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报道】官鸿志丨我把痛苦献给您们——汤英伸救援行动始末

在今天的大陆，有许多人关心台湾，但往往缺少深入台湾社会历史内在的契机，看台湾问题也就很难深入。突破这一状况的办法之一，是重新探访一些曾搅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且特别能显现人的精神、心理层次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容易由平常的研究、交流捕捉到的，一个社会内部的心理结构。在当代这些特别的事件里，“汤英伸救援”尤值得关注。

1986年1月，19岁的曹族少年汤英伸，上台北打工九天，犯下命案；三审死刑定谳，六家媒体、文化界、学术界120多人曾联名上书蒋经国，请求“枪下留人”。汤英伸人没有留下，留下的，是由他而起的对台湾经济“黄金时代”的暗面与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大讨论，诸如现代教育的人文性缺失、经济发展中的失范、道德沦落、青少年犯罪、少数民族的结构性困境、法律的民族适应性、城乡差异、宗教信仰与社群关系等等。众多具有高度思考力、社会工作经验的作家、学者、媒体人、音乐人、法律、宗教人士投入，以及众多青年学生、教师、普通人参与的“汤英伸救援”和大讨论，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台湾关怀乡土、关怀社会的文化运动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剖面，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80年代台湾的、与社会议题结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汤英伸救援”，成了一个理解台湾当代历史和社会演变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年推动这些救援行动和讨论最核心、最重要的力量，是《人间》杂志。时任《人间》杂志记者的官鸿志，也在追踪汤英伸案一年多的三篇持续报道中，如陈映真一再说的，“从民众的生活现场学习”，在《人间》看见了人间，确立了为人间的自我。

这里推送的，是《人间》第20期官鸿志记录汤英伸救援行动始末的《我把痛苦献给您们》。期待《人间》推动的能看见人的境况的报道和文化运动，不但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台湾，也能成为当下关怀现实的写作、社会文化工作的有益借鉴。

我把痛苦献给们

——汤英伸救援行动始末

摄影 李文吉  撰文 官鸿志

整整的一年，我五次上山到特富野采访。编辑部也再三地督促，有关汤英伸的牢狱生活和审判结果，必须持续地追踪报导。我们所持的理由，在于即便站在弱小者的立场去作报导记录，人的关爱，也常常会失去耐性、经不起时间上的考验。以及，任何采访报导的人事题材，皆是活生生的人的问题，而不再是文化市场上的商品而已。这种工作哲学，当然是莫大的精神负担，却指导我尝到了另一种记者生涯的滋味。

这一年，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他们热切地讨论汤英伸杀人犯罪的社会因素。但总的来说，读者最关心汤英伸目前怎么样？也有人提出警告：“世吉职业介绍所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怎么办？会不会再度牺牲第二个汤英伸？

许多问题，都是我无法答复的。一桩杀人命案，它的背后隐含着欺骗、压榨和侮辱，至少可以让我们去再三省思，从而在罪恶的苦果中提炼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养料，让一切受到欺骗、压榨和侮辱的人，重新获得释放。何况，罪恶也是可以赦免的，那必须依靠我们社会的正义结构因为汤英伸杀三条人命，而深有戒愓，不再漠视着人吃人的社会毒疮。

今年4月初，英伸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刘律师已经来电话通知。要我们尽量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看英伸。因为，来日恐怕无多了！”她只是想劝服我一个事实，法院并不肯采纳英伸的自首行为。

4月中旬，汤保富夫妇请假到台北土城看守所，我和李文吉在山上看家。回家时，汤伯伯说：“英伸已经写完了第二刀稿纸。他在牢里写小说……。”我问小说题材是什么？汤伯伯楞了一眼，沉默地笑了。整整的一年，我从未真正地触摸到汤伯伯内在心灵的怆痛，他一直掩饰着。每天，从乡公所下班回家，他第一件差事就是钻进厨房里做饭，汤伯母撑着拐杖在庭内打扫落叶。这个家，一直过得很平静，却抹不去一层悲郁。我也知道，英伸的双脚和手，被铁镣和手铐磨破了好几次，长出了一圈厚厚的茧。

