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我来说是蛮关键的一年。2022年年底虽然得以顺利开题，但博士阶段的选题说实话令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知识史的思路与我之前所熟悉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相关问题很不一样，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更为庞杂，更大的时空范围也使得我不能仅仅关注明清之际与中日韩，还要关注明中前期及清中期的整个东部亚洲海域，包括东南亚史的基础内容，故而需要大量的阅读，才能降低论文中出现低级错误的概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2023年是我的“补课之年”。
根据博论写作的进度，上半年我主要关注近世朝鲜与日本的对外关系与对外认识，尤其是与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相关的内容，还有一些著作在问题意识上对我有较大帮助。下半年则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的思想史与知识史，二是近世中国的书籍史与阅读史，三是明代的对外贸易与外交政策。除了自己跟随论文进度布置的阅读计划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的老师们定期组织的读书班也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在老师同学之间热烈的讨论中思维火花的碰撞不仅在论文写作上有直接的作用，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团队，这次的书目就有几本来自于2023年读书班上老师们的推荐。
手头的这本书算是译者送给我2023年的开年礼物，谢谢一菲。作为在西方与日本都有深远影响的近世日本对外关系史开创性的著作，本书译介到中国，可以补上中文读者所缺的关键一课。过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学术界，都从西方扩张的角度向前回溯，将17-19世纪的本国称作闭关锁国的时代。但是，在罗纳德·托比与荒野泰典等学者的呼吁下，今天的日本学者再使用“锁国”一词来形容江户时期的对外关系时就需要加上引号了。从江户幕府自身的政策安排与当时的东亚局势来看，当时的日本并非“锁国”，而是幕府主动限制对自己不利的外交关系，如对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以及与清朝的官方关系，强化与发展对塑造自身合法性有利的外交关系，如对朝鲜、琉球的关系可以提高幕府的权威，对荷兰和清朝的贸易关系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受客观局势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外交秩序。或许在今天的专业研究者看来，这些观点已经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但中文版的出版，可以让明清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者有一个更容易接触到的对照研究。
这本书在学术创新上可能并无法和其他几本书相提并论，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书，但却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本。在整体上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重视近代。前近代日本史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更为重视中日关系史与日本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现状给初学者一种模糊的错觉：前近代日本的发展受中国影响，近代日本的蜕变则开始于明治维新。这种错觉恐怕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也是新一代中国日本史研究者正在努力打破的。
本书从葡萄牙人初来日本一直写到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影响。其中，近世时期（除去幕末）占据了一半的篇幅。经过天主教与“南蛮文化”影响后的日本，虽然采取了“锁国”的政策，但无法与西方世界彻底隔绝，通过长崎的荷兰商馆，欧洲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博物学在日本知识界有相当的传播，形成所谓“兰学”，更重要的是，18世纪俄国的南下导致了日本的“海防论”，进而影响了日本对“虾夷地”的开拓，可见幕府的行动早已融入到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明治维新之前，与同时期的清朝相比，日本在域外知识与对外政策上就已经有较大的变化。虽然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开国”的导火索，但两国所在国际视野与对外关系方面的“近代性”知识储备，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不小的差别。这不禁令读者思考，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是否应该跳出“晚清”与“幕末”的局限，而在18世纪寻找原因。
前述的观点在今天可能并非什么惊世骇俗之语，但能出现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有前瞻性。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合理的知识架构与当时比较“新”的关注点，还有作者的个人经历。郑彭年1955年南京大学毕业，本来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日本史领域执牛耳者般的学者，但却始终没有稳定工作，在南开日研院兼职时期发表过多篇顶刊论文，由于没有编制，就没有退休金，晚年甚是凄凉，靠着微薄的稿费与低保度日，他家乡的志愿者了解到情况后，组织学术著作义卖筹款，但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又能卖出去多少呢？希望有能力的后学能对郑彭年的著作进行整理，不要让生前已经坎坷半生的学者被后人遗忘。
