再涉及国际形势，而是转向了非常日常化的、邻里夫妇的闲谈。话题关乎于自然与生活之苦。在谈到百姓想办法筹钱时，他衔接到了朝鲜的民间故事。在谈及工会、杀伤事件和老百姓生活之后，他总结这种心情：“那些农民自不必说，被时代之风吹刮到弹珠店的人们的生活也是直接和‘民族危机’问题连接在一起的。现代日本的危机之性质，就存在于这个事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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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と民族の発現』

（《历史与民族的发现》）

石母田正，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

对石母田正而言，危机是他从这种民众生活中观察到的。并不是首先出现了国际形势的危机，探索危机给民众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而是认为危机始于民众的生活。他总结道，在这探索的过程之中自然发现了历史与民族的主题。“历史”、“民族”这些大的主题在民众之中得到了主体性的发现。自不待言，这与国民文学密切相关，不过石母田正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战。接着，他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谈到：

日本人自己和外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但不能忘记了，这是明治时代以来经教育等手段从外部注入的东西，有其组织化的契机。当然，自古以来的民族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形成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在日本人之间广泛地培育了民族意识。但是，如果明治以来的统治者没有利用业已形成的基础，从外部注入民族意识，进行组织化教育的话，这种强烈排外的民族意识是绝不会产生的。排外思想其本身就与大众健全的民族意识不同，传统民族观念在战后大范围崩溃。

石母田正生于1912年，作为历史学家，可以说他代表了战后的历史学。他的专业是日本古代（中世）史，代表作《中世世界的形成》出版于1946年。若只读了《序 历史与民族的发现——致上原专禄先生》，或许会认为尽管石母田正没有参与论战，但仍然受到了国民文学论的影响，其实不然。石母田正既写过使他一跃成名的代表作《中世世界的形成》，也曾在1947年写过《村庄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一文，后收于《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之中。他在文中提出了这一实践性课题：为了抵抗自上而下的国家教科书，教师自己应该编纂各个地方的乡土史，工厂的工人或农民本人应该写自己工厂的历史、农村的历史，历史学的专家则应该提供帮助。很多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回应了这一呼吁，运动发展为由历史学家发起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远山茂树后来总结说：“这一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是，扎根于民众生活与欲求的新的学问的内容与作用，至今为止，我国近代几乎全部学问都输入/移植自欧洲的学问，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这项工作要克服这一弱点。提出民族问题当然必须进行学风改造。”（《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这一提案其实发生在国民文学论战之前。

《击碎坚冰》是石母田正写于1948年的文章。文中开头提到了中野重治的《下雨的品川车站》，这首诗歌发表于1929年，其后，出现了大量针对这首诗的评论。不过据我所知，石母田正的文章似乎是战后最早提及这首诗歌的。不久之后，许南麒写下了歌颂朝鲜民族历史的叙事诗歌《火枪之歌》。石母田正的文章或许是战后第一篇认真涉及朝鲜民族历史的文字，虽然我尚没有细致查证过，只能冒昧揣测。石母田正走近亚洲，绝不是受到太平洋学会大会的启发，也不是受到了国民文学论的启发，而是独自思考的结果。他对国家教科书《国家的步伐》感到愤怒，说道：

我们过去的一切颓废，与朝鲜民族的被压迫有着深切关联。在战时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强烈的日本民族意识，一旦战败，却完全转化为奴隶性格·乞丐性格。显现在这种典型变化之中的特殊的“民族意识”结构，也与明治以后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相互关联。若要克服这种渗透在日本民众心中的颓废遗产，朝鲜的解放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在政治性解放之后，这个问题将作为长期的精神课题留待我们处理。如果了解此间重要意义，那么对于日本近代史的这一黑暗侧面，我们的无知和冷漠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一亚洲认识与竹内好通过与中国比较，讨论日本近代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几乎出现在同一时代。石母田在1950年曾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关于亚洲人》。其中这样写道：“东洋式的人的变革路线（不是在实现近代化的意义上，而是不经过近代化，使前近代的人变革为比市民型的人更为高阶的类型）是一种必然，为了实现这一路线，要展开无可类比的大规模实验：在不断挖掘着埋藏在历史中的矿藏的同时，大胆利用所有的可能性。保障这一路线实现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中 共本身吧。若没有对这一路线实现过程的洞察，亚洲人就会一直是一个秘密吧，现在朝鲜半岛不断发生的令人震惊的现象也只能是‘过去亡灵的呼唤’了吧。”《关于母亲的信——致鲁迅与许南麒》（1951年，收于《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一文将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放在了中央，以诗集《朝鲜冬物语》（其中包括了鲁迅与许南麒的《火枪之歌》）为分析对象，讨论了中国史与朝鲜史，是短篇的杰作。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也是《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的封面图像。