“他已经磨破了五床被子，”汤伯母说：“放风时，英伸只能站在地上投篮……”

5月11日上午，我在家里看书，心中还惦记着要去台湾大学采访“自由之爱学生运动”。突然，门外一阵铃响。杂志社同事范振国跑上楼，他说：“汤英伸死刑定案了！”

骑车到办公室，我的眼眶已经溜转着泪水。我不肯相信这是事实。我最先想到汤伯母的苦绝遭遇。7年前，她重摔跌落山谷而半身麻木。三十余年前，她的父亲汪青山在土城看守所因为政治事件被枪决。如今，一颗子弹又即将划破她默忍悲泣的胸膛。

这几天，我窝在家里写稿子，足不出户，却让我成了杂志社中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从昨日起，许多同事已经开始分头去奔走，为英伸请命。在办公室向各地联络消息，并打电话回到特富野。

“我也不知道。汤伯伯、汤伯母和玉堇都一声不响地赶去台北。听说，高神父和马神父也都赶去了！”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在电话的那一头这样说。

我内心起了一阵不祥的感觉。我也知道，汤伯伯不会去惊动任何人了。自从英伸出了事，他始终心怀惭愧；也始终没有忘记，这已经是全体邹族人内心里的哀痛。现在，他想独自去办理儿子的丧事。三十余年前，他已经默忍了这一切，他的叔叔汤守仁也是因为政治事件在土城看守所被枪决。这相隔三十余年的两声枪响，愈来愈逼近，重叠了。

发行人陈映真提前结束哲学博士王浩先生的访问，赶回到办公室。下午3点半，我从南国饭店被召回社内开会。在饭店小客厅，我足足守候三个钟头，并没有等到汤伯伯一家人，而一切请命行动又必须请示汤伯伯作主。

王菲林、范振国和陈映真都分别提出最新状况的报告和意见。但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主观上我认定这不可能是事实。“如果这个大前提没有搞清楚，一切讨论都是空的！”我这样说。这个幻想，使我掉入严重错误的盲点，不能自拔。

5点30分，汤伯伯终于联络上了。高神父也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

晚饭当中，汤伯伯冷静地说：“今天上午，我们获得狱方格外通融，在一间小型的会客室和英伸会晤了。为了不动声色，我们分别编了一套全体来探望的理由。庄清廉神父到台北来探望母亲。高神父来治病，正好大家凑在一起……”

他又说，英伸似乎已经看到了被狱方挖空的一则新闻。坐牢的死囚最害怕看的，就是“挖天窗”。“英伸的脸色有些激动，”汤伯伯回忆地说，“他抽泣，猜测死刑枪决的日子果真来临了。”我在一旁听着。觉得一个知道自己在几天内就要被押到刑场的人的悲哀，也感到这种至为善意的遮瞒本身的悲哀。

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

5月11日，晚上7点钟。

编辑部(《人间》)邀集了新新闻周刊，当代杂志、南方杂志、文星杂志、海峡杂志、远望杂志、前进周刊，以及平地山胞立委蔡中涵、兰屿雅美族诗人施努来、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会长刘文雄、旅北曹族联宜会干部汪立华、蒲忠成，全国大专院校山地学生会会长赵贵忠、绿色录像小组王智章、中国时报心岱、联合报杨宪宏、中央研究院胡台丽、台大教授张晓春、长老会山地劳工福音之家陈秀惠和江秀英等20余人，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共同商议最后拯救汤英伸的办法。

我们想到由山地九族代表、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分别联名发出请求格外再议汤英伸案，紧急推迟执行的电报给蒋经国总统。这是因为，不论如何，法律途径已经走完了，而唯一给枪下留人的机会，是总统的决定。我们当下分别草拟电文，打电话联络人同意签署。这时，陈秀惠用电话取得了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总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的同意，玉山神学院院长杨启寿和副院长童春发以下的教授、学生干部代表也同意签署。学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也纷纷慨然允诺。同时高神父也取得天主教嘉义教区主教林天助的同意。

