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阿伦•斯卡布伦德丨《犬之帝国：狗、日本与帝国主义世界的形成》

本书关注日本近代化时期的人与狗的关系的演变，尤其是犬类如何在日本的帝国主义叙事中被利用。作者指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的日本，真实的狗和政府宣传所塑造的虚拟的“狗”成为协助帝国主义发展的工具，而帝国主义又反过来影响了日本人的养犬行为，促进特定犬类品种的稳定化并使其成为今天家喻户晓的品种。通过对这一隐秘的历史侧面的深度挖掘，作者批判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对动物形象的歪曲和利用，揭露了帝国主义给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1925年5月21日早晨，一只名叫八公的狗和它的主人一起步行到东京火车站。它被收养时，还是一只两个月大的小狗，自那以后的一年多来，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是这样。21日这天，它的主人在工作时突发中风去世，再也没有回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八公经常出现在车站附近。1932年，在一位致力于推广日本本土犬的人士的努力下，一家全国性日报在醒目位置报道了八公的故事，称它每天都到车站迎接主人归来，而这实际上是徒劳。这篇文章和随后的媒体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八公的忠诚品质的广泛颂扬。两年后，这只狗仍然活得好好的，文部省的官员将它的故事编入了一本日本官方小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成为日本帝国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在同一年，即1934年，一群爱狗人士、政府官员和当地商人共同在车站外为八公建造了一座等身塑像，就在现在那座塑像附近。这只狗后来被称为“忠犬八公”，至今在日本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许多爱狗人士和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可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从多个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历史上不乏因忠诚而备受赞誉的狗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这些狗和它们的故事诞生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八公的故事令人深思，因为尽管并非故意，但这个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助长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八公的故事只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这些实例展示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犬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完全虚构的）如何与人类合作构建了帝国主义，以及反过来，帝国主义又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关犬类繁育和饲养的文化。更具体地说，作为一只真实的狗和一个犬类象征，八公代表的是日本本土犬所经历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步发生的是，日本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转变为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这个转变同样是巨大的。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摆脱了战略孤立状态，成为一支重要的区域地缘政治力量。这种剧变同样塑造了狗的命运。尤为显著的变化是，19世纪曾被许多西方人甚至一些日本人贬低为恶毒和懦弱的日本本土犬，转而变成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标志——就像八公一样——它们被认为是忠诚，纯种，勇敢的动物，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珍贵的家庭宠物。总之，八公既塑造又映射了日本帝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着手探索非人类动物在帝国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既包括在军事征服过程和殖民统治运动中有意识地使用动物，也包括在推广“生态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非有意地涉及动物。尽管两者同样重要，但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过程中对动物的隐喻性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帝国主义和动物之间不太引人注意的历史联系之一，是我称之为“犬科帝国主义”的动态关系。从最广义上讲，这种动态关系指的是如下几种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殖民者从宗主国带到殖民地陪伴他们的狗与被殖民和可殖民地区的本土犬之间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中人类与狗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我所说的“犬科帝国主义”，既指伴随西方人和后来的日本人前往帝国世界并在那里活动的个别犬只的行为，也指在英国形成并在19世纪末传入欧洲大陆和北美，随后与帝国主义同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一套特定的养狗方式和特定犬种。

历史学家冢本学把17世纪和18世纪日本的养狗模式定义为日本“封建式养狗模式”。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类似，养狗的行为取决于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人类社会阶层的划分也适用于某些犬种。政治精英将某些狗托付给他们的追随者饲养，以换取他们的忠诚承诺，并严格限制地位较低的人养狗。富有的平民有途径获得此类犬种，也有经济能力饲养，因而有时能够避开这些规定，养狗作其警卫。绝大多数流浪狗在街道和偏远地区游荡，这些狗几乎没有地位，但会被定期挑选捕杀，并被当作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群体所饲养的鹰的食物。狗在许多方面被用来巩固封建等级制度，但由于难以阻止不同社会阶层饲养和繁殖它们，因此狗也能轻而易举地削弱这种封建的犬只所有权模式的现实和象征性权力。

