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浅野虎三郎丨《大连市史》

《大连市史》是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日本在大连施行市制二十周年而作的史书，由大连市役所编纂、浅野虎三郎执笔，1936年9月作为“非卖品”在大连出版发行。全书凡九编二十五章，其所载起于上古、止于1936年。书中以日本殖民者的视角对辽东半岛的古代历史撮其旨要、近代史实旁征博引；诸凡俄国与大连的关系作一勾勒；对日本与辽东半岛的渊源及在大连的殖民统治极尽其详；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书中中、英、日、俄各国的相关史料汇聚一编；条约律令、行政规则、会议记录、座谈纪要、回忆采访、敕令军令、电文档案、公文往来等不一而足，并辑入了大量的图片、人员名册与统计数字等原始资料；如实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侵占大连的史实，揭示了日本将大连作为殖民地统治的诸多历史细节；对日本在大连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框架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做了系统完整的表述。这些史料对把握大连被殖民地化的演变过程、解读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实质有着特殊意义。此书不仅是近代大连发展史、日本殖民政治和城市治理史研究的不可替代的珍贵文献，而且对近代东北亚史、近代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代以降，旧有的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十九世纪末，亚洲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殆尽，中国没有逃脱这场噩运。变局之中，殖民地和租借地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这是侵犯中国领土的开端；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首次对中国大陆的入侵。依《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被割让与日本。但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涉，日本把条约上到手的辽东半岛又归还给中国，迫使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赎还辽东半岛。

甲午战后，俄国乘中国之危，于1897年12月将军舰径直开入旅顺。进而，又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并要求得到从东清铁路干线某处与旅顺、大连相连接的铁路之铺设权。1898年3月，俄国迫使中国接受其全部要求，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沙俄在辽东半岛南端实施殖民统治；在旅顺扩建军港，在大连打造商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以日胜俄败告终，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本从沙俄手中得到了有关旅大租借地的一切权利及利益，在大连施行殖民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

作为一座城市，大连从开埠算起，迄今不过一百二十余年。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对这片土地的浸润，一百余年前英军的入侵，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摧残，沙俄和日本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样的历史轨迹赋予这座城市怎样的内涵和特质？大连在近代东北亚史、沙俄殖民史、中日关系史、日本殖民史等领域，代表什么历史符号？作为沙俄“远东政策”的据点、日本“大陆政策”的基础，大连被殖民地化的进程是如何演变的？日本在大连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框架和社会组织模式有哪些特征？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想要深入解读的，翻译《大连市史》（以下简称“原著”）的初衷正在于此，即为史学研究提供资料，把对大连的城市研究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

原著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纪念大连施行市制二十周年而作的史书，由大连市役所编纂、浅野虎三郎执笔，1936年9月作为“非卖品”在大连出版发行，发行机构为大连市役所。全书凡九编二十五章，其所载起于上古、止于1936年，对古代历史撮其旨要，对近代史实旁征博引，诸凡俄国与大连的关系作一勾勒，对日本与辽东半岛的渊源及在大连的殖民统治极尽其详，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书中将中、英、日、俄各国的相关史料汇聚一编，或大段征引，或全文转录；条约律令、行政规则、会议记录、座谈纪要、回忆采访、敕令军令、电文档案、公文往来等不一而足，并辑入了大量的图片、人员名册与统计数字等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对把握大连被殖民地化的历史脉络、解读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价值。

浅野虎三郎，字犀涯，生卒年不详。1925年前后出任日华实业新报社社长。在连期间，浅野虎三郎还著有《关东州内支那绅士录》（1916年）、《满洲年表》（1929年）、《满洲事变的经过与现状》（时局解说丛书第一编）、《满洲国的新建设》（时局解说丛书第二编）、《大连市政二十年史》（1935年）、《大连市概要》（1941年）、《大连市与时局后援会》（1942年）、《大连市会志》（1943年）等；编纂原著时的身份是大连市役所特约人员。

原著是一部由日本殖民当局策划授意、组织编纂、出版发行的史书，是遵命修史、奉旨填词的产物，因而它必然会受制于组织者的旨趣、作者的主观。从这一意义出发，它不会是单纯的记录，更不可能是信而有征的史书，而是通过作者的讲道叙纲、阐释主旨的过程去选择、取舍、结构之后创作出来的，其结论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无法回避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无视或漠视渗透在这部书中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正是它在规范与整合着该书的内涵。对此，需要对以下几方面略作说明。

