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远报丨在帝都与故都之间 ——16世纪以来旅行指南中北京形象的生成

前言

传统城市北京是一个被赋予了多重含义的政治概念？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设施系统？一个有别于乡村与农业传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体系？如何定义传统的巨大城市北京，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难题。对于一个超过十万人，甚至百万人口的城市，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很难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或单一的侧面来抽取其特征。对自13世纪以来在空间与人口规模上已是世罕匹敌的巨大都市，不同人群在不同时代因出发点不同，往往会“侧看成岭竖成峰”，北京的形象与特征因此会各式各样。仅就巨大国家最高权力和行政系统顶端所在地而言，北京作为首都也有七百年以上连续的历程，这一狭小空间中积沉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与文化内容不用赘言。

强调作为政治中心的价值论者称北京在国家安全战略格局上的地位远胜于古都长安与洛阳，是具有“帝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盖用西北之劲，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制西北之劲。饶劲各驭，势长在我”优势的风水宝地¹。而对科举考试与仕途的一帆风顺者而言，北京的一草一木令人神往，明清时代留存的北京相关诗文中有大量的溢美之词。但清末内藤湖南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旅游记中表达了对北京环境卫生的失望，称北京是一座巨大的“溷圊”（厕所）。与内藤湖南同样，习惯了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日新月异的完善设施和便利生活系统的德国驻华公使夫人认为北京是世界上最污秽，难以忍受和安居的“脏都”²。两者的认知可能各有特殊的立场、情绪与价值判断，但却是至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者在有所比较的基础上对北京卫生环境的最初或最刻骨铭心的印象。有关北京的认知层次与关注的侧面各有不同，相关的印象与结论自然并不一致。正是无数的、带有个人色彩的这类认知的累积与汇流，传统北京的认知与北京形象才逐渐变得复杂而多重。

在有关北京知识的集聚、提取、筛选、整理与积累，亦即北京认知与形象形成的过程中，有两种文献具有超越个体性的特征，成为北京认知沉淀的重要方式——地方志与北京旅行指南。地方志一般作为北京区域历史文化与现状认知的官方行为，在整理与确认各种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通常会给本地以一个比较正式的定位。但地方志文献的相关内容会有偏重，编纂也具有程式化分类的特点。而旅行指南的部分信息与知识主要来自地方志书，基本是向外来者或居民推荐、导游、说明北京的景观、交通、设施、街巷、娱乐等衣食住行和娱乐相关，可能引起关注的必要信息和知识，贩卖旅行指南书籍自身或推销游览地及其相关产品等商业意图可能也对编纂活动产生影响，其选择性与迎合外来者的需求和趣味等特点比较明显。但无论从受众人数，传播方式，还是入手成本和使用效率上，实用、通俗易懂的小型书籍——旅行指南远远优于得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确认、认可的比较正式的地方志书，旅行指南类书籍对大多数人的北京认知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旅行游记类虽非汗牛充栋，但起源甚早，各类相关著述留存也不少。不过，指导旅游的专门著述，尤其中国城市旅行指南书籍出现的历史不长。城市旅行指南书籍出现的前提，除了城市的发展与魅力（不同于乡村，有异于其他地域的诸要素）的凸显外，大量具有一定识字水平和较强财力、远离故乡成为个人价值实现与家庭生计维持/扩大必须的社会成员的出现，以及包括市镇的扩充在内，与远距离移动和住宿相关的设施系统一定程度的完善等环境很重要。空间移动者当然包含通常三年一次在首都举行科举考试最终阶段的进士应试者——“公车”及随行人员，但这类人员相对均衡地分散在全国各地（起因于举人合格非自由竞争，而是由朝廷按大行政区分配人数后的区域内竞争制），其移动的频率与人数规模仍然有限。只有以经济目的，频度较高、常时性远走他乡——区域内与区域外移动者的大量出现，才会真正构成城市旅游指南需求的动力。与地方志相比，旅行指南类书籍大多并非官方编纂，因其商业性运作而面向市场——不得不适应旅行者与旅居者的需求，虽然需要以真实的知识与信息为基础，但并非“寻章摘句”式的学术调查研究，由市场与出版成本即经济效益的考量而作选择性叙述，而且这类文献也并不内在地承担揭示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使命。尽管旅行指南非城市全体形象的学术性描述，但大体会勾画出城市的基本功能与特征，是城市认知的重要而且最为简洁的文献，为城市的认知和理解提供了多种知识与必要的信息，弥补了地方志书不太关注的方面，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保留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形态各侧面资料。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少有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立认知对象的著述，除6世纪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12世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以外，少有专门、系统性的城市形象和事项关联描述的著作。虽然中国城市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但有关城市的认知，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多偏重地方志类的描述与设施罗列，将其置于无法脱离的、以种植业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有别于传统社会经济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空间来看待。20世纪因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商业与手工业以及相关的市镇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对16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以及城市的内在形态和结构，相关的历史学，尤其含建筑学在内的跨学科探讨与重视仍然不足³。

作为传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本文以北京的旅行指南相关文献为线索，探讨16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以及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传统中国城市的知识与信息整理、传统城市的认知（定位）与描述，以及北京城市形象的形成问题。

一 远距离空间移动与旅行指南

旅行通常指在一定时间范围与一定距离内人员的空间移动，出发点与归结点以及移动的径路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复合的。空间移动的目的多种多样，因移动本身、或到达目的地后的活动而具有旅游或工作以及探亲访友等不同特点，但旅行的性质不变。中国自古就有不少人因不同目的（或被迫）的长途旅行，受环境、条件、识字水平和记录习惯等因素的限制，大多数人的旅行经历、经验、感观等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只有部分文人和官僚留下了与旅行以及送别相关的诗文、日记或书信，其中也有不少“某某游记”、“某某行记”等旅行记专篇。但这些旅行如果不是与官员的调动、工作出差、接受定例的职务考核，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移动行程、或者类似完成朝圣与进香拜神的宗教仪程等相关，少有真正消费、休闲意义上的个人或群体旅行⁴。而且中国的前近代并不存在大众必需的、普遍的社会性旅行需求与消费——农业社会中的近距离探亲访友与社会经济活动不在旅游问题考察范围⁵。如何界定中国人旅游意义上的远距离空间移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人数众多、真正带有大众旅游性质的远距离空间移动（包括出国）其实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没有中国人比较大规模与频繁的远距离空间移动。

