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韩惠贞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对现代性与韩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

该文写于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韩国向被视作“亚洲奇迹”的典范。然而1997年末亚洲金融风暴不期来袭，韩国几欲陷入“国家破产”之境。在作者看来，当头棒喝般的经济危机反蕴含着认识论超越的契机。压缩时间性本内在于现代性本身，但后发展国家的体验更为强烈，“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发展历程”的傲人奇迹，也对社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速度！速度！速度！全民向前飞奔，没有给反思和现代制度建设留下余裕，炫目的“成功神话”接踵而至之时，危机业已潜伏。作者尤为关注压缩型发展中被高度工具化的国民与家庭——但见国民，不见公民；只有家庭，没有个人。个人主体性被削弱，无力感滋生，极易陷入两分逻辑与集体无意识中。虽是20年前的韩国故事，但也值得今日同样疲于飞奔的中国人一读，我们的生活为何变得如此忙碌？

序言‍‍

以二分法思考

被一种受骗感所困扰。

陶醉于悲剧的心绪

不知怎的却被阴谋理论所吸引。

不信任本土的讨论

却相信宏观理论能解释一切。

这些都是障碍

本地知识分子必须予以克服。

1997年11月的某一天，韩国人突然听到这样一条新闻：他们国家需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直到90年代中期，韩国的政治家、商人以及普通民众都还一直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韩国声称开创了高增长型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并为自己能跻身东亚“四小龙”而自鸣得意。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学生纷纷涌入韩国，研究韩国的“经济奇迹”，探讨“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经验的学术研讨会也不断举行，“儒家资本主义”被认为堪与西方的“清教资本主义”相媲美。但如今却爆出了韩国债务累累、需要给予财政援助的消息。

讲话1997.11.22‍‍‍‍‍‍‍‍‍‍‍‍‍‍‍‍‍‍‍‍‍‍‍‍‍‍‍‍‍‍‍

时任总统金泳三以沉痛的表情宣布韩国未能克服外汇危机，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济贷款。

随着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逐渐明朗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为考验韩国应付危机之能力提供了一次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被认为是超级大国的替身。许多人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企图在韩国建立“托管制”，因而都把危机看作是国家的耻辱。随着人们从最初的恐慌中缓过劲来，人们开始普遍认为韩国应该接受现实，引入自由市场原则。大财阀成了人们批评的首选目标。人们觉得政府腐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使其更趋恶化——和财阀的垄断地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所有人都认为，既然韩国要放开市场、增加竞争，那么就必须推行“透明”和“公正”的原则。然而，解决方案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过去几十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使人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陷入了极度的疲惫之中。

自从韩国经济被并入由跨国资本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那一刻起，危机即已潜伏。认清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清理对于危机的思考。只看到国内的因素并认为韩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极其错误的。假如存在着提高收入的种种动机，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只要在那里教育已经普及到一定程度，好莱坞电影已成功地撒下了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迷梦，人们都会努力工作，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快乐，当他们陷入饥饿或是遇到挫折时，就更是如此了。一旦那些努力想摆脱贫困的人开始赚到钱，不管他们有着许多文化差异，他们都会获得自己能成功的自信心，也相信他们的奋斗能使国家经济起飞。跨国金融资本涌入韩国之时，正是“饥饿的”韩国人不惜代价一心想脱离贫困苦海的时候。如今已不再有“饥饿的”劳动力，资本也就离开了这个国家，移到工资更为低廉的地区。在危机发作之前，人们相信资本好处良多，并为不断提高的经济统计数字而心醉神迷，对“成功的神话”也坚信不移。如今他们却是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与国内外舆论对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严厉指责中，1998年2月临危受命的金大中政府顺应IMF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承诺向作为“国际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靠拢，以换取救济贷款。其中一大重要改革措施便是以灵活化为目标的劳动改革，作为结果，1998年韩国新增失业者史无前例地超过了150万人。

对于目前的危机，那些曾经领导韩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玩家”当然也负有责任。若是不知道“游戏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境况。我赞同某些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要解释清楚韩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追索过去30年里有利的外部环境（曹喜昖, 1997；金皓起, 1998），这些解释必须被放置在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之中；尤其是，韩国必须被作为一个依赖出口以实现积累的政权、一个李斯特式的福利国家以及一个威权主义式的发展动员结构的范例，来加以剖析。简言之，由于在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冷战的政治环境——美国在其间有力地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韩国有能力仿效日本那种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韩国有着经济快速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

1968年2月开工、1970年7月竣工的京釜高速公路是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连接国内两大城市釜山和首尔，它不仅是“汉江奇迹”最重要的经济建设之一，也是韩国威权主义式发展动员经济的象征。当时韩国经济落后，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斥巨资修建高速公路曾遭朝野反对，但朴正熙执意修建高速公路，并把该任务交给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公路修建仅用时两年零五个月，创下世界高速公路史的记录。道路建设期间，共有77名工人献出生命。

要了解危机的多种向度，就必须避免把分析单位局限在国家界限之内。同时也要避免陷入阴谋理论的泥淖，特别是在有这么多人都觉得是被牺牲了的这一时刻。倘若能避开这些陷阱，就会产生关于殖民地现代化及其危机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在过去数十年里，韩国人没能创造出堪与他们所体验到的经济变化相称的生活方式或合理的劳动制度。相反，倒是造成了一个萦心于“奇迹般的统计数字”的社会。人们被推挤着涌入殖民地现代化的大潮，竟至很难给批判性的反思或是创新留下余地。日常生活领域被严重地扭曲了。

从某一方面来看，目前的危机是可以预料的，“我们”那种要救“我们国家”的激烈反应也是可以想见的。令人担忧的是数量在不断增长的年轻一代如今觉得“与其陷在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韩国人一直找不到一条超越于激情四溢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市场原则这种两分法之上的道路（见Kim Elaine  and  Choi Chungmoo, 1998），这让我颇感绝望。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同时也无法掩藏内心的兴奋，金融危机为推行韩国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知识分子的工作仍然会在转型的边缘、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随着目前的危机引领我去思考世界体系的历史，我开始反思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压缩型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冲击，这种反思又引领我去思考压缩的时间，资料库和专家的缺乏，以及用以谈论日常世界的“语言”的匮缺。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性和主体性的形成。而这一切必须从韩国“反常的”现代化以及极端不平衡的“发展”形式开始说起。

