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目光置于“蒙疆”这一特殊历史状况下产生的地域概念，以从军画家深泽省三“蒙疆”时期的绘画创作为切入点，清理了深泽的人生历程与其“蒙疆”时期的诸多活动，以为重新审视我国被侵略的历史发掘更多史料与启示。值得关注的是，这位“蒙疆”画伯的艺术行为无论在主题或内容上多可以视为迎合战局的宣传性作品，但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身的多义性特征，已经与深泽有意表现的主题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乖离。如作者在深泽虽题为《蒙古军民和谐图》的画作中看到了“军”和“民”之间似要溢出画面的紧张与不和谐。
所谓“蒙疆”，是在一种特殊历史状况下产生的地域概念。1937年8月，由卢沟桥事变发端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大，关东军趁机占领了察哈尔南部、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分别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配合日本军事侵略的傀儡政权。同年12月，这三处所谓“自治政府”合而为一，在张家口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统领“蒙疆联盟自治政府”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1902~1966）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主席，但政权的实际运营权力掌握在最高顾问金井章二（1886~1967）手上。所以，虽然德王出自建立“蒙古人自治”政权的构想，强烈反对“蒙疆”这样的词语表现，“日本方面从对‘满洲’以及中国的整体政策考虑，检讨‘蒙疆政权’的地位”，结果还是给该政权亦即“联合委员会”冠上了“蒙疆”之名。[1]
1939年9月，该政权改名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又改为“蒙古自治邦”，但“蒙疆”这一名称，却一直作为指称这些亲日傀儡政权所管辖的地区的概念而被使用。如1940年11月出版的《北支蒙疆年鉴》便有如下记述：
所谓蒙疆，虽为蒙古民族固有的定居地域之总称，但本年鉴的“蒙疆”，则指称蒙古联合政府统辖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引用者注）之后，“蒙疆”概念出现了不小变化，随着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察南自治政府的成立，旧察哈尔省外长城线以南──内长城线以北的十县脱离了国民政府的羁绊，翌月，山西省内长城线以北的十三县亦从同省分离，进入晋北自治政府的统辖，同年十月下旬，随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把横跨旧察哈尔省、绥远省的五个盟收归治下，此前所谓的北中国五省中的两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的政府便告取消，进入三自治政府联合的新的政治行政管辖之内。而在本年九月一日，因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上述地区全部一元化地统合到同政府之下，其作为东亚防共特殊地带的一个回廊而存在的意义，亦愈发强化。[2]
此外还可以举出其他用例。比如在“蒙疆”政权下设立的国策报纸《蒙疆新报》，从创办时起直到日本战败，也没有改变名称。同政权的中央银行，自1937年设立直到1945年解体，也一直使用“蒙疆银行”这一名称。
尽管如此，因为“蒙疆”这一地区毕竟是在战争状态下形成的特定区域，随着战局的变化，“蒙疆政权”的统辖范围时有伸缩，且会有“敌人”的势力渗透进来，所以，作为地域概念，“蒙疆”所指涉的对象也有流动性或交错性特点。