一般而言，旅行意味着跨出熟悉的故土家乡，奔赴异域。在信息集聚与传递不发达的时代，异域意味陌生世界，远距离长时间的空间移动不仅需要包括便利的货币、购买与结算系统在内的足够经济技术系统支撑⁶，而且在维持身体健康与生存需求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及安全风险。而远距离空间移动——旅行无论人数与空间距离，必须具备一定的个人条件与社会环境基础：旅行者个人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资本——包括成熟的工具、技术和设施在内的交通、住宿、饮食，乃至医疗救助等必要的服务，安全与成熟的旅行线路、信息获取与传递、法制等等的环境，其中作为空间移动的节点或中转站的城市与市镇——具有多面非乡村社会的公共性——的存在非常重要。而16世纪以来，与国家权力相关的行政系统除对早已存在的、服务于国家权力的信息传递与官员/军事运输相关人员移动的邮驿系统进行维护和强化外，对普通人远距离空间移动必需的道路交通、食宿设施等公共性的社会资本的构建并无特别作为，甚至也没有向社会提供包括各地域间联络路线在内的交通形式/行旅住宿/饮食与物品供应/货币使用等基本的地理与经济信息。因此在19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因缺乏远距离空间移动必要的完善设施与旅行必需的地理和人文信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需长时间与远距离外出经商、应试、谋生者往往视离乡远行为畏途。民间社会，尤其16世纪以后大量背井离乡的商人面对这种困境，不得不借助各种官方的地方志书，将群体在各地，甚至境外奔波积累起来的商业与旅行相关的经验教训，以及各种知识汇聚成书。这类著述较早的形态为比较简略的路程记或天下路程图记，在商人间传抄，成为远行者的行路秘本，并因晚明印刷成本降低而被印制成书，复数的这类书籍还被汇入明晚期大量出版的各种“日用类书”中,通过不同版本的印刷与贩卖，对当时远行的读书人和穿梭在中国各地的商人以及相关人群提供了实用的地理信息与旅行知识。

具有一定规模的远程移动和旅行在明代嘉靖、万历期，尤以隆庆以后为盛，当时人对这种空间移动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各种描述，如谢肇淛称：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五杂俎》卷4）

自然环境不佳之地的男人外出经商，不惧艰险，不停地在广阔的空间移动，目的地并非均为繁盛的都市与经济发达区域，偏远与险阻之地也成为他们开拓之域⁷。移动不仅仅具有空间的广度，而且这个时期在时间与频率上，与全国规模的商品移动联动的人员移动，甚至在区间界限上也突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万历前期担任过知县的李鼎观察：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集》卷19）⁸

这种频繁的、远距离、大空间范围的商业性移动，在事实上构建了大空间经济网络的同时，给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全新体验与非常重要的经济成果，不少商业精英与富豪从中脱颖而出。对这种变化，谢肇淛有很形象的叙述：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五杂俎》卷4）

远距离商品交换带来财富，成功者的经验激励更多的人投入商品的远距离移动与交换过程中，而且不断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⁹。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变动以及与旅行环境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有诸多表现¹⁰。正如后面将要触及的，其背景为自地理大发现与环球航路开通之后，因银这一国际交换媒介与中国国内货币通用的驱动、中国银产的局限、1526年以后日本银矿开发与量产、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等因素，引发东亚地区早期全球化以及中国国内的商业革命，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膨胀。大范围内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富裕阶层部分渐次移居城镇等等成为比较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¹¹。

1 北京旅行指南关联文献

为了服务于开始扩充城区规模并且不断增加数量的城市，以及随着国际贸易（包括走私）带动的商业化¹²，对应16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各种显著的社会发展，当时出现了类似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整理既有的知识与信息，形成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和认知框架、构建新知识体系的文化活动，而且与书籍印刷成本大幅下降相辅相成。一部分中层读书人深切感受到社会经济变化与市场需求，广泛收集各种普通人的经济活动、生产经营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实用性经验与知识，将其系统性地编纂成通俗易懂如《居家必用事类》、《便民图纂》、《五车拔锦》、《万用正宗不求人》等相对规范的实用百科全书，为散居各地的读书人提供应对膨胀社会中日益复杂的事务与各种手续通用的知识和文书范本，因乡村读书人的运用与普及而转化成广域社会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等的技术、知识意义上的社会储备¹³。这类归纳、整理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人际交往相关的常识、技术，按照一定分类编纂成书刊行贩卖，看似是将一些日常的知识与信息分门别类的简单编排，其实与儒教相关的礼俗文化精神相连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知识整理与知识生产的范式创新，对知识的规范化与超越地域性，对下层社会的知识与技术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类书籍因贩卖价格不高，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得以大量编辑出版¹⁴。与这类知识的整理与编纂同时，将视线拓宽到远距离的异域与他国，特别是为了应对活跃的远距离商业活动的需求，一些商人以及相关的读书人编纂出版了远距离商路与交通旅行指南，这些书籍中有大量异域旅行与异地商业活动的注意事项，甚至还有避免信用欺诈等的教科书¹⁵。

晚明至清，这类书籍中比较著名的有徽商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又名《新刻水陆路程便览》），此书收集了各种交通路线图记，涵盖国内主要区域路线，于隆庆4年（1570）出版，被其后的各种“日用类书”和商用指南书籍蹈袭与转抄¹⁶。崇祯8年（1635）此书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合刻出版，《合刻水陆路程叙》强调交通出行不得不依赖舟车：

舟非水不行，车非陆不至，乃水陆莫不有程途。无程途，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行必由径，篡人迷途，故差毫厘失千里者也，于是有水陆路程之设，使天下仕者知立于朝，耕者知耕于野，商贾知藏于市，行旅知处于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往不适。（杨正泰《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合刻水陆路程叙）

汇聚各地交通路程指南，编纂成书的目的在于：

使海内仕耕商旅，由天下之达道，登天下之正路，恍然驾轻车，就熟路。（杨正泰《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合刻水陆路程叙）¹⁷

