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丨杂感之二

当数字时代猝然到来，当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阐释性的人文学科如何提出真问题？翻译研究如何回应AI翻译超越人工翻译的现实？如何理解比较文学中影响的可能与限度？如何立足本土学术传统，面向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发问并有所建树？在世界性危机中，如何理解改变近代东亚格局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明治维新？如何建构具有共同体意识的东亚？《日语学习与研究》常务副总编、复旦大学王升远教授以“预流”“影响研究”“明治维新与亚洲论”为关键词，分享不同类型的著述，不断提问，不断追问，以期从历史中获得面向当下和未来的答案。或者说，答案也不那么重要，将自己放在与历史和时代相关的位置上进行思考的姿态，才是他更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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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能有更多的学者赐稿，用随笔的形式讲述你关于自身、关于人、关于学问和这个世界的深切感受。‍‍

预流‍

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言中有一段至今广为流传的文字：“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当是时也，作为敦煌学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和陈垣等已意识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而这一新潮流倒逼了本土学者从材料、视野、观念、方法诸层面的全面革新迭代。

有学者指出，世间存在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谓之“深刻”；“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刘瑜：《观念的水位》）对于治涉外之学者而言，近年来，时代真问题与学术预流间的紧张关系在诸多意义上日渐尖锐地凸显了出来。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局势的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的巨变等等，新时代之“新”常以让人猝不及防的形态扑面而来，并倒逼着我们的回应和解答。以翻译（学）为例，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的起点应该是“人工”还是“智能”。曾经我们以智能为人工之辅，而当我们使用deepL、google、有道翻译等翻译软件或者计算机程序将一些文件翻译出来时，可能会发现目前的智能翻译在质量和效能上甚至已经呈现出全面超过人类之势——奇点将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机器辅助人工已经逐渐过渡到了人工辅助智能的时代，翻译研究的起点应该是一切从零开始的“人工”，还是略作查补和润色即可使用的“智能翻译”文本，就成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人工智能翻译已在以几何指数迭代，那么人类对于翻译工作的理解以及有关包括口译、笔译工作机制、原则、策略和技术等的认知是否也已经在随之更新，这是摆在眼前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我们的翻译硕士培养是否已经在顺应时代变化之势、翻译研究是否回应了这些真问题、新问题，是否“预于此潮流”，恐怕都是值得深思的。

影响研究

管窥学者、读书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最直观的方式就是观察其藏书——性情与趣味、眼界与野心、问题意识与精神秩序尽在其中。在此意义上，李欧梵的施蛰存研究便是一例。1994年某日，他在一家小书店中偶然发现了施先生的部分英、法、德三语藏书，惊觉“那一代作家的国际视野，大多由书本得来，而这些‘文本’，也直接走进了他小说的文本。文学理论上所谓文本互相指涉的说法，在此得到实证。”（李欧梵：《书的文化》）李欧梵的意外发现和感慨指向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实证基础。但事实上藏书线索只是第一步，我们不能仅此以此来“想象”一种影响发生的原风景，接下来的检证工作才是更为关键的：他读了么，读到何种程度。读与未读，熟读深思与浮光掠影自不可同日而语。藏书只意味影响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等同于事实发生。不妨抛出一个直击灵魂之问：那些摆书架上的书，有几本是我们真正读（完）过的？1980年底听朋友谈及《百年孤独》的莫言把该作“买了回来，读了前面两页就拍案而起，说‘小说可以这样写，我怎么不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1987年，他又在《世界文学》撰文宣称要逃离马尔克斯与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事实上完整读完《百年孤独》已是2007年底的事情了——在日本召开的国际笔会邀请了马尔克斯，也邀请了莫言。（莫言：《文学照进人生》）然而，在作者揭开谜底的2007年之前，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又是如何在影响研究的思维中讨论莫言文学中的马尔克斯因素的呢？由此不难看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从“应然”假设走向“实然”实证的路径之难。