本文即在从这样的视点把握“蒙疆”的地域特征基础上，选取在这一地区生活了近八年之久的画家深泽省三作为考察对象，首先简要追溯深泽的人生历程，理清他从一个儿童画画家转向从军画家的经纬，然后调查他在“蒙疆”的交游与美术活动，发掘战后出版的《深泽省三画集》里未曾收录的迎合战局的宣传性作品，究明被称为“蒙疆”画伯的深泽省三描绘“蒙疆”的艺术行为与侵略战争之关联。最后，则以深泽省三的《蒙古军民协和图》（『蒙古軍民協和の図』）为例，分析这幅被视为“蒙疆”意象的代表画作的构图与主旨，指出其中潜藏着的可能超出画家本人意图的意涵。
二、从儿童画画家到从军画家
铃木三重吉，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自1918年主办发行儿童文艺杂志《赤色鸟》，展开了一场开拓为了儿童的艺术的童话、童谣运动
深泽省三（1899~1992）是知名的儿童画画家，据他的《闲话 如忆录》一文说，他在东京美术学校读书期间，由清水良雄（1891~1954）介绍，成为铃木三重吉（1882~1936）主编的儿童文学杂志《赤色鸟》插图画家[3]。最初似乎只是作为学画的学生课外打工，但因为和铃木三重吉意气相投，从大正九（1920）年第4卷第5号起，直至昭和十一（1936）年复刊12卷13号（铃木三重吉追悼专号），将近17年间，深泽省三没有间断地为《赤色鸟》绘制插图、扉页、封面，可谓是全身心投入。文学史家小田切近（1924-1992）评价《赤色鸟》杂志在日本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所做的贡献，曾说：“铃木三重吉创办如此精彩的杂志，留下了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业绩，固然是因为有芥川龙之介、北原白秋、有岛武郎等第一流文学家的支持，但如果同时没有清水良雄、深泽省三、铃木淳、武井武雄、川上四郎等画家的倾情协助，《赤色鸟》肯定也会失去色彩，缺少魅力”。[4]
深泽省三在美术学校专攻油画，作品曾入选过“帝展”，绘制儿童画，无疑有为了谋生的一面。而在昭和二年（1927）他和武井武雄（1894~1983）、村山知义（1901~1977）等一起结成日本儿童画家协会之后，“儿童画家的横向发展坐标得以形成，工作激增，伸展到了《赤色鸟》之外，在《儿童绘本》《儿童之国》《儿童之友》等杂志上，都留下了他的很多童画作品。”[5]可是，昭和十一（1936）年8月，随着铃木三重吉的逝世，《赤色鸟》停刊，其他的儿童文艺杂志也陷入经营不善的状态，借用深泽省三的话说：“儿童书籍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他“决意奔赴蒙古”。[6]后来，深泽曾这样叙述自己的“蒙古”体验：
蒙古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活了八年。在蒙古，甚至在政治方面得到重用，并且受惠于可作画题的动物，更加喜欢上了广漠的蒙古。像明治维新时期的人一样，可以率性而为，加之年纪轻，自由任事。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趣的国度，但战争失败后却真的很难受。[7]
查阅两种深泽省三的《年谱》，分别有这样记载：“昭和十三年，1938年，39岁：6月，作为从军画家到蒙古，直至终战的七年间，以张家口为中心从事绘画创作”[8]；“昭和十三年（1938）：到蒙古，直至终战，为当地人用小学教科书绘制插画”[9]。所记都与深泽本人的回忆一样，把他奔赴的场所写作“蒙古”。但应该指出，深泽所说的“蒙古”一词含义暧昧，并不是正式的地域名称。
确实，“蒙古”既是民族称谓，又作为指称该民族生活地域的名词而被使用，但在清朝时期，清政府以“盟旗制”统治蒙古族，被分割的若干“旗”，或直属于中央政府委任的大臣、将军，或由中央政府设置的“理藩院”管理，并没有一个作为行政区划的“蒙古”。