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批评】大泽真幸丨御宅论——礼拜・他者・身份认同

2023年，日本的十八线艺人美依礼芽在湖南卫视的偶像翻红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人气碾压该台主持一姐谢娜（4000万-900万）——虽然后者在名次上吊诡地胜出。当观众随着《极乐净土》（B站二次元神曲）的旋律而激情澎湃之时，是否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中国也是二次元——御宅族的时代吗？无论答案如何，是该关注御宅族的时候了。

1995年，在日本御宅族现象突显大概十余年后，社会学家大泽真幸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其做出了分析。大泽认为，御宅族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影响自我同一性的两个他者——内在的他者（区分周围他人的世界）与超越的他者（超越经验范畴的世界）发生了失调。御宅族无法对这两个世界进行区分，轻易地被二次元题材的疑似宗教（超越性）吸引。大泽的御宅论不仅对于了解御宅族具有理论价值，在分析年轻世代的心理方面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是好，是坏，这都是御宅族的时代。何以如此？至今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总之，御宅族现象是由于构成“我”的两个必要的他者失调而引起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大胆地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对从偶像厨（アイドリアン）到游戏玩家的御宅族群体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一“御宅族”现象

御宅族的“正确姿势”

19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亚文化”①的代表性现象就是众所周知的“御宅族”。御宅族主要是指展现出下文所讨论到的行动模式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中森明夫在1983年所撰写的文章里，正式将这类人命名为“御宅族”。但这一称谓却是在1989年经由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广泛报道幼女连续杀人案的嫌疑犯M之后才广为人知的。

“幼女连续诱拐杀人事件”是1988年至1989年期间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埼玉县・东京都）的一系列诱拐杀人事件。在1988年8月至1988年12月期间，埼玉县西部的入间川流域发生了连续三起女童（年龄分别为A（4岁）、B（7岁，当时是小学一年级）、C（4岁））失踪案件，其中C在失踪数日后在山区被发现遇害。随后，1989年2月，A的遗骨被寄送给了其家属，同年6月，东京都江东区的女童D（5岁）失踪，后来在埼玉县饭能市找到了其被肢解的尸体。同年8月，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犯人的宮崎勤因D案件被警视厅逮捕，通过其口供找到了此前失踪的B的尸体。宫崎于2006年2月2日被判处死刑，于2008年6月17日在东京拘留所执行。

在该事件中，犯人采取了诸如寄送被害者遗骨给家属、向报社寄送犯罪声明等难以理解的行为，引发了媒体的热烈报道。即便在犯人被捕后，媒体也对其兴趣爱好等进行了广泛报道，促成了“御宅族”这一称谓和概念的广泛传播。

宫崎勤的床上散乱着大量少女杂志和视频杂志等（此外，房间中录像带多达6000部），底下放着一本色情漫画《年轻太太的原味内衣》。

例如《读卖周刊》（1989年9月10日号）在关于“御宅族”的花边新闻里，将他们介绍为“是沉溺于动画、电脑、录像，即使同好之间也保持着距离，不用真名称呼对方，而以‘御宅族’相称的少年”。该新闻进一步指出，他们“不擅长正常的人类交流，容易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的是，其实如今对御宅族这一现象的定义还不充分，此外，将其与“正常的人类交流”等暧昧的概念做比较，并以之作为理解御宅族的切入点，这确实可以在当前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尽管这样的方法有些蹊跷，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了解御宅族这类年轻人是如何接受社会传统观念的线索。

首先，可以认为御宅族是狂热地沉溺于——其中任意一种或者全部——漫画、录像、科幻小说、电视游戏、电脑、偶像歌手、铁道的人。其狂热程度甚至会令普通人感到震惊。再严谨一点来说，他们所具备的知识，虽然意义稀薄，但却有着较高的信息密度。如从支配性的社会规范进行判断，御宅族的行为与知识并不具备任何意义。它们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像“高尚艺术”那样因为自身作为价值而备受推崇。尽管如此，他们的知识却牵扯到对象领域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即御宅族们的知识竞争会涉及那些无人问津的细节。一般情况下，信息的密度是被意义的密度所决定的（因为有意义，人们才会去搜集与关心更细致的信息），但如此常识性的联系在御宅族这里却不成立。富士电视台在1991年下半年放映的深夜智力游戏节目《礼拜Q》（『カルトQ』）将意义与信息的颠倒关系所带来的效果编排成节目秀播放出来。该节目将一般人眼中如同神秘异能一般的颠倒称之为“礼拜”（カルト）。如果不是精通该领域的人——即御宅族——不要说在节目中回答问题，有时甚至连题意都无法理解。总之，观众是在享受御宅族发挥出来的神秘能力。

照片：富士电视台②‍‍‍‍‍‍‍‍‍‍‍

应予注意的是，御宅族以异常的密度积累起来的知识，常以该领域固有“历史”（或者“故事”）的面目示人。例如，御宅族对一些小花絮（episode）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兴趣，我们可从中发现支配着他们的独特时间感觉的一鳞半爪。

但御宅族不只是对特别的对象抱有超出常人的兴趣——那不过是某种超出“爱好者”的人群。御宅族——正如先前引用的《周刊读卖》中的新闻也注意到了——是一种交流现象，它还在与其兴趣对象的关系之外，即在与他者的社会关系里呈现其天然本质。“御宅族”这样的名讳也是源自他们所交锋的社会关系的特质，这也是从现象侧面定义御宅族时，受人关注的第二位的条件。后文将会谨慎地考察御宅族的交流（对他关系）特征。总之，这里应予铭记的注意事项是，只有上述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御宅族的两个面向——对事物的关系与对人类的关系——之间的联系。

当然，常会有人特别热衷于自己特殊的兴趣。不过，以上两个条件都满足的真正意义上的御宅族——正如许多论者所认同的那样——是在特定的时期里才会出现的人群。例如，人们往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某项活动（工作与学习）的“影子”而建立起来的兴趣里倾注热情——尽管倾注了超出“意义”活动本身的热情——但那并不是御宅式的热衷。又或者，如果其称呼里没有包含（社会）关系的性质，那么这也不是御宅族。

那么，御宅族是何时登上社会舞台的呢？据了解情况的论者们推断，大抵是在1980年代拉开帷幕之时，随之出现了御宅族。浅羽通明（1989b）的论文有力地论述道：相当于是御宅族的起源的年轻人是在1970年代末出现的。一如前文所述，中森明夫在1983年惊讶于所见到的漫画市场，于是创造出“御宅族”这一称谓。而我们从各项事实里大致可以推断，最早的御宅族出现于1980年前后，并在80年代中期急速扩大。

此外在浅羽通明的论文里，还有以下应予注意的关于早期御宅族的分析。即在1980年代初期，出现了备受瞩目的被称作“新人类”的年轻世代。人们对新人类的刻板印象是，这是一群特别“感性”、对流行敏感、且不被特定的价值观所束缚的年轻人。浅羽如此写道——御宅族与新人类原本并未分化，或者说御宅族与新人类是同时代的现象。宫台真司（1990）后来也有过类似的言论。③