另外，《序言》中提及了杂志《芦苇》，这份杂志在东京、横滨一带的工人群体中广受欢迎。它由撰写了《啊，野麦岭》的山本茂实于1952年创刊，是生活记录运动的扩展。在当时，这份杂志肩负了记录生活、探讨人生的作用，广为读者喜爱，属于“小团体”杂志。根据藤间生大的导读，石母田正在《击破坚冰》中所写的是他学生时代在东京深川白河町朝鲜人聚居地的团体活动的经历。那么，与石母田正无法切断的“小团体运动”是什么呢？

《苇》是人生记录的杂志，被称赞为“为战败不久的日本点亮了一盏灯”。由山本茂实于1952年创刊，共发行99册。

小团体是指少数一部分人聚在一起、以共同的目的展开的活动，或是出于兴趣，或是展开政治活动或文化活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形式都存在于世界的各个地方。说到“小团体运动”这一词汇的来源，它是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针之一。然而，它在战后脱离了早期的联结，在日本各地，市民、工人以戏剧、诗歌、歌唱、绘画等多种形式以工作地点为中心澎湃展开，被命名为“小团体运动”，1950年前后，由于日本发生赤色整肃，“小团体运动”扩展到了各个地方，并席卷了1950年代前半期。小团体种类繁多，总体而言是以工人为中心，工人自己进行属于自己的创作：写诗、刻版画、唱歌，是工人本身发起的文化生产运动。这发生在1950年代上半期。长久以来，这一运动被人们所忘却，近年多有研究涉及，相继出现了《现代思想》临时增刊《战后民众精神史》、《下丸子文化集团及其时代——1950年代小团体文化运动的光芒》（道场亲信著，2016年）、《阅读“小团体的时代”：战后文化运动研究的邀请》（道场亲信著）等出版物。

1950年代，社团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无名小辈们写诗、写小说，用油印印刷，聚在一起聊天。文化产业不发达，人民很穷。社团文化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年轻劳动者中蔓延，全国各地出现了文学社团、歌唱社团、戏剧社团等无数社团。其中最耀眼的当属东京南部（大田区、品川区、港区）的“下丸子文化集团”。在街道工厂和军需工厂云集的下丸子诞生的文化集团解放了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他创作了《诗集下丸子》《石碎手》等诗刊，以诗表达了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以及在朝鲜战争下的反美抵抗，并创作《不能原谅原子弹》等歌曲，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文化集团深受左翼政治的影响，人们有时会受到党的方针的摆布，但也会创造出生动的表现形式，最终实现思想上的自立。

“小团体运动”的一部分发生在国民文学论的据点之一，从《新日本文学》分流出来的《人民文学》。然而在国民文学论战中，这一杂志极少被提及。再往前说，论战的开端《回响学校》或许也是据点之一。然而，石母田正积极地就“小团体运动”进行发言，鼓舞很多人参与其中。《村庄的历史·工厂的历史》就是他的发言之一，此外，他在《大众正在学习》中写到了工人学校，在《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的续篇《续 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中，收录了多篇关于“小团体运动”的发言。

石母田正是在阶级的基础上以民族为基轴，也就是说，通过将旧的殖民社会纳入视野，历史性地发现了从民众的视角理解历史的方法。因而，他的危机意识也是每一位民众的危机意识。他在此基础上（而非相反）讨论了更为宏大的世界史的危机。这一点在1951年的论文《危机中的历史学课题——回应郭沫若氏的呼吁》中显得尤为鲜明。

在旧金山议和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底，学兄作为曾留学日本的学者，也作为亲密的历史学家，向我们提出了呼吁。学兄以强有力的语气，提出了中国民众的意愿：只有和平与独立才是日本民族解决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的方式，绝不应该准备针对中国与苏联人民的新的战争，绝不应该签订使得日本民族堕为奴隶的议和条约草案。

亚洲的恒久和平并不是抱着对苏联及中国人民的敌意，与种种民族展开自由通商与文化交流而实现的，要让日本从以战争打倒这些人民政权的战争势力中解放出来，这一愿望才可能实现。从这一立场而言，这些亚洲民族反对允许在日本驻扎外国军队的《旧金山和约》。