其实这类书籍编纂的理由在于：

今职方所载《广舆图记》合方舆、山川、域邑而界画之，每方或五百里，或百里，可谓备晰矣。然而道路所由，迂直、次宿无所考。（杨正泰《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天下路程图引叙）

即当时有关远行的信息缺失，出门旅行者并无包含具体旅途路线与路程、站次、食宿地点、交通形式与注意事项等的确实知识与经验在内的清晰、明确而简洁实用的参考手册。天下路程线路图类的书籍愈后编得虽然愈细，但对远距离空间移动者而言仍然存在旅行基本而实用信息和知识缺乏的问题¹⁸。

至乾隆初《示我周行》出版时，与远距离空间移动的路线和旅行相关的地理以及人文信息欠缺仍然急需解决，所谓：

今天下车书一统，自畿省以至郡县，靡不有志，合之广舆图记，山川、城邑、人物、事迹，亦既详且尽矣。然而道路所由，迂直、次宿无所考，以故仕宦商贾，载贽往来，而仆仆问津者有之。余屡蹶公车，东顾西盼，求丐资斧，足迹几遍天下矣。举所经历之处，询之故老野夫，加以博采详核，汇成一帙，凡疆理山川之轇轕，关津驿合之次第，皆可以按程计里。而古人之遗迹与天地之所产，间或附记一二，聊以娱目焉。（乾隆3年版《示我周行·天下路程》）¹⁹

大空间中远距离移动和旅行相关信息不足的状态在进入19世纪末也并无重大改善，同治11年版《增补都门纪略》中同治5年序仍然显示了对长途旅行的不安情绪，所谓：

夫行止之猜疑，莫定于道途之远迩，难知异路崎岖。行路必逢歧路，长途险阻，迷途不免寻途。旅客之奔驰洵可悲也，盛远赖老夫子作《示我周行》一书，由各省至京师，系众星拱北辰之意。此于来京者便，出京者不相宜也。（光绪5年《增补都门纪略》序）

有鉴于此，增补者将同治3年（1864）友人孙罧溪收集编制的京师至各省路程汇入《都门纪略》第四编中，以弥补《都门纪略》出京路程关联信息之缺憾。即便如此，我们看到的出京相关路程也还只是一个简略的方向和重要地名图的连接和指引²⁰。

在16世纪以后的社会显著变动环境的催化下，出现了编辑整理与首都北京信息和知识的相关书籍，如嘉靖39（1560）年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崇祯8（1635）年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就是有关一城的专书。

除了地方志书外，作为明清政治中心舞台的北京，自然也是文人学者、官僚们观察的主题之一，留下了多种与自己的见闻和政务有关的著述，如万历时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与沈榜的《宛署杂记》、明末清初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与《春明梦余录》、康熙时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以及乾隆时的《日下旧闻考》、道光时杨静亭的《都门纪略》。民国以后有邱钟麟《新北京》（1914年）、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1916年）、徐珂《实用北京指南》（1919年）、姚祝萱《北京便览》（1923年）、北平民社《北平指南》（1929年）、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1935年）等等。这一类的旅行指南前后相承，同时代的出版物还相互影响，有的著作一再增补出版，有的在题名上还有变化，如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在日本占领的1938年增补版封面、版权页与引言改为《北京旅行指南》，但除了增补部分，包括目录和内容均因日占前之旧。

因政治权力影响力与文化辐射力使北京受东亚、乃至西方世界的关注与介绍，与北京关联的调查与介绍类著作众多。介绍北京风土人情与名胜古迹的专书中，英国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的Guide to Peking（《北京指南》,天津印字馆1904年）是最早的英文北京旅游指南，其后有清末进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何德兰（Hudson.T）编写的A Tourist’s Guide to Peking(天津时事新报（The China Times）1907年)、奥地利律师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的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京师地志指南》，天津印字馆1909年）。世界上最早的旅游公司托马斯・库克公司1917年编写出版的Peking and the Overland Route: With Maps, Plans, and Illustrations (Classic Reprint)（北京与陆路交通，上海Thomas Cook and Son），因其巨大的财力、专业性、长期旅游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以及19世纪中期以来，大量编辑世界各地专业性旅行指南系列的传播效应，使其编纂的北京旅游指南在英语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另外还有Juliet Bredon（裴丽珠）所著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st（《北京纪胜》上海出版商别发洋行1919年），Robert W .Swallow(燕瑞博)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北京生活侧影》中国图书有限公司1927年)等虽无旅游指南之名，但却是满载北京知识、信息的重要导游书²¹。

Thomas Cook and Son，Forgotten Books，2019

未到过中国的冈田尚友曾于19世纪初，以各类中国出版物为参考，编纂过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唐土名胜图绘』，其中有不少介绍北京的内容。20世纪前期因日本军政与社会对中国的战略野心和侵略，以及对部分地区占领的需求，在短短的四十余年中，从服部宇之吉明治37年接受日本驻军（与义和团事件处理条约相关）的要求开始编纂『北京志』（东京，博文社1908年出版），到安藤更生『北京案内记』（北京，1941年新民印书馆初版），除有关中国旅行指南的书籍部分涉及北京外，北京旅行指南类的日文著作不下十种。『北京名所案内』（协川寿泉编，1916年寿泉堂初版）、『天津北京案内』（上野太忠著，日华公论社1920年）、『北京』（丸山昏迷著，1921年出版）、『北支の新生活案内』（小仓章宏著，生活社1937年）、『北支案内記』（布利秋著，1938年北支研究会）、『北京 名勝と風俗』（村上知行著，1939年东亚公司出版）、『北京観光案内』（石桥丑雄著，1941年日本国际观光局出版）等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北京旅行指南与居住生活手册。其中一部分还一再印刷发行，如安藤更生等人编写的『北京案内记』自1941年11月出版后马上再版，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即至1942年3月已经印刷了八版，由此可以想见北京旅行指南类书籍编辑出版发行的盛况。