照片：nippon.com

关于御宅族的形成之言说

但为何御宅族会在该时期、该社会里出现呢？围绕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幼女连续杀人案件的嫌疑犯M被捕之后——已有诸多讨论。尽管相关言论大量出现，但可以认为它们的结论其实都归结于大致相同的方向上④。因此，浅羽通明的分析大体上可以代表主流的论述。

可以将浅羽提出的导致御宅族出现的社会原因整理成两大要点。首先，以孩童社会整体性的学校化为社会背景。过去存在着无法被还原为学校体制的孩童们独特的共同态，即存在着孩童们的游戏团体。这些游戏团体主要的活动场所就是空地。通过在游戏集团内部跨年龄的合作与竞争，孩子们可以与学校及家庭不同的独特方法被社会化。孩子们在这个游戏集团的内部按照其个性被多样化地评价。例如，对某事物拥有狂热兴趣的少年会被称作“～博士”，并被给予相应的敬意。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成长，作为孩童关系基础的近邻社区崩溃了（平行发生的是，空地也消失了），孩子们放学后的共同态也随之消失。

可与学校相抗衡的孩子们自律的共同性就这样消失了。与此同时，在学校外部又出现了另一个急速扩大的集团——补习班，它当然谈不上与学校相对抗，反是在辅佐与强化学校体制。于是，此时对孩子的评价价值标准就趋向于学校化，即被一元化为偏差值⑤。另一方面，家庭也在强化着学校化。父母们慷慨地疼爱着孩子，但却又陷入了对孩子们的失语症中。总之，父母们除了“好好学习”之外，就不知道应该对孩子再说些什么了。与此同时，“帮忙家务”作为家庭迥异于学校的独特的社会化契机，这类行为也在迅速消亡。

其次，浅羽认为，必须将——特别是以电视为核心的——以上变动与现实性的关系变化一并考虑。现实性的变化是指如下情况：失去空地的孩童对周遭环境世界的现实性感觉已变得稀薄。消费社会以此为基础大行其道。一系列的都市装饰与广告在此名义下泛滥起来，这就隐蔽了生活中某些污浊的现实，好比给世界蒙上了涂层。换言之，世界丧失了有机的现实性，自我呈现为一道道信息簇。当然，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体所散布的虚构故事才是这一过程最强大的推动者。

与此同时，电视也象征着以孩童为中心的关系性的质变。生活世界的涂层通过使孩子们撤退到名为“学习小屋”的单人房（密封舱）里，令他们成为了完美无瑕的人。与此同时，专属电视机也进入到孩童的单人房里。早期的御宅族出生在每个家庭只有一台电视机的电视机普及期里，当第二台电视机进入他们的房间时，这些人已步入青春期。浅羽引用了佐藤健二（1987）的如下论述：

柳田国男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里写道，屋顶的变化及纸/玻璃的引进，使家中火在功能上/空间上产生了分裂，扩大了家中的明亮处，这就使得各家的成员各占一个小居室的情况成为可能，并且还有如下补充：

“家里年轻人没事的时候，就退到那个相同的角落里看书。他们逐渐了解到一些家长都不知道的事情，多想一想的话，这就是飞驰在心灵的小屋之外呀。”

家长的支配空间与个人的阅读空间就这样分崩离析了，而电视进入私人房间又是对此一过程的强化迭代。

以上述诸原因为背景，浅羽就御宅族的出现作了如下说明：对于空地上的游戏集团遭到瓦解、且在家庭内也处于孤立状态的孩子们而言，比起父母与学校体制里的友人，那些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单人房里收看相同的《宇宙战舰大和号》（『宇宙戦艦ヤマト』）与《机动战士高达》（『機動戦士ガンダム』）等电视节目的来自全国的同龄动画迷们，才更能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切身的羁绊感。以这样的羁绊感为媒介的共同性，当然就促成了“御宅族”集团的形成。

以上说明或许阐述了一些事实，但我们仍可从中发现一些不足。例如，被认为是导致御宅族出现的原因的孩子们自律的共同态的解体以及他们在家庭里的孤立状态——这些原因确实发挥过作用，但上述的关系破坏其实是根据御宅化所做的补偿逻辑，是一种否定的=消极的解释。总之，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无法解释御宅族为何会狂热地沉迷于某一媒体或事物，或者说它无法解释御宅族在享受御宅族网络时所展现出的行动的积极性。换而言之，如果无法超越以共同性的破坏为背景、不得已只好被推向御宅族式生活这样的理由，我们就不能理解御宅族们从独特的姿态（态度）与行动（行为）中所获得的快乐。浅羽所指出的学校化与孩子的孤立状态，可能是御宅族出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如果御宅族是积极的生活方式的结晶，那么理应会存在作为生成御宅族的必要条件的媒介性机制。我们必须尝试指明这一机制。

此外，我们不得不就电视与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现实性变化契机进行如下表述。电视机不是造成御宅族的主要原因，它本身不过御宅族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御宅族的行动与发展过程的确跟电视机的普及及其使用方法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电视引致了御宅族的出现。例如，将电视媒体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确实是一种御宅族现象，但我们必须将某一社会、以及该社会中的某一群人选择电视这一现象本身当作需要解释的对象——不是因为电视机的普及造就了特定的人格类型，而是某一社会（的某些阶层）将电视机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使电视机得以普及，并使之成为了时代的象征。

本文反复强调的是，区别御宅族与在其之前的爱好者/兴趣家的（一个）条件是，御宅族投入日常工作和动画的价值观是与后者完全相反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即使对某物有着再浓厚的兴趣、能从该兴趣中获得再强烈的快感，也依旧会给通常的工作分配更高的价值。这是因为，工作是一个人存续的先决条件，兴趣只有在确保了生存的前提下才会具有意义。然而对于御宅族而言，正是（看起来）无意义的动画与游戏构成了他们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解答“御宅族”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问题。⑥

二对自我同一性与两个他者的考察

使我成为我的两个他者

在进入御宅族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概览一下构成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结构的要点。毫无疑问，具备自我同一性即是指，可以根据自己决定自己是谁。⑦而更进一步说，我是被（于我自身而言）必须遵从的（广义的）规范所决定的。

然而，并非就是由自己（我）构成了自我同一性，是他者使得作为个体的身体向自我同一的主体发生转变。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介入此处的两个他者。

第一个他者，于己而言是理想的，而且是确实可以成为的他者，因此，我们必须拥有成为自我同一化对象的他者。总之，被赋予了理想性（恰当的规范性评价）与可模仿性特征的他者必须作为被同一化的影像发挥作用。后者的起因是，或换言之，可模仿性意味着第一个他者是作为自身本源性的类似物出现的。

然而，只是根据这样的他者进行同一化并不能获得自我同一性——成为模仿对象的他者的理想性非是先验地决定的。于是，就必须有一个可以给予规范性的正负判断的第二个他者。这一他者正是在彼岸观察着自己、且构成了判定规范性位置的视角。在自己的身体里内化这样的视角——总而言之即是同一化这样的他者——就构成了获得自我同一性的要件。多亏了这第二个他者的作用，第一个他者才能作为理想性的事物出现——即自己作为令自己满意的人物出现。诚如后文所述，尽管第二个他者本身也构成了先验的理想性，但这是与第一个他者完全不同的理想性。