一从金融危机来看“我的社会”：压缩型经济发展和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历史

当门终于打开，

我却没有准备离去。

（贴于千里眼［Chollian］网络服务商的首页，2月19日）¹

《全球化陷阱》一书——事实上它值得如今韩国的每一个“在想问题的人”一读——引入了“涡轮式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它说的是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在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坍塌之后毫无羁绊地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²该书的作者马丁和舒曼强调指出，“涡轮式资本主义”快速地破坏了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从而摧毁了其赖以延续的根基。除了这本书之外，最近还有不少其他的书籍都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驱动时代会因其对社会基础的无情破坏而使人类遭致悲剧性的命运。³

韩国社会是通过“涡轮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直到 80年代，国家始终对各社会群体的一切需求置之不顾，宣称他们在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必须等待。当韩国人为有能力举办1988年奥运会而欢庆时，基本生存问题已不是那么紧迫了。此时他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诸如民主化和生活质量问题等其他一些领域。许多人感到如果奥运会晚四年举行，韩国迟一点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的对冲方案迟五年推出，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不管怎样，事实是韩国尽管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在文化上却是贫困的。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之前，社会上奉行的还是“必须通过削减开支来进行竞争”的原则，而当财富似乎真的积聚起来时，却被虚掷在对帝国主义的模仿上。国家领导人如此热衷于跨进“超级大国”的行列，而人们也总是有着追逐的目标。

《朝鲜日报》头条新闻，1996.10.12

1996年韩国加入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国为此欢腾。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条件，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实行金融自由化，逐步放松金融管制，降低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这也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我最近和建筑家金镇爱进行过一次交谈，她提到，一个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英国建筑家说过这样的话：一座在英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建筑，在日本只要6个月就能建成。她补充说同样的房子在韩国可能只需要3个月就能建成。这种速度和流动性是从何而来的呢？为此又必须付出哪些代价呢？虽然我可能已有所概括，但在下面我还是将试图简要地概述韩国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不发展的情况。

1995年6月29日下午5时52分左右，位于首尔瑞草洞的三丰百货商店突然坍塌，共造成502人死亡，937人受伤。三丰百货商店坍塌事故是韩国在非战时伤亡最严重的灾难事故，与一年前汉江圣水大桥倒塌事件（1994年10月21日）共同折射出韩国压缩型经济发展的阴暗面。

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起步后，现代韩国逐渐变得越来越容易被资本的流动所控制，而这种资本流动从一开始就是无力加以控制的。这种适应能力成了韩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在。然而， “涡轮式资本主义”也给韩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留下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危房，肤浅的文化，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以及势不可挡的个人对现状的顺应能力。眼前此刻，韩国人似乎可以分成两大群体：其中之一可称之为国民（这个词是由意指“国”与“民”的两个汉字组合成的。虽然有时它被翻成“公民” ［citizen］或是“人民” ［people］，但在英文中并没有与其确切对应的词），他们固执地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后就会被扫地出门，而另一群可称之为“非国民”的人则怀疑他们能否活到世界末日那一天。由于缺少一种全面的社会调和机制，许多“非国民”都有一种无奈感，觉得无论你怎样努力，终究还是会一无所获。

虽然社会缺少一种全面的调和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潜在的“体系”。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里，韩国涡轮式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生存的焦虑，由此也相应建起了“食物链”。“食物链”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通常被学者们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现象。“经济人”在韩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格类型，这种人通过建立和维护“食物链”来获取食物、住所和财富。韩国社会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些关系网链结构而成的；正是以大规模的“私人利益团伙”为核心，使韩国社会的性质迥异于对集团共同体生活有着长远眼光的现代的理性的组织。“私人利益团伙”形成于准战时动员时期，它是依照进行肮脏的密室交易所必需的一些“人们熟知的秘密”而运作的。对“人们熟知的秘密”毫无知晓且无力加入到“食物链”中去的人就被边缘化了。社会中的权力和机会是由个人在准私人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而这种私人关系网络通常是用所谓的“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共同拥有的自然的感情）的公共伦理加以掩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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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往深里挖掘这段历史。在1910-1945年的殖民时期，以及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社会体制，在其中，人们本质上被简化为置身于危急国家之中的难民。许多人除了他们日复一日的生存之外，根本无力关心任何其他事情。当韩国人民在其后被推上“追赶”之路、寻求高速发展时，这种体制非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即任何个人只要他或她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能享有自由。在一个建立在“食物链”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里，一种威吓的态度显得更为普遍： “你为何要在我努力向前时拖我后腿？”韩国的精英们不停地谈论被高度精炼的道德原则和在逻辑上相一致的社会理论。而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却总是充满了粗鲁的安慰，感伤主义，或是直接的威吓，这与精英们的语言真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二重性并非实施过程中失败的结果，相反，它恰好是使“私人利益团伙”得以正当运作的基础。

改革者们若是不把这种体制因素考虑在内，就很容易会失败。这也就是由政治家们和政府所提出的许多改革从一开始就只是打算平息民怨的原因所在，这就像汉城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坦言的那样：“这就像是把奶瓶塞给啼哭的孩子。”最近，一项根据成绩确定工资等级的方案又被作为对目前低效率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提了出来。然而，一切还是回到了老路上，所谓的“韩国式”的根据成绩定级的制度只不过是磨磨嘴皮子而已。直到目前为止，组织机构们都只是建立和维护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忙着如何在他们中间“分馅饼”，而不是去制定一种能更为恰当地评价雇员表现的制度，以便“做一个更大的馅饼”。因此，改革仍将会陷于失败。

压缩型发展以及对那段时期的强烈体验对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毁灭性影响。对现代性和压缩时间性（compressed temporality）等概念早已谙熟能详的社会科学家们指出：“现代性自身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压缩时间性所引发的悲剧。”⁴然而，由于韩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压缩的时间跨度，“我们”的体验比之于追寻内部生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他们”，是极不相同的。⁵

就此而言，倘若这种时间压缩的后果未能得到充分的了解，那么让第一世界和第三 世界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也就毫无意义了。认识不到“形象的殖民”和对主体性的严重的涂抹（Pieterse＆Bhikhu, 1997），就很难来谈论一种全球市民社会。我们需要分析为何会有那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遭受着相对的剥削，为何牵涉到诸如民族、家庭、地位再造等问题的极其程式化的电视剧会如此受欢迎，以及为何民众运动会变得无所作为，困难重重。这些现象是与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即现代化是在一个极端“压缩的”时间段里被追寻的，它没有给反思和现代制度建设留下时间。