一是对辽东半岛主权的观点。

原著以较多篇章叙述了辽东半岛的历史沿革，其结论要点为：古昔的满洲并非汉族的故土，而是肃慎、秽貊、东胡等满洲民族和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故乡；燕将秦开攻打东胡、燕筑长城以拒东胡之举，可视为汉族兵力入侵满洲之始，也显示了汉族对辽东郡治辽阳以南的辽东半岛的入侵；代元而起的明朝对满洲部分土地的收复以及对辽东施行的统治，并非是汉族的一桩伟业，因为长城以北的民族才是该地区的主人；历代以来支那对满洲地区的实质性统治始自明朝，但明朝的统治仅仅是以辽河流域为界对辽东半岛进行了统辖，而没有遍及整个满洲地区；清顺治年间“整个辽东、辽西不过是一片荒城废堡、败瓦颓垣，乃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态”“从盖州、凤凰城、金州等地住民不过数百来看，可知其何等荒凉”。¹与此同时，原著罔顾大连地区被沙俄攫取之前仅青泥洼一带就拥有五十多座村落的事实，始终将这片土地称之为一区区荒野和偏远渔村；为了佐证该地的荒无人烟，又全文转载了《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一书的日译本《五十年前之大连》。前者由鸦片战争中英国北伐军随军翻译官罗伯特•斯温霍所著，日译本乃奉日本政府之旨意对其做了摘录，尽其全力刻画了此地土著人的愚昧无知。

殖民史观在日本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进入近代，日本就把“攘除夷狄、开疆拓土”作为谋求国家强盛的国策，提出要“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将在贸易上失之于美、俄者，“取尝于鲜、满之土地”；进而于1868年以天皇之名义昭告天下，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²由此踏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他们历来强调，“满洲是尚未开发的无主土地”，是“中国本土的殖民地”，日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部十八省”。³无独有偶，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也以台湾岛并非完全属于中国，其东部、东南部所谓藩地乃无主之地，战争只是在无主之地进行为借口，为其行径辩护。日俄战后，日本更是宣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向满洲传播近代文明，中国东北是它以10万生命、20亿日元的代价所得之地，必须掌握在它的手里，它理应成为这里的主宰；而占领大连则是对日本所付代价的一种酬报。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写道：“尽管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有许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说，在它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印第安人占据在那里，但并没有拥有它。……上帝把他们安置在这片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它们暂时使用的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尽的密西西比大河谷，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⁴这段毫不掩饰的直白，似乎更能诠释原著在中国东北地区主权问题上的“溯本求源”。

一是大连被强行殖民地化的过程。

与殖民地相比，租借地在近代国际法上是一种新事物,它的产生是以军事战略为目的。关于租借地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失去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而成为依附于外国的保护国、附属国及租借地，也属于广义的殖民地；有的学者把租借地看做是“变相的领土割让”。这些论点揭示了殖民统治的滥施和对租借地的泛权行政的实质。必须强调的是，租借地同殖民地、领土割让有着本质的不同，租借地是拥有主权的。主权是处理领土或支配其命运的最终权利，同在租借地上行使管辖权不可同日而语。

《旅大租地条约》明文规定，所租借之地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而始作俑者沙俄却擅自将旅大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面对中国付与的“关东州”管辖权，竟然不顾条约中有关不得设置“总督”巡抚的规定，公然在旅顺设置都督府、远东总督府。日本继承沙俄衣钵，于1906年设立关东都督府。对此，清政府认为此举违反俄清两国之间的租借“原约”而提出抗议：日本背离了该地区之清国主权不可侵犯之“原约”，都督之官名与原约中所谓总督之名目相混淆，故不可使用；“关东州”之称难以承认；日本的行政性设施与州内的中国人无关；等等。对此，原著则强调：日本对于关东州租借地的权利是根据《朴次茅斯和约》和《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而来的，是从俄国手中继承了俄国按照其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而获得的权利，这种继承是经过中国应允的；而清政府的主张则是否认了多年来俄国已经设定的‘关东州’这一既成事实；无非是想利用租借权转让之机削减继承者的当然权利。此后，日本无视清政府维护主权的多次抗议，我行我素。

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是殖民者的主要扩张手段，也是早期殖民地的特征之一。日本对大陆的早期移民主要是在大连地区和满铁附属地进行的。其中，由关东都督府资助、关东州民政署组织的日本渔业移民，由满铁会社进行的满铁守备队退伍兵移民以及关东都督府组织的大连地区的爱川村移民，使大连成为日本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试验田和培训基地，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实施“武装移民”“国策移民”的滥觞。1915年，日本与中华民国在《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将以上租借地期限延长至九十九年。1933年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设立后，日本与之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将辽东半岛的租借事宜转由伪满洲国继承,大连被殖民地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尔后，日本公然将“关东州”地图的颜色染成同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库页岛一样的红色，向世人显示大连地区已成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俄、日两国有约不依，公然无视中国的主权，把“关东州”视同为殖民地、割让地，在旅大租借地实行殖民统治，加深了大连的殖民地化程度。