《旧金山和约》虽然是为了终结日本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而签订的和平条约，苏联并没有参与签订，中国、印度也没有出席会议。而且，虽然同盟国要撤退了，但由于与特定的国家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这一条约之后延续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成为了在日美军基地的驻留依据。当时，这被看成片面议和而不是全面议和，日本出于永久成为美国附属国的危机感，掀起了广泛的反对运动。石母田正的文章就是针对这一点而充满了危机感，并且呼吁将这种危机感转化到历史学之中。

1960年5月19日，《新日美安保条约》在国会被强行通过，大量日本学生开始在国会议事堂和美国大使馆前集会示威，并冲击国会议事堂大门，结果造成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其后安保斗争中的师生为她举行的纪念游行。后来岸信介因遇刺辞去首相职务，才使日本的“反安保斗争”告一段落。

1951年,历史学研究会的大会主题是“历史的民族问题”。远山茂树的文章《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历史的考察》（《中央公论》，1951年6月）如题目所示，是包含了大会报告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史。远山茂树在这一篇文章中以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标准看法为轴心，描写出了它们之间的对抗关系。他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具有历史辩证的发展特质，正面的条件会成为负面，负面的会成为正面，而日本民族主义的辩证法力量较弱。笔者将在下文主要沿着远山茂树《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1968年，岩波书店），探索历史学中民族的含义。

对于历史学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言，引入民族这一问题意识具有极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对抗的是学院式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据点则是精神史领域。战前，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不得不转向，战后，他们反思认为转向的契机在于民族问题，这一意识也发挥作用。最初突破这一意识的是石母田正。他分析古代的英雄叙事诗《古事记》、《日本书纪》，考察了古代的英雄，这同时形成了新的天皇制批判，“思想性的艺术以怎样的意图被创作出来，具有怎样的社会性意义，这些评价可能会进入思想/作品的内部”。石母田正的论点是：“要展现出主体性地把握历史的希望，了解人的意识及其行动在历史中结为怎样的果实”，这一论点内在地与民族的问题息息相关。远山茂树回顾道，“概而言之，所谓民族的问题，则与国民如何认识民族的特质这一主体性精神的问题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所谓民族的问题，由于“只能在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之中把握本民族”，必然会扩展到对于其他民族的关注。这里批判了既有的说法：日本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失败了，这也是竹内好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还接受了过去将蔑视中国合理化的批评（《日本人的中国感觉》），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强有力的“亚洲停滞论”，逐渐转换为探明历史多样性、考察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姿态。

那时，电视在日本十分流行，就连日本天皇也十分喜爱看电视。其中，99%的电视节目都是美国的。

下一个问题是，民族这一概念是否可以适应于历史。这里，石母田正又打开了突破口。引导石母田正的理论是斯大林写于1950年的论文《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1913年），石母田正在收录于《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的《历史学中的民族问题》等论文中展开了斯大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民族的定义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与学会的问题意识——探索分析、认识民族的方法相一致。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1952年，历史学研究大会的主题是“关于民族的文化”，这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首次展开了文学、艺术、文化的分析，所推进的工作与国民文学论有所交叉。对民族概念的引入主要体现在文学史，尤其是古代、中世、近世的文学史中。远山茂树本人也写下了论文《日本近代化与透谷的国民文学论》（1952年）。

然而，问题意识所针对的是现在的民族，这一问题太过性急地被投射到了过去的历史之中，隐患了几点问题。这促成了江口朴郎的反思。“我注意的是‘过去的要素’与‘民族的要素’是否被利用这种谈论方式。因为我一直认为‘利用’民众表现的这些要素的，往往是反动势力。”竹内好也针对文化传统，做了发言：

诉诸于大众的心情必定要以传统的形式，但以其作为固定的形式，认为是必须利用的手段则是错误的。大众希望国民性的解放，希望为此展开自我变革，毋宁说一方面也在要求切断传统。为了切断传统，必要有本身不会断绝的传统。传统是革新实现自身的场域，是国民文学实现的场域，绝不是必须拿出来的技术。（《国民文学的问题之所在》，1952年）

他在这里指出了两点。第一，大众的表现方式在“形式”上一定是传统性的，也就是说乍一看是落后的。第二，大众期待被解放，希望自我变革。这一发言是国民文学论战之中间的发言，是对论战的整理，虽然并不直接针对历史学，但同样可适用于历史学。竹内好反复地提出将思想分为实体与功能，这一倡议是在文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地带提出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但远山茂树后来回顾1951年的大会写道：

