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庆祝春节的地方生活久了，元旦一过便是新的一年，从年底的热闹自动切回忙碌的日常之后，2023年也感觉似乎已经有点远去了。感谢谓无名的邀请，让我得以借此机会整理和记录下这一年读过的几本好书，并非都是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感想难免主观，写得也比较松散随意，就权当是与当时享受阅读的自己作一次精神上的告别吧。
2023年4月份我的硕士导师高宁教授不幸因病离世，我心情低落而消沉，对人的宿命产生了深深的虚无感。听说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能治愈心灵，于是便去看了一看；看完之后，剧中的风景和音乐确实给人带来许多安慰，但对乡村生活如此极致的浪漫化却让我不得不怀疑这种疗愈效果的背后或许正是许多人看不见的伤口。易小荷的这本非虚构文学作品《盐镇》与《去有风的地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问世，所以一看到书讯我就立刻决定要找来读一读。读完后我才意识到它们是如此不同，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个对立面。同为生活在西南古镇的普通人（主要是女性）的故事，《去有风的地方》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传承、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年轻人振兴乡村的激情，而《盐镇》则不仅写出了所有在《去有风的地方》里看不到的底层众生相，还赋予了古镇那往往会被人为冻结的风景以历史时间（从前近代至疫情后）。
在《盐镇》里，透过对这众生相的白描，我们看到的是当代社会、尤其是古老城镇里的边缘女性人群在贫困与婚姻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靠拉皮条、开茶馆为生的陈婆婆，以遭受丈夫家暴在小镇出名、却热衷于做红娘的王大孃，事业成功却仍在家庭中被丈夫子女压榨和背叛的钟传英，自视甚高、克制隐忍的小镇公务员童慧和她的同性爱人、离了婚的教师李红梅，去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古镇、不停更换工作的黄茜，不信命的屠户女儿曾庆梅，“没读书的女娃儿”梁晓清，曾经有过作家梦的陈秀娥，幼年丧父、被姑妈收养的詹小群，步父母后尘、以带坐台小姐“团队”为业的小太妹黄欣怡，这些女性年龄、性格和命运各异，却又都继承了她们祖辈的困境，在饥饿、劳作、匮乏、背叛、暴力和疾病中过完一生，不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在婚姻和村落共同体中都难以找到支撑。她们都活得现实又具体，既是暴力的受害者，也可以是加害者，因此家暴甚至发生在同性恋爱关系中的“丈夫”对“妻子”之间。在古镇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里成长起来的每一代女性都“十分强悍”，却总是从一地鸡毛的原生家庭匆忙走进同样一地鸡毛的婚姻，在社会转型的夹缝中，既有着无处不在的危机感，但又找不到人生的榜样，只能继续在暴力和贫穷中挣扎或者放弃。
《盐镇》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被赋予了一个西方的他者：作者在序言中将“盐镇”的位置比作美国的“锈带”，记录下了古镇上那充斥着家暴、失学、失业、贫穷、疾病、死亡、吸毒、赌博、卖淫和犯罪的日常，因此在后记中，她也称之为一本“乡下人的哀歌”。不过，与美国保守派作家詹姆斯・大卫・凡斯（J.D.Vance）的著名非虚构作品《乡下人悲歌》最大的不同是，易小荷明确表示自己的目的只是“见证”，对于笔下描写的那种种困境，她并未尝试去作任何形式的观点输出、分析或是解读，更不用说提出解决方案。当然，凡斯最终决定从政并在2022年5月被提名为共和党俄亥俄州参议员，这一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解决方案”在当前的美国政治语境下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讽刺。
内藤千珠子的《“爱豆之国”的性暴力》是我近年读过的最有勇气的研究专著之一。这本书出版于2021年，我在2022年第一次读到并受邀与作者进行了一次线上对谈，2023年因为要写书评，所以又仔细读了一遍。
从书名上看，这本书讨论的貌似是日本的爱豆文化，其实并非仅仅如此。书的上半部题为“爱豆与国家主义”，由四章构成；下半部题为“对‘慰安妇’的想象力”，由三章构成。但我们知道，自90年代初期日军战时的集团性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以来，尤其是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激发国家主义情绪的往往是“慰安妇”，而爱豆的身体往往才是性想象力的对象。内藤有意将两个惯用组合进行调换，以此来讨论爱豆与“慰安妇”这两个符号背后所隐藏的同一种压迫机制。这种挑战刻板印象的实践在书中也能找到不少其他的例子，读来令人倍感冲击。