本书刚出版时，被人称作“新清史2.0”的代表作。之所以会有这个“2.0”，主要因为一方面本书继承哈佛大学充分运用满蒙藏文史料“新清史”传统，另一方面，与以前的“新清史”不同的是，本书所关注的并非清朝国内的族群认同问题。正如英文原书标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所说，本书通过考察清朝的南亚知识在内容与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指出清朝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涉外政策存在一个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的演变。
作者认为，清朝中前期的域外知识就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前范式科学”一样，有不同来源，进入不同体系，有不同的标记方法，彼此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这是清朝习惯将所有外国事务看作是各边疆事务的延伸所导致的。在南亚方面，就有不同时期来自于新疆、西藏与广东的知识，它们虽然都统一到中央来，但未加整合，在士人之间也难以流行。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发展与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清朝士人开始整合汉文中的南亚知识，并在阮元《广东通志》与魏源《海国图志》等书当中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这些知识进入朝廷，逐渐和内亚文献中的知识结合，最终促成了清朝逐渐改变自征讨准噶尔后形成的稳定边疆政策，开始统一用对外政策处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
虽然作者从未声称本书是一种知识史的研究，但事实上完成了“清朝的南亚知识史”这一课题。本书很好地示范了非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才能不做成某种知识“是什么”的流水账，而是将知识与信息传播、国家政策、士人团体结合，从而走向知识社会史。
早在文史研究院编中国第一套《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时，葛兆光先生就在序言中将中国称作近世日韩关系中的“不在场的在场者”。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文学自然是深受其影响的朝鲜与江户时代的日韩文人的“文化战场”，可是，在政治与外交上，中国是否也是隐匿在近世日韩关系背后的“关键力量”呢？2023年4月的一场文史研究院东亚海域史读书班上，老师同学们在读完程老师的这本书后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
倭情咨文、通信使笔谈、倭馆贸易、对马口情报搜集等常见的近世日韩关系史主题在本书中作为各章论述的大背景，作者在此基础上引入明清的视角，通过明朝对1604年釜山开市的影响，皇太极对1643年通信使的直接干涉等事例说明，近世的日韩关系，乃至于“大君体制”形成的背后，都有来自中国的影响。学界通常认为，明清鼎革后，由于日本不在清朝的“朝贡体系”范围内，朝鲜也不情愿使用清朝年号，双方都得以摆脱中国影响，日朝两国关系因此获得“近世性”。虽然中国因素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形成与清朝初期为获得日本情报而主动推动有关。在清朝-朝鲜与幕府-对马这两组关系中，由于朝鲜与对马都不乐见清朝与幕府有直接来往，对相关的苗头进行消极处理，这种“代理人外交”也是清日关系未能更进一步的原因之一。除了日韩关系，本书也论述到了近世中日关系中的朝鲜因素，如1629年朝鲜隐瞒日本第五次假道通贡要求以洗清自身嫌疑，1715年的八包一件严重影响中日之间通过朝鲜的贸易等等。这些个案研究说明，虽然近世的东亚三国“渐行渐远”，但彼此之间客观的联系，尤其是贸易上的联系，是无法切断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关通信使、壬辰战争、倭情咨文的学术史以及有关通信使使行记录、倭情咨文、明日国交恢复的表格极为有用，也介绍了日韩学界对通信使笔谈文献的整理与目录编写情况，读者按图索骥查找相关资料极为方便。
如果不是博论与此直接相关，我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有兴趣，毕竟韩国历史上并没有与东南亚有过什么深入交流，即便有，也难以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但韩国学者在宏观叙述朝鲜时代对外关系史时，从李铉淙（이현종）到本书作者赵兴国再到河宇凤（하우봉），都不会忽视东南亚，并且常常将东南亚与琉球放在同样的位置。对韩国学者来说，朝鲜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自丽末鲜初以后逐渐减少，这是反思朝鲜对外关系史中保守性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也是跳出华夷之辨看待朝鲜对外关系的一个新角度。
这本书囊括了朝鲜半岛前近代政权与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国家之间交流的多数主要话题。古代部分主要包括《日本书纪》、《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史书中记载的阿踰陁国公主与驾洛国金首露王结婚，百济获得扶南奴隶、新罗僧人通过东南亚前往印度求法的零星接触，甚至有韩国学者认为颇具“海洋性”的百济已经在今菲律宾建立据点。高丽与朝鲜时代，曾有暹罗与爪哇的华商充作使臣来到日本与朝鲜沿海贸易，与朝鲜官方建立了短时间的联系。壬辰战争时，明朝在朝鲜积极宣传“暹罗来援”的计划，但泰国史料中并无相关的记载，作者认为，暹罗派往明朝的使臣可能即兴表达了对明军援朝的支持，并非暹罗政府原本就有的计划。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暹罗可能了解日本与明朝发生了军事冲突，日本的扩张对暹罗并无好处，所以暹罗使臣表示支持可能也不是奉承之语。此外，书中还有对安南李朝王子移居高丽，成为旌善李氏的始祖，朝鲜时代中后期也有赵完璧等人到达安南经历的论述。
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将西方人在东南亚的活动放在“东南亚”这个地理概念中，但在当时朝鲜人的观念中，无论是从日本得知的阿兰陀，还是从中国得知的佛郎机，亦或是作为吕宋的西属菲律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被认为与暹罗、爪哇类似的“南蛮国家”。清朝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当时也有这样的观念，今天的研究者能注意从本土东南亚政权到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连贯性，在区域上看，二者本来也是连贯的。若能将二者连为一体去观察，从韩国的视角或许能看到与中国日本不一样的问题。