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北京的民国政府为了重新构筑与蒙古族的关系，在1914年在一般所谓“内蒙古”地区设置了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1924年11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般所说的“外蒙古”地区脱离了中华民国，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接续了北京民国政府时代的政策，进而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地区导入“行省制”，把这三个特别区升格为“省”。如此看来，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也不存在作为地域名称的“蒙古”，所以，深泽省三1938年6月从日本奔赴而去，一直住到日本战败的“蒙古”，如果用正式的地域名称来说，应该是“蒙疆”。而如前所述，这个“蒙疆”，并不仅仅是由茫茫草原、晴空白云、马和牛羊、牧人等构成的充满异国情趣的空间，更是以日本军队占领为背景、由亲日政权所统治的政治空间。
三、“蒙疆”画伯
已经是知名儿童画画家的深泽省三，为何转身成为从军画家奔赴“蒙疆”？前引深泽本人的回忆文章说“决意奔赴蒙古”，可知他是自主决断，而非被军队强制征用。他的回忆文章此外便未多说，但在昭和十六（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深泽间接谈到自己奔赴“蒙疆”的契机：
最初和井上先生见面，正在距今四年之前，是昭和十三年初夏，我拜访张家口善邻会的时候。井上先生在当时事变突发之际，作为协会理事被赋予重大责任，在一所中国式宅院的房间里日夜忙碌。我作为从军画家初到张家口时，表兄村谷氏便告诉说，先生德望人格皆高，来到此地，是首先应该表示敬意的人物，所以，就乘坐当时还不习惯的人力车，颠簸在当时还不熟悉的张家口城内通往善邻会的坎坷道路，前往拜谒问候。[10]
此处出现的“井上先生”，就是该文标题出现的井上璞（1877~1941），身份是退役陆军中将，1934年出任由日本陆军省和内务省等机构支持而设立的善邻协会第一代理事长，该协会以开展内蒙古民间文化事业的活动为名义，井上曾多次到内蒙古和德王联系，1938年4月，亦即“蒙疆政权”建立之后，善邻协会也在所谓“蒙疆”的首都张家口设置了本部机构，6月，理事长井上璞移居本部常驻。[11]深泽省三来到张家口后急忙拜见井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仰慕同乡前辈的德望人格，肯定也有争取这位居于“蒙疆”文化事业领导者位置的人物庇护的打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字中言及的“村谷氏”，这位被深泽称为“表兄”的村谷，全名村谷彦治郎，昭和十六（1941）年发行的《蒙疆年鉴》载有他的简历：
兴蒙委员会主任顾问兼主席府秘书处长 【岩手】 明二十二 【东大政】 高知县理事官、群马县内务部庶务课长、满洲民生部关东军嘱托、蒙古军政府最高顾问、参议府秘书处长。[12]
据此可知，村谷氏本为日本内务部官僚，后进入“满洲”，相当早地参与了所谓“蒙古自治运动”，此处所记“蒙古军政府”，是1936年4月在乌珠穆沁建立的组织，是德王势力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迈出的第一步，村谷作为“最高顾问”已经参与其中。而接下来的“参议府秘书处长”，则是1939年9月“蒙疆联合会”改组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后设置的职位，而在改组前的“蒙疆联合会”时期，村谷是仅次于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参议。[13]1941年4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施行“机构改革”，同时发生“最高人事变动”，“参议府秘书处长”村谷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兴蒙委员会”的“主任顾问”[14]，无疑也是要职。可以想见，在日本国内，深泽作为儿童画画家的生活受挫之后，之所以选择前往“蒙疆”寻求新路，肯定和在“蒙疆”身居要职的表兄颇有关系。从深泽1939年7月寄给家人的书信看，在到“蒙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人脉关系已经扩展到“蒙疆政权”的高层：
