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胡冬竹丨记忆沙漏中的“鞭子和提灯”

20年前，作者参与樱井大造先生在东亚地区流动的“帐篷剧”《台湾浮士德》演出，得见陈映真先生。樱井酝酿剧本时，“读得最多的是陈先生的作品和横地刚老师的《南天之虹》。先生的理想已经非常内在于我们的帐篷行动。”当天演出结束时，“观众席的最高处有掌声执拗地有节奏地不肯结束，是高大的先生！”阅读陈先生也让作者返身自己在大陆、东京、台湾的生活、与师友们结缘探索的经验，深切感铭：陈映真的作品在东亚的流传辐射，呼唤的是重聚理想之下的共鸣，一直在带动着“当仁不让夺回'历史当事者性'的联合努力”。

五年前的2016年11月底，当我得知陈映真先生往生的消息时，人正在东京郊外藤野的深山里。虽然高山流水，但如果是特快，藤野到东京站也只要一个多小时，颇受徒步爱好者的偏爱。不知是否因此，藤野的山林被整饬得疏密得当，便于徒步攀缘。又值深秋，落叶当道，更显得树干到树枝铅华毕洗，满眼的林木，却觉得空荡荡的。已经在起伏的山路林间木然地走了两个小时，没有碰到任何人，空荡荡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一目了然，反过来，自己也在空荡荡中毫无藏身之处，风过后，微汗的周身徒然一阵冷飕飕的。如果这时身后有人追赶，恐怕无处藏身，无以逃避，没法打游击。眼前突然浮现先生笔下(《铃铛花》中）的高东茂老师。所以会格外怀念先生笔下台湾崇山峻岭的茂密下，那些曾经跳跃闪耀，虽然终究沉落，但仍兀自发着暗光的红星们？会格外怀念也曾激励过先生的雾社山林的茂密？会格外怀念在先生的努力主导下，台北郊外六张犁山林的茂密中，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见光明的那些墓碑的记忆？先生一生，好像都为拨开这些掩藏在各种表象的茂密繁荣中的失忆，而披荆斩棘。

无论自己怎样穷尽力量，深秋的树木在自己的双手面前，巍然不动。空荡荡的山路林间，是名副其实的“无物之阵”，想抓住点什么，击碎自己失心疯般的木然，但都是徒劳。只有如常的山风，穿过我汗冰的身体，聊以慰籍。

对有的人的思念，就像液氮冰封下的冻卵，本是孕育着生命的希望，承载着生命的密码，但因为思念的人缺乏恒长的勇气，无力提取，暂时栖身在缥缈失忆的液氮中。突然间失忆的液氮瓶被打碎，失忆的一切都争先恐后地站出来展示记忆的密码，要求复苏。对陈映真先生的思念，就是这样。

终于云开雾散地到了一个称不上山顶的，但已能环顾周围群山的平地。两天前与久未问候的横地刚先生报告近况，告知自己即将结束在日本的生活。先生得知我暂居藤野时，连连感叹儿时曾踏遍藤野群峰无拘无束的回忆。横地先生本来出生在优渥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庭平日也并不居于乡野，但竟然在暑假相约伙伴，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自讨苦吃地长途跋涉后再踏遍群峰，年少轻狂外，好像也预示了那之后，先生在时代疯狂火热时也冷静勤勉地投入，在时代落入冰封犬儒中时，依旧兀自发着暗光，踏遍东亚记忆的群峰，永远在打捞失忆的山路上。在知晓陈映真先生找寻六张犁记忆的努力之前，我在横地刚先生踏遍东亚殖民冷战记忆之后的结晶《南天之虹》中，第一次知道六张犁的杂乱坟冢中，沉睡着刻画二二八事件的大陆版画家黄荣灿的墓碑。再之后，摩挲着书中温暖克制的文字和墓碑的照片，终于在2004年第一次去台湾时，和帐篷剧的同伴们在六张犁找到并摩挲了墓碑。

黄荣灿（1916~52），四川重庆人，少年时期即深受鲁迅的木刻运动精神感召而从事木刻创作。光复后赴台，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黄荣灿经由后续报导了解烟贩被警察施暴的始末，创作了《恐怖的检查》，以笔名“力军”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1948年进入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水彩、木刻。1951年以匪谍之名被抓，次年就死。

我知道，五年前初闻噩耗时，几乎被木然的悲伤击倒的，那个在山路林间多少有点顾影自怜的自己，一定是先生所不希望看到的。赵刚老师在怀念先生的文章中曾借用陶渊明《闲情赋》“坦万虑以存诚”，提出“如今，我们如何向一个人学习？”，“过程性的陈映真”，学习“一个人如何克服自己的虚无，犬儒，绝望。”自己也非常有共鸣，忍不住想稍嫌生硬不敬的提出，“作为方法的陈映真”。因为，先生留给我们的，应该不止于就事论事的个人感伤回忆，应该是恒久普遍的，予我们力量和温暖的，记忆沙漏中的“鞭子和提灯”！

汪晖老师说，“因为陈映真像一个界标，在世界潮流各种变化之际，他能够一直站在那里——大家只要看见他，听到他的声音，就能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了。在历史当中，许多人会随波逐流。一个时代需要一两个坐标，大家通过这一两个坐标来认识自己的位置。”

确实，先生这座界标，对我来说，超越了抽象的象征意义，是记忆深处具体而微的种种细节，在不同人生阶段，永远忽明忽暗地眨眼。用王安忆老师的话来说“简直赖上他了”！那些不依不饶眨眼的记忆细节是名副其实的“鞭子和提灯”，在你自惭形秽地懈怠时，是时光滤镜下也不曾变形的鞭策，是无论时代热闹或萧条兀自发着暗光的提灯。

自己到底是懒散而感情用事的，但先生这鞭子和提灯却不离不弃，如影随形，好像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时不时地会下意识地想继续向先生确认，如果先生在，会对这件事作何感想？多少一言难尽，几乎罄竹难书的无解面前，要是先生，会如何起笔直言，付诸行动？

看到电信诈骗的分析文章，指出福建安溪从九十年代开始成为台湾诈骗集团在大陆的策源地。下意识地想，安溪不是先生魂牵梦绕的原乡吗！对这样的“两岸联手”，先生应该会遗憾痛惜，但进一步应该怎样理解分析呢？