并不能说，今日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可能在学术上奠定民主、独立、和平的革命性能量。自下而上的力量反复被上层吸收、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性传统非常强有力；无法将民众的民族志向组织为革命的力量，而往往为统治势力所利用；革新性的自发力量仍无法看到民族性要素的能量，势力薄弱。我们无法超越这种悲观观点。然而，唯一的成果在于，得以指出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必须着眼于分析其内在性的发展逻辑与民众的民族志向所蕴含的矛盾。

这是远山茂树在1962年回顾当时情况所写的文章。虽然与1952年《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对于近代日本史缺少动力的看法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他着眼于“唯一的成果” ——极端民族主义与民众的民族志向之间的矛盾关系。对抗并不是问题，重要的在于关系。远山茂树将问题导入到了更具动态性的深层认识上。

●危机意识

文学与历史学从各自对于问题的关注和领域出发，引入了民族的问题，共享着学问的方式与问题意识，清晰地反映出对战前的体制、通向战争过程的反思，对军国主义体制的反省。然而，自觉到民族问题的另一个重大契机是对于时代的危机意识的共享，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日本自1945年战败后，即处于同盟军（尤其是美军）的占领之下，经历了土地改革、颁布新宪法、东京审判等关键性的改革体验；直至1949年为止，从战争时期压迫感中解放、对战争体制的反弹一直是日本社会的统治性情感。正因为如此，竹内好说“近代主义极其繁荣”。而美国在向日本推行美国式的去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政策，亦如新宪法所呈现出的。然而，冷战进而也给占领政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50年，朝鲜战争开战，1951年、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氛围愈加紧张，人们愈加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展开。日本开始了赤色整肃，身在职场的共产党员纷纷被辞退。尽管已经确定占领军即将撤退，但根据《旧金山和约》，若日本进一步卷入冷战，日本将永久隶属于美国，会永远失去独立，这带动了全社会危机意识的高涨。国民文学论就是这一危机意识的反映。竹内好甚至表述道，“如果现在，日本民族灭亡，那么文学难道可以在局外保持中立吗？”石母田正也在书的序言中为自己危机意识的不足而叹息。远山茂树将这一时代的工作简单概括为，将民族主义转化为“民主、独立、和平”的目标。

这一危机并不仅仅来自日本内部。它来自于世界史。日本已经逐渐充分自觉到了对于亚洲的关注，在它的扩展下，1953年历史学研究会的大会主题是“世界史中的亚洲”。

转化——世界史与《共通的广场》

●世界史

讨论历史学中世界史的要求首先由教师提出。历史学研究会的特点是，它与初中、高中的教师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与历史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一要求必须等待提出国民文学论或提出民族的问题才能被历史学家所正视。通过这一必要过程，问题的关注点才能扩展为具体把握世界各个地区民众的主体性。

1952年，朝鲜战争签订休战协定，世界局势由冷战转向了和平共存。日本国内仍然持续着反美斗争，内滩、妙义、浅间、岩国等地都发生了反美军基地的斗争，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质疑也日益加重。东京的杉并区出现了以母亲为中心的“小团体运动”，和平/反核运动兴盛起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印度的尼赫鲁首相曾在勒克瑙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上提出过的亚洲的主体性动向。

反对和赞成安保条约，曾是日本社会最主要话题，引发了大量示威、斗争。无论是日本的政界朝野，还是民众，都爆发冲突，人称“六零年的安保斗争，几乎造成日本的分裂”。美驻军一直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图为五十年代日本警察在救一名被愤怒群众抛入水池的美国兵。

1955至1956年，东京下砂川町居民反对美军基地扩建的示威抗议，和以往采取比较温和态度的情况不同，这次美军要求强硬，迫使日本政府派人强行测量圈地，结果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受伤者1000人以上，这让认为美国人尊重民主自由不会强行对应示威活动的日本国民大跌眼镜。

上原专禄对这一要求与亚洲的主体性动向最为敏锐。上原专禄生于1899年，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历史学者。他的名字曾在石母田正的《序 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的副标题“致上原专禄先生”中出现过。石母田正在文中还写道，“战后日本人毫无亚洲文化的危机意识，也缺乏人性危机的意识，甚至连作为自主存在的民族危机意识都非常淡漠。这不得不说令人感到羞愧和悲哀。”“亚洲文化的危机”的出现伴随着人性、民族等语汇，非常恰当地体现了上原专禄的思考。