由于社会对某些改革和政策未有准备，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我来举一些例子。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韩国依然决定实行改革以增加地方行政部门的自治权。不幸的是，这一改革在时间上却与国家的建设热潮以及建筑承包商的巨大成功相合拍，那些建筑承包商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但是他们却作为一个有势力的精英群体 在当地冒了出来。结果是地方自治制度沦落到为一些唯利是图的个人的利益而服务，而不是为本地的将来出力。

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实行的信息时代的国家政策是又一个例子。打着“领先信息潮流，支持制造产业”的口号，政府将昂贵的电脑分发到了中学。然而，虽然硬件设备分发下去了，可是却没有配备足够的软件或是人力以便能够利用这些硬件设备。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大学入学考试”的巨大压力，中学生们并没有时间来使用这些电脑（赵韩惠贞，1995）。“考试战”中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一种能迅速解除压力的办法。因此，政府所提供的电脑，或是许多觉得电脑是孩子教育必需品的父母为孩子购买的电脑，若不是被弃置在储藏室中，就是被主要用来玩游戏和欣赏网上色情读物。

金泳三就任总统期间（1993～1998）致力于推进韩国的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其任内新设的“信息通信部”为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石。

妇女运动又如何呢？随着80年代反对独裁的社会运动开始衰落，那些在大的社会运动圈子里无法建立起自己声音的女性主义者感到她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她们兴奋地想把80年代的民众运动中残存下来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然而，消费资本主义一它作为“压缩型”发展的后果之－一来临得如此之快——却把新一代女性拖进了时尚展览会、百货商场和有着奇异风情的咖啡馆里。女性主义运动失去了往前发展的机会，只能就此止步。由于这种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很多精力被浪费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衡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让我最感忧虑的是这种压缩和不平衡带来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破坏。当我的学生们声称与其陷在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或是他们累得不行无法思考时，他们是在揭示一个事实，即相互沟通能力的瓦解。人们开始感到有计划的行动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多人在追求自己想望的东西时，都显得犹豫不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丧失了那种如何来谈论他们的不满和挫折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意识。尽管从其他国家进口了许多“硬件”，但是能够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软件”却依然少得可怜。问题的严重性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创造信息和软件。如果谁都不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那就不会有软件；如果没有人想做软件，就不会有数据库。直到目前为止，韩国的生产追随的还是“殖民地”现代化的路子，使用从其他国家拷贝来的软件。其结果便是不可能积累起信息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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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运动是朴正熙执政年代实施的一项为期十年的农业改革运动（1971～1980），具有与朝鲜“千里马运动”竞争之意，主要目标是拉近农村与城市的发展距离，并以道德规律将农民塑造为近代主体并加以动员，这从“勤勉、自助、协力”的运动口号中可见一斑。

因为有着已经发展到先进阶段的模范社会，韩国发展的区别特征是“通过模仿的压缩型增长”。它所需要的只是制定一个发展计划，并劝导人们勤快工作，毋需作任何反思。由于认为即便是粗略的未来蓝图也都无必要，韩国知识分子只知道摹仿从发达国家舶来的堂皇宏伟的理论，而生产线上的工人则只能不假思索地亦步亦趋。理论术语逐渐被用来伪饰现实，严酷的工作条件又破坏了思想和反思的维度。由于发展的最终目标已经被定下来了，怀疑和疑惑被认为是破坏性因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快速且未加思虑的模仿。冷战的体系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冷战年代迫使韩国人以“敌与友”的极端两分法来思考问题。实际上就不曾有过任何中间性的可供选择的空间。

忙忙碌碌的生活方式本身就破坏了人们思考的能力。人们越是忙，就越容易落入两分的思维方式。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我们的人和你们的人，我的校友和那些上其他学校的人，我的家庭和与我无关的人，从小就接受钢琴教育的人和那些没能受此教育的人——这样把每个人都分类归入两个组群，许多事情就能自动地得到安排。许多人都觉得生活这样忙，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认真思考。需要决定的倒是该跟谁站在一起。在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里，最终的目标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有一位“老大”决定着社会的方向，在这里只需要策略性的思考。

影视媒体是反映社会现象的一面镜子。《釜山行》、《王国》等影视作品塑造了独特的“韩国僵尸”形象，它们善于飞奔、速度惊人，有别于欧美影视作品中多蹒跚而行的僵尸形象。有韩国影视评论家认为，这反映了韩国压缩型发展下形成的快节奏生活模式，是高速增长的后遗症。

至此，我试图强调的是“急遽的压缩型发展”滋生了一种无力感。它把人们拖进两分的逻辑之中，剥夺了他们自我反思的能力。势不可挡的速度和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通过将他人工具化而削弱了人们互相理解的能力和愿望。但是，我相信并且希望在目前的危机中，生息在韩国的人们会开始感觉到现在正需要来修正发展的不平衡，去创造一个崭新的、均衡的社会。人们已经开始展开讨论，认为一种能描绘社会未来走向的洞察力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分析和阐释急剧的变动，而且会努力获取一种能够缩短人和人之间距离的社会空间。

下面是我的一位学生写的一篇文章，她对自己在经济危机中的生活进行了反思。

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档电台访谈节目里听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和保护腐败的体制为其特征的韩国发展模式，被作为主要论题提了出来。尽管在政府和产业界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勾结，也暂且不论其官僚文化的合理性，韩国的经济确实一直显示了很高的增长率。有些与会者甚至提出，腐败的体制本身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变数发挥了作用。韩国的例子似乎被作为已有理论的一个反证而引起了讨论。

在汽车上听着这场讨论，看着窗外的街景，我低声嘀咕道，不该以这样一种乐观、陶醉的方式结束讨论。这还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那时我已经感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我却感到有一种解放感。我们似乎终于能够用一种正确的眼光来看世界了。我读小学时用的插图本历史书总是以这样的画面结束：被气球簇拥的国旗，人们的笑脸，背后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如今我们必须放弃这种用诸如此类的形象来含含糊糊地描绘韩国之未来的习惯。