我把第二个他者称作“第三者的审级”。它是作为规范性判断的最终归宿出现的超越（论）的他者。而与之相对，我们可以将第一个他者称作内在的他者。自不必说，这些称谓与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内在的他者与想象界的他者相对，而超越的他者则与象征界的大他者相对。实际上，此处的确参照了拉康学派的理论家齐泽克（Žižek[1989]）的论述。此外，如果追溯到佛洛依德，这两个他者的理想性也是可以跟理想的自我（Ideal ich）与自我的理想（Ich ideal）一一对应起来的。

这两个他者的区别非常重要。例如，该区别是理解神经官能症的关键。这里试着考察一下强迫症的情况吧。强迫症患者迷恋着看起来对自己不合理的行为。他们模仿着那些不合理，归根结底就是在模仿自己的失败。这当然属于内在的他者的层级，但不可以就此将其理解为强迫症患者的自罚性行为。强迫症患者将不合理的行为同一化为从彼岸看来无疑是本分一般的他者。这个他者即是超越的他者。

超越的他者的结构

区别两个层级的他者是很有必要的，与此同时，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亦很重要。正如先前所述，内在的他者发挥作用需以超越的他者为前提。总之，内在的他者从属于超越的他者，内在的他者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即作为理想的且可以模仿的事物——是由于超越的他者在起作用。

但更为重要且更难以把握的是二者之间的逆向关系。超越的他者（第三者的审级）也以内在的他者为前提——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联系了。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所遗漏的即是——至少没有充分地理论化——这方面的规定性关系。我把这一关系称作“‘第三者的审级’的向前投射”。由于生成这一关系的机制有些复杂，所以本文只能用简单的结构将其表示出来，其中是包含了把结果当作原因的颠倒。

我曾如此记述：内在的他者成为了超越的他者的前提——因此超越的他者可被理解为内在的他者的结果。但这本来就是暂时性的说法，非是对该情况的准确解释。在最原始的层级的确存在于（与自己的）差异之外不具任何规定性的他者（绝对的差异性）。我将这样的他者标记为“他者”（参照大泽[1990a]）。⑧自己与“他者”的连锁性关系（身体间性的联系）克服了“他者”本身除去差异之外不具任何实质这一困难，⑨“他者”无法在该关系中被消解，只能投射成超越的他者。这即是第三者的审级。

在如此情形下，第三者的审级既是（“他者”的）效果，同时又被投射到回溯的方向上，即被投射到在产生这种效果的关系里占据首要原因位置的事物之上。正因如此，我将创造出第三者的审级的机制称作向前的投射。而这样的投射理应伴随着作为（本来的）原因的事物的变形，即伴随着从原因向结果的挪移。简而言之，“他者”通过第三者的审级的结构隐蔽起来，变形成从属于第三者的审级的事物。内在的他者即是通过这样的回溯作用变形而来的“他者”。此时“他者”的绝对的差异性（裸露的差异）被予以排除，并向同一性下属的相对的差异滑动。规定内在的他者的即是，从第三者的审级的视角出发的同一性世界的“内在的差异”。自己再次内属于这个相同的世界，就构成了与（内在的）他者的差异的前提。与内在的他者的差异本是“相对的”事物，因此，（与自己的）同一性=类似性就这样构成了此一差异的前提。

本文原先的目标就是细致地考察向前的投射的结构，这里试着援引某个电影作例来进行解释。即黑泽明广为人知的作品《罗生门》。在这部作品里，某贵族（金泽的武弘）死于非命——是他杀还是自杀？——该事件中四位人物的证言被拍成了电影。这四人包括袭击贵族及其妻子的盗贼多襄丸、贵族的妻子真砂、死掉的贵族武弘——借巫女之口讲述、以及是目击者的樵夫。众所周知，四人的证言完全不一致，我们也无从验证谁在说真话，谁在撒谎——任谁都像真实的，同时也像在撒谎。正是这根本上的不一致展现出彼此之间都是“他者”。

尽管存在这样的不一致，他们的证言还是被定位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这对谁来说都是同一个案件。例如，对于调查证人的检非违使⑩（裁判官）而言也是如此。在电影的基本场景里，于衙门内进行讯问的检非违使从未在电影里现身，他的存在只是通过证人们的回答被消极地呈现。检非违使的调查态度作为同一性的内在性变异，先设与假定了“他者”们的不一致。如果没有这样的不一致——即彻底分散的证词，欲使如此差异下属于同一性里的态度就不会成为可能。因此，同一性是由证人们对相同的他者（检非违使）的控诉所构成。这个未被对象化的他者即是第三者的审级。检非违使俯视证人们的视线，就恰与观众的视线保持了一致。于是，观众在看电影时，不知不觉就被置于了第三者的审级的立场之上。

而电影的最后一幕特别重要。调查本身在电影中变成了罗生门里旅法师与樵夫的回忆。突然，门后传来婴儿的啼哭——是谁把他遗弃了？旅法师抱起婴儿。他已在四种截然不同的证词面前丧失了对人类的信赖，陷入混乱之中。此时，樵夫伸手来抱孩子。旅法师却不给。你打算把孩子怎么样？夺走孩子的衣物、连同孩子一起卖掉吗？樵夫答道，我打算将他与我的孩子一同抚养。旅法师为自己的疑心感到羞耻，并将孩子给了樵夫。最后，旅法师独自伫立在荒都的罗生门下，凝望着带了孩子离去的樵夫。

这部电影为何如此收尾？把四个人的证言依次电影化后，主要情节就应该结束了呀。事实上，最后一幕把“他者”的差异被相对化的瞬间电影化了。旅法师之所以不信任樵夫，是因为证词完全不一致——应该说他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他对“他者”的差异感到困惑。那是一种失去了“世界”本身而造成的混乱。但是，在相信樵夫的善意之时，这样的差异就又被遮蔽起来——如此就独断地假设了自己与樵夫之间基本的同一性（共有的善意）。⑪简而言之，旅法师好不容易从丧失世界的混乱中被抢救回来。⑫由此可见，电影简短的结尾表现出了支撑电影整体结构的微观机制。

摄影：大映电影

两个理想

内在的他者与超越的他者在各个方面密切关联，发挥着表达主体的“理想性”的功能。但是，相应的“理想性”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与内在的他者联系起来的理想性是建立在与主体的类似性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对于主体而言，它呈现出了模仿的可能（实现的可能）。恰与之相反，与超越的他者联系起来的理想性，它是不能模仿、不能实现，并因此而起作用的理想性。换言之，它是——与内在的他者的理想性形成对照——通过与主体的现实（现在）保持距离，以此确保意义的理想性。超越的他者其理想性的“现实不可能性”最明显的表象就是“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⑬‍‍‍‍‍‍‍‍‍‍‍‍

