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舶载输日佛教石刻，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一方面使宋商航迹的“点”与“线”得到可视化、具象化的呈现；另一方面也摄录了古代中华文化在东亚海域流播与辐射的斑斓光影。作为一种经历了由此岸到彼岸的跨海移动、历经了从古昔至现世的累代穿越的文物遗存，宋代舶载输日石刻，不仅具有长、宽、高的有形维度，而且在历史时空中留下了无象轨迹，故可被视为“四维”的海丝遗存。迄今仍可寻绎、尚能探查的石刻海运输日线路，集载了宋代中日之间越海交流的历史图像，可以被称为“海上石刻之路”。
本书在宋代佛教石刻整体坐标中考察宋代舶载输日佛教石刻的形制谱系及雕造年代，以日本现存宋代输日佛教石刻为研究核心，以浙闽沿海宋代佛教石刻遗存为比照对象，对日藏宋制佛教石刻进行了跨海溯源。在此基础上，由“物”及“场”，由“场”及“人”，由“人”及“史”，采用文物考古调查与文献史料解读相结合的研究路线，对石刻的存置场域、关联文脉、输日背景、利用社群、海运路线等问题展开深入探究，从多条维度、多个层面揭示了宋代输日佛教石刻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结项成果，全书40万字，228帧附图，加彩版合计400余页）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航线：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具有洲际海上交通的意义，对全球历史轨迹、世界贸易格局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东海航线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东亚，若将南海航线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干线，东海航线则处于支线的地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东海航线连接的主要区域——东亚拥有鲜明的文化共性：汉字书写、儒家思想、汉传佛教信仰，事实上，东海航线在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和汉传佛教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纽带作用。中国是汉字和儒家的起源地以及汉传佛教的形成地，三者向东、向南的对外传播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海路，因此，东海航线的历史存在感，不仅在于海上贸易，更在于文化交流。
在南海航线上，中国对外输出的物品以陶瓷、丝绸、茶叶等生活贸易品为主。与之不同，东海航线上中国的输出物除了丝、瓷、铜钱等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书籍、绘画、雕刻等涉及精神生活的物品，比南海航线自华舶出的物品门类更为丰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东海航线不唯是一条商贸路线，更是一条文化通道。
东海航线不仅使东亚地区的文化互通、文化交流、文化共享成为现实，而且航线自身也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而汉传佛教文化在东海航线自身文化内涵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涉及东亚海上交通的港口、航路、舶载物品、航海信仰等诸多方面，佛教元素无所不在。沿线佛教遗存既是东海航线历史叙事的珍贵物证，也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东海航线相关的佛教遗存，包括佛殿、佛塔、经幢、像龛之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雕刻物，还包括佛经、佛画等文字和图像遗物。其中，与沿线航海交流活动相关的佛教建筑物、构筑物、雕刻物遗存以及作为崇信对象的天然景观，标示着东海航线的空间广度和历史厚度，而舶运流播的佛教典籍和绘画作品则揭示了东海航线的文化高度与思想深度。
在东海航线佛教遗存之中，现存于日本各地的“宋风佛教石刻”值得特别关注，这批日藏宋风佛教石刻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渡日宋朝工匠及其后继者在日本雕造的石刻作品。相关遗物主要留存于近畿地区（京都、奈良及其周边），是宋朝石刻匠人跨海移徙以及宋式石刻工艺随之东渐的物证；第二类是宋朝自中国舶载至日本的佛教石刻。确切地说，这类石刻是宋朝工匠以中国石材在中国雕制完成之后输出到日本的。相关遗物主要分布于九州北部、西北和西南沿海地区，映证了宋朝佛教石刻实物的跨海移动。
摄影：刘恒武
摄影：刘恒武
本书以宋代输日佛教石刻——即上述第二类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批石刻具体包括：萨摩石塔、宋风石狮、层塔、阿弥陀经石、菩萨造像，其中，萨摩石塔和宋风石狮数量最多。这批石刻的特别之处在于：首先，其分布地点集中于九州北部、西北和西南沿海，结合文献来看，输日石刻存置地点大多是宋舶经行及泊岸之地；其次，由于这些石刻是由海船自宋朝舶运至日本的，因此，与造设于固定地点的大体量佛教设施不同，其尺寸和重量均在可舶载搬移的限度之内。然而，佛教石刻并不能如佛经和佛画那样可以随处携行、随时变换存置场所；第三，虽然舶载佛教石刻与外销瓷、铜钱均属无机质文物，能够长期存留，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极佳实物资料，不过，相比于陶瓷、铜钱等一般舶载贸易品，一方面，由于尺寸与重量的缘故，舶载佛教石刻存置场所相对固定，另一方面，舶载佛教石刻是一种带有精神内涵、宗教属性的物品，故而其受众是宋朝佛教文化的积极接受者。毋庸置疑，宋代输日佛教石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石刻其“物”本身，还在于其“地”、其“人”和其“事”。
摄影：刘恒武
摄影：刘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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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推送内容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输日佛教石刻研究》一书“绪论”之节选。
・感谢出版社和作者授权转载。
・著作封面图片、文物图片分别由出版社和作者提供，其余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简介
刘恒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海上丝绸之路史和区域考古学，先后赴鹿儿岛大学、京都大学、京都日文研从事中日石刻文化交流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结项）及省部级课题多项，个人成果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
袁颖，宁波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古代文献，曾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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