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厚和（以前的绥远）将有蒙古大会，非常期待。此次大会据说是第三届，以后十年或二十年举办一次，正所谓千载一遇之机，村谷参议和木村事务官（岩手县五户地方的人）两人和我，再加上金井蒙古最高顾问和大同最高顾问，一行五人住进大青山宾馆。
德王赐见。比我的想象更具王者风采。引导我们参观了蒙疆政府的建筑，坚实牢固。抓紧时间给德王素描肖像，德王特别高兴，亲自在画布上署上「德亲王」和蒙古文字，据说这是前所未有之事。[15]
前引深泽省三的回忆文章说到他在“蒙疆”时期曾“在政治方面得到重用”，但没有说明他怎样被重用，经查，在1940年，他似乎具有“蒙古自治政府嘱托”或“名誉嘱托”的头衔[16]，嘱托大约相当于顾问。而在1941年刊行的《蒙疆年鉴》之“人名录”上，则有这样的记录：“深泽省三，画家，蒙古自治政府军嘱托，张家口东菜园村谷公馆。”[17]可知深泽与“蒙疆”的政府和军方都保有关系。
不必说，作为画家，深泽的主要活动是在美术领域，除了个人的绘画创作，他作为“蒙疆美术家协会”的组织者，也颇为活跃。由于文献限制，关于这个协会存立的全貌还不能充分解明，但综合若干片段资料，也可窥知大略。
（1）上引《蒙疆年鉴》（1941）之“文化”栏里，设有“美术家协会”一项，记云：
以美术谋求蒙疆诸民族之融合、亲善，促进文化启蒙与向上，七三五年（成吉思汗纪年，昭和十五年）八月，在张家口创立蒙疆美术家协会，乃朔北蒙疆文化史上须要特别记录之大事。抄录其规约如下： 一、大会由蒙疆在住美术家组成，会员限于美术家（绘画、雕塑）。 二、本会致力推动蒙疆文化的开发与发展。 三、本会通过美术进行日蒙华之间的相互介绍与宣传。
四、本会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展览会（也应在其他城市巡回展览)
干部：会长深泽省三◇ 干事林一三、和田北佐久、大野都美男、西原良蔵、石本正郎、刀弥治义、吉泉徳一、森茂、小泽与次郎
（2）同《蒙疆年鉴》之“文化”栏里还有一则“蒙疆美术展”报导，所记内容如下：
蒙疆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蒙疆美术展览会于七三五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张家口上堡蒙疆新闻社内举行，金井最高顾问、常冈蒙疆学院院长、深泽画伯等的特别出品之外，出品人日蒙华人总计四十名，西洋画、日本画、中国画、工艺品总计达一百二十点，入场参观者整个展期间超过万人，作为蒙疆首次美展，盛况空前，获得超出预想之效果。首届获奖者三十一名。（略）
（3）1942年6月作为蒙疆文艺恳话会之机关杂志创办的《蒙疆文学》亦经常刊载关于“蒙疆美术”的报导，同杂志昭和十七（1942）年9月号刊有《蒙疆美术协会小品展评》一文，文末署有作者笔名S，而据同期杂志“鄂尔多斯”时事短评栏里的一则报导，“S先生是在法兰西战败之后仍滞留巴黎一年有余”，此次“来张家口旅游”[18]的画家，S先生的《展评》写道：“蒙疆美术协会的各位成员都有各自的职业，也许不会特别专注于绘画，但都有绘画之心。”[19]由此可推测，蒙疆美术家协会主要由业余画家构成。
（4）在《蒙疆文学》的创刊同人、蒙疆文艺恳话会的主持者小池秋羊的未刊回忆里，有这样的记述：“《蒙疆文学》得到了深泽氏及任职于《蒙疆新闻》的高玉辉雄氏等人的大力协助，他们的画作常常装饰于杂志的页面。”[20]由此可知，这位高玉辉雄也是和深泽一样活跃于蒙疆美术界的人物。而在高玉氏所写的《关于蒙疆美术家协会研究所的设立》一文，则比较清晰地讲述了蒙疆美协的宗旨与目标：
深泽省三画伯主宰的蒙疆美术家协会此次在张家口设立的蒙古美术研究所，拟通过美术，朝向蒙疆新文化的创建而出发，这具体显示了同协会面对当下时局所怀持的抱负和展开的实践：怎样研究并实现现有时局状况下的美术课题？怎样将之生动地展现在蒙疆的土地上？这可说是给蒙疆文化建设运动赋予重大意义的举措。
……（中略）……
