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比较视角和历史维度研究作为一种帝国现象的恐慌，特别是传染病，如霍乱、鼠疫、流感，以及20 世纪末新出现的传染病等引发的恐慌。通过对19世纪初的东亚到21世纪的美国等一系列案例研究，本书探索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其他权威机构为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所做的尝试。本书还研究了从电报到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等多种技术对传播和约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国复杂关系网络和恐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的结论。
本书重点关注从19 世纪早期到现在发生的恐慌反应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及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涉及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方。
作品描绘了14世纪中叶欧洲黑死病流行时的惨烈情景，画面的左边是象征着死神的骷髅骑着瘟疫之马正疯狂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并将眼前的人们赶往刻着十字架的巨大的棺材之中，左下方的王公贵族同样在劫难逃，教堂的牧师已经化为骷髅，画面一片狼藉，充满恐怖，揭示出在瘟疫面前无人可以幸免这一主题。
引言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节选）
亚洲幅员辽阔，人口密集，民族多元，这些问题引发的焦虑一直是殖民档案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对众多殖民者来说，亚洲广袤的大地似乎无视划分逻辑。例如，19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档案中就反映出统治者认识不清，面对异见者的谣言十分不安。[1]档案文件里非但没有显现出殖民当局精明的集权化运作，反而揭示了其存在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性。
殖民地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环形空间，即“确定的飞地”，以减轻“迷失在帝国中的普遍焦虑”。[2]正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观察到的那样，“焦虑”，而非“恐惧”，或许更适合描述这种殖民反应，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3]除了不确定的预兆，即一种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对于殖民地的不安，通常没有确切理由。
在香港（见第六章），少数英国人管理着众多中国人，这种数量悬殊引起了潜在焦虑，在零星的反西方示威中凸显出来。在关于1891 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中，香港总登记官指出，欧洲人开始把香港视作“永久的家，因此，所谓的‘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但在总人口221441 人中，只有795 名英国男性和300 名英国女性。[4]尽管大多数西方人不懂中文，但当地的中文“揭帖”和相伴而来的流言蜚语，还是引发了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呼声。这就是1894 年鼠疫大流行时的实际情况：反英揭帖首先在香港街头出现，并逐渐传播到内地的广州，虽然港英政府当局试图实施严苛的卫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发——包括挨家挨户搜查，在私人宅邸强行消毒（印度的鼠疫中就有记录，见第五章）等措施。
时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谴责“文人墨客”制造了“毫无根据的恶意谣言”。[5]“为了阻止鼠疫，政府决定从每个学校中挑选一些儿童，摘除他们的肝脏，作为唯一能够治愈鼠疫患者的药方。”相关谣言在香港学校中的中国人之间流传，结果使得当地人的“恐慌，就像野火一样蔓延”。[6]港英政府向广州地方衙门频频施压，要求其遏制“在港治疗鼠疫的谣言”[7]，以防止“ 谣言歪曲事实”，并要求下令逮捕“ 造谣生事者”。[8]恐慌具有传染性，由谣言产生，又进一步滋生谣言，并产生恶性循环。“惊恐万状”的中国人让港英政府也高度紧张，后者一直对煽动性言论和反动分子的叛乱保持警惕。鼠疫又助长了谣言蔓生，中国人和欧洲人都陷入恐慌，纷纷逃离。1894 年5 月31 日，英国什罗普郡团（Shropshire Regiment）的乔治·维思（George Vesey）上尉感染鼠疫，几天后死亡，这证明即使华人为此次鼠疫的主要患者，欧洲人也不能幸免。香港“市民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主管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owson）在其日记中写道：“欧洲人和日本人也纷纷搭船离开香港回国，这几乎演变成了一场逃港的大恐慌。”[9]正如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对印度谣言的描述，这种“引发恐慌的谣言创造了一种镜像，侵略者开始在镜像里进行身份认同，甚至将自己视为受害者”[10]。
当香港媒体报道坊间出现的煽动性揭帖时，港英政府收到了来自印度的情报，说在印度，树木被神秘地抹上了泥浆。[11]这让人不禁想起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前的情形，当时作为起义信号的“印度薄饼”（chapatis，一种未发酵的印度面包）逐渐在印度土兵中传递，并在短短几个月内传遍了印度北部广大农村。涂上泥浆的树木被多疑的殖民者解读为暴动前的不祥征兆。[12]因此，此时将香港出现的恶意揭帖和印度涂抹树木的单个奇异事件列举在一起，似乎暗示了某种时空的连续性。对某时某地暴动迹象的解读可能会迁移到另一个情境，以解读类似的神秘迹象。[13]达斯写道，谣言和恐慌“在过去的某些区域，在两件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创造出一种连续性”。[14]
殖民当局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凸显了殖民协议的不确定性及对殖民协议的错误认识，也凸显了沟通（或误解）在恐慌制造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艾莉森·巴什福德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恐慌与“交流及言语接触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又和传染紧密联系。恐慌，在人群和区域中的蔓延，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地方的现象，离不开交流和传播媒介。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实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得‘常见化’的方式”。然而，这种交流的确切内涵常常受到质疑。正如1871 年《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上一篇《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真实看法》的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友好相处，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极其厌恶老外。”[15]这就是在殖民背景下交流的模糊性，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图总被认为是有差异的，即使社会治理也是根据种族差异进行严格划分的。殖民国家的代理人往往认为，有效治理要透过“事物的表面”洞彻本质，以预见当地反动分子的煽动言论和公开暴动的表现。这就需要建立起集监管、信息收集和情报评估的一套完整体系，即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义“研究模式”的三要素。[16]