《世界史中的现代亚洲》（上原专禄著，1956年）首先围绕即将发展为万隆会议的1954年印度的尼赫鲁首相访华，双方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考察了其世界史意义与历史的主体性。[T1]上原专禄全力倾注于主体性地将个人的生活方式问题与世界史的认识连接到一起。正因为如此，他首先提出要明确世界和平与亚非独立的发生经过与历史性意义，为此，不是引入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论，而是引入“文明圈”的观点，通过多元的文明圈，描绘各自的文明展开节奏，思考与欧洲不同的发展方式。而且，要将帝国主义完成对世界的瓜分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分裂作为世界史的形成过程进行描绘。远山茂树从历史学研究会的立场总结上原专禄的工作如下：

书写世界史，尤其需要可与创造作为事实的世界史实践相结合的主体性认识。创造出这种主体性认识的方法之一是，当代日本国民课题中世界史史实的选择与历史意象的构成与叙述。上原要在民主主义、和平与民族独立中找寻这一国民课题。明确这一课题的历史经过与历史意义，即为书写世界史。上原的历史理论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自觉，这一点也影响到了历史教育。教育培养怎样的人，为了这一目标教育内容如何选择、被赋予怎样的系统，在这一点上，这些提法与上原的世界史理论是共通的。

上原专禄与江口朴郎在这一时期执笔写作了以《写给国民的世界史》为题的世界史教科书。这本书籍虽然被文部省判定为检验不合格，但可以从这本书中窥见他们的思考是如何与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世界史构思并不是忽然飞过我们头顶的想象，反而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并由此生长出来的。经过国民文学论战，再经过对历史与民族的发现，日本战后才打开了世界史。这里反映出的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而且是时代的危机意识。尤其是上原专禄的思考体现了这一点。通过上原专禄，超越一国历史的方法得到了认识，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江口朴郎则沿着历史学提出了独自的国际关系论与世界史的构思。

江口朴郎是一位特别的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与其说他是学者，他应该更多地被评价为思想家，笔者认为他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学说被称为“国际性契机论”，根据板垣雄三的观点，他的论述远远早于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历史学家远山茂树与“东亚”历史观》，刊于《历史学研究》，2012年8月）他将语言所表现的要素与实际的民众动向进行了严密的区分；他的基本想法是，所有的要素都在国际性的范围内相互联结着。在此之前，历史学方法在处理日本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面临着一种两难之境：日本史遇到世界史时，会被还原为普遍性，但若以日本史为中心，则会陷入日本特殊论。远山茂树往往流露出这一困难。然而，以江口朴郎的方式理解这种关系时，可以开启另外的角度。在《民族主义的新意义》一文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思考方式。

江口朴郎首先指出，“我们虽然有必要分别对‘民族’、‘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之后再进行探讨，但与其这样倒不如反省近几年来，在世界和日本，这个问题是以怎样的问题意识被论述的，再从这里反过来重新思考过去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加实际”，这使得目光离开观念性的要素，而转向具体的关系。接着，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本身含有反动的因素，而是毋宁说民族主义的存在方式，不得不受到民众如何运动、具有怎样的意识等问题的制约。”将关注点放在实际的民众动态中。面对陷入抽象概念的陷阱、容易失去现实性的民族讨论，他往往关注动态的现实。比如，他针对石母田正所谈到的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指出，“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间的对立冲突反复出现，俄国等国使用‘泛斯拉夫主义’等抽象的民族概念，来歪曲民族主义推行战争，另外，在俄国国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各民族的偏见妨碍了统一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斯大林的定义意在说明民族问题是基于历史的、具体的问题，以与对民族的观念性的解释相对抗”，这一定义“虽然成为了经典，但在论述民族问题时，不应该总是只从那样的角度出发”，这样就将其加以相对化了。

他的关系论视野具有一贯性，比如他有如下发言：“日本的问题是组成世界局势进展的一环。因此，应该将日本的民族问题放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考察，同时日本的民族问题也必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江口朴郎说“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绝不会收缩至一国框架之内的结构性历史，是连带的思想，有着关系视野的学问。他判断这个时代是“在日本，民族解放问题第一次被作为切身问题而提起”的时代，“为了使民族主义具有新的意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如反复多次强调的那样，必须将民族切实的、具体的利益作为课题来处理，另一个是一切的观点都可以无所顾虑地畅所欲言，并得到公平对待。”上原专禄与江口朴郎的理论从表面看并不相同，但可以说基本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