艺术已经不是个人之物，而是民族本身之物，国家本身之物，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之重要一翼，身居守护西北亚细亚关门位置的蒙疆的美术家和美术作品所应指向的目标，应该是清晰明确的。朝着这个目标，美术家协会把这个研究所作为本部的事务所，在内部，会员之间切磋磨练精神和技术，对外，则指导本地人认识纯正的美术，复兴草原的艺术，朔北的艺术，给悠远的东亚民族传统吹进新的气息，为扎根蒙疆大地的纯正文化的创建而积极工作。[21]
读了上引文字，不难了解，深泽省三所主导的蒙疆美术家协会和蒙古美术研究所想要创建的新美术，在所谓复兴草原艺术、朔北艺术之同时，更要迎合“蒙疆”文化建设以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潮流。
四、“蒙疆”时期的绘画创作
生活于“蒙疆”的将近八年，是深泽省三集中精力进行绘画创作的时期，且多次参与或举办画展。据他的“年谱”所载：“昭和十四年 1939年 四十岁：一月，从蒙古归国。在牧野虎雄主办的旺玄社展上，特别陈列了他在蒙古的作品三十六幅，以及受德王所托搜集的绥远青铜器、鼻烟壶等。”此外，同年“三月，在盛冈市的川德百货店举办‘深泽省三蒙疆风物展览会’，展出《蒙古妇人》四幅，《队商》《蒙古平原》《骆驼》四幅，《云冈石佛》九幅，总计油彩画三十四幅，素描画三十幅。”[22]
而在《蒙疆文学》昭和18（1943）年12月号（2卷9号）所载“文化消息”栏里，亦有关于深泽画展的记载：“11月8日—12日，蒙古自治邦主办的第二届蒙古美术展览会在第一国民学校举行，在此前后，在东亚会馆举办了深泽省三的个展。去年，麻生丰氏也在同一东亚会馆举办过个展，听说当时成交额接近两万日元。此次深泽氏画展卖出的作品，听说也超过了一万七千日元。是不是懂画，姑且不论，就张家口在住日本人一万七、八千的人数而言，竟然开拓出这样的美术市场，确实值得注目。”[23]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深泽省三作为“蒙疆”的代表画家已经被广泛认可，在美术市场也颇有人气。
1945年8月，“蒙疆政权”随着日本战败而崩溃，12月深泽作为遣返者回到本国，他后来曾对友人说：“不知道那么多描写蒙古的画作都怎么样了，战败的凄惨和恐怖，蒙古人的态度，像翻掌一样说变就变了。”[24]而有的研究者也跟从深泽本人的说法，认为他在“蒙疆”时期的“画作几乎都留在了当地”。[25]
画家生前出版的《深泽省三画集》（平成元年，1989）里收录“蒙疆”时期的画作只有很少几幅，或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该画集标注“1938-1945”年间的作品，多以颇具蒙古风味的人物、风景、动物为题材，画作描绘的大陆人的骨骼与容貌，和深泽到蒙疆之前的儿童画里经常出现的“西洋风的时髦人物”[26]，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深泽在同一时期创作的风景画，则可看出与其奔赴“蒙疆”之前的同类作品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过，“蒙疆”时期的作品印象派或后期印象派的构图特点和色彩更为鲜明，作为油画家，他的艺术进境也是很明显的。
五、迎合战争时局的宣传性作品是否全部消失？
读《深泽省三画集》所收“蒙疆”时期的作品，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他所描绘的人物速写和肖像画，几乎都是以“蒙疆政权”上层人物或他们的家属为模特。这大概和被称为“蒙疆”画伯的深泽氏当时的人脉有关，同时也表明，他的目光几乎没有关注下层社会。
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些画作里，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状态下的气氛。而在深泽给家人的书信里曾写到，他在“蒙疆”各地旅行作画，常常要携带手枪。[27]且如前述，深泽主导的蒙疆美术家协会本来就颇为积极地参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他的绘画创作，自然也不可能不与当时的战争时局发生关联。