疫情之下，每次看到新闻描述美国辉瑞制药生产的疫苗，索要巨额专利费用，为疫情下新的不平等推波助澜，就忍不住想，当年先生“远行”归来，确实就在辉瑞上过班，并因此熟悉跨国公司的运作，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在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遭遇挑战时，资本丝毫没有怜悯，变本加厉，堂而皇之地以“专利”的名义奇货可居，趁火打劫，变相地杀人不眨眼。先生要是在，还是会毫不掩饰地痛心疾首吧！可是，他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对资本噬人真相地呈现，不是已经力透纸背了吗？可惜大家没有更好地细读，吸收，防微杜渐。

先生曾通过对父亲的回忆等文章，分析从宗教、神学汲取批判现实力量的尝试和两难。当然这些在先生的小说中有更多呈现。后来我阅读张承志老师的《心灵史》，及至与索飒老师在拉美行走思索解放神学的历史与现实影响时，还有自己去宗教气氛浓厚但也留有左翼运动复杂痕迹的意大利、伊朗、土耳其旅行时，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也是先生的这些“尝试和两难”。赵刚老师把这称之为“冰火同源”的思想，我觉得特别贴切。

先生往生后五年的现在，网络上的流行曲《2035去台湾》唱着“坐着动车去台湾”，“统一后，台湾省买房怎么选？”，美日不时呼应“台湾有事”，大陆隔三差五的“正色回应”，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金门的“单打双不打”。记忆中的梦魇开始如幽魂般游荡。

藤野山路林间中的悲伤木然后的一个月，我结束在日本多年的生活，带着先生回到故乡北京。先生生在叙利亚库尔德左翼家庭，父兄都曾是叙共党员。他自己囫囵吞枣地跟着哥哥读，听哥哥活灵活现地讲那些艰涩的左翼理论，虽然只赶上宣誓当共青团员，但在当时也是地下的。

刚认识先生时听他讲列宁当年提到的库尔德自治问题，脑子里忍不住浮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他的爷爷应该就是苏联影响下的土改时，分到了一点田地。他的父亲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但发誓想把儿子们，特别是最有资质的大儿子培养成“小马克思”。大儿子确实不负众望，可以彻夜地阅读马恩列斯，在学校的宗教课上滔滔不绝地挑衅宗教老师。他们家里曾有一间屋子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有一次他们正在做读书会，当地安全部门的人突然到访，指着画像问他父亲这是谁，因为有大胡子嘛，他父亲随口说是个有名的“谢赫”（宗教领袖）画像。（我当时忍不住想，这样的历史生活场景，要是阿巴斯或马克马巴夫来拍，会成什么样儿呢？！）他们地区本来就是叙利亚境内库尔德聚居的灵魂地区，政府最忌惮的地方，原则上设置很多障碍不鼓励库尔德人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他哥哥本来是全地区闻名的“革命秀才”，被大家寄予厚望，高中会考成绩发榜的当天，他父亲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张灯结彩地准备庆祝，等来的却是黯然的落榜，虽然实际的成绩不可能如此。他的老师都不相信，他最好的，有时会让他代课的学生会落榜。他父亲辗转上访，最后得到既暧昧又明确的暗示，你儿子在学校的日常言论太张狂了，触了红线！后来他哥哥又拼命而徒劳地尝试了两年，最终没能突破红线，与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失魂落魄地去了军队服兵役。后来在战争中流落到欧洲，已经和年少时燃烧过的理想渐行渐远。感慨他的一生的理想，搏击中的蜕变，幻灭。不想用幻灭这样的词形容自己先生的哥哥（还不曾谋面），但这一切确实是真实地发生过。可能在总结和展望左翼历史和未来的过程中，不时地会遭遇这样多少难免伤感的“普通人的幻灭”，但还是很重要。

对太极、中医等传统中国的想象和从儿时耳濡目染的中国革命想象的叠加之下，先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实际感受到的“一带一路高歌猛进”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心里的复杂落差，并不意外。岂止是先生，我自己去国多年后重回故里，满眼“高歌猛进裹挟下的小确幸”，越发“近乡情怯地陌生恍惚”。

好几次晚上，在听我先生讲他哥哥的唏嘘往事时，我先生总是有点诧异，为何我会对还未曾谋面的他哥哥遥远的“红色往事”，红了眼睛。我不及解释，只有自己心里知道，这是“鞭子和提灯”又在冲我眨眼，上一次这样，为“遥远土地上的红色往事”，初始红了眼睛，继而泪眼婆娑的时候，应该是在东京自己狭小的公寓里捧读先生的《赵南栋》，还是日文版。“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对先生借作品的发问，吕正惠老师后来分析，“现在的台湾人不过是被美国驯化的，饲养的类家畜般的存在，是赵南栋之亚流，虽然没有沦为赵南栋的纯生物性，其实距离赵南栋也不会太远了。”

陈映真，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对于曾经“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陈映真给出的回答是：“不！”为了那些被忘却的人和事，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无来由地觉得，北京或东京或任何现代城市的地铁里，面无表情，低头沉迷于电子游戏或社交媒体的浅薄泡沫中，从而错失与人的眼神的对视交流，错失对窗外的天地人情冷暖的感知，而循环往复地坠入更麻木无望的自我封闭沉沦的所有人，其实都离赵南栋不远。

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小说的魔力之一，是在极其优美自然的笔触下，举重若轻地提炼沉重的失忆，虽然你知道这已经是来源于生活的高度艺术虚构，可还是会让读者产生高度共鸣，带入并反思自己的人生经验。可能无数个读者都在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发现过赵南栋、赵尔平、叶春美、林德旺的影子，有时甚至是影子的叠加。

回到北京后一次抱着不到周岁的女儿陪先生去国贸参加音乐活动。在夜晚CBD一片肆无忌惮的灯火通明中，国贸一期的那座37层的主楼反而已经不那么起眼。夹在这片灯火通明间的朝阳医院，就是先生度过人生最后十年时光的地方。无以猜想，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中国，那时已接近沉睡的先生，被包围在他曾力透纸背地寓言性地细描过的，早已升级打怪地裂变为“怪兽的航空母舰”的“华盛顿大楼”们中间，在十年间他自己的“深层静默时间”里，是否还在顽强地感知这个世界？为也许还会到来的“介于生死间又不畏生死的表达的可能”，没有放弃“死一般安静的准备”？

我不由得像想念亲人一样地想念林德旺，不，有点自恋吧，想起来的分明就是那个当年像林德旺在“华盛顿大楼”里一样无措、茫然，分裂地在国贸外企上班的自己。

妈妈到现在有时还会说起，“你那时每天下班回来，就说很煎熬”！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在九二年“南巡”之后，资本长驱直入畅通无阻，“进外企”不但意味着优厚的工资福利，也意味着一般家庭还未普及的，摩天大楼里的空调和地毯等“现代化办公条件”，世界名牌的专卖店，专营进口食品的超市等所象征的“现代洋气的生活方式”，“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代表着优雅、富裕、先进、优越，是令人羡慕的。活脱脱就是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就犀利描画过的，资本高歌猛进后的进驻台湾的“外企”——“华盛顿大楼”（“后街”的对应）所象征的一切。