为了呈现这两个理想性的差异，我们再次引用电影作例。这里可以利用齐泽克为了呈现拉康的想象界的同一化与象征界的同一化之间的差异而对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呆头鹅》（《Play It Again, Sam》）所作的分析（Žižek[1989]）。这部电影在开场处就引用了《卡萨布兰卡》。主人公十分崇拜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但主人公的性生活却并不和谐，妻子也离他而去。“鲍嘉”的形象贯穿整部电影，时而给主人公提出建议、时而对主人公挖苦讽刺。在电影的最后一幕里，主人公像《卡萨布兰卡》里的鲍嘉一样，为了友情而与恋人分离。于是，主人公才终于从对鲍嘉式人物的信仰里被解放出来。

乍看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主人公从与鲍嘉同一化的强迫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最后，主人公对着鲍嘉的影像说了如下台词：“的确，你个子不算高，而且有点丑。但那又怎么样？我也很矮、很丑，但我可以靠自己取得成功”。主人公最初在内在的他者的层级，换言之，主人公在将鲍嘉式人物作为模仿的对象，对其理想化时，遭遇了失败。而在最后一幕里，主人公通过肯定与鲍嘉式人物的差异，实现了对鲍嘉式人物的理想化。即主人公通过肯定鲍嘉与自己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在超越的他者的层级实现了对鲍嘉的理想化。

三“御宅族”集合

内化超越的他者——偶像厨的例子

现在，重新回到御宅族问题上来。我们必须把御宅族视作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问题。如前所述，自我同一性的构成是以两个他者的区别为前提的。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充分洞悉被称作御宅族的年轻人们其自我同一性结构的特殊性。

一些御宅族被称作偶像厨。他们是四处追捧女性偶像歌手，搜集歌手信息的御宅族。其中既有人追捧许多不同的偶像，也有人专注于追捧某一位特定的偶像。他们的热情令人震惊。例如，某一位追捧许多女性偶像歌手的偶像厨在采访中被问及今年（1989年）参加的活动数量时答道：“到昨天（9月20日）为止，一共290次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从1月1日到9月20日一共才只有263天，他以比一天一次还快的速度参加着活动。在大学入学的三年时间里，他一共参加了900次活动，据说累计见到了1600位偶像（古桥[1989]）。

偶像厨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令一般人觉得意外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即他们所追捧的对象几乎全是二流/三流的、通常是刚出道的偶像。他们绝不会追捧全民偶像这样的当红偶像。对于偶像厨而言，小众的偶像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些拥有广泛人气的当红偶像反而不会成为他们沉迷的对象。

基本上，偶像所处的层级必须是超越的他者的层级。的确，大多数偶像都被视为超凡脱俗的、被过分地神圣化。偶像所提出的是不能与之直接同化的理想性，它通过与一般人（包括粉丝在内）保持距离来发挥作用。这必然是偶像的卡里斯马（charisma）性的结果。正因为偶像拥有了巨大的人气，所以它才会成为更加耀眼的崇拜对象吧。但尽管如此，与其说偶像厨需要的是小明星，不如说他们需要的是与朋友没有任何分别的（同级生一样）偶像而已。我们可以从中推断，超越的他者于偶像厨而言同时也作为内在的他者发挥着作用。或者说，超越的他者被引向了内在性的层级，在临近内在的他者的位置上确保着自身的运转。

方才引用的3年参加900次活动的男子的如下轶闻也证实了上述推论。他在被问及迄今为止参加过的最令他感动的活动是什么时，嘟囔道：“果然应该是那个”，然后谈起了在涉谷参加的某个活动。刚出道的偶像神崎圣子应邀作为主要嘉宾参与了该活动。但是此处的关键并不在于神崎圣子，而是神崎圣子的同级生里与她关系最好的藤谷美纪（第一次国民美少女竞赛金奖获得者）与其他同级生一道赶来为神崎助阵。神崎一开始唱歌，藤谷们就赶到了自己跟前，她们漂亮地打出“嗙、嗙、嗙、咻”这样的四拍节奏，载歌载舞，于是偶像厨们在藤谷一行人的激励下，也呐喊助威，翩翩起舞。

“从旁看去，是与藤谷美纪酱一同起舞……”

那样嘟囔着，他咀嚼着当时的情景，缓缓地望向了天花板。与之前冷静的解说腔全然不同，从他讲述当时愉悦场面的幸福表情上，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触碰到了偶像粉的心灵。                             ……古橋[1989]

令该男子感动的就是藤谷美纪与自己并肩而战这一事实，总之按照字面意思说来，即是女子偶像与自己站在同一平面这一事实。这种情况显然表征了对超越的他者的内化。

偶像厨诞生的时间点是颇为明确的。许多偶像厨被认为是起源于1985年推出的“喵喵俱乐部”（おニャン子クラブ）。喵喵俱乐部是富士电视台《晚霞喵喵》（『夕やけニャンニャン』）节目制作的包括大约50名“普通”女子高中生的集团偶像,且该节目内还有“星探/寻找偶像”这样的栏目，几乎是同级生般的少女们接连不断地作为新成员加入其中。喵喵俱乐部带来的革新在于，它的演出有意识地将偶像与粉丝置于同一平面之上，被组织起来的集团偶像因此丧失了唯一性，这就代表着我们身边可爱的少女们转眼间便可能成为偶像。在百货公司的屋顶上举行作为偶像歌手新曲宣传活动的粉丝握手会——这一企划的出现也与喵喵俱乐部的诞生时间点大致吻合。握手会当然就是向粉丝表明偶像是可以亲近的事物的演出，于是偶像厨就这样在偶像的超越性彻底瓦解之际诞生了。

把这里考察的现象普遍化，并试着令规定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两个他者——即超越的他者（第三者的审级）与内在的他者——的极度接近这一御宅族假说得以成立，再从如此假说切入，我们就可以统一考察形形色色的御宅族现象了。

考察“腐”的少男同性恋漫画中的去超越化意识还有被称作腐族的御宅族集团。偶像厨当然以少男为中心，那么美少男同性恋漫画的粉丝势必就是腐族少女们。聚集在同人志展会里的约八成是女性，我们可以推断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腐族（梨本[1989]）。腐（やおい）这一称谓来自她们所看漫画的特征：“没有高潮（やまなし）、没有结尾（おちなし）、没有意义（いみなし）”。以少男爱为主题的少女漫画出现于1970年代（萩尾望都、竹宫恵子、青池保子等人的漫画），腐当然从属于这一“传统”的系列。但是，腐的漫画群并非只是描写少男伙伴的爱恨情仇。一般说来，它是用“同性恋”的关系重释“原典”少年漫画里少男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名的是，以1985年流行的《足球小将》（『キャプテン翼』）为基础的作品群。此外，《圣斗士星矢》（『聖闘士星矢』）、《魔神坛斗士》（『サムライトルーパー』）、《天空战记》（『天空戦記ジュラト』）等也是原典。

由于少女们憧憬少年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超越的他者向内在的他者的层级靠近时，几乎就与内在的他者同化了——这可能被认为与我们的假说不一致。所谓内在的他者，是指在模仿对象的类似性上设定的他者。然而，这样单纯的看法并不正确——这是站在对照歇斯底里的精神结构的基础上理解腐族。

