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为之前准备访谈，了解到丸川老师授课材料在关注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的思想，于是我今年系统读了下格雷伯的《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与大卫·温格罗合著，此书又名《万物的黎明》）、《毫无意义的工作》（又译《狗屁工作》）和《债：第一个5000年》等著作。在阅读过程中摆脱了自身的学科，越出了自己的日常认知，也就有了很多意外的乐趣。在《人类新史》的“第十章 为何国家没有起源”中，根据李零老师的概括，“此章把国家定义为主权加官僚制加个人魅力，即有土有民，有君有臣。‘主权’指暴力控制，即领土所有权和对领土上所有人口的统治权。‘官僚制’指信息控制（文书管理），即由官僚组成政府实行管理的行政权。‘个人魅力’指强人政治，即由君主或贵族（现代国家则以‘民主’代之）实行绝对统治的权力。”（参见李零：《〈人类新史〉解题》，《读书》2025年第7期。）——这种讨论国家的方式，其实是以人类学视野作为参照的。人类学家注意到，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类躲避国家的统治，躲避进入制度缜密的大城市。鲁迅就谈过躲避统治的苗瑶：“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大卫·格雷伯、大卫·温格罗这两位合著者都是人类学家，他们都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被卷入世界秩序的，暴力和统治关系又是如何在其中正常化的——“我们是如何被困住的”。两个人曾经分开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大卫·温格罗在《文明拂晓时：早期文明的历史启示》里面关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并非如现代学者想像得那样与自然相和谐，这些被我们称为“文明发源地”的早期近东文明支持扩张主义和掠夺政策，破坏生态，并在社会内部固定下了社会等级制度。或许，我们并不是那么现代的人，我们也是古代人的延续，人类早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对人类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大卫·格雷伯则在其天才的著作《债：第一个5000年》里面，讨论了奴隶制的暴力是如何通过国家的形式延续下来，并固定在市场（货币）规则之中，所谓“债务”问题背后关联着一个根本性的“自由”问题。那就是，人类是否可以容忍这种处境：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货币金额或数字。经济学上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推导一般等价物，进而来定义货币的诞生，实际上这与人类学所观察到的人类交流模式相去甚远。第四章举了一个因纽特人的例子：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都是人！”那个猎人说，“因此，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因受到帮助而表示感谢。今天我收获颇丰，但明天可能就轮到你。在这里，我们认为礼物带来奴隶，鞭子造就狗。”
格雷伯看到，在平等的狩猎社会中，人们拒绝计算借贷关系，不愿意将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债务的方式被衡量，也不愿意陷入金钱算计关系当中。换言之，在今天被市场交易法则驯化了的现代人眼中，价值总是首先被理解为市场交易价值（货币金额），就连大学教育都会被扭曲为付费上课和消费关系。这正说明了现代人对于组织生活方式的想象力的贫乏。但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欧洲及中东都有一个原则：那些互相分享面包和盐的人，绝对不会彼此伤害。（这也意味着这些东西，一般不能和敌人分享。）格雷伯认为，并不是“以物易物”带来了货币的发明，而是习惯了货币秩序的人们逆推出了“以物易物”是一般的逻辑。在人类学考察中，“以物易物”的逻辑往往是针对部落之外的敌人的。而且如果国王为了重新铸币而收缴全国的金属货币，也并不会干扰到商业活动。可见，商业活动不一定依赖于金属货币。另外，《债》还谈到，今天的人们一旦发生大灾难（比如海啸、地震），都往往不约而同地遵循共产主义的分配逻辑。这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安排。而跟“以物易物”逻辑最接近的东西就是奴隶制，这是一种将“人”剥离出他原有的社会关系，将其视为山羊一样的有价物品出卖给奴隶主的机制。不过，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已经远离奴隶制了吗？