既然是“令人羡慕的先进优越”，那我的“煎熬”从何而来呢？！我虽然大学毕了业，但思想还没“开窍”，好像先生借自身分析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不曾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个人的沉落”。按说我和林德旺从乡下到台北进跨国公司的路径不同。我出生在北京学院路上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研究所工作，母亲是教师。高中之前，父亲分别去日本和美国考察工作过，回来给我讲当地的见闻，我自认为对“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加上自己是学外语的，“去外企”应该驾轻就熟吧！所以，当我在华丽的国贸里不期然感到扑面而来的“煎熬”时，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到了日本机缘巧合地与先生的小说相遇，读到《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林德旺，觉得就像在写自己。

作为“七零后”，自己到大学毕业为止的生活，还处在资本的触角四处扩张的前夜。我们全家就住在妈妈任教中学的筒子楼宿舍，没有厨房，家家都在楼道的自家门口做饭，到了饭时，满楼道锅碗瓢盆交响曲，互相借酱油借醋，趁热交换刚出锅的食物。厕所和水房都是公用的。洗热水澡要去对面大学的学生澡堂，夏天，大家就把水房的门一插，按男女分拨在里面冲凉。房子本身隔音不佳，两口子吵架，孩子挨揍也都逃不过大家的耳朵。按“现代”的标准，这肯定是“缺少隐私”的生活，但就是当时社会转型前，还浓厚遗留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氛围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苦乐参半的“熟人文化”。

导演：郑洞天/徐谷明，编剧：马林/达江复/朱枚

上映：1981，片长：111分钟

1970年代末，北京住房紧张，本片讲述了住在某高校筒子楼宿舍的几户人家围绕改善住房问题发生的风波。

我对这一切习以为常，直到一头撞进资本大楼的天罗地网。虽然从学院路到国贸现在开车也就半小时，可要跨越的，几乎和林德旺从乡下到台北一样深远。

带着上一个时代的余温，被贸然扔进资本野蛮丛林的自己，像林德旺一样极度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之前所有的身体感觉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自己在学校的环境长大，接触过的外国人主要是大学外教老师和留学生朋友，总体来说应该说是被保护得很好的环境，但在丛林法则面前（虽然航空公司并没有一般商社的销售压力），以前那种理所当然受一定尊重的学院气那么不堪一击。敬语体系遮盖之下的客气客套之外，通常意义上的真、善、美的愿景诉求，像打进棉花的拳头，没有任何回应，甚至没有真正的疼痛，有的只是不痛不痒的麻木。变成一个不痛不痒的资本机器上的螺丝钉，大概是对公司对同事大家都相安无事的一种选择。

作为新入社员，无所适从是名副其实的“身体性”的。自己的身体本来壮壮实实，从小感冒没得过几回，当过的唯一班干部就是体育委员。一直被周遭夸身体好，是自己不多的自信之一。但刚入职就几乎当头棒喝——北京支店的制服库存中，最大号的我也穿不上！据说要从最近的大洋洲支店调取更大号的制服，至少要一个月以后。从日方的营业经理、总务经理到中方的会计总管，都忍不住冲我皱眉头。平生第一次，我壮实的身体因为塞不进苗条的制服而“给大家添麻烦了”，被严重质疑而不免自惭形秽。然后我发现苗条的制服所代表的一切，几乎都和自己格格不入。职业性的，但并不发自内心的微笑，一切是以为公司争得利益为前提的，没有人在乎你作为个人存在的尊严。不可能发生任何真正的感情认同，与人和人之间真正有机的关系。后来读先生作品中对日据时代给当代台湾社会语言、人的精神思想所带来的影响的分析，深以为是。但台湾是经过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并且没有经过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啊！但中国大陆经历了抗战胜利，经历了深刻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说好的人人平等，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在“先进外资”资本的名义下，新的不平等就被大家视而不见了呢？！

公司的日方雇员享受双倍工资以上的海外派遣待遇。在日本只能坐电车上班，但在中国由专职司机每天开奔驰接送，住在国贸附近月租几千美金的高级公寓。男性高管基本都是东大、早稻田毕业，适可而止的客套之外，优越感带来的距离感显而易见。在日本考不上大学就来北大留学的非正式日本女雇员也可以颐指气使。让我觉得和以前在学校里接触过的日本人是两种人类。可能在学校里碰见他们，会不一样？但还是觉得这种显而易见的歧视结构下，人会被诱惑去颐指气使。想起多年前在台北的一个会议上，听长期从事台湾外籍新娘的研究和援助的夏晓娟老师报告，特别指出不平等的社会认知环境对人的影响。有一次老师乘台北飞东南亚一个城市的航班飞机，眼见着台北登机时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的台湾男性，快到东南亚那个城市飞机开始降落时，活脱脱变身为颐指气使的“特权阶层”深以为然。

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带来的导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司里的中方雇员虽然处于被支配的一方，但如何努力靠近“日方标准”，决定你在公司的地位。所以包括我的两位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学姐，虽然私下也不免牢骚满腹，但面对日方时都不免曲意逢迎。我好像看到五年十年后的自己。但自己心底总还有一个模糊的声音，不肯让自己蜕变成麻木冰冷的螺丝钉，模糊懵懂中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去追寻别样的道路，别样的人们！

一次集中爆发最终让自己下了决心，没有变成林德旺。

入职半年后的一天，因为一些工作细节上的沟通不顺畅，我被经理叫到会议室单独训话（驯化？）。我反感他不假思索的傲慢，提出，在北京支店应该尊重我们本地工作人员，才有助于工作顺利开展。经理听了，惊讶得像发现了新大陆——“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七年，你才半年，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继续强调如果没有我们当地雇员的配合，工作很难顺利展开。他惊怒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觉得我要“造反”，冲出会议室与其他日本雇员商量对策，那一天，整个北京支店的工作基本都停了下来。我本能地觉得自己不需要退到底线以下。后来提出辞职时，经理照例很惊讶，他的逻辑是“我们公司是日本大学生就职时最喜欢的公司之一，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离开，再想进来的话，我们一般不会考虑”。我知道，再有光环的地方，如果没有平等和尊严，就不是自己的地方。应该去寻找能给我平等、尊严的人和地方。