1894 年香港和印度相继爆发的恐慌阐明了本书所探讨的一些主题：第一，历史事件如何在大英帝国中发挥解读现在和预测未来恐慌的作用？第二，恐慌在多大程度上暗示着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被概念化为帝国的、跨殖民的现象？第三，技术（包括电报等一些新的通信方式）如何助长恐慌？第四，传染病和恐慌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传染病模型下的恐慌研究，强调了它的“致病性”和“传染性”。第五，宗主国和殖民地共存恐慌背后复杂的生成机制。
本书从比较视角和历史维度研究作为一种帝国现象的恐慌，特别是传染病，如霍乱、鼠疫、流感，以及20 世纪末新出现的传染病等引发的恐慌。尽管现在已有关于恐慌影响的大量文献，但对恐慌的本质鲜有关注，也少有文章论及恐慌的发展、定义和管理方式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从东亚到21世纪美国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本书探索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其他权威机构为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所做的尝试。本书还研究了从电报到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等多种技术对传播和约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国复杂关系网络和恐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的结论。
每一章重点关注从19 世纪早期到现在发生的恐慌反应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及其阐释。正如艾伦·莱斯特在第一章“帝国与恐慌之地”中指出，每一章节从不同方面研究恐慌：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地形、英属印度的山间避暑小镇、流行疾病映射图、实施检疫措施控制恐慌和病毒传播等，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涉及南非、中国香港、印度、新西兰和美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关注英国这一殖民帝国是本书的局限，但本书旨在对帝国恐慌进行初步概述，为今后更深入、更具比较性和包容性的研究做铺垫。
*Puck*，July 18, 1883
[1] AnnLaura Stoler，*Along the Archival Grain：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 Ranajit Guha，“Not at Home in Empire”，*Critical Inquiry*，Vol. 23，No.3（1997）：482-493（484）.
[3]同上，第485页。
[4]根据1891年的人口普查，在香港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包括军事和海军人员），人数为8545人。“CensusReport 1891”，*HongkongSessional Papers*（《香港会期文件》）（1891），373-395（374）.
[5]*“Governor’s Despat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ith Reference to the Plague*”（总督就鼠疫问题向殖民地事务大臣发出的通知），*Hongkong Sessional Papers*（1894），283-292（285）.
[6]*“EducationalReport for 1894*”，*HongkongSessional Papers*（1895），447-463（450）.
[7]“*GovernmentNotification*No. 318”，*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香港政府公报》），September 1，1894，731.
[8]“*GovernmentNotification*No. 223，”*HongkongGovernment Gazette*，June 9，1894，506.
[9]G. H. Choa（蔡永业），*“The LowsonDiary：A Record of the Early Phaseof the Hong Kong Bubonic Plague 1894*”（劳森的日记：1894年香港腺鼠疫早期阶段记录），*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Asiatic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Vol. 33（1993）：129-145（135）.
[10] Veena Das，*Life and Words：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生命与言辞：日常隐秘之处的暴力》）（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Press，2007），111.
[11]关于揭帖，例见“*TheHongkong Government and Chinese Traitors*”，*HongkongTelegraph*（《士蔑西报》），May 24，1894，2；关于树木涂层，例见“Tree Daubing in India”，*Hongkong Telegraph*，June 30，1894，3.
[12] Kim A. Wagner，*“‘TreadingUpon Fires’：The‘Mutiny’-Motif and Colonial Anxieties in BritishIndia*”（踏在火上：英属印度的“兵变”主题和殖民焦虑），*Past& Present*，Vol. 218，No. 1（2013）：159-197.
[13] Kim A. Wagner，*The Great Fear of 1857：Rumours，Conspiracies，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Uprising*（《1857年的大恐慌：谣言、阴谋和印度起义的形成》）（Oxford：Peter Lang，2010），61-77.
[14] Das，*Life and Words*，108.
[15]*“Whatthe Chinese Really Think of Europeans.”Fraser'sMagazine.New Series*. Vol.Ⅲ. January to June 1871（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71），375—406（395）.
[16] Bernard S. Cohn，*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态：英国人在印度》）（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6），4-5.
作者简介
白锦文（Robert Peckham），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多学科中心（CHM）的主任和创始人，研究重点为传染病史和医学史。他曾在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St. Peter’s College）获得研究奖学金。2008~201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17—2018年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并是《剑桥现代亚洲健康史》（*Cambridge History of Health in Modern Asia*）
译者简介
何文忠，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学、翻译学硕士导师，主要专业兴趣为对比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研究、翻译技术、认知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长期从事翻译和语言学教学，出版译著30多部。
蔡思慧和郑文慧均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2019级MTI研究生。
山竹君/毛毛君/ 扎克丹编辑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