每当我开始谈及自己时，总是有需要解决的更重要、 更紧迫的问题堵住我的嘴巴。为了明天，就必须克制今天的我。而当明天来临时，那个明天又得消失无踪，以便为下一天的到来让路。到头来就永不会有开开心心的今天的 我。我只是不停地被推搡着奔向明天。如今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知道最后的幸福日子再不会来临，我却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

现在我想离开一直强迫我搭乘的汽车。我想远远地打量这辆车，核对一下我的地图和指南针，以便重新确定自 己的方向。如果能做到的话，我愿意为我自己和别人做一些坐垫，使旅途变得更加舒适。虽然我面向的也许不是一个有着玫瑰般色彩的梦想之地，但我还是愿意在踏上路途之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全慧真（音译）

知道像慧真这样的学生开始反思起自己所在社会的现代性，这令人颇感欣慰。怎样才能终止快速增长和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呢？哪些干预措施可以用来打破堡垒似的“私利关系网”并建构一个较为公正的公众基础呢？韩国社会并不是在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处在一个探索一种另类现代性的阶段。创造一种另类现代性是最迫切的一项任务，它只有通过分裂式的“后现代”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实现。我将通过对韩国现代史中诸主体性形成的集中考察，来探讨这种转变的可能性。

二“民族”与“家庭”： “现代国民”的生产史

画中之物宛然逼真，

但它们却并非真的。

他们彼此相似，

却又全然不同。

人看似自由，

却不过是循章而动。⁶

“合则生，分则死”－—这句口号可能是在反抗日本统治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时期进入公众话语的，它也表达了通过有效的群众动员来实现压缩型殖民地发展的思想倾向。在这一部分，我将仔细考察与“国民”和“家族”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支配性权力，这两个词最能够生动地唤起人们对这种动员的记忆。在韩国现代生活的构造中，它们是发挥力量最大的两个主要的能指。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社会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在创造“国民”上的成功。这种“成功”通过抹杀市民社会的生长空间而得以成为可能。正如上面所引的一位艺术批评家的话所说，人们表面看来是自由的，其实却是在按规章行事，这些规章使他们仅仅成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主体，此外便什么都不是。压缩型增长时期生产出这样一个社会，其间只有冠冕堂皇的国家权力和家长制家庭，却没有公民或是自律的个体。当然，这种“民族人” （national persons）必然会使压缩型发展得以成为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高度工具化了。社会体制有效地运转着，在人们中间复制出“同一性”，把他们放置在一种无差别的状态中。当一个社会面临的是总体性危机的境况时，结构性的调整也就不可避免。我感到，目前只有通过致力于把一直彻底遭到“国民”和“家庭”这些能指压抑的多种多样的主体性解放出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结构性的改造。

2.1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国民

据报道，金大中总统在前往参加于今春举行的亚欧会议时，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一位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被问到：

“韩国人的骄傲是很出名的。他们对外国投资者会怎么看呢？”

“他们对外国投资人的看法有点消极。他们认为国外 投资会使韩国沦为殖民地。在于市政厅所作的对国民的电视对话中，我已经努力劝他们，钱可没有什么民族性，最重要的是它被投资在哪一个国家。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通过增加出口赚取外国的硬通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得到外国公司的重大投资。近来，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了。他们转变了许多。”

在这次访谈中，金总统一边承认韩国人非理性的族群中心主义是一个问题，一边又力劝国外投资者们要耐心等待，韩国人的爱国主义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如果总统这番话里所暗含的意思广泛传播开来，很多韩国的国民会感到被他出卖了。对危机的反应并没有怎么逾出民族主义的畛域。人们即使是面对经济破产，也依然断言“爱国主义能使我们实现盈余”。他们觉得勒紧腰带，开展集金运动，提倡只买国货，增加海外韩国人的投资，减少海外旅行，所有这些都能有助于避免危机（Pyon ，1998）。国外媒体都指出韩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其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赞扬了韩国人的民族主义特性。当然，考虑写这些时评的西方人的立场和意图是挺重要的。很可能他们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对韩国的爱国主义大加赞扬，只是为了推进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韩国人的救国运动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金融危机时旨增加国家外汇储备而开展的“集金运动”（又称“捐金运动”）。1998年1月至3月的两个月间，共有350万人参与，共筹集226吨黄金制品，价值22亿美元。虽然不足以帮国家克服金融危机，但这场运动展现出的爱国主义令世人震撼。

事实上，集金运动和悬挂国旗已经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展示。它们是在危机中所产生的景观。这些景观是由一群群爱国的国民组织和上演的，他们觉得应该马上做点事情来回应危机。比如，一些爱国的小学校长和老师告诉他们的学生，他们家里为“集金”运动献金而得的收据是可以赚钱的。另一些更加勤勉、民族主义倾向更加强烈的中小学校长则在早晨的集会上提出，学生们应该把国旗贴在他们的背包上。中学生们觉得这很有趣，于是在他们中间，在背包上贴上一面国旗竟然成了一种时髦。

就这样，年青人也被鼓动起来，汇入了蔚为壮观的席卷整个社会的表现爱国热情的风潮之中。以这些学生为目标的礼品店收起了在“全球化”话题热门时库存的世界各国国旗，而代之以韩国国旗；这些店主就能成为“快乐而良好”的国民，他们既能赚钱，又能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在公众舞台上，仍然有许多“爱国者”———在这一点上韩国广播电台（KBS）堪称一个例子，在其晚间新闻时间里，他们宣称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所花掉的外汇会比“集金”运动所积攒起来的还要多。就像去看《泰坦尼克号》的人会被视如罪犯，韩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一切与“民族”神圣性相悖的东西都是不允许言说的。国民们接受了要在危机时期“团结一致”的教育，他们为能够通过投身“救国”运动，为克服危机而尽到自己的本分而感到自豪。大众传媒则一直活跃在提倡“全国性”捐款运动的最前沿。结果，那些参加此类仪式性活动的群众，通过对此种运动的全身心的投入，证明了他们是健康的国民，并由此获得了安慰。