到19世纪中叶，所谓的“现代养狗模式”已经出现，并在英国得以稳固发展，也在帝国殖民世界传播蔓延。与以往的养狗实践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同的是，这种新的养狗模式是根据犬类的品种来定义狗的，即根据犬只的外形而非犬的功能决定其品种。随着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养狗行为更加普遍，人们开始效仿社会上层的养狗做法。这意味着人对狗有更强依恋感，但有些矛盾的地方是，主人也把它们当作商品买卖，有时还会处理掉它们。到19世纪末，今天的许多犬种已经被明确界定，现在流行的养狗方式——比如严格管理某些狗的活动和繁殖，以保持所谓的血统和品种的纯洁性，把这些纯种狗作为商品和珍贵宠物展示和出售，并对在街头游荡的“杂种犬”轻蔑相待乃至加以捕杀——在英国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在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也越来越如此。前述这些做法不仅与过去不同，也不同于当时帝国世界中大部分地区的做法。在这些地区，当时的犬种是根据其功能来定义的，很少有狗被当作珍贵的宠物或值得信赖的伴侣对待，而且许多狗在街道上和城镇的郊区游荡。随着西方（以及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扩张，这些新犬种和养狗方式也随之传播开来，帮助了帝国的扩张和统治。简而言之，狗和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相互成就。

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全球商业贸易和战争也促进了某些犬种的文化传播、犬种分类以及养狗实践的推广。从19世纪起，资本主义商业网络——通常与帝国主义协同运作且规模相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犬只带到世界各地。20世纪的全面战争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组织、操控并推动犬类繁育实践和犬种传播至陌生地域。到20世纪中叶，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战争这三个全球因素，一些西方犬种和养狗方式在许多国家确立了文化霸权。上述发展过程以及狗在这些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和象征性运用，受制于时间和地点两个因素。日本在这方面的经历只是这一全球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地区的狗的实际用途和象征性用途可能与日本的情形不尽相同，并且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是，从19世纪至今，狗和养狗实践几乎已跨越了所有政治范畴。事实上，“犬科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已经遍布全球，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影响许多社会。

文明的语言，或者说“犬类性格中的低贱部分” “杂种狗”和“恶犬”所体现的种族主义 后殖民时期的狗 第二章  犬的文明化，或者说驯化并毁灭犬 构建犬类图谱 针对本土犬类和其他人类的运动 国内先例和全球类比 公共卫生与捕狗人 犬类的治外法权与半殖民地特权的危机 关注动物保护 犬类政治 街区最强壮的狗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毛茸茸的朋友：忠犬八公与“日本”犬的培育 本土犬种的民族化 血统和犬种 可靠的忠诚 适合帝国主义的狗 八公的重生 第四章  战争之犬：动员大大小小的所有动物 全面战争与“沉默的战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犬 老师的宠儿 “军犬来自百姓家” “像狗一样死去” 顽固的记忆 第五章  犬之世界：当代养犬业的商业化 犬类文化帝国主义与中产阶级家庭犬 伴侣与商品 尾声：殖民犬的荣耀与困境 参考文献

阿伦·斯卡布伦德（Aaron Herald Skabelund），杨百翰大学教授历史系副教授，专攻日本近代史，重点关注帝国主义、动物与军事领域的社会文化史。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日本现代史博士学位，之后在北海道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出版有《犬之帝国：犬科动物、日本和现代帝国世界的形成》（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和《超乎情理与不合法理：冷战时期的日本自卫队》（Inglorious, Illegal Bastard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during the Cold War）。

杨德民，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语言学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翻译、第二语言教学。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及译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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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审校

阿伦·斯卡布伦德（Aaron Herald Skabelund），杨百翰大学教授历史系副教授，专攻日本近代史，重点关注帝国主义、动物与军事领域的社会文化史。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日本现代史博士学位，之后在北海道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出版有《犬之帝国：犬科动物、日本和现代帝国世界的形成》（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和《超乎情理与不合法理：冷战时期的日本自卫队》（Inglorious, Illegal Bastard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during the Cold War）。

杨德民，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语言学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翻译、第二语言教学。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及译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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