笔者虽然只做了初步调查，但已经发现了《深泽省三画集》所没有收录的“蒙疆”时期深泽的一些作品。在此仅举两例。一是昭和十七（1942）年刊载于《儿童之友》杂志4月号上的插画《蒙古王子》（本文附图1），画面上，服饰华美的蒙古王公带着他的儿子（王子）在观赏一位画家的作画，而他们的身旁，则有两位荷枪而立的日本士兵，显然是在负责保卫。另外一例，是《蒙疆文学》昭和十八（1943）年3月号的封面画（本文附图2），画面上这位女性的激烈表情，和旁边标注的画题《勇敢进击》合起来看，不难判断，是一幅呼应大东亚战争时局的宣传画。
即使只看上面这两个例子，也可以说，战后出版的《深泽省三画集》其实是有意识地遮蔽了画家当年为配合侵略战争而从事的美术活动。但他当年绘制的宣传性作品肯定曾为媒体欢迎，并不会全部消失，而为了解明从军画家深泽省三的实相以及他以画作表现的“蒙疆”意象，还有必要继续对这些作品进行调查和发掘。
最后，且来看一下深泽省三作为从军画家而受到高度评价的代表作《蒙古军民协和图》。如画题所示，这是一幅表现日本占领军和被占领地区“蒙疆”的“民”之间的“协和”景象的画作，站立在前景位置的两个人物，是以日本皇族北白川宫永久王和“蒙疆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为模特描绘的。如所周知，这位身着军装的北白川宫（1910~1940），是陆军大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明治天皇的第七皇女房子内亲王所生的第一王子，当时作为陆军炮兵大尉驻在“蒙疆”，昭和十五（1940）年9月4日，因为在张家口举行的航空演习发生事故而死亡。或许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特殊地位，昭和十六（1941）年7月，陆军的外围团体──陆军美术协会举办“第二届圣战美术展览会”，在第十一展室（陆军作战记录画作之部）展示了这幅作品[28]，并列到了昭和天皇的“天览画”之内，给从军画家深泽省三带来了巨大荣誉[29]。
但如果细读这幅画作，却会发现，深泽虽然力图把风景画与人物画（包括动物）凝缩到一个画面，但画面后景上的长城、山及前景上的动物，很难说和前景上的人物取得了平衡。特别是“军”这一侧的视线，和“民”这一侧的视线，与其说是在亲切交集，毋宁说是本地的“民”人们面对外部侵入者的“军”而产生的紧张氛围，充溢了画面。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认为，深泽省三其实在无意之中，以其在“蒙疆”的激荡生活体验中获得的画家直感，表现了一种“不协和的音调”。
[1]中見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3月，21页。
[2]『北支蒙疆年鉴』，北支那経済通信社1940年11月，527页。
[3]深澤省三「閑話思い出ずるままに」（昭和63年8月12日、山中湖畔山荘にて採話）、多摩美術大学美術參考資料館編『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多摩美術大学美術參考資料館，1988年11月，54頁。
[4]小田切進「深澤省三の仕事」，同『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46頁。
[5]仙仁司「『赤い鳥』と深澤省三の童画世界」，同『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63頁。
[6]深澤，前掲「閑話思い出ずるままに」，同『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58-59頁。
[7]前掲「閑話思い出ずるままに」，同『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59頁。
[8]『深澤省三画集』，荻生书房，平成元（1989）年11月，192頁。
[9]前掲『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68頁。
[10]深澤省三「井上璞先生を悼む」，『新岩手人』昭和16年3月号，2頁。