歇斯底里患者时常表现出女子典型的柔弱性。精神分析经常明确地指出，在歇斯底里患者对女性角色的想象性同一化背后存在对典型的强势男性——作为父性象征的男性——的象征性同一化（齐泽克[1989]）。总之，以男性的超越性为依据，支撑了她们对歇斯底里的女子性的调谐。当然，她们自身也成为了其男性欲望的对象（因此她们非常女性化）。

与之相反，腐族之所以对少男同性恋有所憧憬，是因为男性的超越性不能作为评价的准据，规定女性想象对象理想性的观点再次具有了女性的特征。因此，规定自己与他者优点（与缺点）的评价视线同自己之间并不存在充分的批判性差异。少女们对少男同性恋的憧憬是女性化的（少女一样的）事物，并没有将超越的他者从内在的他者里分离出来。因此，这里描述的同性恋与现实中的同性恋毫无瓜葛。可以认为，其中的性现实是被夺走了。

腐族所采用的少年漫画“原典”具备一些共同特征，即漫画里的主人公及其同伴被赋予了宿命般的使命，必须对抗强大的敌人。这些漫画常是以神话为基调的故事（梨本[1989]）。总之，原典里的主人公常因为被超越性询唤而胸怀大志。腐族也感应到了这样的超越性，她们通过把漫画偷换为同性恋主题实现了去超越化（内在化）。⑭‍‍‍‍‍‍‍‍‍‍‍

与少女喜欢少男同性恋的机制相同，许多少男也对洛丽塔（Lolita）趋之若鹜。偶像厨们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男性御宅族都对幼女抱有兴趣。幼女是绝对无法显现超越性的女性，总之，她们不是通过全面规定她们的男性价值的超越性视角来发挥功能的女性。

御宅族・交流

以上假说也可以解释御宅族在交流方面的特征。正如第二章所述，自我同一性本就是关于与他者关系的现象。

几乎全部论者就御宅族都有如下论述：同一类型的御宅族之间——即沉迷于相同事物的其他御宅族——拥有隐秘的羁绊感。浅羽断定，御宅族活动的真正动机存在于有小伙伴也喜欢自己喜欢的动漫这样的同类意识之中。在此基础上，他还有如下意味深长的论述：

正如佐藤健二所述，读书经验通常把人予以个人化。“读者排除了声音，在不需要自己耳朵在场的同时，也消灭了牵扯他者听觉的空间。换言之，通过切断以听觉为首的其他诸种感觉，人们的读书态度变成了面向‘个体’内心的阅读”（佐藤[1987]）。反过来说，声音的排除就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意义上（内心的）声音的浮现。然而，纪田顺一郎在与推理小说粉丝朋友见面时知道了可能存在“组团读书”的现象，他对此深感震惊。纪田震惊的是，他明白了佐藤所描述的从内心读书的态度。但是相比敦促个体的内省，推理小说粉丝的读书倾向更多的是让拥有相同信息的粉丝们欢聚一堂（浅羽[1989b]）。

而强化这一羁绊感，并使它走向前台的则是“同人志”。在同人志出现以前，数个御宅族领域的普通杂志几乎也被认为是同人志。换言之，这些杂志的特征是，它们只把该领域内具有一定知识的读者当成对象，重视读者投稿，模糊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界限，等等。⑮于是不久后，热情的御宅族们自己也开始制作同人志了。这些同人志或者说同人志化的杂志，是作为确认相同信息，或者说作为为了更加敏锐、细致地探究同类信息的自我呈现的媒体而被读者阅读与创造出来的。如果这些羁绊进一步扩大，就会出现同类型的同人志伙伴之间的交换行为，即1975年开始的同人志即卖会（Comic Market）。

同人志（化的杂志）的中心方法就是戏仿（Parody）。戏仿即热爱，正如浅羽在吴智英论述的基础上所追述的（浅羽[1989b]），戏仿这一手法只有以作者与读者之间共通的教养——且是相当细致的共通教养——为前提才能实现。总之，以共有信息为基础的的羁绊是与同人志本来的目的极为吻合的方法。

同人志象征了御宅族们与拥有相同信息的同类伙伴结为一体的强烈意愿。御宅族们只积极地与相同类型的人类，即只积极地与可以作为自我的直接投射（镜像）的伙伴建立关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假说：御宅族已将超越性的他者引向内在的他者，且几乎完全沉浸于内在的他者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与内在的他者的关系作为实质性交流的构成要素留存了下来。所谓内在的他者，即是镜像性的他者——以类似性为基础的他者——的样态。御宅族自我封闭在与内在的他者的交流网络中。因此，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假说解释御宅族的交流形态——在超越的他者失效且被引向内在的他者之时，与如此自我封闭相伴的羁绊当然就会成为最终的归宿。大多数御宅族在御宅族同伴横向的羁绊中建立起了等同于偶像厨、腐族沉溺于对象（偶像、少男爱漫画）之中时所建构出的关系。⑯‍‍‍‍‍‍‍‍‍

“御宅”这一称谓，换而言之，御宅族以“御宅”互称这一现象，也与上述情况相关。⑰御宅原本是家庭（イエ）与家庭之间互称时使用的语词。把家庭作为集合化的整体予以对象化,而构成家庭的却无法被直接分解的个人就被称作“御宅”。于是被排除在外的即是“你（あなた）”“你（きみ）”这样的（第二人称）将对象作为天然的单一个体予以把握的指示代词与专有名词。因此“御宅”这一语词就表达着某种态度，即彼此作为天然的个体无法深入对方差异化的内心。简而言之，以“御宅”互称的御宅族只是对对象拥有跟自己相同的知识与信息抱有热情，除此之外，对对象本身毫无兴趣。如果与对象超出了上述关系，就会发现许多构成各自独特性的事项，彼此之间和谐的内在的他者的关系在那时候——总之，沉浸在互为镜像的相似性的集合里——梦境般的安逸就破碎了。这里的“梦境般的安逸”是指，在以对象与自己的相同为先决条件的集合里，完全不会出现因为意想不到的他者的闯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的畏缩与恐惧。换言之，将对象以“御宅”的形式予以对象化，对于以不确定性的他者形象出现的对象具有预防的意义。

超越的他者的失效

正如浅羽所指出的，超越的他者在制度层面的丧失包括社会的学校化（孩童共同态的解体）、孩子在家庭里的孤立状态等现象。例如，评价孩子的一般价值观被一元化为学校教育化的事物（偏差值），这对于孩子们就意味着超越性本身的撤退。学校与（只会唠叨孩子学习的）父母无法发挥作为决定自我同一性的超越的他者实现孩子的主体化的功能。他们无法从孩子的内心获得支持（承认）。超越的审级的规定性本身即依赖于从属于超越的审级的人们对其内在的承认。超越的审级只能存立于这一反身性规定的循环之中，这即是前文所述“向前的投射”。因此，超越的审级（超越的他者的位置）只有与孩子们本身自律的共同态接续起来才能得以树立。