谈起近世日本的海外信息传播，荷兰风说书是不可忽视的切入点。江户时代日本的长崎一口，不仅具备与清朝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角色，也是幕府获取海外信息的重要窗口。中国学界自然会关注与中国人直接相关的“唐船风说书”，但就信息内容的广度来说，荷兰风说书比唐船风说书更具价值。唐船风说书来自于对清朝或东南亚的华人商人审问，与之不同的是，荷兰风说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幕府所尽的一种“义务”，故而更加严谨。
松方冬子在本书第一章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通常的”荷兰风说书是没有荷兰文原文的，而是长崎的通词听取新任荷兰商馆长的口头汇报所记载并润色后的内容，即便有荷兰文，也是长崎通词记录时的临时记号，正文只有日文。当时的荷兰本土与巴达维亚是世界的信息交流中心，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网络，荷兰人将亚洲海域各个商馆的最新消息汇总到巴达维亚，定期送往日本，19世纪之后的荷兰风说书，已经利用了《爪哇新闻》等现代形态的报纸。比较有趣的是，17、18世纪之交的荷兰风说书中出现了一个“暹罗时代”，即有大量有关暹罗的内容。这是英、法、荷等欧洲势力与东南亚本土政权博弈的缩影。不仅如此，通过荷兰风说书，当时的幕府对法国大革命等欧洲重大事件都有了解。松方冬子将这种现象称为威胁从天主教转变为“西洋近代”。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学界注意。在提到明清的域外知识时，我们常常会将传教士绘制的地图与《职方外纪》一类书籍当作典型，来体现中国世界观的变化。其实这种变化只局限在小部分人当中，其影响在清中期几乎消失。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知识相对抽象，且被天主教教义筛选过一遍，强调的是欧洲文明发达且历史悠久，对清朝了解南亚、东南亚、西亚的情况基本没有帮助，其广度与时效性也远比不上荷兰风说书。清朝可以了解到最新世界局势的渠道，以广东的商人与官员为主，并无一套把相关信息送到北京的系统性的制度。这或许是鸦片战争前，清廷无法有效应对来自英国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
塞尔登地图被发现后，一直以来都是东部亚洲海域史研究的热点。这幅以南海为中心的地图与同时期所有的中文地图都不同，它基本没有传统天下观的痕迹，对海岸线的刻画反而非常接近现代测绘技术下的地图。不仅如此，连接各个岛屿间的航线，仿佛在人们眼前播放着一部讲述晚明东海南海贸易与战争的电影，《顺风相送》等针经图书相比之下干涩了许多。所有人看到塞尔登地图的人都会问，是谁画了这幅地图？他是利用什么知识画的这幅地图？这幅地图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作者陈宗仁将整幅地图分成若干区域，分别考察其可能的知识来源，并通过图像与文字的比对，确定其具体的知识来源。在大明与朝鲜的部分，地图主要参考了晚明日用类书《博考全编》中的地图，但朝鲜地图又根据其他明朝地图进行过修改。日本的轮廓主要参考自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之前所绘Mercator类型地图，而图上的文字则来自中文资料。台湾岛与琉球同样参考自Mercator类型地图。此Mercator类型地图也是绘制东南亚地图的知识基础。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地区，塞图描绘略显简略，作者认为这些是1530年左右的知识。东南亚东南部的绘图来自16世纪中叶以前的知识。全图绘制最详细准确的是菲律宾及东南亚东部岛屿，地图作者参考了西班牙人的地图，代表了1580年以来的最新知识。至于地图上的航线，则来自于唐人船商与水手的经验。陈宗仁认为，塞尔登地图的作者是出生成长于福建，后来移居马尼拉的第一代唐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并略懂西班牙文，对当时西班牙与荷兰在东南亚的活动比较了解。
由于资料不足，长久以来对于明清时期非知识群体域外知识的研究都难以推进，本书在这堵墙上凿出了一个口子，直接证明了日用类书是当时普通中国人了解地理知识的重要资料，海外华人也可以利用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地图，并和张燮等士人一样，通过出海之人获取一手的海上信息。
从时段与问题上看，林珂（Elke Papelitzky）的这本书与我目前的思路最为相似。林珂博士毕业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师从欧陆最重要的中国海洋史学者之一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林珂的著作继承了其师严谨扎实的风格。她在本书中选取《殊域周咨录》《咸宾录》《四夷广记》《裔乘》《皇明象胥录》《四夷馆考》《方舆胜略外夷》共六部晚明“世界史”书籍，尤其关注其中对暹罗、满剌加及佛郎机的记载。通过对上述书籍的作者、副文本（paratext）以及史源的分析，林珂发现，虽然晚明域外史地书籍有相互传抄的情况，但《殊域周咨录》《裔乘》《皇明象胥录》还是有许多原创内容。在这些作者当中，杨一葵、王宗载、罗曰褧三人在南昌互有联络，慎懋赏与茅瑞征的家族同在归安，因关注域外史地书籍的编纂而相互熟识（关于这一点，她在“Gui'an as a Centre for Writing about the World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一文中有进一步研究），这构成了几个引人注目的域外知识网络。她还注意到，郑晓的《皇明四夷考》在当时被大量引用，极为流行。
开创性的研究总是会有其他问题留给后人解决。本书为何选取上述六部书籍来展开论述，林珂并未表达清楚。虽然不能说作者揭示出来的知识网络有误，但恐怕难以展现出晚明域外史地知识秩序的全貌。比如，广东与福建作为当时与东南亚和欧洲人来往最密切的省份，两地的域外知识是否与江南有区别？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区别？这样的知识秩序与晚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何关系？北京的当政者如何利用这些知识？这也是我想要了解的问题，期待在2024年我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
作者简介
孙中奇，吉林白城人。本科、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世东亚的域外知识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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