[11]关于善邻协会的设立，可参见何広梅「第二次世界大戦前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の留日教育活動――善隣協会のモンゴル人留学生支援事業を中心に――」（『人間文化創成科学論叢』第19卷、2016年、145-153頁）；关于井上璞在內蒙古的活动及其与德王的关系，可参见祁建民「蒙疆政府年表」（『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紀要』第8号，2007年，249-270頁）。
[12]『蒙疆年鑑』，蒙疆新聞社，1941年12月，「人名錄・蒙疆」、44頁。
[13]『蒙疆年鉴』、蒙疆新闻社、1941年12月，46頁。
[14]『蒙疆年鉴』，蒙疆新闻社，1941年12月，79－80頁。
[15]深澤省三「蒙古の旅から」，『新岩手人』昭和14年9月号，18-19頁。此文之前附有编者说明云：「左記は目下蒙古旅行中の画伯が家人に寄せた近信から書き抜いたもので、文章の責任は記者にあります」。
[16]参见『新岩手人』昭和15年7月号15页所载题为「张家口県人会」的报导。在报导文章最后，列有当时出席者名单，深泽省三的名下标记的头衔是“蒙古自治政府嘱托”。此外，昭和15年3月29日《新岩手日报》（『新岩手日報』）刊载深泽省三「随筆 ターキーの空」，有关作者的介绍，则写为“蒙古自治政府名誉嘱托”（「蒙古聯合政府の名誉嘱託」）。
[17]『蒙疆年鑑』，蒙疆新聞社，1941年12月，「人名錄・蒙疆」，39頁。
[18] 参见「オルドス」（鄂尔多斯），『蒙疆文学』昭和17年9月号（1卷3号、蒙古政府成立三周年記念特輯号），28頁。该栏目文章似有多位执笔者，不署名。
[19]参见S「蒙疆美术协会小品展评」，『蒙疆文学』昭和17年9月号，49頁。
[20]小池秋羊「『蒙疆文学』そのころ」，未刊稿。
[21]高玉輝雄「蒙疆美術家協会研究所設立について」，『蒙疆文学』昭和18年3月号（2卷3号），62頁。
[22]「深泽省三年谱」，前掲『深泽省三画集』，192-193页。
[23]参见「文化消息」，『蒙疆文学』昭和18年12月号（2卷9号），37页。
[24]参见重石晃子「深澤省三先生と紅子先生のこと」，岩手県立美術館編『紅子と省三 絵がき夫婦の70周年』，2019年9月，8頁。
[25]参见仙仁司「深澤省三の童画世界」，前掲『深澤省三画集』，173頁。
[26]参见仙仁司「『赤い鳥』と深澤省三の童画世界」，前掲『深澤省三・童画の世界七十年』，63頁。
[27]在前掲深则省三写给家人的书信《来自蒙古之旅》（「蒙古の旅から」）里有这样的描述：“在多伦，素描蒙古女人，因为准备不足，不能自如之处很多。夜里要把手枪放在枕下入睡，或许你由此可以察知在此作画的辛苦。”
[28]参见『第二回圣戦美术展览会目录』（朝日新闻社东京本社，昭和16年7月），13页。在该书出品编号133号画作下附的说明云：「故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には蒙古御出征中、枢機に御參画せらるる傍ら常に軍民協和の事に御心を用ひさせられたことは洵に畏き極みである。本図は張家口大境門外より蒙古平原に続く河原の市場に立たせられ蒙古人漢人の雑踏の中に親しく民情を御視察あらせられる殿下を謹写し奉たものである。扈従員は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二氏及び御付武官築山中佐である」，据此可以确认画作中的场景所在与人物原型。
[29]陸軍美術協会編『聖戦美術』第2輯（昭和17年6月、非売品）所收「天覽画に就いて」一文说：昭和天皇和皇后观览画作，特別从深泽省三氏的《蒙古军民协和图》忆起故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的面影，感慨颇深。
・本文选自李晓东、李正吉主编《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感谢王中忱教授授权。
图1~图3为原文附图。未编号者为公众号配图。
《满蒙的探查》
[日] 鸟居龙藏 马福山 译
札奇斯钦
妥佳宁
『蒙疆』
保田与重郎
『日本の蒙疆占領』
内田 知行 / 柴田 善雅
『資料 日中戦争期阿片政策』
江口圭一
echo韩 & 扎克丹编辑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