在拥挤的小客厅，我们默默地感受到不分教派、种族和肤色的这一份团结的喜悦。最令我感动的是小说家王祯和，他因患癌症病卧床上，说话困难，却不忘记叮咛我们：“教育这个孩子！”我们的心情哀伤，但却同时在心中洋溢着温暖。

有些朋友这样主张：“为了紧急救援，应该采取比较强力的要求，第二天到立法院请愿。”汤伯伯始终沉默。最后，他这样说：

“对于大家的关切，我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请愿一事，我考虑到苦主家人的心情。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这样做。英伸是我钟爱的孩子，但我这时却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

大家沉默了。

从去年5月到特富野采访，一直到现在，我看见汤家夫妇极高的人间质量。在爱儿失足的伤痛中，汤伯伯和汤伯母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慈、尊严与礼貌。即使到了现在这时刻，他惦记着次日到长庚医院社工部办手续，准备完成英伸将器官捐赠给社会的遗志。

非常上诉，民族的大爱

晚上，高神父、陈映真陪同汤伯伯赶到董良骏律师事务所。董律师是本刊的法律顾问，一直坚持英伸合于自首要件，也愿意为后续的法律行动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他说，“但最高法院已经判刑定案，此时此刻，只有法务部最高检察署可以提起非常上诉的再审权力！”

有没有“非常上诉”的特别途径，成为本案最主要的关键契机。至于呈请总统予以特赦或减刑？自立晚报记者于智勇说：“当然，总统亦可能依宪法主动行使特赦或减刑。惟就目前状况判断，汤英伸寻着非常上诉之途，或有可能。但获得再审特赦、减刑的机会，则几乎不可能。”

这两天，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好几回，已经濒于绝望的边缘，又豁然碰到一线生机。今天晚上，参与救援工作的人员仍然不眠不休地赶工、打字。一份题名为“推迟汤英伸死刑执行申请书”，总共有120余名各界人士联合签署，准备明天早上呈给蒋经国总统、李登辉副总统和林洋港院长。申请书上这样写着：

……社会在他自己里面包藏着许多将来犯罪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备犯罪者是社会，个人只是犯罪实行的工具而已。汤英伸的悲剧，又一次让我们深切地吟味了这个犯罪的社会要因论，哀恫震畏者良深。

其次，就法律观点而言，各种证据都显示汤英伸投案的经过，完全符合“自首”的要件。承办警员郑茂成，方直堂，均在调查庭中说明，汤英伸未到案之前，治案单位‘只怀疑他是凶手’、‘认为他涉嫌重大’。查民国20年上字第1721号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案单位‘虽已知犯罪事实之存在，惟犯罪者为何人并未确知’时，得为自首。

因此，我们台湾原住民九族、台湾原住民知识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艺界、学者、宗教界和新闻界共计122人及6家杂志社，不乱唐突，特别悃诚联名上书。恳切请求钧座格外再察汤英伸案，采取最急迫措施，推迟迫在眉睫的死刑执行，法外施仁，以谋再议的途径，一则在当前司法革新声中见宽厚体恤之仁，再则以消弥民族的怨悱，促进社会的团结，则为国家与民族的大悻了。

这一夜，我陪在汤伯伯的床侧。他睡得比较熟香，但半夜，还是惊醒过来了。

高神父、庄神父和汤伯伯，三人开车到土城看守所，为英伸作最后的安息弥撒。英伸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受刑枪决以前，必须接受这个庄严的仪式。圣若望福音说：“凡父交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这是一个肃穆的早晨。晴空下，栅门、岗哨亭，一排排僵冷的牢房，仍然偎依在神的眷顾下，静静的矗立着。英伸的本堂神父高英辉特地带来了一个精致美丽的十字架，捧在他的手心窝。昨晚，高神父皱着双眉，告诉我：“对土城看守所，我没有好印象。因为，我的父亲高一生也在那里被枪决的。”