一是大连的特殊地位。

日本的殖民统治形态是多样性的。首先这些殖民地、租借地获得的手段、途径及其背景不尽相同。日本是通过甲午战争获得台湾殖民地的，尽管台湾并不是甲午战争的战场，但通过战争割让领土在当时是一种主要的扩张手段。而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地的攫取，则始自它的炮舰外交的开国需求，经过干涉内政、驻屯军队、以保护国名义完成日韩合并来实现的；其实质是以朝鲜为跳板，以中国东三省为目标的大陆扩张政策的实施。对大连的殖民统治，则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特例，是日本通过战争从沙俄手中继承了清国付与沙俄的租借地，以日易俄，然后将其作为殖民地进行统治的。

作为海外“领地”，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是官治行政，在朝鲜实行的是府会制。而在大连实行的统治则与台湾和朝鲜都不相同。它是以军治行政、官治行政、府会制、自治行政渐次结合的产物，最后形成与日本国内的市、町、村自治行政完全相同的市制。当时，日本无论在台湾或朝鲜都尚未在重要都市实施与国内的市、町、村制度相类似的市制，大连是唯一的例外。为什么一个租借地城市的地位如此特殊，其重要程度远远超出其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重要都市？这是因为大连是日本在台湾进行殖民地统治之后又将其理论和现实在中国大陆进行延伸和实验的一个样板。

日本占领大连之后，曾任日本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台湾总督府民政署长的石冢英藏等人就先后来到大连，并出任殖民统治相关要职。1906年儿玉源太郎在视察大连时，曾提出过一个计划，建议南满铁路各车站分别雇佣日本国内三府、四十三县的人，站名就叫某某府、某某县。这一殖民色彩极为鲜明的主张与后来的日本国策移民中的“分村计划”不谋而合。“分村计划”是将日本国内某些村庄长子以下的男性及其家眷打包移住到中国东北，复制一个个和日本国内人文环境一模一样的村庄，以促使这些移民在中国东北的永久居住。日本在1937年以后实施的“二十年、百万户、五百万人口”的移民计划就是这些模式的延伸和发展。儿玉不仅为大连的都市规划、警务税务、水电供给等城建问题亲自拟定方案，甚至要求“来这里的人，是打算将来要把骨头埋在这里的，所以火葬场、墓地要建得漂亮些”⁵1907年“国策会社”满铁本社由东京迁到大连，确立了以大连为中心发展满铁事业的“大连中心主义”政策，彰显出大连的特殊地位。此后，大批的满铁社员及其附属人员涌入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加上此前移入的关东都督府官吏、工薪阶层及家属，以及其他商工业移民，截至1935年，这些日本人已达368000余人。

一般来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这个城市的社会主体就会要求设立与多重结构相称的国家设施，即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职能和更大权力的自治性地方行政机构。但这种机构的设置，需要两大因素的支撑，一是该城市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一是该城市自身社会基础的成熟。1915年大连实施特别市制；1924年日本又以敕令颁布《关东州市制》，在大连实施了与日本国内完全相同的市制。此举意味着大连市已经处于与日本国内重要都市平起平坐的地位，正式成为日本的都市，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唯一根据地和策源地。自此大连市的职能进一步扩大，设置了层层决议机构和行政机构；更在民政署建制撤销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二级行政机构。至二战结束之前，大连已跃升为日本第三大都市，地位仅次于东京和大阪,甚至大连市长一职都要由天皇敕封。作为当时的社会基础，强而有力的大连日本人社会已经掌控了政治、经济、产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的思想文化输出渗透在大连的各个方面，使大连的殖民化程度更高，意在将其染上日本殖民的色彩，将大连变成纯粹的日本社会，如同日本国土的延伸。在这一过程中，大连日本人社会的作用不可小觑。关于大连日本人社会的组织模式及其在各个历史节点的活动和影响，期待着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不言而喻，被殖民地化的大连是被殖民统治者当作自己的国土来进行统治和建设的。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是对某种价值的简单认同，其间必然蕴藏着国家、民族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价值取向。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裹挟而行的大连的发展，是以侵犯中国主权、占领中国领土、奴役中国人民为前提的，是殖民者将大连作为经营满洲、经营大陆的策源地来加以规划和建设的结果，而并非是中华民族文明结构的一种重塑和模式选择。这一切在提醒人们：历史走到了今天，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如何去寻找一国一族、一城一市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如何去透视历史过程、去挖掘历史细节并将其诉诸理性，仍然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

王子平

2025年3月

王子平，女，祖籍山东沂水，1952年生于辽宁大连，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任职于历史文献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三十余年。研究方向为满铁文献资料、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地方史等。有《中日关系全书》（分类主编，1999年）、《大连近百年史人物》（主编，1999年）《百年图书府》（常务副主编，2009年）等著作及多篇学术论文和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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