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在理解诸如“民族”和“统一”等语词时的无意识的、巴甫洛夫式的反应。这引导我去分析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柢。民族主义话语在韩国是与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并不认为今天的民族主义只是殖民地时期的延续，我认为它更多地复制了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时期所涌现出的当代民族主义的虽然相似但又经过了修正的形式。今天的民族话语是在解放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期间重新建构起来的。其话语权力起初源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以及相关联的反共主义。7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话语与旨在寻求民族强大发达的经济至上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韩国举办了1988年奥运会，随后不久又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人们又转而欢庆自己的国家终于被接受进了强国的圈子。在一个被分为发达民族和不发达民族的世界的历史上，韩国国民的自尊因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而遭到过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愿错过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这就是为何即使是在80年代的民众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反对市场第一的政策的原因所在。不管精英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不同，他们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即使国家强大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大抵是一起演进的。

还是让我更具体地考察韩国历史上现代国民的生产过程吧。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里，反日情绪是一种能维持国家统一的有效机制。李承晚总统就很成功地激发了这种敌对的情绪。朝鲜战争之后，国家遭到分裂，其间又添进了亲美（或反美）主义。朴正熙总统当政时，因为60年代经济协作的缘故，与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国家便又借助于反共而非反日的情绪，在统一民心上取得了成功。在经济增长时期，国家又借着“振兴祖国”之类的口号，成功地将人民发动起来。严格说来，韩国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是一种抵抗排外的民族主义。解放后，它与国家命令相结合，成了为生产国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使国家得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动员。总之，韩国民族主义是在与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反共产主义、亲美主义（如今则是帝国主义本身）等的分离与联结中发展起来的。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藉着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发展中的威权主义国家能够很有效地动员民众，但它对人民的福利或是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治却漠不关心。

1968.12.5

该宪章要求中小学生全文背诵，其强调儒家忠孝思想及对国家的忠诚，被认为部分承继自近代日本的教育方针《教育敕语》（1890～1948）。该宪章在1994年被正式废除，但许多上世纪70至90年代经历学生时代的韩国人至今仍能流利背诵宪章的首句：“我们带着复兴民族之历史使命而生。”

在官方话语中，民族、国家和人民是同一个东西。韩国社会在制造一个由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中年男性组成的“大多数人”上是极为成功的。直到最近，大众媒体还在频繁地使用国民情绪之类的表述，它们起到了堵塞其他意见和想象的作用，而且这些咒语般的语词还能为生产“国民”的单一的主体性贡献力量。“制造违和感”（위화감 조성）这个语词在压制新的声音出现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电脑公司的总裁指出，强调“一体化”不仅会压制人们的自由，而且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他回顾说，尽管韩国已经开发出自己的彩电，但政府在一开始却不同意投入生产，理由是这会引起纷争，“制造违和感”。

复杂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将差异予以体制化才能达到统一，韩国却通过复制同一种东西来创造一致性，这显然是与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相悖的。每逢危机发生，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就会得势，其原因也许不在于这些集团拥有潜在的权力资源，而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能与它们相抗衡的别的压力团体或是一种新的激进话语。通过普遍动员来实现现代化，不仅削弱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维度，而且也生产出一种极权主义文化，人们受到纪律和监督的训练，市民社会也无从产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人要是站在与其民族或家族身份相异的其他主体的立场上来思考或行动，那是很危险的。

1969年，31名朝鲜特种部队队员试图袭击青瓦台事件发生后，军事训练课被规定为韩国高中必修课，旨在培养青少年坚定的国家观、贯彻安保意识。不论男女学生都须接受刺刀、制式训练、急救等训练。1997年第7次教育课程改编后，军事训练课由必修课变更为选修课。

生活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极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国民如今也因为无力创造自己的身份，而时不时“自愿地”加入到他们自身异化的再生产之中。比如，人们读到一则日本游客的评论，说韩国人令人钦佩，因为他们在公共汽车上会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于是他们开始为了确证其作为一个韩国人的身份而勤于让座。他们的举动参与进了大韩民国生产“值得尊敬的国民”的过程。如果有人在街上问：“韩国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们头脑中会下意识地涌现出一个在汽车上让座的韩国人的形象。

我并不否认有诸种相区别的主体存在。但是，这种区分却未能在官方文化领域得到确立和自我表达。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一势头将延续下去的神话不允许这些主体维护一种“差异”，而一直最卖力地鼓吹“团结起来就能生存”这一口号的大众传媒也没有倾向于包容这些变化。有些大众传媒的管理者至今仍想用诸如“国民情绪”和“制造违和感”这些语词来把不同的人联结为“一个伟大的大众”。

韩国能将这种国民的再生产延续多久呢？一位前往观看今年春天进行的韩日足球比赛的学生告诉我的一幕场景透露了一些可以预期的变化。以“红魔”著称的狂热球迷和来自日本的“超强日本”（Ultra Nippon）啦啦队一起欢呼，在体育场里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那些嘲笑辱骂日本球迷的是其他一些观众，而不是“红魔”。那位学生说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些找不到自己生活目的的人。他们也许是那种人，只有在有一个敌人或是一个仇恨对象时，他们才会活跃起来，才会真正献身给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确实有这样的国民，他们为诸如“我们要打败日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拯救我们的国家”以及“在日本的韩国人，不要屈服！”之类的话所感动。他们个人的梦想是和盼望国家跃升为一个强国的民族主义野心联结在一起的，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等级清楚的秩序和可以用力量和数字来衡量的成就。他们被一体化的美景所迷惑，遭受着相对剥夺的痛苦，习惯了用“中心”和“边缘”的两分法来思考问题。他们想要通过成为一个强国的国民来克服自己的自卑情结，所以将一切体育竞赛都转变成与自我和自尊相关的东西。在足球比赛中要击败日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不过是正在上演的维护民族自尊的整场戏里的一个情节。很显然， “民族”这个词在韩国仍然有力量动员一批人。

“红魔”啦啦队是韩国国家足球队的官方支持者俱乐部，诞生于1998年FIFA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前夕。2002年世界杯时期，“红魔”铺天盖地的气势令世界球迷深感震撼，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评价道：“‘红魔’其实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代表韩国足球，也代表韩国的民族精神。”

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乐意加入到这样的爱国主义游戏之中。由于目前的危机，对国民的意义产生怀疑的人更加多 了。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延世大学的学生李贞恩（音译）在我的“文化与人性”课上提交的一篇报告：