后来当我回想我先生给我讲述他哥哥的“革命往事”时自己落下的眼泪，有一半应该是给自己的哥哥。哥哥没有我幸运，未曾寻得别样的道路，别样的人们。

高二那年我曾经和同学们步行去市中心的广场，听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们演讲，也去了哥哥学校在广场上的帐篷。但那之后，哥哥他们的理想像许多理想一样，暂时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

即使愚钝如我，也感到了哥哥无法安顿自己的虚空。一夜之间似乎只有资本的阳关大道向所有人敞开，其它所有曾经被年轻的脚步震响的羊肠小路、余音缭绕的胡同,都统统消失了。

我们都是林德旺！

顶着林德旺式的虚空绝望，哥哥甚至没有他的万商帝君可拜。已经内定的父亲研究所的工作机会被取消，除了自谋生路外别无他路，无奈中在中关村挣扎着有了一间小门面，稀里糊涂略带讽刺地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的野蛮生长阶段，赚到了第一桶金，我至今狐疑，哥哥如何从一个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变身为略显娴熟的与资本互为追逐的玩家。但无论怎样追逐，也难掩内心的颓败。但他终没有机会去寻求别样的道路、别样的人们，而放弃了自己。在从广场上被驱逐后，物理性的隔绝、心理上的抽离虚空，没有任何力量能接住他。

陈映真先生在写给亡友吴耀忠的《鸢山》中说：“几个惊梦难眠的夜晚，我发觉到耀忠那至大的、无告的颓废，其实也赫然地寓居在我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狞笑着。”九岁时先生失去“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双生小哥后，初中时结识的挚友耀忠情同手足，但一起“远行归来”后，耀忠终究没有像映真那样奇迹般地在理想重建的路上越战越勇，先生在至痛惋惜之余，也没有忘记沉痛的自省。

后来陈光兴老师通过先生的作品分析指出，“这种内外交战不仅是陈映真的特质，这是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们心怀黄金世界又得面对残酷现世所共有的根本精神状态”。也是对先生这自省的理解的延伸吗？

尚且空荡的三环，本来每天在商务中挣扎，惜秒如金的哥哥 ，一天行尸走肉般驾车而来接我下班。他自言自语“怎么心里总是空空的”？！要到十年后，读到《赵南栋》后，记忆里那天夕阳下三环的虚空才会被捅破。

广场上为数不多的帐篷

打开的一点点空间

现在只能用作安检

西单 电报大楼

路边递过来的绿豆汤

现在的巴黎也找不到巴黎公社时的路障    都渐行渐远

过往沉重的青春一夜间被无比轻浮地宣判

2011年带冲绳的几位老先生去看天安门长安街然后经过国贸，忍不住回忆了几句，突然想起冲绳美军基地那些为谋取高一点的养家收入而忍气吞声的冲绳本地雇员，资本的全球分工体系下，各个角落都散落着林德旺们。“我们都是林德旺”！先生的写作，确实实现了他的“文学诺言”：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今天无数的林德旺每天继续在国贸里奔忙挣扎，但好像越来越习以为常。戴锦华老师评价先生的文学“这些比较久远年代的作品，更像是描写当下的社会。大家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中似乎无法找到当下。大家置身当下，可是这个当下却不再被书写”。

汪晖老师则指出先生的文学带出另一个愿景、想象。就像“当鲁迅意识到中国的许多问题，他反而更深地爱上中国。鲁迅的批判性和对中国的眷恋是一起的。大家可以通过文学去理解一种新的政治性。这里的“政治”不是通常意义的“政治”，而是另外一个更深的、需要激发一个新的政治感的“政治”。

贺照田的研究也指出：“至少对大陆而言，80年代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和与之配合的另外一种把握台湾社会的方式，对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危机、理想主义挫折并快速进入一个商品消费无孔不入的时代的大陆社会，更具启发性。如此说，并非意在否定陈映真社会、经济、阶级分析和批判的国际分析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相当程度上，大陆‘文革’后虽然一度弃掷了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国际分析传统，但后来它自身遭遇的阶级分化问题和它进入世界更深后所看到的、碰到的种种问题，都在相当程度上重新激活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国际分析传统，这也是陈映真这部分资源，在今天大陆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原因”。

相对于台湾的大家苦苦面对、追寻“日据时代”“白色恐怖”“短暂的工业七十年代”“后街”的描画，非常自洽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叙事下所遮蔽的“历史的皱褶”应该被抖开，被释放，应该思考中国应有的“自觉”。

是物极必反吗？回到“内卷”的北京，作为三岁女孩的妈妈，看北京的视线，本能地拉低为女儿的身高。希望北京，希望这个世界，能成为让女儿自由生长的地方，对故乡北京，也像对所有回忆一样，会下意识地加上“滤镜”吗？

内心对“理想主义重建”的渴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即使二十年前挥别时的北京，是否还有“理想主义”，也是个存疑。但现在，即使一个三岁女童妈妈的有限视线所及，“精致的利己主义”已经以各种面目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常态”。“童真的尊严”！本该如空气流水般自然而然伴随孩子成长的“童真的尊严”，在成人的“精致利己”包围下，岌岌可危！

虎年春节前后，不幸被拐骗至徐州的女性，与冬奥会上被不止“海淀妈妈”们，几乎全民“焦虑崇拜”的加州姑娘谷爱凌，同时刷屏。“徐州无法逃离，加州无法到达”。让人想起陈映真先生早已预见分析过的“后街”。无论眼前的世界多么虚伪繁华，终究要面对那不忍直视，但又必须面对的“破败的后街”。捍卫“童真的尊严”，可能要从成人先说服自己不对“后街”视而不见，也不对孩子屏蔽“后街”开始。如果“虚荣前庭温室”中的孩子，与“破败后街”中的孩子，只能在如“拐与被拐”悲剧中，在互联网的正负两极新闻并列头条中才能相逢，“童真的尊严”当然无从谈起。如何在“前庭”和“后街”之间的壁垒前不堕落屈从，拾起击破“壁垒”的信心勇气，共筑“人类童真的尊严”，不时重温先生的“后街”，在自己的内心默默随着先生“踯躅在后街”，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人间》杂志在，先生会拍案而起，拧起英武的眉，即刻召开编辑会议，第一时间派遣年轻记者到现场吧！

何其幸运，我后来确实在日本找到了“别样的人们”，就像先生剖析自己的经验：“经由这可纪念的友谊，他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们之间，真挚又严肃热情的超国境的团结与友谊，是完全可能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国际主义的友谊、行动，我才与先生的文学，与先生相遇。