当然，内藤将爱豆的身体与“慰安妇”的身体放在一起讨论，这种研究路径本身就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对此作者本人也十分清楚。事实上，的确有学者对此表达了较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慰安妇”作为战争时期极端性暴力的受害者，其遭受的创伤与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的爱豆在物理层面上不可同日而语，将二者一概而论是对前者的冒犯。我一方面对这种批评感到理解，另一方面又觉得必须为内藤在这本书中真正重要的论点而辩护几句。在对日本地下爱豆的（女性）身体的审视中，内藤剖析了日本社会关于爱豆的话语以及充斥其中的那些带有战争意味的词汇，比如说让她们彼此竞争、排名、为梦想而“战”。她接着指出，男性粉丝通过支援自己喜欢的爱豆，不仅能在想象和现实中与她进行带有性意味的接触，而且还可以让她代替自己努力和奋斗，从而避免正视自己的无力和创伤。内藤主张，日本社会自帝国时代结束时开始便依存于这样一种让女性身体代替自己曝露于暴力之下、借以逃避对自己的反省的机制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内藤希望揭露出日本战后社会拒绝反思“慰安妇”问题背后的逻辑并对其进行批判，其意图并非是要将不同形式的性暴力进行简单粗暴的并列或对比。她进而指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性暴力并不是某些特定环境中发生的特殊事件，相反，这种威胁存在于每一位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种共识之下，内藤呼吁女性冲破各种刻板印象造成的彼此之间的隔断，在仇恨言论充斥全球的当下，建立起一个“共鸣的框架”（「共鳴のフレーム」）。
这本书是任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韩裔历史学者Sujin Lee（李秀珍） 的第一本专著，于202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期间在日本出现的有关人口问题的话语(discourse)，包括这方面的知识生产、社会运动和政策制定等等，旨在通过“人口”这一政治问题来重新审视日本的现代性。正如书的标题所示，作者在理论框架上大体是在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等概念进行对话。不过，作为历史学者，Lee非常重视“帝国时期的日本”这一历史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而且据此对福柯“权力”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挑战。
这本书一共由五章构成，前三章分别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期中日本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左翼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梳理了战前的日本女性主义者对妇女自主生育权的主张，但在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帝国扩张的背景下，这些主张与当时日本政府设立并大力推行的人口科学相比不仅背道而驰，而且力量差距悬殊。后两章转向战争期间厚生省及其下属健民局成立的历史，探讨了日本法西斯政权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人口政策将“人民”变成了可供调遣的“人力资源”。其中，国家对“民族主义式母体”的塑造、监督和管理尤为关键，这不仅包括了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也包括在医疗手段和信息层面的支持，比如说“孕产妇手帐”的推广普及。与这种对健康而多产的母体的宣传相比，怀孕对于被排除在外的女性身体（如公娼和“慰安妇”）却是禁忌，通常被采取医学或暴力手段加以干预。
这本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信息量很大，理论框架清晰但论述又处处以史实为基础，不失为历史著作中理论与考证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并且，作者对于战前和战时日本人口政策的讨论并不是孤立的，在书的结尾她也指出，日本战后的人口管理以及当前的人口问题都应该结合更早的历史时期来进行讨论，战前女性主义者针对妇女堕胎和避孕权利的抗争也证明了在女权运动方面日本未必晚于西方国家，这些都体现了作者极具历史性的视角。作为作者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和被她写在“致谢”第一页的名字之一），我见证了这本书从雏形到完成的过程，也了解作者从最初只是单纯想讨论20世纪上半叶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和思想，到后期引入性别研究视角的艰难转型。也就是说，本书并非一开始就预设了其研究路径，而是在书写的过程中被材料的展开带领到了现在的方向。相信这样的写作经验也会给同领域的研究者带来新的启发和鼓励。