“集金”运动掀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使我颇感不安。 虽然我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的感觉确实糟透 了。最近发生的关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荒谬的争论， 使我终于无法再控制住这种情绪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 （男主角列奥那多·狄卡普里奥说了些侮辱韩国的话），我们（我）对社会上这种通过大造声势来压抑个人看一部电影的欲望的现象又该如何反应呢？……那些没有看电影的人会感受到一种蠢笨的爱国主义，好像他们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而那些看了电影的人则会觉得象是犯了罪。文化趣味竟由爱国主义的需要所决定，人们又竟然会“心甘情愿地”踩进这样的陷阱之中，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即使是为了救国，人们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爱国主义的蛊惑。当然，我也知道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独来独往的，但至少我不愿意一切事情都是迫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压力而作出决定的。这个社会要压抑和否决看一场电影的普通的自由，它让我感到厌恶……就在刚才，我看到一条贴在互联网上的消息。有人声言品牌背包“EASTPAK”的意思就是“消灭东方”。发贴的那个人表达了一种报复的欲望，说是“我们要做一个WESTPAK的品牌”。（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同时也觉得可怕。这种不正常的爱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得以维系不坠的呢？它还会持续多久？也许有人会被“韩国人在危难中团结起来”这样的词句所感动，但这些词句在我听来却很可怕。对我来说，这些虚假的辞藻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和一种欺骗。

我能看见个体在快速增长的阴影下，在国民这一单一主体的幽影里屏气凝息。我也能看见具有反思精神的“非国民”的涌现，他们怀疑是否还能再相信这样一个国家，它竟然坚持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财政援救声明之前韩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危机，却完全不顾这一事实，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之前，韩国金融破产已经昭然若揭。现在，国民的生产以及一种单一主体性的构建似乎再也不能通过外在的压力或是内部的分化而延续下去了。留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去解构国民，如何去承认并组织内部的种种差异。

前一阵子，我听一位劳工运动方面的专家说，只有当在一个阶级内部能形成对于谈判的共识时，阶级之间的谈判和妥协才有可能进行。这位专家指出，韩国在建立有效的谈判程序方面一直举步维艰，就因为谈判即使在一个阶级内部也很难达成。工人们在短时间里能组成一个团体，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被其个人利益分割开来的。由于在一个阶级内部甚至是在每一个职业团体内部都从来没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要想获得任何一种全面广泛的赞同就更加困难了。只有当差异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述，脱中心化和灵活性被认为有价值时，一种广泛的和解和赞同才有可能实现。韩国人迫切需要泛认识到社会分化的存在，学着去建构灵活的另类主体性，这些主体性能使他们与形形色色的“他者”同存共处。

2.2 没有个人，只有家庭‍‍‍‍‍‍‍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挽救家庭”成了最急切的呼声之一。家庭是与“强国”梦相连的另一个神圣实体。就像现代化生产出了大批绝对信奉“永恒国家”观念的国民一样，它也大量生产出了大批虔信永恒家庭观的家长。

大众传媒正在积极地掀起“给男人一点鼓励”和“支持父亲，为他们加油”的运动，这些父亲们已经被金融危机弄得沮丧不堪。因为担心父亲们的失业会造成家庭的解体，大众传媒再次呼吁人们要团结起来。在告诫人们要支持一家之长的同时，大众传媒又毫不犹豫地指责女人们浑浑噩噩、挥霍无度，败坏了国家。政府失业救济金也首先发放给男性工人。根据工人的工作表现定酬的“基础性调整”由于家庭意识形态和家庭工资制度——它无条件地支持作为养家活口者的父亲们——的缘故而被迫延搁。这些不同的尺度清楚地显示了谁才是国民的核心。男人被认为是必须首先予以保护的国民，而女人作为边缘化的国民，却要先被解雇掉。

韩国童谣《爸爸，请加油！》创作于1997年，并于次年金融危机时期广为流传。当时韩国家庭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为30~50多岁的中年男性，而后者在失业潮中备受打击。在该广告中，宋慧乔扮演的家庭主妇与一对子女同唱：“爸爸加油～不是有我们嘛～”以安抚身心疲惫的“一家之主”。

“挽救一家之主”的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即在压缩型经济增长时期，父亲们已经被简化为挣钱机器。随着经济危机开始对作为养家者的家长的角色构成破坏，人们担心以男性家长为核心的整个家庭结构会分崩离析，因而才会出现“挽救家长”的运动。被高度工具化的家庭如今遭到了极大的危险。为何现在有一些父亲会抛弃家庭而选择自杀呢？仅仅是因为他们丢掉了工作吗？而家庭却向来被认为是一个躲避非人性的竞争世界的庇护地。

家庭本身因作为家庭栋梁的家长之故而解体，这暗示着早在危机发生前，家庭即已处于解体之中。许多父亲除了赚取家庭生活费用之外似乎别无它用，他们没能履行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尤其是没能创造出亲密的关系。在压缩型经济增长时期，许多男人作为经济赡养者确实赢得了尊敬，但是与此同时，父亲却成了家庭里最最工具化的孤离的成员。

1996年末出版的小说《父亲》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成为现象级畅销书，小说生动刻画了危机冲击下在职场、家庭均失去立足之地的父亲形象，引发韩国读者广泛共鸣与同情。

在别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韩国的现代化如何创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代性别空间。我也试图去揭示在这两种空间之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看不见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赵韩惠贞，1996）。在对家庭的理解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男人来说，家庭是建立在通过父系传承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家的扩展。而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既包括了她所出生的那个家和她的孩子们，也包括了她“姥亲”那一系的家。男性家长的家庭观一直被普遍认为有着官方权威性，对家庭的官方性的阐释便成了掩饰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资本主义发展抵达高级阶段，这种现代家庭自然而然会瓦解，性别角色也必须重新予以界定。随着电视和录像侵入到起居室里，电话和寻呼机将家庭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变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学校、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轻而易举地破坏了父母的权威，在家庭成员之间维系一种亲密的对话关系已变得越来越困难。韩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国家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家庭生活。

韩国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用来证明国家对家庭的干预达到了何种程度。韩国的教育制度是以培养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为核心的，它使国民动员得以有效地进行。学校作为人们接受训练的地方发挥了作用，而这种训练是为促进国家的出口导向的压缩型增长所必须的。在此过程中，家变成了大学入学考试战场的训练基地，而不是一个关心和爱护的空间。母子关系变成了类似于选手和教练的关系。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父母们心甘情愿地参与到他们的孩子的“工具化”之中。孩子们得成为“战士”，为他们的“私利关系网”、为再造其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战。作为回报，孩子们获得了消费的权利，他们可以动用父母赚取和积攒下来的钱。作为消费者，孩子们渐渐开始按其提供物质条件的能力来评估他们的父母，而父母们甚至也按其支付家教费用和满足孩子物质需要的能力来进行自我评价。在压缩型变化的过程中，父母的文化角色严重地衰退了，与此同时，他们作为物质供养人的角色却在相应地增强。

