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寄稿 · 段瑞聪丨警惕战争的亡灵——读山崎雅弘《轻视战争的氛围》

在中日关系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我们于八月——这个承载着沉重历史记忆与和平期盼的月份——推出这篇关于日本战史研究家山崎雅弘所著的《轻视战争的氛围》的书评，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这本书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物价上涨、军备扩张、媒体煽动及“保卫国家”的情绪化叙事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也正是本文作者所关注到的“社会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那些‘日常性征兆’”。作者警示读者，战争并非骤然而至，而是社会氛围悄然变化的结果。

这篇书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并未简单地将历史与现实画等号，而是提供了一面审视当下的镜子。它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可能使战争变得“理所当然”的危险征兆：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信赖、对“敌人”的需要、不容许异议的氛围。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和怀疑意识，抵制任何轻视战争的倾向，珍视并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战争并不会以一种一眼便能辨认的形式骤然而至”。日本战史研究家山崎雅弘所著《轻视战争的氛围——当代日本正在走上一条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朝日新书，2026年）以这句警语为出发点，通过比较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社会与当代日本，探讨一个社会究竟如何逐渐接受战争，并最终成为战争的支持者和协力者。

本书的问题意识，并不在于简单地宣称“现在与过去是一样的”。相反，作者关注的是，当物价上涨、军备扩张、对外国的敌意、对未来的不安、媒体的附和，以及“保卫国家”这一情绪化叙事相互结合时，战争便会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接受的现实。通向战争的道路，并不一定始于军事冲突的爆发。社会氛围逐步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在心理上把战争视为一种现实的政策选项，这一过程正是作者分析的核心对象。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社会的变化，与当代日本围绕“台湾有事”以及防卫预算增加展开讨论的现实进行对照。第一章着重分析1937年日本社会面临的三个问题：“物价上涨”“军备扩张”以及“敌视中国”。当时，偏重军费的预算编制不仅挤压了国民生活，也导致物价上涨。然而，政府却主要将“非常时期”一词用于强调对外军事紧张，而没有充分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另一方面，尽管军备扩张不断推进，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中日关系也并非处于全面敌对状态。日本经济界与中国政府之间，曾存在寻求改善双边关系的动向。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国内的社会氛围迅速发生变化，“错的是中国”“应该让中国反省并予以惩罚”之类的敌视情绪开始蔓延。媒体则迎合并放大了这种舆论，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强硬论调。

作者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不能仅仅从国家之间的对立来寻找战争的原因。使战争成为可能的，并不只有政府和军部。当社会充满经济不安与未来不安，而鼓吹仇恨敌国和本国优越性的言论不断扩散，并得到媒体进一步放大时，国民便会逐渐把战争作为“与自己有关的问题”加以接受。战争并不只是由国家单方面强加于社会的，社会自身也会形成接受战争的心理与文化条件。

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提醒人们注意1937年前后日本与当代日本之间存在的某些相似性。在民众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同时，军费不断增加；围绕“台湾有事”，人们不断强调“以实力实现威慑”以及“以实力维护和平”；对外部威胁的简单化认知和敌视情绪也在扩散。当然，我们不能将今天的日本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简单等同起来。然而，社会不安与军备扩张、对外部威胁的强调，以及对“敌人”的情绪化反应彼此结合的结构，确实存在值得从历史角度加以考察的共同点。本书的警告，正是针对这一结构展开的。

第二章分析了人们为何会积极看待军备扩张和战争。作者所批判的，是只讨论“战争的入口”，却不思考“战争的出口”的思维方式。诸如“加强军事力量就会更加安全”“对敌人采取强硬态度，对方就会退让”等观点，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在没有具体想象战争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停滞、物资短缺、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以及普通民众遭受牺牲的情况下，“保卫国家”的英勇叙事却不断膨胀。

作者将这种沉浸于“保卫国家”的英雄叙事、并对军事力量产生过度信赖的心理状态称为“国防陶醉”。保卫共同体免受外敌侵害的英雄主义叙事，能够强烈诉诸人们的情感。然而，当“国防”这一理念被情绪化的故事所包裹，并被赋予近乎无条件的正当性时，人们便容易忽视现实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牺牲。

在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将“战斗”与“战争”混为一谈。许多人对于“保卫国家”的想象，往往停留在局部战斗胜负的故事层面。然而，现实中的战争并不是一系列个别战斗的简单集合。它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损失、社会基础设施的破坏、物资短缺、人口疏散、人员伤亡，以及政治和外交层面的不稳定。只以英勇的方式谈论战争的“入口”，却不具体思考战争如何结束，最终会导致对战争本身的轻视。

第三章讨论了使社会容忍战争的社会基础，即歧视思想与本国优越思想。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催生了蔑视中国人和亚洲其他民族的意识，进而发展为“日本肩负着领导亚洲使命”的傲慢思想。作者强调，歧视意识并不只是单纯的偏见，它还会与为军事干预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政治逻辑结合起来。“对方是落后的”“我们更加优秀”“有必要惩罚并引导对方”——这种思维能够将侵略描述为“正义”或“使命”。