这几天，我们没有丝毫的心情去回忆过去的伤痛记忆。要是有的话，也仅仅在我的内心里起伏溜转着……

今年4月19日，我从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结束了有关“邹族三部曲”的田野调查。我渐渐了解到，扭曲的吴凤神话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历史伤痛。嘉义县政府投下1亿5千万元，建设一座华丽的吴凤庙，却不肯批准一块钱贷款给邹族人自力救济搞起来的合作农场。甚至，一位郭课员说：“你们有没有办法保证不赔？没有贷款，也没有看见有人饿死！”

山上，最短缺就是经费。农业凋弊，任何法子都找不到出路。于是，村民采取了自力救济的行动，却又遭到层层的打击、污蔑。但是，我们汉族诗人杨牧则把吴凤歌咏成：“阿里山之神／全人类之神”，并说邹族人“全部／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这一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沦落到何堪的境地。我们竟罔顾一个民族的尊严，去沿袭日本帝国主义所捏造、纂改的吴凤神话，忍心去让邹族的代代子孙生活在“吴凤乡”这个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

50年代初期，邹族又不幸发生一场政治事件。上个世代的邹族的少壮精英份子，如今，只剩一堆白骨了。我们汉族人从来不能理解这一份民族的哀伤，如何地被邹人深埋在历史断层的深渊里，现在，我隐隐地感觉，这个曾经让高神父，汤伯伯年幼时渡过恐怖、震悼和哀伤的记忆，再度复活了。

遗憾我的小说没有写完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社会如果乐意去了解法律以外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从这个历史脉络上开始。因为，“法律从来就不是自圆而独立的体系。它来自于社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函数；同时，它也身负社会文化的使命。”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着民族的哀伤与血泪。我们汉族人岂知道，“我们的手曾经是不干净的！”是我5次到特富野采访，给我毕生难忘的教育。邹族人从来不曾在我面前控诉，“清朝通事吴凤侵占我们的土地，诈骗交易买卖，残杀我们杜家30余名勇士，所以我们才用箭射死吴凤！”一位杜家人士曾经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眼神里，并没有怨悱。

“怨悱”两个字，似乎距离英伸非常遥远。他仍然执意要父亲办理器官捐赠手续。昨晚，他已经写好了一张最后的遗嘱，表示不论如何，希望完成这份心愿。

早上，9点40分左右。狱方警员送进来一份“台湾高等法院判决书”，请英伸捺下手印查收。下一步，就是等待法务部批准下来的枪决令。英伸仍然像往常一样，早熟、体贴而忧郁。他默忍着悲苦，不愿意再让父亲难过了。

“有两名弹吉他的朋友陪伴我，”英伸悠悠地说：“也很遗憾，我的小说没有写完……”

汤伯伯再度奔到林口长庚医院，补办英伸的器官捐赠手续。由于困顿失神，再由于良心上操虑着彭家苦主的公平待遇，他累倒了。我看着他吞下20几颗药丸子，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晚上8点，高神父和邱晨赶到了。我们初步地放松了几天下来的焦虑，把话题转回到特富野山上。邱晨提出建议，他说：“下一季梅子成熟时，我们可以休假一个星期，到山上帮忙汤伯伯采收梅子。”

因为山上的人工短缺，青年人流向都市里讨生活。这个建议，似乎不失为好的办法。可远远比不上山上人家用“轮流换工”和“集耕集营”的方法，来弥补劳力不足。这种从本土性搞起来的自救行动，使我联想到，我们校园中读了满脑子理论书籍的进步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摆脱一切，下乡去实践，或许不失为一个全面搞活山地社会的一条路子。

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车站买报纸。最引起汤伯伯注意的是中央日报一则新闻：“法务部邀集台湾高检处有关人员，对于汤英伸被判死刑确定一案，正仔细研究全案。法务部表示，若在全案中发现可以提起非常上诉的条件，法务部将指示最高检察署长石明江提起非常上诉。”

官方报纸发布的消息，给汤伯伯带来一份慰藉。至少，死刑执行似乎暂时推迟了。他站在怀宁街口，沉思良久。同时，他也牵挂着乡公所今天召开的“村代表大会”，负责研考和总务业务的汤伯伯，不得不出席这个会议。因此，汤伯伯表示：“今天必须赶回去开会。”