2003年，在秋天的东京，我遇到帐篷剧团体野战之月和台湾伙伴的公演。

帐篷戏剧起源于1960年代后期的日本，以鲜明的社会参与度和现实感为特征，立足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一直把“未来的可能性的小小一分子”当做自己贯彻始终的主题。帐篷剧采取帐篷形式为舞台表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戏剧空间，它不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再现或超越，而是打开一个只存在于帐篷现场的时空，格外强调对现实本身的体认和感知，并且通过人物的扮演和搭建帐篷过程中的劳动协作，把人还原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以此创造一个新的、瞬间的现实，为现代都市生活重新打开历史的景深。

在那之前，“台湾”、“台湾人”，对来自“革命成功”的中国大陆的自己来说，都太抽象了，非常遥远。基本就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台湾同胞”，没有概念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帐篷的第一晚，演员里有两个台湾成员，小段和雅红。正沉浸在帐篷里一片超现实魔幻之中，饰演国民党老兵的小段用台湾国语的一声冲天呐喊，几乎令我灵魂出窍——不是害怕而是身体被断然击中。平生第一次身体上被两岸分断所触痛。

2004年，大陆还没开放台湾旅游。经过三个多月的漫长申请等待，自己终于第一次在东京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拿到去台湾的通行证。为了我方便加入东京野战之月帐篷剧团与台湾的大家的共同帐篷行动《台湾浮士德》的准备工作，台湾差事剧团的钟乔老师不惧烦难地为我准备各种邀请资料，邀请我去台湾“文化交流”。我拿着申请资料在窗口递交时，几次都被接待人员看成“大陆新娘”，狐疑地看着我手中的“文化交流”的申请资料。大陆出身的年轻女性，除了成为“大陆新娘”，去台湾还能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其它“交流”吗？！

贴身带着哥哥的照片，我终于踏上台湾的土地，桃园机场出来的高速公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现代气派”，指路牌上赫然入眼的地名竟是“莺歌”（至莺歌若干公里），先生的故乡，在先生的作品中出现时，还叫“莺镇”。

那时，大家在为亦真亦幻中求索东亚历史记忆的帐篷剧《台湾浮士德》做第一次正式的“自主稽古”，释放自己的身体，任其赋形深藏在身体里的感情记忆。台湾的大家几乎都第一次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个操着大陆普通话的人还要给他们和已经在日本做了三十多年帐篷来反思追溯东亚历史的樱井大造之间做翻译。

在具体稽古以及稽古结束后的闲谈中，除了我可以听懂理解的台湾国语和日语，我突然被很多其它我听不懂的发音、语调所环绕，后来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应该至少有闽南话、客家话。虽然当时在日本的新闻里看过“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但非常抽象，我一边嘴脑在台湾国语和日语之间切换，忙里偷闲对着大家的面庞、身体，开着小差，抽象地猜想，“他是外省人吗？”“她是本省人吗？”，但实在，单从面庞身体，好像大家又没什么不同！那时候只读过陈映真先生的《将军族》，“下辈子吧！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依稀记得读后那欲哭无泪不知被什么升华了的感动-但并没有意识到先生精心安排的“外省老兵”和“本省沦落女子”的背景。

虽然，我在东京的帐篷里已经见识了解构现代剧场，解放身体的帐篷中，伴随人的身体解放所释放的绚烂而绝不做作的能量。但当第一次在台北面对大家稽古的身体时，还是醍醐灌顶。眼前“戏剧素人”的大家，所各自自然呈现的，淤积已久的记忆能量，喷薄而出，是以前在人艺剧场里看威襟正剧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后来才知道台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戒严令下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雅红的稽古是化身为一名为死者化妆的化妆师。刚才还嬉笑打闹的她，一瞬间化作一名游走于阴阳之间，不舍地为逝者描画想象的生前容妆，不懈地向记忆求索的美丽精灵。自己到三十岁为止，过于苍白的归结为一句“宝岛台湾”的理解，在眼前活生生的“台湾同胞”因拒绝“记忆的锁链”，向往挣脱锁链的自由，而坦荡美丽得让人心疼的稽古面前，不堪一击，灵魂出窍的惭愧几乎让自己站不稳脚跟，翻译时频频走神。虽然已经是十八年前，但就像昨天。都说回忆是带有滤镜的，有选择的，好吧，我就主观地封存起那些“美丽得让人心疼的挣扎”吧！

雅红后来向大家解释稽古构思的因缘：“这次自主稽古，或可说是经由帐篷小组几次讨论陈映真先生小说《忠孝公园》与六张犁白色恐怖受难者乱葬岗等，唤起我学生时期的田野记忆，曾在山的另一头坟墓区小径旁的违建小屋里，访问过在葬礼社为亡者化妆的都市原住民阿姨，通过“凝视”她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与声音，结合那时关注的劳动者议题，而有了这次的稽古。”原来是潜心面对陈映真先生“揭开记忆亡灵的盖头”，才最终触动她奋起“与逝者共舞”。

雅红那之前也是念研究所的“精英学生”，出身平常家庭的她，本来可以安心在“精英的阶梯序列”上按部就班，却义无反顾地在活生生的历史记忆面前，“拒绝失忆”！我自己当时也是拿日本政府优厚国费奖学金的“懵懂而乖的留学生”，但因为自己的不作为，也因为一直以来受的历史教育的僵化，对历史现实的学习漠然，缺乏应有的激情，好像浑身被“历史的板结（痂壳？）”所包裹，却不自知，无自觉，作茧自缚中失去对历史和现实的鲜活的感知能力因为麻木，感知不到历史和现实的“痛和痒”。同为女性，年龄境况相仿，雅红如饥似渴地吸取陈映真先生等诸多先辈的思想遗产，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与逝者共舞”的勇气，令当时的自己无地自容。樱井大造在酝酿《台湾浮士德》时，因为阅读陈映真先生作品，特别是那时刚刚翻译的日文版《赵南栋》，深受触动。可又惊异地发现：台湾的帐篷同人基本没读过陈映真！就紧急号召大家阅读先生作品。真羡慕雅红他们有这样的先辈！

