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赵南柱将她从前一年起，每两周在《京乡新闻》上连载的文章，修改集结成短篇小说集《她的名字是》。全书收录了27则女性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创作基础，来自赵南柱对年龄跨度从9岁到69岁的近60位女性所做的访谈。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韩国发生了首尔江南站随机杀人案。一名20多岁的女性在地铁江南站附近的某间公厕里，被埋伏在内的男性残忍杀害。两人先前并不认识，彼此当然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事后，凶嫌坦承行凶的动机，只是为了发泄平日被女性无视的愤怒与怨恨。
案件经报导后，立刻引发了韩国女性莫大的恐惧，凶嫌的犯案动机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然而，这种恐惧却也反过来成为一个契机，让韩国女性勇敢地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想法，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捍卫自己的身体。
案发的5月17日晚上，由超过340个女性市民团体组成的“与me too运动一起的市民运动”，在地铁新论岘站前举办了“埋葬性别歧视·性暴力集会”。当晚，两千多名女性冒雨前来，在会场上追悼当天凌晨被杀害的亡者。与此同时，市民运动也公开发表宣言，宣言中提及：“父权制社会虽然强迫女性沉默，但女性必须沉默的社会已经结束。应该从根本上改革这些性别成为权力和等级，差别变得结构化的社会。”
在此之前，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南柱，透过一次次的女性访谈与专栏写作，似乎已敏锐地察觉到，这股女性不愿继续沉默的态势正在韩国社会中渐次增温发酵。或许可以说，《她的名字是》一书正是她观察与见证这个态势发展的纪录。
书中，赵南柱通过27则女性的故事，勾勒出这些不愿沉默的女性肖像，以及她们为了自身的人身安全、工作权益、劳动保障、生存权利，甚至是为了正义与良知挺身而出的战斗姿态。若说赵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绘出的，是韩国女性在成长与生活环境中被父权社会规范的模样，这次她在《她的名字是》描绘的，则是韩国女性与父权社会战斗的模样。
一、平凡日常中的斗争
赵南柱在《她的名字是》的自序中表示，这本小说的起点是受访女性们的声音。这里所说的“声音”，意指受访女性在过程中娓娓道来的“经常发生的情节，却也是特别的故事”，以及“偶尔也有需要特别勇气、觉悟和斗争的故事”。换言之，这次赵南柱欲以27则女性的故事，横向再现出同一时代中，每个年龄层的“金智英”们，在“斗争尚未结束”时追寻“朦胧的光”的平凡过程，并将视线投射在她们的积极主动性、战斗性与社会性上。
在这条追寻“朦胧的光”的平凡之路上，赵南柱首先提到的是：不要只成为“不说不该说的话的人”，更要成为“说该说的话的人”。因此，《第二个人》的素珍面对上司的性骚扰，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虽然害怕，但还是选择在网络讨论区和社群网站上公开一切；《给她》的珠庆在自己喜欢的女偶像ONE即将上一档总是要求女性来宾撒娇，让男性来宾占她们便宜的综艺节目前，使出丹田的力量喊出：“不要撒娇！ONE啊，拜托不要撒娇！”；《年轻女孩独自一人》的“我”在深夜察觉到不明男子疑似企图入侵住所，报警后却反遭警察臭骂时，愤而喊着要向监察室或青瓦台投诉，并向媒体举报，其后才得到应有的处理。
2020年3月25日，“N号房”主犯赵主彬被首尔警方移交检方审查起诉
图片来源：Yonhap
透过素珍、珠庆和“我”的举动，赵南柱告诉我们何谓“说该说的话的人”。同时，她还提醒我们，“说该说的话”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避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此外，更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有让女性继续活下去的“怦然心动”。
正因为这种对生命与生活的“怦然心动”，让女性无法裹足不前，必须与父权社会持续不断地斗争。在《离婚日记》中，离了婚的姊姊以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即将步入婚姻的妹妹，婚后不要只当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媳妇、某人的母亲，而是要做自己；在《结婚日记》中，将要结婚的妹妹从姐姐破裂的婚姻中，领悟到在婚姻中做自己的重要，进而拒绝了未来婆婆所挑选的婚纱与窗帘，决心为自己而活；在《妈妈日记》中，藉由两个女儿对婚姻与人生做出抉择的过程，妈妈亦决定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学习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小说集里这母女两代人的日记，正展现出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面对自我与婚姻时的个人内部斗争。