●共通的广场

国民文学论战的目标之一是，使得“文坛”解体，批评以职业组织起来、缺乏相互之间沟通意义的结构，也就是说，批判日本近代的结构，并使其解体。虽然很难判定现实是否直接回应了竹内好的提案，日本仍然出现了反应。竹内好的《共通的广场》（1952年）一文记录下了这一点。这是关于《文学界》（1952年1月）刊载的座谈会《现代日本的知识命运》中提到的“共通的广场”的想法、概念的报告。可以推测的是，恐怕出席此次座谈会的人们并没有想直接回应竹内好的提案，但不期而然地进行了回应。所谓“共通的广场”，指的是文学者在创造文学者孤立的社会，政治家在创造政治家自己孤立的社会，社会各阶层处于隔离状态，没有共通的广场，为了打开这一局面，必须以创造共通的广场（意即国民文化）为目标。竹内本人也提出，“政治与文学”的论战是各阶层、各职能之间沟通不顺利而出现的逆潮流现象，他提出消除知识分子与大众隔绝状态的重要性，首先，文学者与社会科学者要有共通的广场。其实，只有在“民族这一元素今后可能会变成我们重要的课题”一句中，我们才可以嗅到国民文学论战的味道。有关国民文学论战的讨论一般不会提及《共通的广场》。

根津壮史近年在研究《共通的广场》时提出，同一时期的《近代文学》杂志也提出了“统一战线”。（中央大学硕士论文《五十年代前半期横滨小团体运动的展开——“未完成”的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可能性研究》）他讨论道，“1）设定共通的敌人；2）从群众路线出发，创造知识分子与大众相结合的场域；3）关于和平问题/重整军备问题，形成多种立场的人参与，通过沟通与交换意见形成创造‘共通的目标’、‘共通的语言’的‘共通的广场’”。根津综合这几点，对共通的广场进行定位：“尽管将法国的人民战线，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形成革新民族主义的‘国民文化’、‘国民文学’相结合，而且与日本共产党主流文化政策中的群众路线发生共振，但不同于文化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而是“共通的广场”。在根津看来，这一提案同时在市民、工人间扩散，横滨出现了以“共通的广场”为核心概念的小团体杂志《横滨文学》，在社会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竹内好在提出国民文学之后，与其说深化了讨论，不如说他将精力集中在整理论战上，或许也是为了建立“共通的广场”而进行着努力。

他在《共通的广场》的基础上，写下了《国民文化论》一文。这一篇文章由鹤见俊辅与竹内好讨论，最后由鹤见俊辅执笔而成，二人联名发表在1955年的《世界》杂志上。文章虽然是在国民文学论战结束后写下的，但主张打破关门主义，将目标放在生活中的人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的合作上，可以看到是“共通的广场”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定位为国民文学论战的成果之一。

这篇文章从开头起就直接描述了对“国民”这一语汇的忌讳，这是文章的另一个论点。文章在结论中这样说道：

上述情况跟是否可以使用“国民”这个词的问题也有关系。在1930年到1945年间度过青年时代的一群人，曾深受打着“国民”旗号的人的伤害，有过痛苦的经历。面对参与国民科学、国民文学、国民文化的邀约，连我自己都会感到迟疑，忍不住怀疑是否可以将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交付给这样的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亲自动手彻底清理过战争责任的问题。为了能够不带任何负面感情地使用“国民”这个词，我们必须主动地清理我们自己的战争责任。

文章的关键在于归结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此，再度引用远山茂树的总结：

民族问题是对象的问题，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问题，是与人民连带的问题。民族独立的问题若作为政治来把握，则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若作为历史学问题，则是确立变革、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认识。同时，与扩展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互相学习的场域相关。

“国民文学论战”源于战后的危机意识，这次论战超越了多数参与者的思考，对广泛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恰如远山茂树所指出的，政治性地说，民族独立的问题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因此，扩展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互相学习的场域很重要。他指出的这一点与“共通的广场”形成呼应。多处问题与结论都形成了共振。“国民文学论战”虽然并没有在文学界内部留下鲜明的痕迹，但民族、国民等问题与直接由这些语汇联想到的要素迥然有别，这些问题要创造共通的讨论的场域。这一场域为大家所共有。而且，这并不是简单地议论，而是要改变日本近代的社会结构本身，进而彻底追问战争责任本身。超越一国的世界史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国民文学论战”由此实现了转化。[1]