后知后觉的我，最近才开始细读贺照田等师友通过思考陈映真先生自身求索“理想主义重建”的艰辛过程，反思如何在当下为中国大陆的“理想主义重建”寻找契机的研究成果。现在想想，我当时在台湾，从雅红身上感到的非常直观的惭愧和触动，可能正是源自陈映真先生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各种行动，特别是后来的《人间》杂志，向他深爱并担忧的台湾人民，敞开他的赤子之心，不掩饰他重建心中理想的艰难，只诚挚地邀请他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一起加入这重建的哪怕“前奏的前奏”，“序章的序章”！那充满“爱和信任和希望”的邀请，到底冲破人们心中的痂壳，那因麻木而失去的对这些词语行动应有的敬畏和信心而产生的痂壳，把拒绝麻木犬儒的勇气的种子，吹进万千读者的心中。我当时看到的雅红和其他帐篷同人的有高度自觉的，追溯历史现实，重新想象未来的意志行动，应该是这万千种子中，不惧平凡、恣意游弋在东亚海域中的一束束海草（后来由行动脱胎形成的团体的名字正是海笔子——海草的意思）。让人想起《云》中的那片扬起的似漫山小花的密密麻麻工友的帽子。又如堪比日月潭的“那一潭清水”（借用自李娜分析贺照田关于陈映真论文用语）。他们之中的很多年轻人像雅红一样，向“既有安全的精英人生”挥挥手，在现实的荆棘中，乐天无畏地奔赴理想。这让我想起钱理群老师当年落难贵州时，与学生们一起耽读鲁迅，毫不孤独，还有那许许多多，似野草种子般坚韧的“民间思想群落”。我非常幸运，被那潭清水映见了自己的浑浊，为那些柔韧海草的美丽心疼，贴身带着哥哥照片的身体复苏了一些感受“痛和痒”的能力。哥哥终究没有遇到重建理想的契机和“别样的人们”——“哥哥的意难平”一直贴身相伴，冥冥之中竟把我推向了怀抱理想重建的人们，或也许，是我下意识地不停张开嗅觉，飞蛾扑火般，渴望着重建的火苗在各地燃烧时的空气的微焦？时光不肯倒流，如果自己早一点觉悟，向哥哥推荐先生的书，会令他在余烬中再燃起、照亮自己吗？再多的假想也无益，就永远带着哥哥一起上路吧！

2004年秋天，时隔两个月，“双十节”当天，我第二次踏上台湾的土地。从机场到台北市内的计程车上，尽管我一再用普通话申明我是北京人，现在只是在日本学习，但七十多岁的司机老伯伯，执拗地不断用日语和我寒暄，我用普通话作答，还是一样的循环往复。虽然在日本看过一些师友关于自日据时代至今，台湾同胞的语言认同问题的研究，但毕竟是隔一层纸的“客观抽象叙述”，有点隔靴搔痒。直到后来再读到陈映真先生的《忠孝公园》，随着先生的文字起伏，眼前总是晃着那个极斯文客气，但执拗地陶醉在日语发音语调所带来的回忆中的司机老伯伯，与小说中带着日据时代梦魇回忆，并且那往日梦魇在现实中，无论时代如何移步换景都不曾被那狰狞放过的主人公之一林标，重合着。当然这都是后话，说来惭愧，我当时暴殄天物，在见到先生之前，并没来得及认真研读先生的作品。几天后，在台北宝藏岩差事剧团的帐篷演出现场，我终于就这样惴惴地，心虚愧疚地第一次见到了陈映真先生。

与许多师友的感受相近，第一次与先生的目光相对时，脑海中浮现着读过的有限的先生作品中，特有的回水般涌动的温暖。也许就是因为心虚，觉得自己一下被先生看穿，但先生的目光犀利之下仍是周正温暖的。与先生一起看戏，差事的帐篷台上台下的记忆游走之间，仿佛一切也都是先生记忆的延伸，真是心猿意马！帐篷结束后，先生要搭计程车回家，从帐篷的现场到能搭到车的大路，有一段步行大概十分钟的路程，我奉钟乔老师之命送送先生。

钟乔老师在说到陈映真先生时，总是说，“大陈呐——”，后来在先生的追思会上钟乔老师主持，不平静的追思一项一项展开，老师的纪念串场确如当年那一声“大陈呐——”，同志间通往共同理想的无间熟稔，一如当年。

宝藏岩虽说地处台北市中心，却因依山傍水，沿着面向新店溪水的崖壁上，挨挨挤挤地布满形状各异的小屋。后来看资料说，自清代有庙宇修建，日据时代曾是仓库所在地，战后演变为眷村，浓缩了台北近代演变的痕迹，在公众呼吁下，被保留部分，改建为文创公园。这些了解也都是后话。只记得那天晚上，喧闹的帐篷结束后的夜晚，崖壁上参差的小屋中放出的，明暗、色泽也都参差的灯光自成一片混沌，像它历经过的一切暧昧的历史，映着崖壁几乎鬼影绰绰，只有崖壁下的空地已经被整饬一新，铺着几乎簇新的草坪，一眼望过去恍惚以为是哪家豪华别墅的后院，只有簇新的道路指示牌提示着这里已经是精心规划的文创公园，鲜绿草坪的簇新在崖壁混沌的映衬下，分外扎眼。先生应该是对这簇新对混沌的挑衅，已经熟知？已经无奈？就像他当年度过“艰难远行”的绿岛，也充斥着这种簇新对混沌的挑衅、掩盖、改写？（当然这又是后话，一个星期后，我才出发去绿岛。）

当晚诚惶诚恐加心虚的自己，当然没有勇气和认识去向先生提问。倒是先生可能早已习惯了“暗夜行路”，不以为意。扶着先生行走的那漫长的十分钟，意念上当然是觉得稍纵即逝，眼睁睁地，我们慢慢地翻过一个小坡，草地不再簇新，渐次露出土地，终究到了一条大路边，终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得不向一辆亮灯的计程车举起手臂示意，然后车终究缓慢地停在我们面前。心虚的自己几乎无从说起，好在先生可能看穿了我的紧张，一直不疾不徐地提问、叙说。得知我因为日本帐篷剧团与台湾大家的共同行动，在研究、翻译先生小说的日本老师们的帮助下，我才有机缘到台湾，先生感叹“我特别感谢那些对冬竹好的日本朋友”！先生是否回想起，那噤声的时代里，充满国际主义的日本友人给予他无私的帮助，奇迹般地有机会在禁书的海洋徜徉？先生毫不掩饰对中国大陆面临的历史现实问题当仁不让的、真挚、不避嫌的关切、忧虑。我还没接话，先生已经推进到下一个话题。

“韩国去过吗？他们的社会运动太厉害了！批判知识分子也厉害！可惜我这个年龄学习韩文已经有点困难，你还年轻！你可以学啊！他们的思想资源太重要了！”脑子里又浮现两个月前去光州的片段，嘴里又没接上话。