与内在的他者相关的至高模式即是母子的二人关系（排除了父性的审级）。当然，该限度包括任谁都会想起的围绕连续幼女杀人事件的嫌疑犯M的“回归母胎”。实际上不需要佛洛依德或者拉康的学识，就可通过“母胎”的隐喻很直观地通过那环绕着数千盘录像磁带的单人房、电视与录像的影像世界、连同M犯罪时使用的车子（日产Langley）来说明问题。在此意义上，M的存在本身是平淡无奇的。换言之，M或者至少是M身上所投射的犯人形象，并非是反常的事物，而是现代（典型的异常）的过剩。

可以认为，通常应予维系的两个他者之间的区别在构成御宅族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时失调了。然而无论对于解释现象抑或对于逻辑展开，这都是不充分的。其解释力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说明御宅族的狂热性以及他们对对象所抱持的特定倾向性。按照御宅族个人的能力与兴趣，他们所沉迷的对象当然是丰富多彩的。但这些对象却非是任意的。本文虽无意于提炼御宅族式的事物的共通倾向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但还是必须要阐明御宅族为什么会选择一些特定的对象。此外，理论上的不足就意味着——即如前所述——内在的他者的行动以超越的他者的行动为前提。如果这样的话，严格说来，在超越的他者沉降到内在的他者的层级之情形下，不只是超越的他者，就连内在的他者也会失效，以至于我们仍旧无法完全追踪内化超越性的事物所带来的终极后果。

M杀害幼女的背景是祖父的死亡，这一情况也被载入了律师的意见陈述里。祖父对于M而言不就是超越的他者的具象吗？M不就是由于祖父的存在才得以勉强维系超越的他者与内在的他者之间小小的距离吗？M在祖父死后举行了为使祖父复活的魔术仪式。这意味着为了再树立超越的他者，就应该见到必死的尝试。如果M犯罪的起因是祖父的死亡，那么这就暗示了超越的他者的完全失效是M对幼女爆发欲望的原因之一。而我们仍未在M的案例中发现将祖父的死亡与杀害幼女联系起来的事物——我们也非是从M特殊的生活史里，而是尝试在御宅族的一般特性中寻找这样的事物。一如当前所述，这是因为M的存在本就是令人震惊的一般化现象。

四二次投射

显像管上的他者体验——游戏御宅族

众所周知，沉迷于电视游戏的御宅族是从1979年发售游戏《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后出现的。《太空侵略者》其实是很简单的游戏，就连游戏设计师都不明白——至少不是游戏设计师刻意为之——为何会有这么多游戏迷如此着迷于发掘游戏中的特殊技巧。例如，游戏里存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可以混过敌弹的Bug，有名的“名古屋冲击”（ナゴヤ撃ち）就是对这一Bug的反用。游戏迷都知道只要用两三发电子波击破画面上方不时出现的UFO，得分就会飙升——这一规则虽是有意识的程序设计，但程序设计师们自己也没想到会有玩家关注它（以上内容来自于成泽[1989]）。是否会无休止地追逐非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总之不是游戏设计师与游戏玩家交流过程中有意识的信息——的游戏情节，这是将游戏御宅族从单纯地喜欢玩游戏的人里划分出来的关键。

游戏设计师有意识地将这些情节编入游戏，是在南梦宫划时代的游戏《太空战机》（《Xevious》，1983）里。《太空战机》中四处隐伏着未被公布的“隐藏角色”。游戏玩家追求隐藏的角色，但只能通过纯粹的巧合才能碰到它们。当玩家偶然遭遇这些隐藏角色时，他们就会欣喜若狂。隐藏角色出现的位置与方式经过口口相传——后来是通过同人志化的杂志——很快就在游戏迷中间流传开来（成泽[1989]）。

同样是由制作《太空战机》的远藤雅伸所制作的游戏《龙之塔》（『ドルアーガの塔』）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情况。《太空战机》基本上是与《太空侵略者》同类型的射击游戏，而《龙之塔》则完全删除了这些射击要素，将游戏的乐趣全部特殊化为去发现那些被称作“秘技”（裏ワザ）的未被公布的秘密技能。与游戏玩家同一化的主人公，不仅要一路上升打倒60层塔的敌人，如果他无法在游戏旅程中找出各层隐藏的宝物，也是无法通关游戏的。当然，游戏并未事先给出获取宝物的方法。热衷于隐藏宝物的游戏玩家，必须在旅程中反复试错才能找出那些不同寻常的技能。由于太过困难，一般人是完全无法通关《龙之塔》的。只有那些极端的游戏迷——游戏御宅族——才会沉醉其中。可尽管如此，他们也必须进行充分的计算才能通关游戏（成泽[1989]）。如此看来，《太空战机》—《龙之塔》等游戏已经备齐之后RPG游戏的基本要素了。

photo：南梦宫⑲‍‍‍‍‍

我认为，在游戏御宅族们奇特的热情里隐伏着特殊的他者体验，而游戏御宅族所享受的正是这他者的体验。为了说明这一情况，以下讨论就必须折返理论的层面。

与“他者”再会

本文第三章从数个现象证实了在御宅族的世界里，超越的他者明显在向内在的他者靠近。那么此一现象的逻辑终点又是什么呢？

内在的他者通过从属于超越的他者，自我呈现为偶有的选择可能性（其他可能的事物）。总之，它是作为个体所能选择——因此也有其他可能——的一项可能性出现的。⑳与之相对，超越的他者则指向妥当的可能性的全域，其本身具有不可选择的必然性（非偶有性）面向。㉑内在的他者所要求的理想性作为超越的他者所设想的领域内部其中一个可能性选项出现。内在的他者的这一选择的可能性首先是以一种根本的不可选择性——即以超越的他者的不可选择性为前提发挥作用的。第二章里已有述及的，“他者”向内在的他者发生转换（向前投射的回溯作用）即与此相关。当其自身作为从属于不可选择的单一的=同一的领域的一个（相对的=可以与其他的进行比较）选项出现时，“他者”就会向内在的他者发生转换。

因此，使超越的他者向内在的他者接近，时而嵌入这一过程的即是，超越的他者也变成了偶有的事物。即本应指向可能选项全体（世界）的必然性的超越的他者，其自身也在根本上呈现为其他可能性。当然，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存在超越的他者了。

如上所述，超越的他者作为规范性选择的归宿地而发挥作用。实际上，此处的论述难点在于，使选择的作用归属于何物，这本来就是理论性的问题。假使某种规范的判断归属于超越的他者的选择（意志），然而，正是因为选择保留了其他的可能性，才真正构成了选择。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常被问及为何会如此选择，以及这样选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简而言之，会被层层追问真正在选择里被选择的是什么。如此这般，选择的归属会越发引起对选择的疑问，于是选择就常常包含了面向上位选择的剩余性。

然而，在超越的他者（第三者的审级）的确作为超越性的事物发挥作用的情况里，归属于超越的他者的选择性=偶然性与其给予世界的单一性=必然性重叠起来抑制了向超越的他者的“真实意图”所发起的追问——对更加上位的选择的追问。而超越的他者向内部的层级回撤时，归属其中的选择其本来的偶然性就又重新显现了。