此外，还有小规模的简略版旅行与居住指南，如1939年在北京出版的加藤新吉『北京年中行事』为小尺寸书籍，除附载7页照片外，文字部分只有44页，附北京市内巴士线路略图、北京市内电车系统略图以及北京的寺庙位置略图。此书以1937年版张江裁（次溪）『北平岁时志』和马芷庠1938年版『北京旅行指南』为基础，参照了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野汉江『北京繁昌记』以及J.G. Cormack 的Everyday Customs in China等著作，是以北京的传统习俗与各种仪节及其日程为中心的指南，作者编辑此书的意图在于为日本的旅行者以及旅居北京的日本人提供了解北京风俗习惯、一年之中各时期仪节与重要活动，如庙会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让外来者进入北京日常生活的节奏中，感受北京的历史与文化魅力。

2 早期全球化与中国人的空间移动

为什么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出现有关中国城市旅行指南类的文献？

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有关明清时代的社会变迁，何炳棣曾以科举与社会身份的关系为核心探讨传统中国的社会阶层移动问题，强调考试——公平竞争是社会阶层上下移动的长期性制度动因²²。正如前面已经涉及的，与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相关的是，自16世纪中期始出现了人员较大规模与较高频率的远距离空间移动这一显著社会现象，而且人员空间移动的规模与频度，随社会变动的节律加快呈逐渐扩大、加速的趋势²³。从这一时期开始，出于对与远距离空间移动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效率、成本、安全等等的考量，人们对异乡他国的信息与知识逐渐敏感，对集聚异域知识、信息的文献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也因印刷与造纸技术等的进步，低成本与相对廉价书籍的出版成为可能。除了经典、政令以及科举教育相关的内容外，各种面向大多数读书人（粗通文墨以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知识和信息、生产与生活关联的各种技术和知识、各种行政、法律与社交礼仪关联的复杂手续的程序以及文书形式的书籍得以编纂出版，旅行指南类只是这种文化活动中的一个类别²⁴。明初以来，曾发生过江南富民充实北平，以及经济发达区域向人口稀少以及边缘地区等较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²⁵。一般而言，一旦政策性目标实现后，尽管社会流动和人员的空间移动并没有停止，但各地居民就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经济活动与生活状态，尤其以作物栽培为中心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一生的空间移动大体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半径内。那为什么进入16世纪以后会有远距离空间移动人员规模扩大、移动频率加快的现象？远距离移动及其频度扩大的动力亦即旅行路程图记与指南类书籍的市场对象何在？社会上为何出现编辑全国空间范围的旅行路程图、旅行指南的冲动和服务需求？

众所周知，自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范围的海上航路打通后，洲际规模的交流与交易突破了区域的限制而逐渐活跃，交易的共同媒介——白银，推动、加速了跨区域的国际贸易展开，成为世界主要地区购买力或者财富的象征。1526年日本石见银矿的发现、开采，尤其从朝鲜半岛引进“灰吹”冶炼提纯技术，催生了16世纪30代开始的日本白银产量飞跃性增长，非国内货币的日本白银的量产与市场需求，引发了东亚海域活跃的国际贸易的展开。作为国内流通货币，在因矿源稀少，白银产量有限，必须为当时世界高品质商品生产中心的各种产品寻找市场这一复杂环境下的中国，由于明朝政府朝贡贸易政策的制约，以及因此而来的严禁私人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国的商品与日本的白银长时间以一种扭曲（走私贸易）的方式连接起来。海禁政策、严格管制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的海洋贸易活动，最终导致了东亚/东南亚海域16世纪中期数十年间走私交易的国际大合唱。当时的白银与中国商品交换活形态复杂，尤其以所谓“嘉靖大倭寇”的激烈方式呈现，引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东亚/东南亚海域相关区域社会的剧烈震荡²⁶。16世纪中期“大倭寇”现象背后的潜流是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国际贸易的扩大，区域间贸易的连接、互动，以及相互影响。白银与中国高品质商品交易的需求和压力成为东亚地区早期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以白银为媒介的东亚地区活跃的国际贸易活动有力地带动了中国国内的远距离与跨区域商业的展开，广域空间的物/人/白银/信息的流动由涓涓细流汇为江河，其流动的方向、结构复杂化，空间范围、规模与频度呈扩大趋势。这种可以视为东亚地区早期全球化现象，外部要素推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外部尤其外部白银的触发、刺激作用增幅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性增速与社会经济的膨胀性扩张。这既是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内在变动的一部分，也是远距离空间移动规模扩大的复合社会经济背景，其中白银——交换媒介在中国=财富的短缺与需求是一个决不能忽视的因素²⁷。

二 从《帝京景物略》到《都门纪略》：帝都记忆与帝都形象

早期并不存在一部能够称为北京旅行指南与知识全书的独立著作，如果把嘉靖39年张爵编著、附京城略图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与相隔75年于崇祯8年刘侗等人编著的《帝京景物略》有机地合为一体的话，就是传统中国的一座城市相对系统的旅游指南。这两部著作都没有明确为外来游客提供北京旅行知识与信息的目的，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著者序中称:

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名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附载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坟、关梁，皆以次具载于集。分置五城，排列坊巷，又为总图于首。披图而观，京师之广，古今之迹，了然于目，视如指掌。使京师坊巷广大数十里之外，不出户而可知。庶五城胡同浩繁几千条之间，一举目而毕见。（《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著者序）

涉及北京的山川、著名景观、古迹、寺观、各种设施，配有简略的北京平面地图，从中可以看出本书有为北京导航的意图。《帝京景物略》则基于北京在地理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这种抽象理由，带有“燕难为书，燕不可无书”的使命感而作。尽管这两者均没有明确指出为旅游者或外来者导游北京而创作，《坊巷胡同集》短短万余字的篇幅，根据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的顺序提供了北京城立体性的空间分布图。《帝京景物略》前五卷以北、东、南、西城内外的区分，将各区域主要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梳理，卷六、卷七为西郊地区，卷八为远郊，实际上起到了为外来者或者书籍阅读者导航北京的作用。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之后出现了《顺天府志》、《宛署杂记》、《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等北京关联的地方文献，但多带有地方史志性质，有比较丰富的政治信息。

