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术业有专攻的压力，我曾以“滥读乱心”为戒，但是，正如禁忌与诱惑互为表里，我的自我警戒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2023年还是以随心所欲的阅读居多。这一“居多”里面，新出版著作的分量还被各种论文、时文或材料所稀释，其实并不多。所谓“随心所欲”，可能是被好奇心驱动，也可能只是松弛偷懒的借口。求学时读过广州诗人杨克的一句话：学者阅读是为了占有知识，而诗人阅读是为了绕开知识。当时年少，深以为然，从此不再诵记，只求会通。后来方知，占有也好，绕开也罢，都是将知识物化的说法，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对知识的扬弃，而且这种将思凌驾于学的阅读方式，更适合孤独的求道者。所谓得意忘荃，得月忘指，不立文字，见性悟道，皆是如此。多年以来，跋涉于诗歌小说、文艺理论到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思想史的阅读经历，也印证了我往往满足于一己之解惑欲求的观念化偏向。然而，世上终究不存在缺乏载体的思想，山野中的行人可以遗忘自己攀爬过的路口阶梯，但在对外言说时却不得不认真描述它们的位置和形貌，否则只能陷入无边的沉默。在与某种无力感和失语症斗争的2023年，我的确邂逅过几本良书，它们带来了不同的风景和刺激，不过限于篇幅和精力，只能介绍一二。
此书是林少阳老师以日文出版的第一本日本研究专著，尽管之前在汉语著作《“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中，他已经讨论过日本后现代思潮的社会语境及理论语境，但这次的焦点集中在日本战后思想与后现代的复杂关系上。两者共同组成了日本“漫长的战后”，其间的连续和断裂成为了作者梳理相关学术史和进行评述的轴心。围绕这个轴心，以及政治性、历史性、伦理性、东亚视角等几个关键的评价标准，一幅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史、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独特地图便徐徐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对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康德论和世界历史论的专章考察，本书并没有像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或赵京华老师的《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那样，以详尽的思想传记式的个案分析来透视整个时代，而是凭借极其熟稔的文献知识，直接勾勒对象的全貌，高屋建瓴地梳理和评述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实态和功罪。那些可能妨碍读者思考的枝蔓线索，则留给了丰富的中日英注释。即使其中出现了山口昌男或科耶夫的例子，也仅是择其代表性著作的主要观点，来说明文化人类学或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对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定程度上接受过后现代思想洗礼的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精心制作的路牌（人名、概念等固有名词），便利地抵达历史图景中的某个地点，并且途中常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收获，但是也可能带来一个弊端，就是由于路牌过多，倘若读者连其本身的标示都不明就里，或者对路牌的理解出现分歧，就容易茫然不知所措。
我刚到东京时，也挨过那些充斥着片假名术语、句式复杂缠绕、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章的当头棒喝。究其根源，不一定是“新学院派”遗风作祟，其实从小林秀雄就开始了，但是后现代思潮加重了这种倾向。譬如中泽新一的《西藏的莫扎特》目录，看起来更像是诗歌的标题：书籍的调律、孤独之鸟的条件、关于风之卵、疾病的零逻辑——暴力批判论、曼陀罗或斯宾诺莎式的都市、做梦的技法等等。曾担任东大校长的莲实重彦的批评文章，则繁复如茂密的丛林：“与所谓‘作品’打交道，就是让我们熟悉的环境中的语言秩序突然间变得可疑、被强行转移到另一个被无序秩序所支配的系列中去。语言突然披上白痴的表情，将自身隐藏于经验性的‘知识’所无法控制的遥远的彼方，以其非人称性和难以跨越的距离来‘无媒介\中介性’地袭击我们，最后强迫我们披上与之相应的白痴表情。”（《批评或假死的盛典》）这种混杂了多种新潮理论和奇诡意象的“新学院派”文风，本来是拒绝普罗大众阅读的，但是却得到了知识青年的追捧。当然，外部也有80年代日本某种泛宗教化的神秘主义氛围，以及泡沫经济所催生的附庸风雅的社会心理的呼应。在这种流行的学风文风之中，柄谷行人比较明晰、精准、简洁的论述反而得以脱颖而出，并且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或许这也是法国（莲实）与英国（柄谷）学风的不同反映。