“八•一五”当天，正和大造一家从汉城赶往光州，下午和一个光州剧团会合，剧团的年轻成员就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购物中心露天平台上，换上服装，戴上面具，演将起来。虽然听不懂韩语，但觉得，从面具下仿佛被摄魂的身体幽灵般的游荡，在悠远的鼓声中，还是不紧不慢地召唤着那无名的亡灵归家。围起来的若有所思的观众之外，就是熙熙攘攘购物休闲的人群，还有一个小型的充气泳池，孩子们在戏水喧闹。但这一切日常都并行不悖。想象中肃穆的“招魂”就扎根在日常的喧闹中，毫不违和，得以持久。第二天到光州，参观金大中们被关押审判的军事法庭，光州烈士陵园。陵园正面40米高的纪念塔和大理石地面，还是给人过于“簇新”的感觉。但山脚下密布在青草丛中类似馒头冢的朴素坟茔，坟茔上那一张张年轻无畏，被诗抄环绕的脸孔，却一边令人无法直视，一边径自拽着人回到那一年的五月十八日。

那稍纵即逝而在记忆里被无数次反刍后越发变得漫长的十分钟。年龄不到先生一半的自己，思维记忆却那么滞重，老态龙钟。先生却轻盈得像雀跃的火苗，像胸怀世界、怀抱理想的少年。短短的十分钟，像指导员关怀战士一样，对来自大陆的年轻人，恨不得一口气把忧虑、关切、希望都嘱咐好。“我们一定还要见面”！迈进计程车之前，先生富有磁性的中低音竟不曾被大路边的嘈杂所淹没。

等我一路辗转从台北去台东，去绿岛，去台南、高雄、小琉球，再绕回台北的途中，通过其他师友得到陈映真先生转达来的消息，希望我给先生打电话。原来路边匆匆挥别时的先生的话，真的不是客套。在高雄路边的公用电话打到先生家里，商定我回到台北车站时，在车站餐厅见面。当我拖着行囊在嘈杂的台北车站中找到约定的餐厅，进门就看见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先生和美丽的师母已经端坐在等我。

先生和师母就像对自己的学生一样，先生题赠我一册刚出版的散文集《父亲》，师母送我一方刺绣手帕。洪范版靛蓝色简素沉静的封面，和素白刺绣的手帕排在一起，什么都没吃，就幸福得饱了。先生还是那缓慢富有磁性的中低音，但掩不住提问的热切。询问我粗略绕岛一周的感想，《台湾浮士德》准备的情况，在日本从八十年代就独辟蹊径对先生的文学做出介绍研究的松永正义老师的近况等等，还是那样毫不掩饰对各地与自己同样拥有“重建理想”的人们行动的浓厚兴趣，不只是关切好奇，好像自己也已经置身其中的“历史当事者”感。我望着刺绣映衬下的靛蓝，幸福而笨拙地作答，还是有点应接不暇，有点含糊其辞。

那靛蓝的沉静并不能平复我思绪的飞扬。没有勇气告诉先生，绿岛的夜晚，白天阳光下理直气壮，比当年更茂密的郁郁葱葱，就变成靛蓝，还有比靛蓝更深的海。远离游客喧闹的背山处，远看似鸟居的，刻有“新生训导处”的石条还在。当年最终没有走出绿岛的“新生”们的最后归宿——散落在半山腰的无名冢们也还在。禁锢先生一段青春的围墙，也许先生也参与挖掘的高墙内的那口井也还在。但围墙内陈列纪念的方式，围墙外的人权纪念公园，是那么“簇新”，难免“断裂”，不似靛蓝沉静的夜那么忠实。环岛的“黑潮”还是那么暗流汹涌，从不晕船的自己在到达绿岛的四十分钟里，身体和思绪一起翻江倒海。先生当年坐的，肯定是更简陋的小船，更压不住汹涌。下船时听当地人说，当年晕船带着手铐的“新生”们，很多下了船根本站不起来，只能爬。岛的坡道还是那么起伏，其他游客喧闹的摩托引擎声后，我自不量力地推着租来的，基本没法克服坡度的脚踏车，顶着太阳，形单影只地走着。想着先生当年为着心中的理想，即使带着镣铐也没向这坡度屈服，就只能推着车继续走。

后来读郑鸿生老师的《荒岛遗事——一个左翼青年在绿岛的自我追寻》，鸿生老师在“台大哲学系事件”后，服兵役发配绿岛，青春被“噤声”后，在岛上的反刍苦思。鸿生老师也是读着先生的作品，走过青春的，那夜夜凝视的绿岛的夜空，海水，漫山的坟冢，也都是靛蓝的吗？鸿生老师后来不断对那段左翼的理想青春进行追溯，自我剖析，好像那靛蓝化作了书写历史的墨水。

《荒岛遗事——一个左翼青年在绿岛的自我追寻》可视为《青春之歌》之续篇。作者在《青春之歌》中记述了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青春，然而在经历党国机器的打压──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后，侥幸逃过一劫的作者入伍当兵，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发到彼时恶名昭彰、曾关押了许多政治犯的的火烧岛──绿岛。本书即是记述那一段离岛生活，在仍残余着白色恐怖阴影的70年代，原本抱持纯真的理想主义热忱的年轻军官，面对受刑人与政治犯，扭曲而残酷的现实在他心里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痛。在多年的压抑后，作者决定写出当年在那与世隔绝的荒岛所经历的震撼，没有清算、指控，而只是用悲悯的心，企图为那噤声的年代，仿若被放逐的边缘孤岛上的人和事物，赋予一种普世的价值。

先生和师母客气地请我吃菜，郑重地说，《台湾浮士德》公演时，如果身体允许，一定来看我们的帐篷。大造当时还在酝酿剧本，但读得最多的就是先生的作品和横地冈老师的《南天之虹》。先生的理想已经非常内在于我们的帐篷行动。与先生的约定，让犹疑的自己突然变得无比坚定，坚信自己会为接续更多理想，再来台湾。

那次从台北返回东京的飞机上，我捧着先生题赠的书，贴身带着的哥哥的照片，离那靛蓝沉静的封面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第一次读到先生怀想“人生第一次深刻的离别寂寞”——在九岁时失去情深至笃的双生哥哥。终于在成年后用哥哥的名字“映真”作笔名，“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现在常听到有人慨叹，“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失去哥哥的悲欢会有一点相通吗？原来，下意识地想带哥哥一起上路，一起活着的，不是我一个人。一万米的高空也没有令我的泪水失重，它们久违地恣意落下，溅到了那沉静的靛蓝，渐次晕染开来。

