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芸丨2023年东亚阅读书目

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约11%、横跨欧亚大陆11个时区，与中国接壤边界线超过四千公里，足以环绕海南岛海岸线两圈。如此巨大的国家是何时膨胀起来的？俄罗斯在亚洲还是欧洲？帝国的扩张冲动从何而来？Mark Bassin《帝国幻象／愿景：1840-1865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国族主义想象与地理扩张》一书，重建与分析沙俄帝国19世纪对远东的地理想象、愿望与话语，如何与俄罗斯国族主义交织，并促成地理扩张。

笔者首先注意到“远东”概念的生成、使用。“远东”本是欧洲国家殖民主义时代对“亚洲”的一种称呼，因而由远到近，有“远东”“中东”“近东”之称。为免自我东方化之嫌，现中文学界很少未经批判地使用，但如今俄罗斯的行政区划里最东仍有一大片“远东联邦管区”其中最南边设有阿穆尔州，位处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需要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沙俄所称的“远东”与“阿穆尔”并非如今的行政区划，前者指向更广大的东部地区，包含西伯利亚、阿穆尔河流域（即黑龙江流域）、萨哈林岛、朝鲜、日本乃至于其能触及的环太平洋沿岸；后者指涉阿穆尔河流域周边。“远东”的遗留，可能也反映了俄罗斯地位与自我认知的复杂性。

书名中的“Visions”如何翻译颇值玩味，根据剑桥在线辞典解释，Vision作可数名词时，表示幻觉、幻景（an idea or mental image of something），作不可数名词时，指眼光、远见（the ability to imagine how a country, society, industry, etc. could develop in the future and to plan for this）Mark Bassin把书名取作Imperial visions，将Vision作可数名词使用，因此《帝国幻象／愿景》是笔者倾向的翻译，表示Vision在该书中的多重含义。作者将沙俄时期的内政与外交、社会与政治改革、地缘战略与领土扩张联系起来，分析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学者、探险家、商人、地方官、外交官等等）如何围绕清俄边境阿穆尔河流域展开系列话语。揭示“Amur euphoria”（阿穆尔亢奋）背后的帝国主义冲动。作者要问的是，这样的领土扩张何以带给沙俄帝国如此大的兴奋感，但此兴奋感竟极短暂，这些帝国的幻象与实存的阿穆尔一直存在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名Vision作不可数名词的“远见”意涵也是具讽刺性的存在，即俄罗斯国族主义不断向该地域施以发展计划，然而这些“画大饼”始终未能兑现，但仍一再上演。

本书揭示了地缘政治话语的真实与虚构，呈现沙俄如何硬生生地将“异域”化作帝国的“新边疆”。“新边疆”的出现成为俄罗斯国族主义表现的核心。而此国族建设工程是建基于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对抗、在亚洲的弥赛亚主义，是故“异域”是谁？在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征服“异域”证明俄罗斯与欧洲（视时机与美国相较）的同等地位。面向欧洲时，声称拒绝欧洲，面向亚洲时，又带上欧洲面孔。在这里，所有的地理意涵都不是精确固定的概念，它本身的含糊性恰恰证明它是多变的、政治话语下的建构。该书的研究旨趣，与对日本从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到日本帝国“现代的超克”系列研究颇有共通与可供对话之处，其历史地理与思想史交叉研究路径也颇值借鉴。如果我们于二十世纪之交，站在阿穆尔河上，看看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于横滨码头成立的“黑龙会”，要求将俄罗斯赶出黑龙江流域，可以发现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间竞争亦促成了帝国幻象／愿景的生成。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尼古拉斯·瓦伦丁·里亚萨诺夫斯基（Nicholas Valentine Riasanovsky）在为该书写的序言里道：“现实可以打败梦想，但不能阻止人们做梦。甚至被摧毁的幻象也会以变异的形式重新出现。”“无论是指向欧洲的泛斯拉夫人，还是指向亚洲的其他愿景……下一个是什么？”1999年出版的《帝国幻象／愿景》可能已向我们展现史家 “回到未来”的vision了。

最后，作者将研究一个社会如何感知、思考和表示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喻为研究画布上所投射的视觉图像，实际上是研究其产生的一种自画像。此洞见，不禁引人省思，研究这样的“自画像”不正是在问，我们今日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或中国／世界史研究？

国家是什么？国境是什么？国籍是什么？认同靠什么支撑？个人与国家是什么关系？在大多数有国籍者那里，这些似乎不成问题。但这世界上，有些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被宣布遭国家排除在外，被剥夺部分权利、受到社会歧视。他们是“无国籍者”。因为移民、工作、战乱、寻求政治庇护、生父母与出生地的国籍法或国际法问题，又或是自己主动选择，而成为无国籍者。据联合国难民总署统计，当今全球有超过一千万的无国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儿童。