Sayaka Chatani（茶谷さやか）是一位近年来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方面都比较活跃的历史学者，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她在这本专著中使用了一个“国家-帝国”（nation-empire）的概念，认为对于明治时期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建立一个近代国家和建立一个帝国是同时发生的，“帝国”被理解为“国家”的加强版。本书通过对日本本土、冲绳、殖民地韩国、台湾和满洲国各地农村“青年团”这一组织的考察，试图解释横跨帝国内部的无数农村青年们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去拥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将其内化的。也就是说，作者的目的并非是要分析农村“青年团”这一组织本身，而是希望通过结合对于个体案例和经验的叙述，来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何由普通农村青年成为了“勤奋、健康、多产”的帝国理想子民。因此，这是一部微观史，而非大历史。她所看到的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化并非来自某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洗脑，而是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社会关系的结果，而这一过程是以男性气质、（农村）现代性和面对城市的道德优越感为特征的。
据茶谷考证，在1930年代，约有70%的日本人口和80%的韩国及台湾人口居住在农村。如果去日本参观与战争有关的纪念馆和博物馆，相信很多人也会立刻注意到大多数士兵的出身都是农村而非城市。在茶谷的论述中，“农村-城市”的二元对立超过了“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成为了中心；在这一对立中，农村青年通过对城市现代性的拒绝、转化或是模仿，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性想象。通过采访和个案研究，茶谷在微观层面上展示了“青年团”这样的组织在村落的日常家庭、社会和性关系的层面上如何发生作用，进而建构起在身体和情感上均被“日本化”了的日本国家-帝国的年轻支柱。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同代际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随着战事的推进各地“青年团”形态与目标的不断转变。在书的最后，茶谷还追踪了这些共同体组织在日本帝国解体之后的命运。
这本书视野宏大，作者不仅对比了日本帝国内部殖民中心与被殖民地的情况，还分析了日本帝国与西方帝国的异同。虽然很厚，材料纷繁复杂，但是观点明确，个案研究的趣味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这本书距其出版已超过15年以上，我却是最近才读到。书中以占领期到高度成长期为焦点，从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日本社会对美国的接纳与反弹，所以尽管处理的议题与历史学家约翰・道尔那本著名的《拥抱战败》有不少重合，但吉见的论述所依凭的“物证”更偏向各种媒介 –新闻报道、照片、电视广告、读者来信、宣传口号、音乐、歌词等等不一而足，并且对于同一材料（比如裕仁天皇接见麦克阿瑟的那张照片）也提出了与道尔不同角度的解读。不过，尽管比道尔的书看似更具“娱乐性”，吉见的讨论背后所触及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天皇制、反基地运动、战后日本民主化等）却丝毫不轻浮，因此本书读来有种四两拨千斤之感，非常令人佩服。
吉见从幕府末期开始，详细梳理了美国一开始是如何作为一个存在于日本外部的特殊实体，随着“黑船来袭”进入到日本人的意识之中。1920年以后，随着好莱坞、爵士乐、摩登男子/摩登女郎的时尚以及体育运动，美国逐渐渗透进了日本城市的日常生活。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进入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占领期之后，美国才真正作为被内化了的他者植入了大众的日常意识，其表现形式既包括美军基地这样充满暴力性的存在，也包括从基地衍生出来的音乐、食物、服饰等文化方面的充满诱惑性的影响。但有趣的是，从总体上看，吉见认为盟军、尤其是麦克阿瑟本人在占领期间尽力淡化了日本社会“被占领”的事实，有意减少出现在媒体上的频率，同时又极力将天皇的身体形象推而广之。