不过，当女性不断以各种身分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分子时，她们必须面对的，就不只有这种自我的个人内部斗争，还得进到更巨大的社会国家体系，进行外部斗争。
《驾驶达人》中的姜司机，期望社会正视女巴士司机这份职业；《厨师的便当》中的学校食堂厨师秀彬妈妈与《工作了二十年》中的国会清洁工真淑，为了改善非正式劳工的待遇，投身劳动抗争；《寻找声音》中的电视台主播敏珠加入工会罢工，以期有个合理的工作环境；《再次发光的我们》中被韩国高铁KTX解雇的“我”，为了公司未按照合约将乘务员正职化，走上了长达13年的抗争之路。这些都是女性与将女性的工作限缩为临时或辅助性质，甚至默认这种不合理、不稳定的雇佣环境的父权社会，所进行的斗争。
而在面对更为庞大的国家体系，甚至是正义与良知的问题时，女性依然没有缺席。在《再次重逢的世界》中，就读梨花女子大学的金正妍为了表达对校方成立“未来life学院”的不满，加入抗争，最后被学校叫来的警察强行驱离；在《重考之变》中，即使大学联考在即，准高三生柳晶还是参加了要求时任总统朴槿惠下台的烛光示威，同学荷娜为了拼命准备大学联考的姐姐，也走上街头抗议走后门入学的阶级特权。而她们的另一个朋友则在几年前，数度前往世越号船难罹难者的灵堂，至今书包上都还系着悼念的黄丝带；在《奶奶的决心》中，奶奶成礼为了反对萨德防御飞弹系统的部署，参加烛光集会，发动和平游行。
就此，我们不难发现赵南柱在《她的名字是》中的野心，即试图描绘出被父权社会规范的“金智英”们，与内部的自我、外部的社会国家、自我的正义良知对战的过程，进而呈现出她们与父权社会战斗的模样。不过，赵南柱强调，这其实只是一个女性平凡的日常。
小说集里这些“说该说的话”、参与劳工和社会运动的女性，多数不具备熟读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的知识理论环境，也并未打出女性主义者、女权运动家的旗号，她们大多数只是为了追求更合理、平等、安全的平凡日常而行动。也就是说，赵南柱并未直接以女性战斗的模样来鼓吹女性主义、号召女权运动，相反的，她是从女性在平凡的日常中所遭受到的大大小小的不合理、不平等、不安全之处出发，指出女性必须与父权社会战斗的原因，进而唤醒更多女性为自己平凡的日常挺身而出。
这种从平凡的日常中锻造出来的积极主动性、战斗性与社会性，无疑是女性与父权社会斗争时最坚实的基石。
具有社会学背景的赵南柱，应该对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有所认识，但不管是《82年生的金智英》或《她的名字是》，她都选择让这些硬梆梆的知识理论隐而不显，并采用素朴的大众语言，款款诉说女性平凡的日常，进而从平凡日常中的经历或遭遇，提炼出类女性主义、类女权运动的动能，触发女性去思考、去行动，甚至触发男性。这是赵南柱深思熟虑后的创作选择，也正是她的作品普遍能够让女性产生出强烈的触动与共鸣的主因。
二、共情共感、共同战斗的女性同盟
当女性在平凡的日常中，与父权社会战斗之际，找到同盟或共同体，似乎是女性在履行身分的职责、追寻自身的独立与建设自我价值时的必由之路。与《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在《她的名字是》中，也出现不少女性彼此互助的场景。
在《娜莉与我》中，身为职场前辈的“我”提醒自己，当娜莉在职场上受到委屈时，绝对不能对她说“当年我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这种话；在《妈妈是一年级》中，小学生妈妈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与女儿班上的其他妈妈彼此帮助，共同努力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在《大女儿恩美》中，“我”接受了女儿不考大学的决定，并与她站在同一阵线，一起面对外界异样的眼光；在《公转周期》中，国中老师“我”说服了原本打算毕业即就业的学生继续升学，并帮她支付了第一个学期的注册费。
针对女性同盟的问题，赵南柱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
即便是在互相不认识的情况下，同样作为社会的弱者的形象，女性也是会因此互相帮助的。女性之间的这种纽带感和共情感，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存在，但很难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很多作品中更多地把女性之间的关系描写成一种互相之间的嫉妒，或者勾心斗角，但是我觉得其实女性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姐妹之情、纽带感和互相帮助的这种东西也是很多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我的文字把这种东西变成可视化的东西展现在大众面前。
也就是说，在人越来越原子化，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离空洞的时代，赵南柱却反而尝试在作品中，建立起一条女性之间彼此互助的同盟纽带。