于是，从超越的他者根本的不可能性里生成的归宿就一目了然了。即应被克服的“他者”复生了。这里所谓“他者”是指被纯粹化的差异性，是不能规定任何事物的原理性的不确定性（偶然性）。

我们可以发现，游戏御宅族痴迷于隐藏在游戏里的几乎Bug一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机关。这些机关不是游戏作者对游戏玩家积极的交流（与公开技能不同，我们无法从Bug中找出任何积极交流的意愿）。或者说，对交流的否定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即设计目的是为了不被发现）。这些机关只是作为被玩家发现的纯粹偶然性的碰撞，即使通过特殊的方法将Bug这样的机关调出，也无法从中读出游戏设计师有任何积极的“意图”。这是因为Bug其实只是被偶然地植入了游戏里。

我们可从上述现象中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游戏玩家而言，游戏中的Bug与隐藏角色是“他者”症候的表征。或者更严谨地说，可以认为它们是“他者”的代理物的症候。因此，只有纯粹差异的“他者”是不可能具备积极的现象形态的。换言之，在积极地呈现“他者”的事物中已然含有一种隐蔽的“他者”。

以电话/无线电的窃听与电话的非法免费通话为目标的黑客们也是在享受“他者”（的代理物）的症候。黑客们以《广播生活》(『ラジオライフ』)杂志为媒体，交换黑客技术的相关信息。他们的核心活动就是窃听。一切通话都是窃听对象。然而，他们的窃听没有任何目的，或者说窃听本身就是目的。例如，警察的无线电与（自卫队及美军）军用机的无线电就是特别合适的窃听对象，当然其中不会有任何的政治意图。

从通话者的角度来看，窃听是纯粹“无意图的信息传播”。因此，窃听者只好接受完全偶然的（偶有的）邂逅。因此，其实被窃听的通话比游戏的“隐藏角色”更接近“他者”的位置。黑客们只是在窃听里享受出现在耳边的“他者”（的代理物）。

超越的他者的二次投射

上文述及，无意图的无线电波传播与被隐置的游戏机关作为表征“他者”的代理物的症候为御宅族们所接受。正如本文多次提及的，“他者”本身并没有任何积极的对象性，为了接近“他者”，就必须把“他者”替换为它的代理物。但这样的替换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而一旦缺少了这一过程，那些朴素的机械反应就不会具备任何作为“‘他者’的”显现的意义了。

警察与军队——尤其警察——是黑客们特别热衷的窃听对象。《广播生活》在创刊号上刊登了“谁都可以收听的警用无线电”这一专题，这就使得原本只想成为深夜广播听众杂志的它，变成了一本黑客杂志。由于现在的警察无线电已经数字化，所以很难对其进行窃听了，但在《广播生活》里有没有无线电其实并没多大关系，只要是警察（或者消防员/自卫队等类似物）相关的话题与投稿均会被刊登。《广播生活》的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专注于收集警察的各式文件与用品（笔记本、手枪箱等）。如何想方设法地从管理警察贵重用品的地方获取这些物品就变成了黑客的补偿性行为。下文即是热衷于制作便衣警车仿制品的某位御宅族的言述：

他好像每天早上都会用这台警车上下班。好像经常会碰到这台疾驰中的假便衣警车吧。真的没关系吗？“也有被打过招呼。毕竟我的车完成度很高”。或许，被真正的警车误认为是同事就是他的快感。……永江[1989]

正如文章作者所述，便衣警车生成了只有警察内部才能解读的密码，因此可以认为，自己的车被当作便衣警车，这也是一种Bug。

然而，警察成为对象的理由，不能仅仅归结为警察成为广义的黑客的最大障碍这一事实。在《广播生活》的投稿栏里频繁刊登了黑客被警察盘问时的体验。他们享受着被警察盘问，为自己被警察视作眼中钉感到快乐（永江[1989]）。简而言之，黑客们通过自己的冒险行为，从警察这一国家权力的代理执行人那里获得了否定的承认（被评价为不当行为）。

以上事实支持了如下推论：如前所述，超越的他者（第三者的审级）向内在的他者接近，即暴露了“他者”的次元。然而，“他者”原本就可说是第三者的审级（超越的他者）的素材。御宅族们不过充分利用了“他者”的次元，重新建构出第三者的审级。总之，以第三者的审级的第一次崩溃为前提，生成了第三者的审级的二次投射。在如今可见的黑客行为里，二次投射的第三者的审级为“警察”所占据着。“他者”在这一第三者的审级的二次投射的基础上，再次被转换、重新被加工。于是，“他者”以被转换的形式为限度（例如隐藏角色这样的症候），积极地成为了一种可以被表征的事物。如此这般，“他者”就被再度隐蔽起来。

然而，二次投射并非是对第一次投射的简单再现（因此，被转换的“他者”不可能以相同的形态出现）。如前所述，二次投射以第三者的审级的第一次崩溃为前提。可是，所谓第三者的审级，它原本就是生产现实本身的统一性的审级。如果那样的话，被二次建构的第三者的审级其基础就是，原本被视为不真实的、幻想的领域必定会成为一种现实。㉒

黑客们将警察否定的评价作为对自己肯定的承认，实现了上述逆转（幻想的现实化）。御宅族常常因为混同了媒体中出现的虚构与现实而受到批评。但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混同”，是因为他们的现实依存于如前所述的第三者的审级的二次投射。幼女杀人案件的被告M也供述道，他好像是在“醒不来的梦”中犯下了这起案件——这是完全坦率的自白。

作为现实的幻想——“SOS”与“9字”事件

1989年7月，在北海道的大雪山里发现了一盒磁带，该磁带灌录了被风吹倒的树木在地面上并排而成巨大的“SOS”文字的求救信息。它被认为是5年前失踪的I的遗物。I是严重的动画御宅族。

I留下的两类SOS从常识上来看都是是非常奇怪的。借用朝仓乔司（1989）的解说，“SOS”文字明显朝向天空，每个都是纵5米、横约2.5米的特大文字。即使是强壮的成年人也要花上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如果有制作如此事物的时间与体力，更合理的做法是努力走正常的路径折返。磁带里的信息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又有谁能听到他个人遇难的磁带呢？就算在这里灌录救援信息也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磁带的内容也很可疑。磁带显示他应该处于“在悬崖边无法动弹”的状态，但“SOS”却不是在悬崖附近出现的。他虽用“首次出事的崖边”指明了自己的位置，但除非确认他所在的这个崖边，否则这一信息亦毫无意义。这一崖边——晃眼看去——它是互相认识的人之间方便的解释吗？或者它原本就是完全虚构的呢？抑或二者都是？

摄影：每日新闻社‍

我们必须将这些不合理的事件视作全部幻想=现实中的事物才能解释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死攸关的紧急状态下，现实其实也是一种幻想。使I的幻想成为一个统一世界的核心要素应该是能够从上空捕捉到“SOS”的、同时也是可以通过某些远程操作使得磁带里的信息被人听到的崖边。在此案例里，恐怕正是被托付的崖边上空的视线占据了二次建构的第三者的审级的位置。