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实证主义的求真探索，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语言和思想的不断实验、不断变形吗？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考古和探测，不应该只遵照一成不变的传统，也必须在自由而独创的形式表演之中显示自己的美感和生命力。否则，如果连知识青年都吸引不了，人文学科本身的存在都会岌岌可危。正如本书所言，日本的批评话语与哲学话语密不可分，即使被诟病为是对哲学的简单化，但是在普及哲学、实践哲学方面，批评话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后现代思潮也可以看作是现代哲学冒犯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之后的批评化。
在指出日本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潮的贡献与局限时，作者特意区分了“批判性的后现代思想”与“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思想”。前者在继承战后思想的战争责任课题、割断主权或主体性与民族国家的捆绑关系、揭示微观权力的隐秘压迫等历史性、政治性和伦理性方面得到了作者的肯定。其次，“批判性的后现代思想”也以其语言=文本=表象论的视角，以及对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之有机结合的促进，丰富了既往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与此相对，“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思想”在抵触旧左翼之宏大叙事的同时，反而随之削弱了自己的政治性和批判力度，陷入了观念化的概念游戏之中。无论是阶级论的退潮还是文本决定论的泛滥，都显示了日本后现代的知识消费主义的空洞和后继无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敏锐指出，日本后现代尽管批判现代主义，但却和现代主义一样拒绝前现代的学问体系。例如日本学界就很少有人把利用后现代理论工具探讨江户思想史的子安宣邦归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这样的归纳，与我对后现代思想的抽象观感比较一致，不过读者也容易产生一个疑问：那些“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思想”的主张者，具体而言到底是谁呢？为何大名鼎鼎者往往是作者积极肯定的人，而被批评的后现代思想，却似乎只是一个由众多平庸之辈构成的面目模糊的群体？例如所谓“新学院派”的命名，其实因浅田彰（经济学、哲学）、中泽新一（宗教学）等年轻作者的华丽登场而起，《结构与力量》、《西藏的莫扎特》两本晦涩著作的意外畅销，引起了媒体资本的注意，从而开启了知识商品化的一大潮流。然而，这些学术明星，又基本上工作在大学体制内部，并非仅靠媒体稿费生存。如果没有足够的学识和引人入胜的写作能力，也无法为媒体资本提供利润。因此，如何从内部重审这些“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思想”，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课题。
不管如何，出于对思想过度观念化的反弹，同样被归类为“新学院派”的柄谷行人及时开始了自我批判和工作的调整。从交换方式的角度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克服可能性的探究。柄谷最后抵达的是以“资本-民族-国家”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思想装置，与其提炼的ABCD（即馈赠与还礼、统治与保护、货币与商品、X）四种交换方式相辅相成。在本书第七章，作者试图从中国古典思想的“礼”和“文”中抽取出可以弥补柄谷的三位一体的因子，也就是同样可以流通的“语言”。然而，在我看来，柄谷行人的民族范畴或许已经包含了语言（情感）的功能。柄谷把资本因素纳进来，纠偏被过度观念化的民族国家论（“想象的共同体”一说，就有过度把国家观念化的倾向)，那么再加入“语言”一环，会不会又回到他所批评的观念化国家论之中去呢？作者回应说语言也是物质性存在，但这种物质性似乎也会被回收到柄谷的资本范畴里去（媒体资本，印刷资本）。此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再联系到柄谷试图克服民族国家之限度的理论动机，“语言”=“文”能否帮助人类升华到更高的交换方式，也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读罢全书，眼前又浮现出了林少阳老师在东大驹场奋笔疾书或坐而论道的模样，似乎时刻都沉浸在学问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话之中。从诗艺研究出发的他，早期应该是从日本后现代思想那种融汇了多种学科且高度陌生化的炫技式写作之中，感觉到了另一种不同于中国80年代学界的、能够兼容学术与文学的可能性吧？在后记中，他回忆了自己搜集《现代思想》杂志的各期论文拼命研读、然后又不断在消化过程中将其相对化的学习经历，于我心有戚戚焉。或许可以说，本书也是他对自己生命经验的一次整理，对曾经燃烧过的学术激情的一次缅怀吧。
拿起这本书，首先是因为久仰“网野史学”的大名，然后想看看日本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性在哪里，从不同角度理解日本左翼学界为了清算均质的民族国家构想而作出的“单一民族”批判。开卷之后，马上就被作者的叙述和观点吸引了。