转过年的2005年3月，台北纪州庵。我们的帐篷正在紧锣密鼓，每天过山车加打游击般的狼狈之后，我都默念祈祷，希望先生在师母的悉心照料下能来看我们的帐篷。无论先生是否“在场”，都如影随形，这就是长辈的力量，好像“赖上他了”！苍天有眼，那一天真的来临时，竟然那么不真实。当帐篷里真地再现着“南栋”女囚喂奶的片段，面向河流的刑行场，我忍不住回头望向帐篷观众席最高处的先生，想象着六张犁和绿岛的靛蓝，先生忠实书写的理想，是否真地在这个瞬间，因无数不同地域、世代的人们前赴后继而有一点接续。帐篷的最后，旋转舞台后面完全打开，大家举着火把，宣告“记忆解冻”的时刻到来。三位台湾的女性用尽全身力气，呐喊出陈映真先生也熟悉喜爱的韩国诗人金南柱的诗句：

南部出身的忆玲饰演的“白名单”读到：

你是否大义凛然地面对寒冬

你是否春花荡漾地迎接春天

寒冬怎样流血 冻土如何融化

艳阳的春天如何在废墟中把花朵培养

雅红饰演的“梅妃”读到：

冬和春的临界点

小麦为何垂了头 在白雪下窃窃私语

为何麦苗虽被践踏

却永远有麦穗生机盎然的高高抬头

杂草如何深深扎根

在贫瘠的土地上聚居

野蔷薇如何把岩石打碎

如荆棘般不息繁殖

霉菌为何于暗室中孕育生命

如曲霉菌般密密繁衍

竹笋 在土地中准备着什么

与蟒蛇一起上击长空

还是暗自研磨锐利的竹枪

小明饰演的“发巫祀”

（登上中央的舞台放声呐喊）

你知道吗

孕育春的冬夜的阵痛是如何强韧

你知道吗

肉体是怎样流血 灵魂如何栽花

肉体和灵魂如何相会

与鲜花和鲜血一起放声鸣唱

这首诗在八十年代日本社会运动高潮期时，被从韩语翻成日文，现在我绞尽脑汁地翻成中文，请台湾的女同胞们朗诵。译完诗，整个剧本的翻译终于结束。整个翻译过程中，耳边一直有先生缓缓低中音的约定，眼前却不只看见了《赵南栋》、马场町、六张犁、绿岛，也看见了阿Q，看见了光州，看见了琉球，看见了东亚海域里流动的海草在暗自形成新的能动暗流，柔韧地打破疆界，重新拥抱彼此。

全剧结束，观众的掌声告一段落时，观众席的最高处有掌声执拗地有节奏地不肯结束，甚至有点孤掌难鸣，是高大的先生！是先生执着地在表达他通常通过他的文字收获的共鸣。今天，在打破记忆和想象力疆界的帐篷里，他执拗地表达他的欣慰，他的作品在东亚的流传辐射，呼唤的重聚理想之下的共鸣，所带来的当仁不让夺回“历史当事者性”的联合努力。

樱井大造在第二次反安保运动期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学习，在学生运动的高涨期加入了曲马馆剧团，成为第二代帐篷剧场的一员。樱井的帐篷剧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共识的议题，与台湾差事剧团合力促成的海笔子剧团以及在北京促生的北京流火帐篷剧社，凝聚了更多的力量。

“不容易啊！帐篷让我想起三十年代的进步戏剧，樱井先生拖家带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一起干革命”！后革命的气氛中，大家急于“脱敏”， 或不屑于再“把革命说出口”，但先生还是那么理直气壮，给了我们力量。

又是后话，后来我看到先生在八九年之后在日本参加国际左翼力量的联合会议，并在会议最后一天通过联合宣言时，力排众议，拒绝以西方的价值语境来评价中国和总结国际左翼联合的方式，倡导东亚的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应该有根植于自身传统的语言和叙述方式。要是哥哥知道这些，知道理想越是在复杂的情境中越被激发得丰富，让更多的人们拥抱彼此，知道他们未及落地实现的理想，竟然在将来，隔着海峡山水，隔着本应有“代沟”的老前辈那里，有这样掷地有声的温暖的理解，该能汲取多大的力量，该多好啊！

骆一禾《先锋》

（借用贺照田纪念先生文章的引用）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让我们一起崇高，激动，

一起从容，安详

当代重要诗人。生于北京，小时随父母去河南农村生活，197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9月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诗歌专栏。1989年3月海子自杀后，骆一禾致力于亡友诗作的整理、出版、讨论。5月31日，骆一禾死于脑溢血，年仅28岁。第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诗《世界的血》。

借用一位老师与母亲共同回忆的语言，对先生的一切追忆，都好像“时光中的刻舟求剑”。并且像师友们所希冀的：“让两岸前进的文学在思想和创造上重新遇合”。重新阅读追忆陈映真先生，也让我重新意识到对“理想主义重建”的渴望下，阅读师友们对先生“理想主义重建”的相关解读（《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的重要，幸福地与师友们“重新遇合”。就像先生说过“我们一定还要见面” ！

提交这篇文章初稿的2022年2月24日深夜，我不知道，在我按下电子邮件的发信键时，从俄罗斯有坦克载着士兵进入了乌克兰。如果先生知道，从他热烈理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坦克的履带碾过柴可夫斯基谱写《乌克兰交响曲》的基辅附近的泥土、花香、婴儿的笑颜。他会再次遭遇眼睁睁的理想幻灭吗？他一生的理想应该就包括：泥土和花香，婴儿的笑脸，都不再惧怕坦克的碾压。

先生描画的“后街”，被迫以最惨烈的方式——战争，被撕下最后的遮羞布。每天晚上在小区坚硬的水泥地上散步时，还是忍不住想象被坦克履带碾过的春泥的柔韧，想起避难在歌剧院里、地铁里、地下掩体里的儿童和妇女老人并没有停止歌唱，想起乌克兰老妈妈送向日葵的种子给俄罗斯年轻士兵，告诉他，面对死亡，向日葵还是会开出花来！向日葵况且向死而生！每天面对残酷新闻画面感到无力、分裂的自己，就没什么陷入虚妄的借口了吧！

在一片有意无意要清除俄罗斯文化的喧闹中，我想起在日本的那些对俄罗斯历史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师友们。一夜之间，日本被俄罗斯宣布为“不友好国家”，他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再踏上那片曾给予他们无限启迪、青春吉光片羽的土地。与他们畅谈茨维塔耶娃的夜晚变得那么遥远，做了无数准备最终夭折的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之旅越发像星空一样闪烁其辞，可望而不可及。

先生要在，一定会相信向日葵吧！一定会相信，无论是何种有形无形的阻隔，并不能切断国际主义友谊的传统记忆，眼前的被阻隔，只会令大家倍加警醒，重新审视彼此，蓄势待发，担起“免于虚无的沉重”，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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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锐编辑

l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