此外，作者还关注自尊心的动摇以及对未来的不安如何催生对外国人的敌意和本国优越思想。当社会趋于不稳定，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时，“我们是特别优秀的”这一叙事便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慰藉。然而，这种叙事同时也需要一个“威胁我们的人”。为了确认本国的优越性，人们便会将外国人和外国社会描绘成低人一等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从历史角度考察战争与排外主义之间联系的著作。

此外，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战场在相当长时期位于“遥远的外国”，这一点也十分重要。日本国民可以处于类似旁观者的立场，为被送往战场的“士兵们”加油助威。企业广告和媒体也将战争包装成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英勇故事，使战争成为一种可以被大众消费的英雄叙事。然而，随着战争陷入泥潭，国民便会从“观众席”被转移到“准战场”。以《国家总动员法》为象征，战争最终直接控制了全体国民的生活，并将整个社会纳入战争动员的轨道。

第四章展开了对美化过去战争的“保守”主义者的批判。作者指出，美化战争领导者、将军事牺牲神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评价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当代的政治价值观。当人们将特攻队员（即“神风特攻队”成员）和战死者单纯塑造为“崇高的献身者”时，国家强迫国民承担牺牲的结构及其背后的国家责任便可能被掩盖。

此外，当人们宣称“保卫国家”时，究竟是在保护谁，也是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正如塞班岛战役和冲绳战役所显示的那样，即使国家和军队以“保卫国家”为名，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将普通国民的生命置于首要位置。国家安全与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在模糊这一差异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美化“国防”，无疑存在危险。

这一讨论也与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密切相关。“日本没有错”“错的是敌国”这样的解释，会把战争简单化为一种自卫的故事。然而，如果所有战争都可以用“自存自卫”来正当化，那么侵略与防卫之间的区别本身就会消失。美化过去战争的历史叙述，并不只是对过去的解释，它还会塑造当代的战争观和安全保障观。因此，如何讲述过去的战争，对于当代政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媒体的责任。第五章考察了战时报纸、杂志和广播是如何营造“轻视战争的氛围”的。那些不加批判地传播大本营发表、美化战况、传播“亚洲解放”叙事的媒体，并不只是被政府和军部欺骗的被动存在。相反，它们逐渐将自己定位为“推进国策的思想战士”，并逐渐成为战争的支持者和协力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揭示的“情绪化叙事”的力量。媒体将特攻描绘成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要求女性和儿童也参与战争，并通过“非敌即友”的简单二分思维，将整个社会纳入战争体系。这种叙事会使人们停止对复杂现实的思考。即使战争长期化、牺牲不断增加，人们也会逐渐形成“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牺牲，就只能战斗到底”的心理。

这里存在的不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有国民自身的问题。当社会逐渐失去对政府保持必要怀疑和对既定政策进行批判性审视的能力，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将困难处境视为必须顺从接受的“考验”时，社会便容易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即使只批判推动战争的政治家和军部，如果不追问整个社会究竟如何接受并支持了这些政策，就无法充分吸取历史的教训。

当然，本书的论述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强调历史相似性本身可能带来的局限。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当代日本在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军事技术、媒体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能将今天的日本直接理解为20世纪30年代的再现。此外，在讨论军备扩张和安全保障政策时，认为军事力量具有必要性的观点，同样有其外交与战略层面的依据。因此，对当代政策的批判不能仅仅建立在历史类比之上，而应当进一步区分当代日本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之间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结构性相似性，又在哪些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

然而，这一局限并不损害本书提出问题的意义。恰恰相反，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并不主张历史简单重复，而是促使人们关注社会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那些“日常性征兆”。物价上涨与对未来的不安、军备扩张、对外国人的敌意、媒体的附和、对国家的过度信任，以及“保卫国家”的情绪化叙事。这些因素单独来看，都不意味着战争必然发生。然而，当它们相互结合时，社会便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观众席”走向“准战场”。

本书最终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这样简单的二元选择。它真正追问的是：当我们讨论战争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体想象过战争的后果？谁将成为牺牲者？战争将如何结束？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和军队进行批判性的监督？战争并不一定要等到有人宣布“战争开始了”才真正开始。在日常语言的变化、对“敌人”的需要、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信赖、不容许异议的氛围以及媒体的附和不断累积的过程中，社会便可能逐渐接受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轻视战争的氛围》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不是对当代政治的简单批判。它剖析了一个社会究竟如何逐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并最终把战争接受为“不得已的事情”，甚至“英勇的事情”。我们不应轻易将过去与现在等同起来，而应当在历史中发现一面映照当代社会的镜子，并从中识别那些可能使战争逐渐变得“理所当然”的危险征兆。面对这些征兆，我们需要以逻辑思考和健全的怀疑精神保持警惕，及时止步。本书所敲响的警钟，正是为了提醒我们：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从改变轻视战争的社会氛围开始。

段瑞聪（Duan Ruicong），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2008年至201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17年至2020年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当代中国政治。主要著作:《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专著）、《改訂版　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12年、合编著）、《蔣介石の戦時外交と戦後構想1941-1971年》（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1年、专著）、《現代中国の国家形成：中華民国からの連続と断絶》（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4年、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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