黑色喜剧《天空之城》反映了韩国中产阶层展开的残酷教育竞争。

当家庭的现实与其理想形式相距越来越远时，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应：人们或是对其理想家庭的观念进行修饰，或是更加执着于现存的理想形式。后者是一个有能力应付危机的社会的反应，而前者则恰好相反。那韩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为何权力精英和大众传媒丝毫不提要“重建家庭”呢？

不久以前，我到当地政府机关去，发现以前那位工作起来安安静静、效率很高的女职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家长”，他做起事来既缓慢又懒惰，还与旁边的职员瞎聊天。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因为丈夫失业，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加入到劳工行列之中。然而，妇女们的这种处境却极少被提到，惟一被强调的是她们如何努力想办法帮助丈夫，使他们不致陷入到沮丧之中。有不少妻子实际上是一家之主，能赚到钱的妻子也不在少数。她们惟一希望的是在工厂中能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对待，他们的丈夫能停止大男子主义式的夸夸其谈，料理好自己的事情。尽管时代变了，但大众传媒却仍然把关注点放在男性家长身上，执意认为结构性的改革能够挽救他们。在全部一家之主中有16. 8％是妇女，妇女还占据了工人总数的40％，这些统计数字和事实在此却并无意义（崔善敬，1998）

20世纪70年代韩国女工的先锋性乃韩国工运史的独特之处，女工不仅参与工会运动，还扮演了领导角色。1979年8月9日，韩国YH贸易公司的190多名女工静坐示威，要求公司运营正常化和保障劳动者生存权。11日凌晨1000多名警察开始所谓“101作战”，实施暴力镇压。80年代后随着韩国工业发展转向重工业，劳工运动转而由男工主导，女工与妇女利益被边缘化。

我最近从一个好朋友那里听到，一家外国银行新任命的一位部门经理制定了在雇佣上实行性别平等的政策，说是必须改变公司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财阀为中心的体制是问题根源所在，他们为何却认识不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特权制度同样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呢？为何至今还有人会沉湎于这样一种鲁莽的想法，即哪怕不改革现存的性别关系——它把男人和女人划分成“社会的领导者”和“在家里的”两种人，仍然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呢？

我认为其原因是和前面部分所讨论的问题相关的；即“私利关系网”的存在阻碍了能在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进行调节的健康的公共空间的产生。在压缩型增长时期，社会成员认为被动员起来、被工具化是很正常的事，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家庭内部。家庭甚至必须承担起本应是国家职责范围内的福利功能。随着国家体制的加速崩溃，家庭也濒于崩溃的边缘。到目前为止，家庭似乎通过由血统和紧密的生存单位意象而唤起的强大情感，成功地把家庭成员联结成了一个统一整体，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现象。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其后飞速发展的紧急状态时期，家庭确实发挥了为其个体成员提供基本需求和生活意义的核心作用。然而，在经济危机中，当代家庭的现实已显露出来；家庭内部的交流途径已经崩溃，这一事实已变得越来越清楚。韩国迄今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来关心其国民，与此同时，家庭也不能提供其成员所需要的更多的关爱和亲密感情。就像有人开始质疑国家一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家庭的价值提出了质问。许多年轻人开始认识到家庭令人窒息；他们认为家庭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生存单位而已。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乐意离开他们的家庭。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并不具备经济上的条件。这是那种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所带来的另一悲剧，也是韩国人必须予以处理的问题。

三我们应该寻找何种主体性，联合哪些人？

过去人们曾经互相利用、彼此压迫。

一种力量通过伤害他者而获得兴盛

另一种却通过爱护他者而得到兴盛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年轻学生问我，如若没有从家庭和民族而获取的力量和情感，怎能书写历史和维系生命呢？有时我自己也为这个问题而深感困扰。在这场危机中，除了那些植根于民族和家庭之爱的力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种类的力量和动向呢？政客和商人之间的密室交易和勾结——家族的、地方的以及校友之间的关系网络使其得以成为可能－—是给韩国经济发展这趟快车提供动力的“燃料”。真有可能解开这种食物链的环扣吗？在反常的经济发展时期牢固建立起来的私利关系网和官僚威权主义是否能够铲除呢？迄今为止，那些无力谋生的人还能依靠一些积余存生，这还得感谢持续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涓滴效应。而如今为了生存却将有一场真正的斗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目前的体制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国内的阶层分化也到了一个危急的阶段。与此同时，那些自感陷于困境中的人们越来越趋于自我保护，越来越忧心忡忡。倘若压缩时间的强度阻碍了市民社会养育起其自我意识，那么韩国人如何能创辟一个新的开端呢？他们能信赖那位据说是非常勤于学习的新总统吗？无论他有多么精干，也不论他的智囊们有多么睿智，对他来说，要从“三金时代”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脱身而出，摆脱民族主义的本质论以及由训诫和大众动员的极权主义政治所创制的“恐怖文化”，仍然会是很困难的。

1998.2.25‍‍‍‍‍‍‍‍‍‍‍‍‍‍‍‍‍

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在韩国被称为“三金”，三人共同活跃在政坛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被称为“三金时代”。

韩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自己身陷其中的封闭的圈子。压缩型的高速增长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一种扭曲的欲望网结。由于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相爱的人也会因令他们甚感困扰的种种欲望和文化专制主义而彼此伤害。历史的破产已显露无遗，在这种历史中，为了创制一种国家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主体，各种各样的主体性被删削殆尽。社会在迅速地丧失其自我生产的创造力量。

韩国社会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打比方来说，韩国人需要作出决定，或是疏浚他们的灌溉系统以便更好地耕作，或者只是在权力精英们中间分割已有的收获物，而放弃这一年里更多的产物。他们会继续耕作还是会让自己堕入毁灭呢？有人说阶级结构正在以世界性的规模进行重构。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全世界人口正在被两极分化成比率为20: 80的富裕阶级和贫寒阶级。⁷尽管这些事实已是确凿无疑，许多韩国的权力精英却仍然“选择”相信民族是永恒不灭的。当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将落入世界阶级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类群时，爱国主义心理却抵拒认真探讨阶级和资本问题的一切努力，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源是什么呢？在韩国人中间谁参与了改变世界阶级体系？最近，多国资本通过更加巧妙的办法为其主宰世界而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它也开始将民族主义援为已用，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激昂的民族主义者和多国资本家极有可能会联合起来。