影响的可能与限度始终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张哲俊教授的论文《五山文学二手文献引起的流行假象与汉文水平问题——比较文学文献学示例》为我们提示了一个具体的思考方向。简单说来，作者抛出的一个灵魂之问便是，“那些我们侃侃而谈的书都是自己亲自读过而非二手贩卖的吗？”他强调“一对一的线状关系”未必可靠，并转而提示出典据层面“多点多线的网状关系”，因为“特定语词、典故还载于其他阅读书目，复数阅读书目必然形成典据范围”。这一自下而上的调查路径自然是在强调研究中作为程序正义的“过程化”，唯此方可力避孤证。如该文副标题所示，此文乃作者近年来致力构建、倡导的“比较文学文献学”之实践案例。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等工作需要古典文献学的经验主义学问功底，而比较文学则强调跨文化的世界眼光和理论视野，基于学术研究的实践、立足于中国本土学术传统、面向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发问并有所建树，这种学术立场才是值得提倡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历史不会重演，但它总是押韵。对于五山诗僧而言存在的“二手文献”问题，在我们的学术论著中也屡见不鲜。在文化网红充斥自媒体的时代，在学者专家沦为时间之奴隶、“非升即走”成为达摩克里斯之剑的今天，落笔之前也请勿忘此问——“我们侃侃而谈的书是自己亲自读过而非二手贩卖的吗？”

明治维新与亚洲论‍

曾有人与思想家高桥哲哉讨论过明治维新是否是市民革命的问题，高桥回应称，“明治维新以萨长为中心，是一种颠覆德川幕府政权的政变吧。虽然后来举起了要求四民平等之类的旗子，但最终却成了天皇制集权国家。归根到底国家还是天皇的国家，国民还是天皇的臣民。因此，即使恭维地说也不能说明治维新是市民革命。天皇制国家的崩溃是战败的结果，并不是日本市民推翻了天皇制的集权。”（高桥哲哉：《反·哲学入门》）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便是“完成于明治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范围内”，但不同于德、意两国，“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欠缺”使得彼邦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出诸多“前近代性”，以头山满为象征的法西斯运动领袖们，在气质上则更接近于幕末浪人。（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我们对明治维新的不同认知理路和解释姿态，正映照出了不同历史时空下的人们各自不同的当下诉求，与其说我们在表述历史（即便是世界史）、言说他者，毋宁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在历史-现实、自-他关系中不断地确认自我。明治维新是日本史的巨大转折点，此次“开国”也一举改变了近代以降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其影响绵延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便是，在认识论层面我们当如何认识明治维新，如何为它建立起恰切的历史坐标，并据此给与其可靠的阐释。如果既非“市民革命”亦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革命”，那么，它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其边界与可能性何在。作为丸山真男的弟子，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渡边浩先生在其论文《福泽谕吉<劝学篇>首章与明治革命》中，通过对《劝学篇》首章、及其与江户儒学相关文本乃至美国独立宣言等政治文本之对读、对其中轇轕状态的揭示，讨论了福泽如何接续了江户儒学的文脉，同时激活了儒学社会教化与动员的革命潜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解释空间闪展腾挪、以儒释西，最终在与《五条誓文》所确立的变革方向合流后实践了其儒学理想的修辞策略和思想历程。这一阐释理路对于反思“明治革命”的革命性质、进而重审我们关于明治维新的历史叙事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认识视角。

此外，近年来东亚叙事、亚洲论述在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文学研究界都渐成大观。无论“东亚”抑或“亚洲”都是历史性形成的视野，言人人殊。在子安宣邦那里，所谓的“亚洲主义”“是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同时他亦坦言，“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仍身处世界性危机之中，并愈发强烈地意识到，东亚共同世界的形成有赖于各国自我的变革。”（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他强调的无疑是一种在连带感、共时性的时代政治感觉中把握自我变革方向的能动姿态。当然，对于学者而言的“东亚”，更多地应强调一种研究意义上的“位置感”，而非结论先行的“立场”，这庶几才我们所当秉持的、允当的姿态。

・文字出自《日语学习与研究》不同期号的“编后记”。‍‍

・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