格雷伯提醒我们，关于人类的“自由”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自由的定义就是摆脱奴隶制，人可以建立其独特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交朋友的能力和在无债关系中做出真正承诺的能力，能够生活在平等的社会中；其二，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自由”定义，即“自由”意味着罗马法里面的对于被征服的奴隶所具有的那种“使用和滥用”的绝对权力，使用这种绝对权力的就是主人，被使用这种绝对权力的就是奴隶。很显然，在雇佣劳动中，我们往往既是主人又是奴隶：因为我们将自己的身体自由地加以使用（作为主人），并租赁出去（作为奴隶）——想象一下，我们大半夜刷手机，是不是在奴役和滥用自己的身体？这种“自由”观，不仅败坏了“摆脱奴隶制”才是自由的正解，败坏了合理的人际关系，还将暴力和数学嵌入了社会的内部——当代社会内部，仍然有着奴隶制的影子，其中暗暗运行着一种将人剥离出平等关系、进入不平等关系的，具有隐秘暴力性的欠债逻辑。难怪格雷伯会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反对这个让99%的人受困于债务关系的金融逻辑：“我们都是99%”。《债》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可见，“欠债还钱”的逻辑，并不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自由人就是不陷入债务关系的人；自由社会，是使人不陷入债务关系，非奴役的社会。这不就是所谓“人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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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制和国家垄断了“原始债务”开始探讨人和社会的自由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从“去增长”的方式来设想未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日本的青年学者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提供了一种关于“去增长”发展模式的想象。书中认为，今天出现了一个“外部化社会”，发达国家社会的富裕，所必需的是将各种负担转嫁远方，并使之隐形。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存在生态资源的行星边界和环境上限。因此，外部已经耗尽的今天正是一个历史的岔口！人类需要通过缩小经济规模的方式进行经济减速，而非拘泥于通往毁灭的增长模式，减少经济不平等，扩大社会保障和增加休闲时间……有些“可持续发展”产业并不可持续，就像AI产业把数据标注等劳动隐形化、外部化并不被人们所留意。斋藤提到的一个实践方式是，通过扩大“共有物”的方式让更多人享受到“共有财富”（比如廉价可靠的水电，或者类似“校园共享单车”），因为资本总是人为地制造“稀缺性”并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标价、增殖。这就导致了下水道清洁、看护工作等具有“使用价值”的行业，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在社会中处于低报酬、低关注的处境中。它们不具有资本“价值”的增殖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使用价值”（比如母婴看护）与“价值”（比如可巨大盈利的金融业）的对立——人类目前的价值计量方式并不合理。
另外一个可见的危机是工作越来越失去了创造性，人们失去了传统时代木匠对自己作品的那种骄傲体验。这是一种“身为原因的快感”，就像婴儿发现了自己的手一样的快感。统一分工、流水线生产、过度膨胀的形式主义和“毫无意义的工作”带来了劳动创造性乐趣的剧烈降低，人们应付工作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想起本科时候的教授美学的王祖哲老师曾说过：“艺术是创造性的想象或想象性的创造。”）格雷伯《狗屁工作》一书，谈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本书是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书中提到了今天的社会制度大量制造着抑郁症，因此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制度。让人惋惜的是，作者马克·费舍正多年受困于抑郁症，最后也因抑郁症而在2017年1月轻生，年仅48岁。而斋藤幸平认为，未来的“去增长共产主义”，需要转向使用价值经济，缩短劳动时间，恢复劳动的创造性，废除统一分工，扩大生产过程的民主化，重视基本工作的价值（比如关爱类劳动）……未来，真的会如此吗？
2025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人们不仅在情绪上是不安的，而且在知识上也处于不安当中。就眼前而言，“超级AI”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就要成为现实，AI代写的作业或许可以轻松胜过我们多年培养的结果。那么，人类的教育模式、知识生产模式是否可以在这种危机中直面自身，改革模式，摆脱束缚，恢复活力？从别的角度看，为了理解时代的不安，我们需要重新绘制认知的地图：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类？什么是市场？什么是20世纪的遗产？这些都急切地要求着崭新的知识结构，新的描述能力和分析能力。我们越想看清未来就越需要重新理解过去，了解远方与他者，用崭新的方式对过去提问。现实已在眼前，但我们缺乏恰当的词汇，而这表意的危机就是改变的契机。或许，这个不安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新恢复知识想象力的最佳契机。
作者简介
陈云昊，1992年生，浙江义乌人。现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鲁迅研究，近期论文有《近代表意危机的演化脉络与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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