道光25（1845）年刊行的《都门纪略》由北京远郊通州人杨静亭所作。《都门纪略》虽然没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那样细致的北京坊巷胡同的介绍，但北京城的基本空间构架，包括皇城在内的主要设施与名胜均罗列其中。杨氏认为《日下旧闻》、《都门竹枝词》、《草珠一串》等著述“不足扩市廛之闻见”，缺乏通俗或实用性。那些进京的

外省仕商，暂时来都，往往寄寓旅邸，闷坐无聊。思欲瞻游化日，抒羁客之离怀。抑或购觅零星，备乡闾之馈赠。乃巷路崎岖，人烟杂遢。所虑者不惟道途多舛，亦且坊肆匾牌真赝易淆。稍不经心，遂成鱼目之混。（《都门纪略》）

即北京的外来者，尤其初来乍到者缺乏北京相关的知识，连游览、购物等居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项也无准确无误的信息。而已经出版的北京关联著作要么过于高深抽象，要么对读者的迫切需求漠不关心，深得要领而且实用的北京生活百科知识书籍稀缺。因此明确地以为外来者提供北京生活指南作目标，汇聚寓居北京的各种知识与信息成为必要，作者

集所登诸类，分列十门，并绘图说，统为客商所便。如市廛中之胜迹，及茶馆、酒肆、店号必注明地址，具得其详。自不至迷于所往。（光绪6年版《都门纪略》序）

编纂成一部涵盖面较广且实用的北京生活游览知识与信息集。他认为此书对外来者能起到导游作用，

集所登诸类阅是书者，按图以稽，一若人游市肆；（光绪6年版《都门纪略》序）

手持一册受益无限，

凡仕商来自远方，不必频相顾问；（光绪6年版《都门纪略》序）

减少居京生活的困惑，省去寻途问路的麻烦，此书编纂的目的：

谓是书……为远人而作可也。（光绪6年版《都门纪略》序）

同治3（1864）年徐永年在解释本书编著的理由时，也称首善之区的北京：

四方云集，……凡闾阎之风土人情，以及街巷之饮食服用，不仅暂居寓所者睹人烟之稠密，未易周知，即久住京华者叹物色之繁多，亦难备历。是以杨老夫子作《都门纪略》一书，条目分清，真伪立辩。使外省之仕商暂居来都，或瞻游化日，自能任其驱驰，或购觅零星，不至受其欺哄。可谓此书有关于客商者重矣。（宣统2年版《都门纪略》徐序）

杨静亭等《都门纪略》成书与后继者的增补版至清末并没有其他同类著作的大量出版发行，可能与本书的实用性而广受外来者欢迎，具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一再增补，书商们争相出版贩卖有关，《都门纪略》成为晚清六七十年间北京关联的畅销书。据么书仪的考证，此书道光25年初版以来，有八次增补和十五个版本，著者杨静亭以外，参与其事者有徐永年、李静山、刘玉奎等²⁸。其实此书版本不止于此，据笔者所见，至少还有光绪5年《增补都门纪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宣统2年的《新增都门纪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辑影印本）两个版本。参与增补和校勘者还有张成祥、文天龄、王希瑞、武迎寿、于开俊、郭奉三、连步青、陈钟原、吴蓝田、孙乐、赵荣城、盛麟，以及荣录堂的老板等人。其增补和持续编辑出版的理由为北京的商店、市街等经常发生变化，在出版业激烈的竞争中，提供居京最新、准确的生活与商业信息必须随时增补²⁹，以至本书的篇幅越来越大。

整体上看，因为是一个面向外来大众的消费品，作为书籍的《都门纪略》并非精心之作，无论目录与内容的编排，还是文字表现都不能说严谨。而且出版商为了利益，节省编辑排版成本，又以提供北京的新信息为卖点，不断增补，以至书籍整体上显得比较杂驳³⁰。类似口袋版的光绪5年版图书著录为荣录堂版，长15.5CM，宽11CM，共七册，269页，每页10行，每行约23字。宣统2年荣录堂版大体与光绪5年版同，但每页10行每行23字的部分不多，大多为每页8行每行16字版式，有很多部分为每行小字双行形式，影印共686（343）页，前后字体与字号大小不同，所含信息量远大于光绪5年版。光绪5年版第1册有“天下全图”、“首善全图”、“皇城图说”，图版近40页，宣统2年版只用一幅“最新北京内外详细全图”，即以现代地图学的形式集约了北京城的主要地理信息。

尽管《都门纪略》经众人编辑、增补者和不同出版商之手，前后内容与信息量存在较大区别，但基本框架是杨静亭道光时期奠定的，大体上分为图说、风俗、对联、翰墨、古迹、技艺、时尚、服用、食品、市廛、词场以及都门杂咏。此后增补的有道光27年“都门会馆”，同治3年“路程辑要”，同治13年“菊部群英”，光绪2年“天下全图”、“首善全图”、“皇城图说”、“各衙门地址”、“国朝鼎甲录”，光绪13年“菊台集秀录”等，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到光绪5年版时，出版商宣传本书的关键词为书的主要内容“天下全图、首善全图、皇城图说、天下路程、都门杂记、各省会馆地址、国朝鼎甲录、各衙门地址、都门杂咏、菊部群英”，其中 “都门杂记”是旅居北京衣食住行与游乐的注意事项，对外来者而言是最具有实用性的居京生活指南。

《都门纪略》并无卷目，按顺序对其整理，宣统版的结构与内容编排：徐永年同治3年序、李钟豫宣统2年序、最新北京内外详细全图、第一卷《都门汇纂 上》，包括“皇城”、“内城”两个条目，第二卷《都门汇纂 下》包括“大内”条目，这两卷主要是帝都城池，即内外城与紫禁城的各种设施、包括城门、城墙、宫殿、行政与军队机构、寺观、河流湖泊等的地理位置与相关人文信息。第二卷为紫禁城城门、宫殿的地理空间信息，以及相关机构和政治、人文信息。第三卷为《新增大内楹联汇 上》将紫禁城内的宫殿等设施的楹联汇聚整理，也包括西郊畅春园、圆明园的部分楹联。第四卷《御制屏风铭汇 中》收录清朝皇帝，主要是乾隆皇帝的十几处铭文。第五卷《国朝鼎甲录 下》收录了顺治3（1646）年到光绪30（1904）年进士考试前三名的信息。