9点钟，高神父赶到旅馆来辞行。他也是读了中央日报的新闻以后，才作此决定。

“这么做，恐怕不妥吧，倒不如挂一通电话给代表会主席。”我劝阻汤伯伯打消去意。内心里，却仔细嚼味着：“昨天晚上，高俊明牧师那边传来了乐观的消息。层次很高、语气笃定，并且与中央日报今天发布的新闻，不谋而合。”

《美华报导》杂志两名记者来采访。陈秀惠也打来电话，这几天，长老会的协助都是靠着她取得联系，帮助颇大。她说，“人权律师郭吉仁正试着和你联络！”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地知道，李胜雄律师、蔡明华律师等人，都十分关切英伸的案子。而我自已怠慢懒惰，加上不懂得法律知识，因此错失各方群策群力的宝贵机会。

下午四点，由郭吉仁律师陪同，我第一次亲炙了高俊明牧师的人格风范。长老会总部也为着英伸的救援工作暂时停止了进行中的会议，由郭吉仁律师提出募款250万的构想。我们募款的主要目的是，用爱、宽容与赦免来抚恤彭家苦主，并且帮助生命流离的原住民解决都市生活的调适问题。这一次募款行动，高俊明牧师当场慨然同意，并且允诺由长老会总部发动教友们募捐。“这是一件令人疼惜的悲剧，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疼惜的爱去照亮彭家苦主……”高俊明牧师说。

高牧师也建议我们赶紧去找天主教总部的马天赐神父。他说：“汤英伸就像是马神父的孩子一样。这两天，他正四处奔走！”

我们讨论的另一项议题，则是推荐罗荣光牧师、马天赐神父和邱晨三名代表，今天晚上前往彭家苦主去慰问。因为，罗荣光牧师曾经向我表示：“希望取得彭家苦主的电话和地址，愿意长期照顾他们的心灵。”于是，募款和慰问的工作，同时展开进行。

我并不是有信仰的教友。但两天的焦虑，失望当中，我深深的感到宗教带给绝望的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光复40年来，只有教会真正照顾了原住民的心灵和窘困的生活。这一点，台湾的学界和文化界恐怕是要汗颜的。

见到马天赐神父，他也满口答应了，但募款工作必须请示中国天主教团主席单国玺。单国玺主席因公务出差到花莲，由陈映真以电话报告详细情形而获得允诺。单国玺说：“用爱与赦免来疗愈这个伤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他们还觉得我的名字可以用得上，我是答应的……”

焦虑、沉默、等待、企盼

大雨滂沱。台北街头的社会各个角落里充满着人的温暖与爱。短短的两天当中，“我们具体感受到某种激励人心的新的东西！”陈映真握紧郭律师的手，反复地说着。这两位人权斗士，终于在不同的人权岗位上增进了彼此间更深刻的友谊。同时，我们也为着天主教和长老会的正义合作，感到万分激动和喜悦。

下午6点，人间杂志同仁恰恰好正忙着赶工作业，开会，打电话联络海内外作家学者，并邀集联名签署。不料，却接到三通电话。电话里说：“总统府来的消息，汤英伸已经没有希望！”

编辑室内，大家都沉默了。

这几天，我们已经忍受惯了起起落落的变化。但手头上的工作却怎么也进行不下了。如果，汤英伸终究无法免于一死。那么原订的募款计划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瞬息万变的景况，我们在道义责任上必须向郭律师、单国玺主席、高俊明牧师提出说明和报告。否则，明天又将是如何的后果？

电话铃响––“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9点愿意召开记者会，公开向社会宣布：他们愿意赦免、原谅汤英伸…。”邱晨在电话里激动地说着。这个令人悲喜交集的消息，使我震动。但我怎么启口，告诉邱晨：“英伸没有希望了……”