这条同盟纽带不仅仅是私领域上的共情共感而已，更扩及至公领域上的共同战斗。是以，当梨花大学的学生抗议校方贩卖文凭时，已毕业的学姊们纷纷从各地赶来，拉起“别怕，姐姐来了”的横幅，与学妹一同唱起《再次重逢的世界》（Into The New World）；当江南站随机杀人案发生，两千多名女性在风雨中，共同追悼那位其实并不真的认识的已故姊妹；当针孔偷拍已影响到女性的日常生活，警方又无所作为时，五万五千多名女性高举“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标语，走上街头，抗议偷拍给女性带来的恐慌和负面影响；当已故女歌手具荷拉被男友暴力相向，甚至要挟公开性爱视频时，六万多名女性高举“所有韩国男人都是罪犯，偷拍的人、上传的人、观看的人，都要受罚”、“不要哭泣，我们会成为妳的力量”的标语，走上街头，再一次手连手地将矛头对准韩国男性。
也就是在这种女性共同战斗的社会气氛下，赵南柱书写出了《她的名字是》中一则又一则女性战斗的故事。
赵南柱曾在接受“界面文化”的访问时提及，女性议题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和阶级构造议题来看待，一旦解决了其他社会问题，女性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当前的情况却是，女性问题在其他社会问题面前被视为不重要，以致于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一直与时俱进，但女性的人权问题却没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
如今，已有不少韩国女性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认为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不安全的生存环境，她们必须改变，必须发声，必须战斗，直到自己的权利获得确保，自己所经受过的不好的经历，不会再传给下一个世代为止。也因此，在《三联生活周刊》问及从那些受访女性身上感受到什么时，赵南柱回答：
我觉得这两年之间（笔者注：指《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到写完《她的名字是》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采访中，女性们变得更有信心了。我在写作《82年生的金智英》时，结尾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有什么方案，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当时，我确实觉得眼下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我写的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在《她的名字是》里，你会发现很多女性在说，我会继续斗争，我会继续奋斗，直到我的权利得到保障，或者我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女性不再经历我的遭遇，我要站出来发声，很多女性在采访中，或者在我的书中表明了她们的立场。因此你会发现这两年期间，她们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
就赵南柱看来，韩国女性正在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除了女性参与联署、抗议、走上街头之外，以女性为中心的大众文化与文学的比重，也不断在增加中。她表示，“反对的声音已经减弱了，如果说之前是充斥着失败意识和冷嘲热讽的话，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直接经历这个时代，女性自己发声，世界随之改变。我认为女性的这种体验和坚信不会被轻易动摇。”
出于这种坚信，也出于责任感，赵南柱在《后记：78年生的J》文末，如此写道：
我四十岁了。有人说，超过四十岁，就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因为一个人的面貌会根据至今为止所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而改变。不只是自己的脸，也要对环绕着自己的世界负责。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会改变身边的人与组织，进而改变社会。我想要成为负责的大人。
这里的“我”是78年生的J小姐，也正是赵南柱本人。《82年生的金智英》《她的名字是》等作品，无疑是赵南柱为了改变身边的人与组织、改变世界，为了成为一个负责的大人所做出的努力，而这也正是赵南柱本人与父权社会战斗的模样。
原文刊于“OPENBOOK阅读志”（2020年2月27日）。图片来自网络。
・蔡钰淩，清华大学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感谢蔡钰淩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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