在过去三十年里，韩国人一心扑在经济上，想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经济搞上去。现在他们必须动用自己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能力，迅速地判断出自己所面临的是何种危机。这正是他们“通过实践学习”如何解构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好时机。个人应该从哪种观点和立场出发，与哪些群体达成联合呢？我觉得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们已经说出了很多需要说出的东西。留待每个人去做的是创造出真理得以在其间付诸实践的个人自己的局部空间。对那些舒舒服服地躲在他们的“知识”之“井”中的专家学者，我感到有些怀疑；他们不想承认变化。现在已到了需要对专业化这个概念重新加以界定的时候了。现在已到了人们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理解在压缩型和殖民地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本土制度的时候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抓住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戏剧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以获得一种认识论上的超越。

我曾提出过关于民族、国家和家庭的一些观念都应该重新加以检验（赵韩惠贞，1997）。只有在那些观念被成功地解构之后，才会出现围绕阶级、性别和资本问题展开的更加生机勃勃的辩论。关于韩国民族主义，我赞同权赫范的论断，即它是“一个业已成形的系统，在其间事物只在一个自动封闭的圈子内部运行。”（权赫范，1998）民族主义已成了话语政治的核心，国内保守的和激进的政治集团都拿它来获取权力，而围绕它建立起来的制度至今仍是巍然不动。他们的语言丝毫不留反思的余地。

作者在书中批判性分析了各种类型的韩国民族主义，但也反对后冷战时期韩国学界兴起的反民族主义立场，对于“民族主义是罪恶吗？”这一提问，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但也同时强调应将女权主义、人权、环境等维度纳入对民族的思考，探索走向世界市民主义之路。

为获得必需的“认识论”上的超越，就必须对时间性的性质进行反思。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恢复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恢复有可能通过对时间的管理而得以实现。如果对时间不加控制和管理，就会一无所获。人总是要死的，从这一本体论的认知出发，还需要有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它可以减缓变化的步伐，直到最终能发现一种可用来节制欲望和管理日常生活时间的制度。人们也许习惯了抱着悲观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的态度生活。在此意义上，金融危机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它提供了从龙卷风中脱身而出的机会。减缓变化的步伐最终意味着资本的流动需要加以节制。若是不作广泛的努力来调节垄断资本制度、扩展日常生活的领域，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我/我们要承认社会分化的事实并在分化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体制。我得重申全民一体化的美景已不复存在。那种可以在“危急情势”的胁迫下动员起来的“国民”也将不会再有。我们费尽辛苦想谋求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只会引发更多的焦虑。被工具化的家庭只会要求自我牺牲，从而使我们的痛苦永远摆脱不掉。对我们来说，只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群体，要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些关系和群体必须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予以创制和维持。因此，在讨论民族之前，让我们先谈一谈男人和女人、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之间的差别。在讨论家庭之前，则让我们先谈一谈个人。我现在关心年轻的生命，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学习机器”，而是把他们当作是活生生的文化行动者和遭受挫折的失业的年轻人。我既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位居民，同时也是一个亚洲的和全球的女性主义者。我从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中作出选择，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之为我。

作为一名学者，我/我们必须停止在已有的框架内进行思考。我/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现存的有学者匠气的概念，推翻我/我们一直使用的语言，并改变现代学术自身的边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将现实置于意象之上、将归纳置于推演之上的时候了。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做翔实透辟的田野工作和参与性的观察，就像人类学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回还往复地穿越各种边界，让时间和空间面对想象而敞开。

结语‍‍‍‍‍‍‍‍‍‍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评说“缓慢”：

在缓慢和记忆之间，在速度和遗忘之间，都有着一种隐密的联系。设想一下这个极其普通的场景：一个人沿街而行。在某个时刻，他努力想回忆一些东西，但记忆却从他那里逃走了。他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脚步。与此同时，一个想要忘记自己刚刚经历的不愉快事件的人，则会开始不知不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就好象在竭力使自己远离一件在时间上依然相距很近的事情一样。

韩国人一直在匆匆忙忙、不暇思索地往前赶，是不是为了忘记那些他们被迫经历的可怕经验呢？“别谈论什么现实！别放慢脚步！”韩国人民一直顺从这些命令，并允许它们控制自己的日常生存，这使他们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奇迹。

我认为这种情形并不是韩国独有的。相反，我认为这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甚至是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国家，在其不得不经历的压缩型高速发展中也会遇到这一现象。经历过现代化的许多社会都曾遇到过这种无力形成其自身历史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视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关于政党内部分裂的新闻标题，声称“这一周至关重要。”我/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星期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不仅其危机是长期性的，而且还使危机变成长期性的。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我常常觉得难以忍受。瓦尔特·本雅明曾写道， “危急的情状不是例外，而是规律。”这句话多少也给人一些慰藉。

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能有更多的想象力和爱心。我要开辟一个崭新的反思空间，它将冲破那个只会无休止地复制贫乏语言的封闭圈子。我要写一篇比这篇文章更具对话性的文章。我真想知道是谁在操纵时间，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忙碌。

附记：

本文是为延世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研讨班而准备的，因此最初只是为当地听众作一些解释。韩国知识分子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的沉默让我感到愤怒和挫折，本文即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重读此文，我为其中洋溢着“启蒙精神”的夸张表述而感到羞愧。在译成英文时，我基本上未作大的改动，这部分地是因为我至今未能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郁闷心情中恢复过来。同时也因为我作为政府顾问和解决突发性失业危机计划的组织人，一直忙于在目前的“危急情势”下做一些实事。此外，我也看不出为了英语读者而改写此文有何意义。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阅读“原汁原味的文本”，训练自己用敏感的感受力来理解，这对说英语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这项工作在经济上得到了现代韩国研究学会的资助。感谢迈克尔·申（Michael Shin）翻译此文，萨拉·罗尔斯顿（Sarah Ralston）和珍妮·马丁提出了批评意见，在编辑上也给予许多帮助，对此我也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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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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