本书作者陈天玺，是一个拥有无国籍身份三十年的亲历者，也是无国籍问题的研究者。后因工作需要，于2002年申请归化日本，并将归化过程拍成纪录片，现任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关注华侨、移民、少数族群、国界与国籍等问题。本书前半段讲述，作者成长过程中，因为无国籍身份带来的生活麻烦，以及由此引发的认同困惑、辩证省思。陈天玺于1971 年出生于日本横滨的中华街，父亲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母亲来自湖南省，国共内战时全家流转到台湾。由于其父怀抱留学梦，但经济条件不足以赴欧美。其特点是经历过伪满时代，会说日语，因此1950年代选择赴日留学，之后携家带眷留日经商，成为在日华侨。1972 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再承认ROC的地位，造成在日华侨社群因政治认同问题分裂（与在日朝鲜人有类似的情况）。作者的父亲因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记忆，使其无法选择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日本国籍，最后选择了无国籍，全家人的生活也因此遭受巨大影响。年幼的作者，并不知道为何自己被教育为中国人，却又要在日本生活长大。对此，他的父亲这么回答：“爸爸经历过战争，我觉得比起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更深厚的，如果能真正互相理解，就不会彼此敌对。所以，我才要在日本把你们教育成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你们可以成为超越国家藩篱的人。”

无国籍身份，给陈天玺带来的不只是思想上的认同危机、记忆疑惑，日常生活中的探亲、旅游、工作，每一次的跨越国界都是问题。这也成为日后作者在香港、美国研修的主要课题。本书后半段，描述作者研究在日无国籍者的几个案例。例如，日本冲绳的“美亚人”是美军基地军人与当地日本女性所生子女，因涉国籍认定问题，而成为无国籍儿童。还有另一种无国籍者：“私生子”，许多是日本籍男性与菲律宾女性移工的非婚生子女，被称为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另外，还介绍了难民身份的无国籍者，例如因二战离散在文莱的华人难民。

真正的世界主义

作者为了解并处理无国籍问题相关工作，曾一度前往联合国应征职务，但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来自哪个国家？”确实，联合国是United Nations而非Beyond Nations，联合国所宣称的超然性无法容纳无国籍者入职。书中提及一位（剧）作家本田英郎，其曾经历伪满生活，战争时期替敌国美军做翻译，在中国迎接战败，这样的战争经历，促使他反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且关注无国籍儿童问题，出版过采访冲绳无国籍儿童的书：《不存在的孩子们》。本田英郎认为“无国籍的人们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人不跨越国家这界线是不行的！”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里讨论何为中国（人）？问题时，引入边缘研究视角，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圈时，我们非得画出圆的的边界线，才能形成圆。换句话说，是圆的边界线构成了圆，而不是中心的空白处。我想，无国籍者恰好提供了理解国家体制的边缘视角，当我们聚焦于那些被排除者时，他们身上的轨迹，正好是不断质疑国家边界的证据。边缘可以指向三种维度，第一是时间维度，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是场争取承认政治的游戏，权势移转，造成主权此消彼长。战争爆发前一秒的某国公民，下一秒可能成为无国籍难民。被民族国家线性时间观所抛弃的人们，他们的时间被停留在不被承认的政治时间里，是为时间上的边缘。第二是空间上的边缘，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境线、护照、入出境通关体制，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美国为阻止清朝移民到美西打工而产生的，这种阻碍特定群体流动的关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扩散到全球。¹对人进行生物识别、检测、丈量、区别、隔离、排除、控制的体制持续进化，直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尽头。无国籍者的存在，正是在问“到底是人跨越了边界？还是边界跨越了人呢？”第三是社会层面的边缘，“美亚人”“日菲私生子”使我们看到与国家结合的性别、婚姻、家庭制度中的边缘，处处质疑东亚的现代性。总之，本书对于了解无国籍的东亚案例提供了索引，若对无国籍概念、国籍意义演变与现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关系感兴趣，还可以阅读剑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米拉．西格尔博格（Mira L. Siegelberg）202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国籍：一部关于身份、人权与国家主权的近代史》(Mira L. Siegelberg,*Statelessness: A Moder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接续汉娜·阿伦特的思考，从国际政治思想史、法权等方面讨论无国籍者。

Adam McKeown出生于旧金山，199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界的全球化》获2009年世界历史协会最佳图书奖。Adam McKeown喜爱格格不入的人和反叛者，并温和地引导他们度过学术政治的危险。曾任教于东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成为哥大正教授。Adam McKeown在创建国际、全球史新课程扮演重要角色，使教授们不必划分世界，学生们也可以更轻松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13年，Adam McKeown由于对学术政治琐事感到沮丧，放弃终身教职。2017年意外离世²。