宣统版第六卷为杨静亭原编《都门杂记》，包含以下条目“风俗、对联、翰墨、古迹、技艺、时尚、服用、食品、市廛、词场”，这是最初《都门纪略》的基本框架与内容，约占宣统版《都门纪略》前半部分的三分之一强，这一部分是面向大多数进京者的旅游与居住指南。杨静亭在编著这些项目时，均有选择原则的说明。《风俗》为：

惟无关于仕商者概不载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对联》为：

都中对联之佳者美不胜收，惟嵌以字号、堂名、地名者载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翰墨》为：

都中翰墨佳者甚多，如园亭禁地及至公堂匾额之类，客商所不得寓目者，概不载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古迹》为：

京都壮观瞻者，如雍和宫及南北海俱系禁地，概不载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技艺》为：

百工技艺之巧，天下皆有，惟京师所仅有者为客商所寻觅与便于阅看者，故略登一二。（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时尚》为：

都中时尚之盛者甚多，而为客商所不得易见者，概不登记。（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服用》为：

都下珍宝服物，百货俱备，非客商所习用者，概不载入册内。（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食品》为：

京都食品莫如仕宦之家，兹据市廛著名为客商所便者载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市廛》没有相关说明，《词场》为：

并序著名脚色，随时增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杨静亭在此有一个详细的中国戏剧史的整理，有关戏班与演员收录原则，指出：

近日又尚黄腔……兹集所注词场诸人多系黄腔著名者，……第以风会所趋，未免有先后进之分，惟恐违众戾时，惹人倦听，用是昆弋诸贤概不赘入。（宣统版《都门纪略》第六卷《都门杂记》）

宣统版下半部分在编排上比较杂驳，可初步整理为第七卷《都门会馆》，包括“会馆”——为各地在京地方会馆与北京的工商行业会馆名称及所在地信息，“各省塘务现在寓所”——为各省负责与首都间传递重要信息的专门官方机构所在地信息，“客店”为各种旅馆名称与所在地信息，“庙寓”系能够为外来者提供旅居的庙宇名称与所在地信息，“衙署”、“警察”、“学堂”为各行政与公共机构的名称及所在地信息，“汇号”为金融业相关的钱庄、银号与银行的名称和所在地信息。第八卷《都门杂咏》是有关北京社会风尚相关“打油诗”作品的汇总，包含不少编著者杨静亭自己的作品。第九卷为《路程辑要》，即北京与国内主要地点的简略的路程图和旅行指南。

这些内容在有关北京的风俗习惯、地名与设施、名胜古迹、商业设施、住居饭店与南北料理小吃、特产以及娱乐等的提取与整理方面，提供了在北京的日常生活知识与出行、购物与饮食、娱乐与休闲，乃至官府衙门、传递信息与金融汇兑等包括住址，注意事项等基本信息，为漂泊的外来者——旅行者或者旅居者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撑与安定感。

《都门纪略》是在19世纪中期以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眼光确立的北京认知基本框架，与《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以及地方志等文献的读者对象为知识精英相比，其普通人的视线与通俗性，简洁与实用的特点非常突出，增补版除了19页的中国各省全图外，还有17页北京内外城的详细平面图。这些地图的绘制与雕刻主要基于传统方式，不能说准确，但大致描绘出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各区间的形态，主要地名与建筑都标示其中，作为早期的城市地图，信息已经非常丰富。下图为其中一页。

前门外的东西两侧区域，西边系大栅栏与八大胡同区域，主要为大体方向与地名的示意图，地名的空间位置未必准确，方向并无大问题。

杨静亭没有在序言中透露编著本书的市场意图，但除此书外，杨静亭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他编著此书的动机可以推测并非传统士大夫所追求中的“立言”，在《都门杂录》内容选择原则方面处处以外来的“客商”需求为出发点，可以看出是与出版商联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挖掘市场需求的商业行为。尽管《都门纪略》这类旅行指南并不是真正以大众（包括女性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接受识字教育）为市场要素，而是以接受过识字教育者为对象的。但是与200年前的《帝京景物略》等相比，没有浓厚的学术性和高雅的趣味（如大量编入前人与时人的诗文），有广泛的读者适应性，涵盖接受过识字教育阶层中的下层、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政治精英与官僚/官吏，相关信息与诗文作品风格的选择、以及内容的选定基本贯彻了这一原则。同治11年李静山在增补本《都门杂咏》部分的序中就强调“雅俗共赏”，期望选入带有嘲讽意味的街巷百态与世风民俗的打油诗也能博“大雅之一笑”，推测旅京官僚与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也因其信息量和实用性成为这部旅行指南的读者市场。

三 从《北京志》到《北京指南》：现代城市的形象与想象

尽管《都门纪略》在进入20世纪后的版本已经容纳了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其基本框架没有变化。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城市旅行指南的编著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的，清末受鸦片战争之后国际条约制约的开港城市的生活经济系统、租界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要素的影响，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出现越来越明确的市政与城市的行政管理系统，在城市问题的认知上，北京不仅仅被视为传统的城或者首都，也被作为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系下的独特生活空间来理解，城市的功能与价值被重新认识。在新的视野下挖掘与重塑城市的魅力，敏感捕捉、感知社会的变化与旅行者的需求，成为当时为城市编纂导游书籍的基本要求，北京相关的城市指南也由此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框架、描述形式与内容。

民国以后，北京相关的旅行指南著作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有邱钟麟编辑的《新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出版），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辑的《北京指南》（上海中华图书馆1916年出版），徐珂编辑的《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19年初版）、姚祝萱《北京便览》（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北平民社编辑的《北平指南》（北平民社1929年）、马芷庠编辑的《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5年初版）等。《新北京》全称为《中华民国 新北京》看似与旅行指南无关，但同年11月出版第二编时，第二编的上编、下编封面都变成了《新北京指南》。

与清代的旅行指南相比，各书编辑的体例与内容的安排反映出其新的特征。

《新北京》第一编篇目：卷首：图绘 、第一类天象、第二类地理、第三类共和成立、第四类宪法、第五类议院、第六类公署、第七类官制、第八类服制、第九类礼制、第十类清皇室、第十一类国旗、附录。