如果结合考虑1988年2月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某个中学里发生的“9文字事件”，就可以使得该推论得到补充。朝仓乔司也指出了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类似性。事件经过是，当日深夜，潜入校内的九位少年将约400张课桌搬到操场上，并巧妙地将它们合并成“9”的形状。事件主谋被捕后供述道，该文字是“给外星人的信息”，向它们宣誓“1999年，我们将屹立于日本之巅”。

对于I而言，崖边早就是经过充分幻想的事物。而对于“9字事件”的少年们来说，它又进一步被置换为幻想的“外星人”。通过向天空——可以将操场里巨大的“9”对象化的天空——投射“外星人”的影像，幻想就开始作为现实发挥作用。

在幻想的现实中确立的御宅族身份认同

单纯的收藏家、爱好者与御宅族的差异在于，御宅族的欲望不只指向对象本身，也指向获取对象身处的那个统一的世界。例如，集邮爱好者与游戏御宅族的差异在于，后者是将显示屏上的空间作为与外部隔绝的自主世界进行享乐，并将自身内化于这个世界之中。但集邮爱好者并不具备这样一个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又一现实。

《太空战机》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与之前所述的“隐藏角色”的设定平行的又一成功的原因——尽管它与《太空侵略者》同样都是单纯的射击游戏，但《太空战机》却非常缜密地设计了“Xevious星”的世界背景。设计者在制作游戏之时就考虑了与射击无关的，关于这个行星的文化、政治及语言体系，等等设定（成泽[1989]）。而在RPG与模拟游戏的案例里，时间的/空间的世界性不只被设定为一种背景，还成为玩家们直接享用的对象。

我们现在明确了御宅族感兴趣的对象含有世界性的原因。这是因为御宅族不得不通过第二次的——即反身过来的——向前投射，在现实的外部构筑起又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从狭义的“现实”里独立出来，以通常的非现实（幻想）的领域为舞台，天然地将自身封闭起来。总之，一个完结的世界出现了。

如果那样的话，御宅族们就不得不在这个幻想的世界中——由于是幻想的，所以才是现实般的世界——重新获取自我同一性（Self-indentity）。也正因为他们完全放弃了日常现实中的自我同一性——它由第一次的第三者的审级=超越的他者与内在的他者的的组合创造而来——所以才能把幻想世界中的自我同一性设置在日常的自我同一性的延长线上。

据悉，在《MU》（『ムー』）与《迷离时空》（『トワイライトゾーン』）等报道超自然与离奇现象的杂志的通信栏里每个月都会刊载一些奇怪的投稿文章。比如下文（浅羽[1989a]）：

寻找前世名为神梦、在梦、星音的三位男性。请早一点觉醒并与我联系…… …《MU》1987年7月

这是在寻找前世的伙伴。就连编辑部都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投稿，他们也很难以应付此类稿件（该杂志从某一时期开始停止刊登这类稿件，并呼吁读者停止这种“混淆现实与虚构”的投稿）。当然，寻找前世的伙伴意味着知道自己前世是谁。投稿者们通过假设自己的前世建构了幻想的自我同一性。当然，伙伴（幻想的内在的他者）的存在又会补充这样的自我同一性。

他们所使用的“名字”则充分反映了此一自我同一性的面向。据说在杂志所用的投稿里，自己与伙伴的前世名都不是普通的日本人名，甚至连英语与法语名都很罕见。这些名字要么是北欧风、要么是印度风，甚或是回响着异国情调的巧妙汉字组合（浅羽[1989a]）。简而言之，这些名字绝对不会在日常“现实”中拥有被指称的对象，所以这些名字纯粹是以自身为根据。例如，“神梦”所指示的对象在幻想领域里除了用“神梦”指称之外，就没有其他可以有效指称的方法了。

有意思的是，在幻想的现实中确保自我同一性之时，这个自我同一性也会被投射到过去（前世）。这就意味着，在幻想的领域里再次形成第三者的审级之时，同样会向前投射。于是自我同一性才得以被确定为“我一直以来常是如此”。当然，这个“过去”不可能是“现实”的过去。实际上据浅羽所言，这些御宅族在说“前世”时，很少是指某个历史时代，而是指代MU大陆里上古与天界般的异世界（浅羽[1989a]）。

我们也可从逆时针的时间感觉里，换言之，从对未来的感觉里发现这一特征——就快世界末日的感觉也为不同类型的御宅族所共享。例如，《MU》与《迷离时空》的投稿者经常把自己定义为“战士”。而所谓战士，即是在末日决战（最终战争）中作战的战士。

这样的“终结”感不仅仅存在于爱好超自然现象的少男/少女身上。在游戏御宅族里也广为流传着如下事件：《太空战机》流行时，游戏御宅族中间流传着不可思议的谣言——只要进入《太空战机》某一模式，就会出现Xevious星球，一旦钻入其中，游戏即迎来了大结局。这一谣言两周左右就传遍全国，所有该游戏的粉丝都急切地想玩出这一完整的结局。这个完全胡说八道的谣言，最终因为开发者远藤雅伸出面辟谣才得以平息（成泽[1989]）。此处有意思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任谁都无法实现的结局却被随意地假设与广为相信。这一事件证明了游戏御宅族之间深藏着对于“终结”的紧迫感。而“终结”的设定则赋予了幻想领域所建构的世界以“故事”的外观。如果有意识地将其剥取出来，就会变成RPG游戏或者动画片。这正是何以御宅族始于动画领域，且现在动画仍是御宅族最大的温床的原因。

但是，为何会“终结”将至？这里已无法从容地论述该论点了，只能基于上述论述作出简单的假说。现在与终结之间的落差是内在的他者与超越的他者（第三者的审级）之间的差异在时间轴上的投影。如果稍微详细点说的话，它来自于内在的他者的理想性（可能之物的理想性）与超越的他者的理想性（不可能之物的理想性）的落差。因此，“终结”将至的感觉——不会有“终结”被推迟的感觉——即这样的落差只有非常琐碎的含义。它与二次投射的第三者的审级是（作为第三者的审级）非常原始的事物对应起来。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所谓御宅族，是指生存于直面（重逢）“他者”的社会临界处的人类，他们是在“他者”绝对的差异性中防止自己完全丧失自我同一性（Identity）及其现实的苦肉计。在此意义上，狂热的御宅族就是一种实存（Existenz）。

大泽真幸（1958~），东京大学博士（师从见田宗介），原京都大学教授，当代日本重要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专攻领域包括数理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等。擅长运用高度逻辑分析多角度解析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著作包括《身体的比较社会学》（1990年）、《民族主义的起源》（2007年）、《自由之牢狱》（2015年）、《可能的革命》（2016年）等。

邓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澎湃新闻》“游戏论”专题主理人。编译有《日本游戏批评文选》，共编《中国游戏研究》《日中韩的游戏文化论》（日文），独立发表学术论文19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7篇），媒体评论34篇，部分文章被译为韩文、日文、英文。2018年获《日本学刊》主办第一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论文三等奖；2021年获 《探索与争鸣》主办第四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三等奖；获《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度好书评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游戏、动漫、当代东亚文艺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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