本书所谓日本的东西边界，大致是北起新泻、富山的县境，南接静冈、爱知县境的一条线，与日本中央地沟带这一地质结构线重合，因此连生态系统都不太一样。日本人大多能切身感受到东西日本在味道、语言和习俗上的差异，但是作者一举回溯到绳纹时代，援引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土地制度史学等，指出东边走马西边行船、东部父系制西部母系制、东国旱田西国水田之类的地域差异在前现代就形成了。因此，在7世纪末“日本”国号确立之前，并不存在什么“日本”或“日本人”，所谓“倭人”与日本列岛的“东国人”、特别是“东北人”也不是一回事。
作者出身于山梨县，也算“东国人”，并且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与日本西部史学家对垒的日本东部史学家系列，后者包括石母田正、佐藤进一、石井进、相田二郎等。在如何理解日本中世的社会形态上，东部史学家主张在地领主制、家长型统治，而西部史学家则认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基础不是纵向的家族，而是横向的村落。按照我的理解，东部史学家强调中世领主的身份制压迫，而西部史学家笔下的日本中世社会则比较接近具有公共空间的“市民社会”。总体而言，东部史学家比较强调历史上东国人的独立性，网野甚至大胆构建了一个上至平将门、下至江户幕府的“东国国家”谱系。例如，镰仓时代甚至还有东国某个地方自行改了年号，短期摆脱了天皇的影响，而日光山和东照宫则被赋予了比叡山和伊势神宫一样的地位等等。
这样的作法算不算“结论先行”？山折哲雄在本书的解说之中指出：“叙述历史的行为，归根结底是自己投身到某种世界观和认知体系之中的过程。历史叙事终究不可能存在完全公正中立的立场。其问题恐怕系于一点，就是以怎样的逻辑和想象力，将叙事引导到自己所投入的特定世界观和认知体系中去。”这确实算是一种中肯的回答。我偶尔听到有人批判丸山真男的江户思想史研究或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认为是已经有了结论才来做学问，但此乃大谬，把提出科学的假说混同于意识形态先行的“强制阐释”了。我一贯认为，区别“科学假说”和“不容分说”的重要标准之一，乃是行文之中的诚实感。修辞立其诚，听起来很玄乎，但是读书久了，一看便知。阅读网野此书，可以看到作者是在不断与西部史学家对话而非独断专行，旁征博引的史料和强大的平衡感，让本书拥有了足以成为一家之言的说服力。
关于大逆事件，我以为自己很熟悉：1910年6月，以幸德秋水为首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被怀疑企图刺杀明治天皇而被捕，1911年1月，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2人被天皇“恩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实际上对12人执行了死刑，其中包括幸德秋水及其恋人管野须贺子。遭此重击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一落千丈，整个思想界进入了萧瑟的寒冬季节。当时的日本文坛也深受震动，比较著名的事例是，作家德富芦花在一高（今东京大学）作了题为《谋叛论》的演讲，毫不畏惧地为社会主义者的“谋叛”辩护。另外一种相对消极的抵抗典型，出现在作家永井荷风那里：“我感到无法忍受良心的苛责。我为自己是一名文学家而感到耻辱。此后，我决心将自己的艺术品位拉低到与江户时代的作者们同样的层次。”
但是，通过此书我才知道，这一惊天冤案的构陷居然如此简单，只需要稍微有过偶然的接触，便可以视为同党“一网打尽”，而且审判完全无视正当程序和当时国际上的批评，迅速就执行了死刑。实际上策划暗杀计划的4人，甚至连炸弹都没有研制成功，更何况其他不知此事的人。
免于死刑的12人之中，有5人或因病或自杀死于牢狱，其他减刑出狱者，也背负着“国贼”的污名苟活于世，并且导致整个家族和家乡都抬不起头来。而且所谓的“恩赦”，也是元老山县有朋、首相桂太郎等人事先策划好的花招，并非什么“皇恩浩荡”。讽刺的是，被改判无期徒刑的印刷工人坂本清马，在受牵连者中寿命最长，一直坚持上诉要求复审，但他却是一个天皇崇拜者。
由于大逆事件与幸德秋水的过度捆绑，关于被起诉的其他25名“罪犯”，一般读者几乎都不太了解其生平、思想、职业以及被捕之后的苦难生涯。这些牺牲者之中，居然有4名是僧侣（当然事后马上就被教团除名了），其他的有医生、记者、园丁、机械工、农民、工匠、种药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仅仅因为与知名社会主义运动家认识，或有过一点间接关系，便被牵连入狱，最年少者21多岁就被剥夺了生命，其中唯一的女性管野须贺子，年仅29岁。
遗忘事件之中一个个具体的名字，就等于重新肯定历史的粗糙和扭曲。调查历史就是最好的纪念，也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作者田中伸尚是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他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和长达十多年的采访，掌握了死难者、生还者及其家属的大量信息，在为他们恢复名誉的道路上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也成功塑造了令人唏嘘的“死与生的群像”。
作者简介
谭仁岸，日本一桥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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