《新北京指南》第二编目录：第一类教派、第二类会社、第三类军防、第四类警察 、第五类学务、第六类报馆、第七类会馆、第八类栈店、第九类使馆、第十类市廛、 第十一类营业、第十二类服饰、第十三类饮食、第十四类存古、第十五类风尚、第十六类梨园、第十七类乐户、第十八类慈善、第十九类卫生、第二十类杂录。

1916年的《北京指南》目录：图画（照片）、卷首国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卷一地理（疆域、户口、故宫志）、卷二行政（职官制、公署、法令、市政）、卷三公共事业（学校、图书馆、宣讲所、阅报所、试验场、医院、慈善团、义冢、会馆公所、庙寓、会社、救火会、自来水、汽水、电灯、市场）、卷四交通（铁路、邮务、电报、电话）、卷五食宿游览（客店、饮食店、园林寺观、戏院、书馆、词场、杂戏、球房、妓馆）、卷六实业（银钱业、当铺、货栈、屯栈、转运公司、洋行、矿务、拍卖行、保险、标局、信局、车行、工厂、各业店铺、药业）、卷七礼俗（礼制、服制、宴会交际、婚仪）、卷八名胜（坛庙、庙宇、故宅、名迹、园亭）、卷九杂录（教派、报纸、律师、书画家、医家）、卷十北京京城地名表（内城街道地名表、外城街道地名表）。

其后的北京旅行指南书籍在内容与信息类型上有不同的编排和调整，但基本框架和内容选择与上述两种指南并无不同。《新北京》为线装书形式，全书共二编11册，每册页码不等，粗略统计总共约450张约900页，每页15行每行33字，除了少量广告外，容纳的信息量非常大，并非携带方便的口袋本，而且其中很多信息，特别是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具体条文，超出了一般短期旅游者需求的范围。其后的北京指南均为厚厚一册的洋装本，虽然保留了政策法规方面的类型，但在量上有大幅压缩，舍弃了不少对短期旅居者并无直接帮助的法律条文。从上述两种指南中，可以看出进入民国以后的北京指南虽然容纳了不少明清时期旅行指南的信息，但看待北京的视线与认知方式，所提供的信息类别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单从目录上可以看出散发现代城市气息的基本轮廓。不仅如此，新的旅行指南在版式上也有很大变化，尤为突出的是封面上都有英文标示，如《新北京》为Republic of China, of New Peking, 《北京指南》为Guide to Peking，《北平指南》为Peiping Guide，此外开始大量使用政治人物与景观照片，中间插入很多商品广告页等。在这种变化中，可以窥视中国市场成长中媒体的力量，也可以看出西方旅游业的兴起与相关城市、国家旅行指南书编著体例的影响³¹，当然也多少与更多的外国人到访北京，观感与研究中国有关。

对民国时中国人编纂的北京指南——对北京城市认知与叙述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来自日本的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1902年从德国留学回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接受清政府的聘请，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正教习一职， 1904年底接受义和团事件后驻留北京的日本军队负责人山本中佐的委托，开始编纂《北京志》。服部邀请驻北京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日本驻北京的军医、北京的日本帝国邮局局长、在北京担任教职的日本教授等18人分头编写。书籍因事拖延至1907年杀青，1908年在东京由博文馆出版，署名“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纂”。除了服部以外，著者之一的矢野仁一，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接受清朝招聘，担任北京的法政学堂教习，日后成为构筑日本东洋史学的重要学者，旗人恩福也参与其中，负责北京的金融、风俗、娱乐游戏部分。

《北京志》全书分建制沿革、地势与水利、市街、皇城及离宫、祀坛寺观、官衙、人口及人种、帝室及贵族、旗人、北京与外交、清国官制及选叙、清国行政组织、清国司法制度以及北京的司法衙门及监狱、清国军制大纲、清国教育制度及北京的官公私立学校、清国警察制度及北京的警察制度、清国货币制度及北京的货币、金融、北京地方行政、租税、北京的商业、北京的工业、农业、园艺、交通运输、客店、劳动者、公私慈善事业、宗教及迷信、阴阳风水、医药卫生、京报・官报・新闻及出版印刷、语言、风俗、房屋及家具、服饰、饮食、娱乐游戏、外国人经营的事业三十九章。如果将照片、目录、地图等包含在内，厚近1000页。书中包含一部分清朝全体的制度，但主体为北京，是迄今为止有关北京认知的最具有囊括性的著作。全书是在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影响的主编观察城市的眼光和视线主导下成书的，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也顾及日本驻北京人员了解北京日常生活信息与注意事项的要求，涉及非常详细的具体事项。如作为传统城市、也是近代城市旅行指南的共同项，同时是现代社会旅游指南不可或缺的重头戏——娱乐游戏部分，共分演剧附堂会戏、饭馆、烟馆、茶馆、妓馆、评书、唱曲词、影戏、相声、变戏法、瞧西湖景、打把势、风筝、鸟及虫、赌牌、逛庙、灯节、灯谜、滑拳、小儿游戏及玩具、滑冰・冰床、舟游、赛马、走会24节。这一部分分门别类，囊括了普通人北京旅游的重要方面。全书虽无北京旅游指南之名，但的确具有外来者的北京导游之实。无论是条目编排，还是大量使用照片这一形式，对其后北京旅行指南的编辑出版以重要影响。

四 在帝都与故都之间

一般而言，作为城市旅游指南的专门书籍，在结构与内容设计和编排上会凸显介绍对象的主要方面与特征。无论编纂者、出版商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作为商业性出版物，除了叙述经过整理的事实外，往往在与其他参照物比较的基础上，抽出描述对象的鲜明特色，为城市定位。如鸦片战争开港后快速成长的上海就被20世纪的旅行者和文人描绘成“魔都”，或“东方的巴黎”。北京的魅力何在？其实前述北京关联书籍编著者对北京的定位比较模糊，不如西方旅行笔记中“东方帝都”形象明确，没有乾隆皇帝用“皇都”和“帝都”定位干脆³²，也没有1928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成立平特别市后北平市长称“故都”的明了³³。不过，“帝都”与“故都”大致体现了旅行指南上北京约四百年的基本特征。