吉见接着回顾了1950-60年代在日本国内兴起的反基地运动和反安保运动，论述了“反基地”与“反美”如何在一般日本人的意识中实现分离。他还以60年代家电行业的宣传策略为例，讨论了美式生活方式的渗透在日本“主妇”群体主体性的构建及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又指出美国化的视线对于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的“技术主义式国族认同”的决定性影响。如吉见所述，80年代以后的美国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已成为无法具体定位的他者和驱动后者文化消费的内部秩序（因此“亲美”与“反美”的二元对立没有意义），同时日本社会也排除了向外的视野，在幻想中将自己他者化了。在书的最后，吉见点出了战后日本的后帝国属性，以及在反思对美关系的同时需要对亚洲各国进行反省之处。
森崎和江的这本《唐行小姐：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最早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印象中她是一位相当边缘的作家，所以看到她的书被译成中文，在非学术研究的地方被广泛阅读，让我感到既吃惊又好奇。我的博士生导师Brett de Bary教授正是多年研究森崎和江的专家，然而我却对森崎在1960年代参与的同人村（サークル村）运动和对九州炭坑劳动者的研究提不起兴趣；而我的导师作为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不强迫学生读任何他们不感兴趣的文本。所以在读完这本书之前，我对森崎的了解仅限于她在朝鲜半岛殖民地的童年经历，以及她与当时的同志兼情人古川雁的几则八卦而已。
近年来学界关于在日本的公娼制度下被迫出卖身体的女性这一主题发表的各种研究不算少数，但《唐行小姐》一书在我看来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作者的视角兼具了宏观与微观，在重点介绍某几位“唐行小姐”（指背井离乡前往海外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的个体经验的同时，又将其置于“唐行”（最早是指前往海外谋生）的整个历史之中，作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审视。本书时间跨度从明治时期到战后，地理跨度从釜山、西伯利亚、上海、大连到新加坡和印度等等，援引的材料里不仅有当事人的回忆和作者的实地考察，而且还包括了大量报刊记载以及文学诗歌的内容。并且，与有关性劳动者的一般研究不同，森崎虽然也着重描写了这些女性被迫以卖身为业之后的悲惨遭遇，但她还追溯到了卖身之前她们所处的社会传统、经济地位和文化环境，而正是这些传统和环境决定了来自某一个地区的“唐行小姐”人数会特别多，或是使得当地年轻女子更加容易接受去海外谋生的诱饵。在这样具有历史性的剖析之下，性劳动者就不能被当作因为无知而一时遭受蒙骗的个体受害者，其存在本身展现出来的社会问题也就必须放在历史脉络之中加以考量。同时，这也是对在通常情况下会被强加在被迫卖身的女性身上的“耻感”的某种解构，因为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下，卖身对于本人而言固然是极为悲惨的命运，也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但被迫出卖的女性肉体在历史上却未必总是被看作是一种使家国蒙羞的符号。森崎还让我们看到了“唐行小姐”的悲剧中除了对女性肉体的侵害之外的许多层面，包括她们自幼被父母或养父母转卖压榨，偷渡前往海外谋生的过程中历经危险折磨，战争期间被被殖民者男性当作泄愤和报复的对象，对故乡和故国刻骨思念却又不得不终生游离在外，等等。“唐行小姐”悲剧的内核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施加的性暴力和性剥削，但同时在她们身上也聚集了日本整个近代化过程和殖民扩张期的种种问题，可以说是战争、性别、阶级和种族冲突中最脆弱、最底层的存在。
这本书虽然视野宏大，书本身却并不厚，我夏天在跨越美国东西两岸的飞机上一口气读完，倒也不觉得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森崎也不忘用她独有的细腻而冷静的笔触写出了这些“唐行小姐”的精神世界，那里既有悲伤，亦有自尊自爱。她们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着自己悲惨的命运，其中甚至不乏在海外积极开展事业和支援或参与了革命运动的女性。对于常常被无力感包围的当代女性而言，森崎的这本书或许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
作者简介
黄珺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战后文学和思想，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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