现在，我们认为护照、签证是为了进行跨国移动必不可少的文件，但实际上它的起源是用来阻挡特定人群的流动，这是不到两百年的晚近发明。

大多数边境管制的基本原则和识别个人身份的技术都是1880年代至1910年代通过将亚洲人排除在白人移民国家之外而发展起来的。到了1930年代，这些为巩固国际体系而来的做法已经普遍成为该体系内所有国家主权和移民控制的基础。吊诡地是，也正是因为设置了边界管制，利用特定身份证件和迁徙条例（例如移民职业、财产、种族的规定）来促进特定群体、但阻碍另一些群体的流动。因此，“成为一个‘自由’的移民只有在政府广泛压制私人胁迫和其他可能阻碍安全通行的活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护照和边界国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提供这种压制和鼓励流动性。”这种全球边界控管的制度和理想，迫使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自由、自主、自治的个体。作者打趣地说，我们现在把全球化的各种流动想象成破坏国家主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移民流动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巩固是相互作用而成的。在近两百年内，国家大规模垄断暴力，镇压海盗、土匪、巩固领土、宣示对边境的司法管辖权、设立移民管制，才确保如今的流动成为可能。国家机构对边界管制的国际标准愈是娴熟，愈能充分参与全球互动，如果有人不愿意参加，炮舰和殖民会迫使其参加，因此边界的全球化是一个标准化的故事。(见导论)

本书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转型中的边界，讨论16至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领土与公民身份区隔的兴起，并重构19至20世纪全球移民史，强调从北大西洋到南太平洋的移民是运输技术与工商业网络革新的全球现象，亚洲移民和大西洋移民没有太多不同。随着19世纪中叶，废除非洲奴隶贸易以及自由贸易原则兴起，欧美开始讨稐亚洲移民、契约是否自由的问题，认为不受监管的中介机构、招聘人员和运输公司是不自由的来源。是故，由国家介入监管移民组织，以确保亚洲契约的自由度，创造了“自由的”契约工，也使美国的移民管理制度集中化，以至于到了1920年代，国界取代了距离、成本和地方机构等其他障碍，成为主要的移动障碍。第二部分：想象边界，分析19世纪后期美国对亚洲移民的管制“实验”。1880年代末，美国通过人头税、检疫、客运法、吨位等制度限制中国人入境，关于实验手段如何有效，且既符合帝国利益又能服务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发了关于地方、中央、殖民地法律、国际条约等系列法律斗争。实验的初始阶段，面临官僚程序混乱、惩罚手段无效等困境。第三部分：执行边界，分析世纪之交，美国透过排华法案，践行边境管制。将个人从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剥离出来，以制造大量文件档案为手段，创造移民的新身份。美国建立起远程控制的领事机构，将美国国内的管制标准化为国际模板，此间的边境冲突是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等级地位斗争的象征。移民出入境过程的理性化、官僚化，使边境管制成为一套精心策划的霸权仪式。第四部分：传播边界，讨论边境控制如何在全球传播。作者认为即使是反对移民法的社会运动，如1905年中国的反美抵制运动和甘地在非洲的satyagraha运动，也强调了控制移民的一般原则，反对移民法本身亦是巩固整套体制的一环。接着探讨1907年后边境管制的法律和制度扩散。边境管制成为主权和自治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结果。

结论提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移民控制到当代的延续。作者反思两种关于移民与全球边界的叙事，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叙事”，大约在冷战结束前后，将全球历史描述为18世纪以来萌芽的自由主义规范的展开和扩散，成果是更自由的流动；人权、国际组织的扩大，但这种流动也威胁了自由国家和公民的理想关系。第二种是“全球化叙事”，强调1970-1980年代全球的跨国互动与私有化。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是以欧洲为中心扩散出去的全球化历史，两者都将几个核心国家的经历投射成一种普遍的经历。作者认为较好的理解方式是，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两百年解读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未解决的紧张局势的故事，而不是一部破裂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对新事物的主张是一种政治策略。只要我们抱持着自治与国际交往的理想，不论是在出入境管理局排队等签证，还是不满于某国的移民政策，我们都深深地参与了这个进程。

本书饶富趣味的地方是，每个部分都以卡夫卡小说《审判》的节录作为开头，暗示现代性官僚在边境控管与国家边界形成中的作用与后果。作者表明不对未来提出任何建设性建议，好像是说我们正困在韦伯的现代性牢笼之中。

本书是国际知名大导李苍东在成为导演之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原文1992年于韩国出版，获得《韩国日报》创作文学奖。时隔近三十年，2021年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引入中文世界，2023年亮光出版社出繁体版。

