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川村凑丨《日本核殇七十年》

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核能的认识始于两场莫大的不幸。1945年8月6日和9日，名为“小男孩”的铀原子弹和名为“胖子”的钚原子弹分别落在了广岛和长崎。当时，人们称其为 “霹咔咚”。听起来像个怪兽的名字，也的确恰如其分。这两颗原子弹使日本人首次亲身体会到了核能、核裂变的威力。

日本的核能和平利用之肇始，是1954年众议院议会决算通过了《核能预算》。当时，作为改进党年轻议员的中曾根康弘和斋藤宪三提出的预算是两亿三千五百万日元。这个预算趁着议会会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出，很容易就批准通过了。这个数字是建反应堆的费用，加上日后铀资源的调查费，钛和锗等资源利用开发的费用，共计达到了三亿日元。这个预算促成了核能发电，同时也是日本开展核能研究，开发和在各地引入核电站的决定之开始。

在日本，核电站的“安全神话”是这样的。核电站有“五重防护壁”，设计的时候就多做了“三倍的安全措施”。核电站是“绝对安全”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大事故。因此也就没有设想应对大事故的对策。这就是“核能集团”持有的吓人的颓废僵化思维模式。嘴里唱着“安全，安全”就能达到真正“安全”的咒术的“言灵信仰”也出没在了这个近代科学技术集大成的“核能”世界中。如果真的这么“安全”，那为什么核电站都建在人迹稀少的海岸地带呢？

如果日本的核电站真那么安全，就不要建在离东京以外的福岛县和福井县，而是要建在东京啊。广濑隆等反核电站派的主张在《把核电站建在东京！》中，以反向思考的假设为基础提了出来。

为什么核电站、核燃料再处理设施都要放在偏僻的地区呢？首先就是因为它存在危险。不能放在人口密集，云集了重要国家机关、社会枢纽的大都市中。其次是要考虑地价、水利设施和一定范围面积的土地的问题。核电站关系人都是清楚核电站的危害性的，他们嘴里说着“绝对安全”，而实际上心里十分清楚核电站是多么危险。

但是，“国家”说了这个安全那就是安全的，绝不能“犯上”的这种奴隶性还保留在国民意识中。

日本核电站也是在海岸地带人口流失较多的地方建设的。冷却轻水反应堆需要大量的水，为了方便利用海水就要建在海岸上。不仅出于放出温水的需要，还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供排出大量的废水。

核电站附近海域的海水污染自不必说，从事渔业的人们被迫放弃捕鱼，为此必须给他们发放补偿金。另外，土壤和农业用水被污染，不光要有建设用地，还要确保土地面积足够大，因此对农业人口也要进行补偿。那些富裕的村镇很难进行交涉，只能瞄准这些人口外流，土地贫瘠的地方，“拆迁公司”的人一个个出来大显身手。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袭击了东日本的里氏9级大地震伴随着海啸席卷了由东北至关东的东日本各地，打破了久未遭受天灾的平静。不过，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事故明显是人灾而非天灾。40年前开始运行的一号机组，经年累月运行后已发生老化，抗震性方面等均需全面检查，地震学家们提出过无数次类似的意见。由于时常发生事故，负责运行的电力公司是否具有维护反应堆的能力也遭到过多次质疑。但在电力公司和其相关机构中任职的多是由经济产业省、文部省、内阁府等退职后再就职的前官员，因此经济产业省下属的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核能安全委员会、核能安全基础机构等都沆瀣一气，对安全维护工作敷衍了事。

东京电力公司、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核电站推进派的学者们，把这次核电站事故的责任推给了地震强度和海啸高度“超出了预测范围”，对自己的责任无动于衷。面对里氏9级的大地震、15米高的海啸，虽然紧急停止反应堆，但用于冷却堆芯和燃料棒的外部电源被切断，尽管有两台应急柴油发电机，但却都由于海水浸泡而出了故障。还有一台应急发电机虽然可以运行，但在不断贻误战机中停止了发电，最终相当长时间的断电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2011年3月11日当地时间14:46，在日本仙台市以东、核电站以北97公里处发生9级特大地震。由于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影响，总共有近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一号机组到四号机组连续发生的事故使反应堆受损，建筑物坍塌，高浓度放射性物质飘散于空气之中。反应堆堆芯熔毁，也就是说每台反应堆内部都发生了熔毁。（事故发生了三个月之后，总算由东京电力公司、核能安全与保安院亲口证实了这一点。）为了防止后续的爆炸、辐射及由此造成损失的扩大化，必须要冷却反应堆和燃料池中的燃料棒。因此，消防署、自卫队、美军以及民间人士一起上阵，用大量的消防车、吊车和水车开展浇水作业。

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关的各类报告书和论文有很多，在此对事故的经纬就不做详述了。这件事故极大改变了日本对“核能”的想象。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有第五福龙丸的被害、东海村JCO临界事故、美滨核电站的水蒸气泄漏导致作业员死亡的事故，福岛事故以同样、甚至超越了上述事件的冲击力，彻底粉碎了核电站安全的神话。可以说，核电站推进派的谎言再也无法简单地哄骗任何人了。但是，已经发展膨大的核能产业和核能商业，即使现在说要转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把同核能相关的各种信息加以隐瞒、欺骗、封杀和打压的这些人没那么容易放得下已经攥到手心里的巨大利益。对于各种质疑和反对，这些人可以继续使用和迄今为止相同的金钱加大棒的方式加以封杀，他们在玩弄权术方面有着惊人的能力。

这次的事故向我们揭示了一点，负责核能发电的电力公司，监管机构的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核能安全委员会，以及那些核电站推进派的学者们，对自己的言论与行为没有任何反省、不承担丝毫责任，也没有一点要改变方针的意思。完全就是一群无能力、无责任、无担当的人。不仅信口雌黄，连自己说的是假话这一点都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了。

如果问我战后日本向美国输出的“文化”有什么，我能想到的回答就是《哥斯拉》《铁臂阿童木》《阿基拉》和以《风之谷》为代表的宫崎骏的动漫。对于美国，或者说对于除了日本以外的全世界来说，日本这个国家是“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这是日本的一个特殊性。从日本能学到的东西，首先就是从“被爆”到“被曝”的经历中孕育而出的文化，即“被核（核爆炸、核辐射）戕害的文化”。

“学者们太浪费时间了，用钞票让他们闭嘴”。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向众议院提出的核能预算获批，成为了茅诚司、伏见康治等物理学家和有泽广巳等经济学家积极推进核能政策的契机。这些人接受了武谷三男等人提出的“自主、公开、民主”的“核能研究三原则”，压制了反对派。如此这般，由正力松太郎和中曾根康弘等作为代表的政界、财界和媒体界，与茅诚司、伏见康治等代表的学术界合流，开始了战后的核能研究与开发。

1956年1月，核能行政推行事业的主导——核能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正力松太郎，委员有石川一郎、藤冈由夫、汤川秀树、有泽广巳，该委员会可谓是政界、商界与学术界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现在依然在日本社会中享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核能集团”（称其为“核能黑手党”似乎更合适）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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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村凑，日本知名文艺评论家，法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1951年生于北海道，1975年开始发表文艺和社会评论。1980年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优秀奖（评论家类），2004年获平林泰子文学奖，2008年获读卖文学奖。著有《福岛核能人祸记》《什么是“战后文学”》《战后批评论》《南洋·桦太的日本文学》等作品。

刘高力，现于日本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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