●政治学

最后介绍的是福田欢一的《日本“国民要素”的形成：课题与方法》（刊于《思想》）。这篇文章执笔于1961年[2]，因此并没有直接参与“国民文学论战”，也没有直接提及“国民文学论战”。论文写于1960年“反安保运动”发生之后，反映出了运动的能量。这篇论文考虑到了“反安保运动”，从左派（革新）民族主义的角度，将1945年到1960年的政治史进行了梳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十五年期间，政治学的作品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中，福田欢一的论文虽然短小但简洁有力，是一篇杰作。其最大的魅力在于虽然并不是在整体上以历史为目标而写就，但体现了对十五年政治史的动态性把握。考虑到整体性地理解国民文学论战所发生的时代，这一篇文章是最为适合的。福田欢一在文中对论文核心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说明。

“国民”这一语言表征最终意味着对既定要素的即时性确认，它不仅以在原理层面超越既定要素为目的，反而，成为了既定的日本性要素的别名。国民要素只有与日本要素剥离开来，国民主体才能得以确立。这两种要素的未分化状态，也就意味着国民主体的缺失。制约原理本应通过超越未分化状态而得以存在。在此基础上，对国民利益的彻底认识才能成为可能。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制约原理无从确立，对国民利益的彻底认识同样未能成立。

福田欢一在使用中严密地区分了“国民”与“日本”，构想着形成与战前体制完全不同的“国民”。他在文中频繁地用到了“被给予”（所与）这一表述，若换用“国民文学论战”中的词汇来说，是指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而与此形成对抗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主义。福田将十五年的政治史生动地表述为如何将“被给予的要素”——也就是将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性要素剥离开来，从而组织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以使得新的国民出现。他这样论述了“国民文学论战”的时代。然而，他的论述简洁说明到了1960年“反安保斗争”，因此非常浓缩。

战后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不安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与民族主义情感有着严重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从议和到“安保改定”，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战术出现了：权力率先抢夺国民争议的问题，反体制势力先行抢夺国民象征，这两种波长的交错显示出新的民族主义周期。

[……]

反体制组织对国民象征的利用，始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判之后。共产党的率先使用，但因为受到压制，很快就遇到了挫折。独立的象征在这里被权力抢先夺取，经过旧金山议和，对美从属被确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提出了与此相对抗的三项原则，均以旧金山议和之后愈发尖锐化的核试验与基地问题为契机，得以扩大成为国民层面的要求。然而，自主、对等的象征却再次为权力所夺取，因“安保改定”，对美国的依赖被进一步强化，为了对抗这一事态，国民会议发起了阻止运动，在情势有所缓和、要求中日恢复邦交的背景下，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最终发展为“五·一九”之后规模空前的拥护民主的国民运动。

而且，福田欢一通过将宪法作为国民形成的原理重新进行把握，确认了国民形成的原理与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精神连在一起。在这里附加一点说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判，指的是1950年，苏联指导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出命令，让日本共产党即刻发起反美爱国斗争。根据这一指令，日本共产党分裂，同时，在1951年所采用的新纲领中使用了“国民”这一表述方式。“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总评”是占领军为破坏共产党强有力的产业工会而在1950年创造出的御用工会，但1951年开始左倾。“‘五·一九’之后”等指的是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

1950年7月，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成立，国铁和其他主要工会都参与其中。当然，成立总评也是GHQ方面的意向。GHQ希望将总评打造成反对日共，且和国际自由劳动联合会接近的产物，并与在此之前的劳动斗争划清界限。正当日本的工会预计会朝着GHQ所期待的健全化发展之时，总评却也开始了左倾化。

1955年4月18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亚非地区举行的没有殖民主义者参加的首次盛会。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史称“万隆会议”。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与“国民文学论战”以及论战之后出现的论点符合的问题意识。希望大家把这个文本阅读作为国民文学论战扩展出的，然而是从略有所不同的政治学观点展开的时代背景说明。最后，笔者谨引用福田欢一的论文最后的注脚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个注脚谈到了民主可能成为权力象征的危机：

种族中心主义所尝试诉诸的阶层、世代不可能呼吁民主。倘若可能呼吁民主的阶层、世代没有从种族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就无从诉诸于民族的象征。问题并不在于提出语汇，而在于形成“公共事实”（res publica）本身。

*“竹内好研究会”曾给予笔者阅读竹内好与石母田正的机会，若林千代氏曾告知我江口朴郎的意义与远山茂树《战后的历史学与历史意识》一书，根津壮史氏曾告诉我《共通的广场》一文，亚际书院的青年会议项目给予了我继续思考这一问题的机会。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1]竹内好的《无产阶级文学》发表于1959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第13卷《近代 三》）中。这虽然是“国民文学论战”结束后写下的文章，却受到了“国民文学论战”结束时开始的重新思考无产阶级文学风潮的影响，尝试在国民文学论的关系中重新探索国民文学论的意义。竹内好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国民文学论的结果之一重新对其进行思考，这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今天文学史的定论。（可参考内藤由直，《国民文学论的理论与狭路：围绕天皇制的语汇》）