汤伯伯仍然苦守在南国饭店。中国时报记者明立国和何金山正陪着他聊天。

马神父、郭律师、邱晨、罗荣光牧师、陈映真和几位天主教修女，在编辑室内举行最后一次的会议。大家仍然决定照着原订计划进行：“郭律师明天一早去提款50万，长老会也提款50万，先凑足100万元给彭家苦主。”这是初步的决议。然而，坦白地说，大家的心情相当沉重，竟也不再那么理会总统府来的消息。这时，我向列席者报告四家报社传来的最新消息：“大华晚报今晚发布新闻，汤英伸的非常上诉已经被法务部驳回。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记者今天去采访的结果，表示法务部没有作任何公开性的透露，并表示明天开会再审。民众日报记者则表示，非常上诉可能没有希望！”

另一位年轻导演朋友则打电话来说：“影剧圈子的消息透露，明天清晨5点钟，汤英伸在土城看守所执行枪决！”

我们商议的结果，判断最后这个消息可能是错误的。不论如何，我们总是默忍着焦虑，愿意朝着爱与宽赦的方向去设想。我们也信赖着我们的社会有能力去疗愈创痛。

不少的朋友都赶到了。拥挤的编辑室，弥漫着一股焦虑和沉默。赖春标、钟俊升、李文吉、蓝博洲、李三冲、传岛、王智章等人，正围绕着执行编辑范振国一齐讨论，大家会商着如何应变明天的紧急状况。午夜两点，赖春标和传岛赶去土城看守所；钟俊升负责长庚医院和彭家苦主的记者会；蓝博洲守在杂志社，负责一切联络；李三冲和李文吉陪侍汤伯伯。我负责募款广告稿的完稿工作。

一切安排，只有最好与最坏的打算。我们祈祷，希望英伸能够平安地渡过这个夜晚。

我把痛苦献给你们

5月15日，破晓黎明。

风声，呼赤呼赤地刮着。高耸的围墙旁边，三位早醒的老人站在人行道，摆动他们的肢体。鸟声开始鸣叫，岗哨亭里，站着一个悚忽、静止不动的黑影。录像机的伸远镜头，正从路边的高楼上，朝下俯拍着土城看守所的内景。时间是清晨5点半，突然，第一声枪声划破了冷凉的空气。闷闷的枪声，一直传到对面的远山，相隔第38秒，传来第二声枪响……

（4点半，汤伯母在睡梦中惊醒过来！）

（5点，汤伯伯接到一通无声的电话。）

6点40分。汤伯伯才接到土城看守所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您的儿子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请您去领回尸体。”

汤伯伯踉跄地跑下楼去。

他一不小心，在楼梯口跌了一跤，也不知如何被刮掉了一层皮肉，流着血。不久，他仓惶的影子，消失在清早的台北街头。我们跑着追他，却怎么也追不上了。

他拒绝签下长庚医院的捐赠补助费。他为爱儿英伸的纯洁的遗志，作最后的挣扎。

“他在里面……”

汤伯伯走出殡仪馆的冷藏室，喃喃地对我说。

他的手里，握着英伸最后领洗的圣神十字架。圣体的头像，曾经被英伸在受刑时的力道扭歪，祂，垂爱着人间流离悲苦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似乎就在这时刻，仍然遗留着爱儿英伸的温体。

“耶稣，是他临刑前唯一的亲人。”汤伯伯说。

于是，他开始流泪了。他一个人，抹去眼角的泪痕。

第一殡仪馆安顺厅奏着哀乐，我们的朋友却献给英伸一首莫扎特的「安魂曲」，黄色小菊花和紫色的花。也有朋友在小纸片上写下心中的话，心中的叮咛，陪着英伸一起入土火化。

英伸，你终于可以回家了。前年，11月16日这一天，你留书离家出走，在日记上，你说：

假如说得没错，这是别人的学校。我只是在校规下生活，没有权力改变什么，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咎由自取地往火堆里钻，明明知道，只能感受到那非常微小片刻的温暖，旋即又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我还是做了。但我相信，上天不会把活路绝灭的。我把痛苦献给你们……

你的香炉，无声无息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据说，这是你有话要说的征兆。安息吧，英伸。美丽的故乡等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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