对生命最沉痛的叩问、对生活最真实的凝望

本书收录五篇小说，故事大抵与1980年代的韩国民主化运动有关，也有朝鲜战争、国家分断的创伤话题。从1980年的“五一八光州事件”到1987年的“六月抗争”皆在列。小说中穿插大学生朴钟哲被水刑拷问致死、女大学生权仁淑遭“性刑求”、李韩烈被催泪弹击中生亡事件。关于八零年代的民主运动评价，因党派、记忆与国际政治的变动，总有人歌颂亦有人诅咒。但李苍东的笔墨并不在这些历史大事上，而是聚焦在滚滚巨流中的小人物身上，描写他们的困顿、迷茫与挣扎。例如首篇《真正的男子汉》讲述的是1987年“六月抗争”中，不同社会阶层之人在街头相遇的状态与际遇。作者以小说家的第一人称回忆，街头上的集体抗争，如何使人感到剎那之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来自底层的农工张丙万却在抗议独裁军政府的场合，不合时宜地唱起军歌《真正的男子汉》而被奚落，显露其与大学生、中产市民的文化资本、社经落差。然而，张丙万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愈陷愈深，变成了“追求虚幻梦想”的人，使得本已贫困的生活更加潦倒，最终妻离子散。而当时对着张丙万说“总统是直选还是间接选举，并非民主化的全部。像张兄这样的人，拼死拼活地劳动受累，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改变这种现实也是民主化。”的小说家，后来却劝阻张丙万“审度自我”适可而止。而当时积极办报、热衷宣传农工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的运动圈大学生，暗地里却对张丙万有些鄙夷，后来从事“无关宏旨”的工作。当年的街头，只剩下修道者般的张丙万一人，独自苦痛地抗争。

小说总是把镜头对准革命中的掉队者、失败者、犹疑者，或是革命者的周边亲友，那里经常是政治与日常生活激烈碰撞的灰色地带。例如《龙川白》里在朝鲜战争时期加入南朝鲜劳动党的金学圭，在革命失败后彻底成为无行为能力的废人，使家庭承受屈辱与贫穷，但却在三十年后的一桩间谍案里坚称自己是犯案人。金学圭为了不要至死当一个“龙川白”坚持入狱，但在金学圭儿子的眼中，这不过是彻底的自我欺骗，而成为另一个“龙川白”【龙川白（용천뱅이）指疯子或麻疯病患（当然是对麻疯病患的歧视性蔑称），指涉与普通人、健全之人和不来，被世界抛弃的存在。】这种无经济能力的父亲角色在同名小说《鹿川有许多粪》里也有出现，“他们这种人十分博学，比任何任都深黯世界的运转原理，对当时的政治情况或者韩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了如指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实际上却连解决一天一顿饭的能力都没有。”这或许与李苍东自身也有个令他痛不欲生的“左翼”父亲有关。《天灯》中的女主角信惠则是革命队伍中的犹疑者，在一些关键时刻下“同情敌人”，无法坚信“教条”。如评论家成民烨所说，信惠陷入了身分认同的混乱之中，“母亲希望她成为小学老师，运动圈同事强迫他成为满怀信念的斗士，警察强迫她成为潜入矿工村的劳动者”这些却都是在强迫信惠成为某种不是她的东西。然而小说并未告诉我们，信惠想要成为的究竟是什么？就像《鹿川有许多粪》里，主角俊植对于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说出正确的事情是否就是正确？的各种疑惑，李苍东只是沉痛地把问题抛出，而不做解答。或许作者就是要把读者一起带到1985年鹿川车站启用后满是粪堆的周边——一片待开发之地。与俊植一块，在粪堆中怆然、在粪堆中哭泣，在粪堆中反思生命的价值、凝视惨淡的生活。

评论家成民烨认为李苍东在价值失落的年代里，面对复杂的人生，拒绝套公式求解，而是以小说探询真正价值。如果李苍东也同意的话，很想问问他，究竟什么是真正价值？从1992年至今对真正价值的思考是否有变化？

情书的东亚激荡？

读完小说后，我对书腰上的“东亚叙事是一场宏大的集体记忆”这句评论，感到特别费解，几乎没有一个字能与小说对应上。据武汉大学出版社鹿书工作室编辑所言，他们当时选取一个读者评论作为书腰，但并未言明这是何种营销考虑。因此，我想对此话进行善意的曲解。作者在中文版序中道：“在那个年月，我像是在给某人写情书一样，克制住自己殷切的内心，逐字写下了这些作品。二十几年过去了，这封情书现在来到的中国读者的面前。”我想，如果“东亚”两字能生发出价值的话，正是要从“宏大”“集体”跳脱出来，从吾人自身的历史之中，省思小说家抛出的问题，或许会是对此封情书最好的回应。

林芸，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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