在竹内好看来，重新讨论无产阶级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在思想上讨论战前共产党本身。这一思想性的讨论与其说是讨论文学，不如说是探讨文学之所以成立的条件。如文末所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具有“日本特殊的”，也就是日本式“近代主义式的”特质。“要追究天皇制的本质，就必须以无产阶级文学为线索。这也是发掘日本革命思想的唯一源泉”。竹内好的看法是，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唯一真正向天皇制挑战的群体，但遭遇了失败，经过战斗，日本共产党反而变得类似于天皇制，正因为如此，日本共产党的经验历程才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意义。竹内好所提及的关键之处在于，天皇制本身无法清楚掌握，甚至在日本近代思想中几乎没有清晰思想轮廓，而无产阶级文学的轨迹却可以当做绝佳的分析模型。他打算将无产阶级文学设定为一种理念模型，随着它的变动分析天皇制乃至近代主义。这里提出的并不是暗地批判或褒扬共产党，而是分析思想的方法。竹内好在别的文章里定义了这里所说的“近代主义式的”。“近代主义是近代由外部拿入前近代社会，也就是未从身份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出现的意识现象。”（《国民文学的问题之所在》）竹内好将日本近代思想的整个过程看做天皇制。天皇制是身份制社会与近代相撞时出现的近代意识本身。他在别的文章中这样定义天皇制：“一草一木中皆有天皇制。我们的皮肤感觉中渗透着天皇制。艺术并不可能免除。[……]日本艺术为了挣脱天皇制而为之苦恼。因为这种苦恼，日本的艺术可能获得人性，现在也是。如果放弃了这种挣脱的努力，那一瞬间，天皇制非人性的性格将移到艺术那里，艺术则成为了非人性的。也就是说，艺术被非艺术化了。”（《权力与艺术》，1958年）竹内好所提供的无产阶级文学探讨是解开这一问题的唯一而且绝佳的方式。

可以看出，竹内好展开国民文学论战的动机在于，希望被身份制隔断的日本社会恢复交流。这一点在这篇文章里可以清晰看到。文章的多数部分都在整理论战与研究。在国民文学论战的过程中，竹内好对思想的处理方式一直是整理脉络、明确论点、找寻共通的目标。这一精神也贯穿于《共通的广场》中。

[2]福田欢一的《当代的民主主义——象征、历史、课题》发表于1964年，对于理解战后的1940年代后半期到1950年代的世界史状况，尤其是民主主义的状况是绝佳的论文。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相对冷静地分析文中详细讨论的冷战历史，准确地描绘冷战的历史经过。然而，民主主义这一问题即使在今日——或者说，正是因为在今天——鲜有冷静的讨论。福田欢一的文章讨论了民主主义何以成为问题的历史性起源，今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不少人都已遗忘了，然而，他的文章以尖锐的问题活生生地使我们想起这一问题，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些基本事实。今日阅读这篇文章，仍然会有新鲜的启发和不少发现吧。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民战线的同盟国对阵法西斯主义协约国，民主主义成为了象征，因同盟国的胜利它成为了决定性的观念。然而，其后因为冷战，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两种民主主义并行，其后，这转为冷战的象征。再其后，在试图使得种种概念所依附的民主主义的谱系解体的同时，还探索使民主复活的困难路径。“国民文学论战”之时，两种民主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稍保留着原来的意义。由于日本本不属于民主主义阵营，而是属于法西斯主义阵营，在这一脉络中来看，日本会是一个试验场。尤其在国民文学论的脉络中，他们在抵抗着美国式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并不直接指向社会主义，而是指向这里所说的非同盟国式的国民形成、民族运动。此外，文章指出民主主义如何不断地歪曲民众的愿望，利用民众，这与江口朴郎所谈的相通。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的要素。此外，还有一点重要之处在于，福田欢一提出摆脱这种民主主义危险的方法是在地化、地方化。希望大家把这篇文章作为《日本“国民要素”形成》一文更大的背景来阅读。

原文刊于《人间思想》（简体字版）第八辑（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图源：作者提供与网络。

池上善彦（1956～ ），曾任《现代思想》主编。著有《“现代思想”的20年》。主要从民族的立场追求对日本思想一以贯之的阐释。现在已经离职，但随时准备重返现场。

人间思想第8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 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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