1 传统城市的定位——帝都北京

《都门纪略》上半部分的前五卷，对北京城的皇城、内外城 、紫禁城、紫禁城内宫殿等设施的楹联、宫殿等地皇帝御制的屏风铭文、有清一代的科举殿试前三名的名录，集中对北京城物质文化意义上的基本框架、设施的空间分布，以及政治军事机构相关的人文地理信息进行了整理与描述，这五卷占徐永年增补版《都门纪略》上半部分篇幅的近70%，超过250页，约为全书三分之一强，处处凸显着与众不同的“帝都”的雄伟壮观，以及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权威、文化上的承传与历史传统。这些内容给外来者展示的是作为首都才可能有的政治与文化体验，在文化上、心理上营造出比较抽象、令外来者神往的“帝都”形象。而其中相关内容主要是杨静亭以后的增补者们追加与补充描述的。对外来的一般旅居和旅行者而言，书中比较实用的部分为《都门杂记》，以及宣统版下半部分《都门会馆》中的“会馆、各省塘务现住寓所、客店、庙寓、衙署、警察、学堂、汇号（钱庄银行）”、《都门杂咏》与《路程辑要》等。《都门纪略》除《路程辑要》为杨静亭之后编者借用乾隆时赖盛远《示我周行》等商旅路程记所作增补外，主体框架与指向基本是杨静亭调查、收集资料，整理和编辑的。

《都门纪略》的内容与其后的相关旅游指南，包括当代旅游书籍的事项相通，均关系到旅游者与旅居者的实际生活和利益，生活的便利性与利益保护是旅行指南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属旅行和寓居者的迫切需要部分。因为出版商的市场占有需求与利益驱动，杨静亭后的增补指南中，不断更新了社会经济与生活信息。进入20世纪，如警察、审判厅、学堂等等也成为指南的重要条目，而自来水公司、电话总局、外资银行、包括女校等新型学校的信息也进入增补版中，在一个传统的框架中，装进了时代变化的各种新内容。但是《都门纪略》的整体结构上，旅行者实用的信息并没有有机连接在一起，而是各种没有成串的事项罗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不是编辑者的素养与编纂技巧问题，而是来自城市自身设施、制度等的变化与新功能的不断产生。

“帝都”高大的城墙与城门，庄严华美的宫殿和官衙，与市井生活虽然同在一城空间之中，原本却是相互隔绝的存在。北京城作为一个有形的设施与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仅仅因城墙与城门这些有形的硬件，以及相关的制度限制，民族、社会阶层、等级、职业等等无形或可视的因素也将北京的区域明确地分隔开来，紫禁城除少数高级官僚外，是普通人难以窥探的禁区，其中的设施与具体形态外部无从得知，1900年以后的指南中，这一禁区内的相关信息增加主因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皇宫为联军占据，不少以前甚至连想象都不敢的民间人亦可借机进入，而且有不少由外国人拍摄的内部照片面世³⁴。

北京旅行指南的编校者和调查参与者，无论其旅居北京时间的长短，基本是“帝都”的外来者，或者说是“帝都”的局外旁观者，这由经济与市场体系中传统中国城市以军政为中心的消费城市这一基本特性决定。因传统城市的生存基础的局限性，在经济结构上导致城市的劳动雇佣需求和外来者就业机会非常有限，除涉及肮脏、重体力、危险领域等有限的服务行业需求外，若无产业投资，很难在传统城市中找到稳定而长期的就业机会，从而构筑外来者在城市中的生存基础³⁵。社会经济结构中传统城市的吸纳能力与包容性不足，产业偏少与规模有限，而且在有限的产业领域存在的封闭的排他性与激烈竞争等特征，使外来者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经济体系中。外来者即便能够参与进来，也同样因无制造业等大量劳动力需求而重复再生产封闭的排他型经济结构，明清以来北京城区存在的生活供水与排泄物/垃圾处理等特殊服务行业就是典型事例。所以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传统北京，在旅行指南中只是一个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不得不仰视的“帝都”形象。

2 现代城市的定位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因城内的治安问题处理引发了北京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原本由步兵统领衙门、都察院巡城御史与五城兵马司、工部街道厅、顺天府的宛平、大兴县等多头管理的体制，经由安民公所、善后协巡总局、工巡总局，发展至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主要处理治安关联问题，维持城市秩序，但也履行了一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市政职责。民国之后的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中央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于1914年首倡设立“京都市政公所”集中管理首都区域的主要事物，自此后历时五年前后，北京的现代市政体系初具规模³⁶。

北京市政系统的出现，意味着将城市中所有居民视为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尽管社会等级与职业歧视仍然存在，但意识形态上如旗人与汉人分城居住等各种歧视性的分隔逐渐消解。而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北京城区开始引进电力、通信、交通、以及相关如自来水等即与西方现代工业体系相关的新基础设施系统，并且通过兴办实业，开始改变“帝都”时代通过吸纳全国税收、以国家权力分配构筑的、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首都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经济基础，传统消费型（以国家财政收入优遇八旗军队及其家属等消耗性生活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中逐渐催生出一个以商业和工业生产为中心的、还比较弱小的新经济系统。这个系统与时俱进，在传统城市中很快扩张³⁷。而且这个新的经济系统更加开放，商品与本地工厂的产品原材料、技术、劳动力、设备以及商品的市场，乃至资金等都与外部世界发生密切联系。新的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扩张，以及对外部的依赖性决定了城市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其相对封闭的管理体系，而是变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经济与生活空间。外来的旅行者与旅居者的消费可以为新的城市经济体系注入活力，促进城市经济的正常循环，同时旅居与观光者的存在对城市经济体系的发展与扩张带来各种直接的机会，或潜在的可能性。外来者与旅居者不再是游离于“帝都”的旁观者，而是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者。现代城市中仍然存在封闭或保守的行业与领域，但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是现代城市经济体系形成与扩张的一个逻辑结果，所以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北京还是“帝都”、首都，或者是“废都”、“故都”，但对普通居民，对形形色色的外来者而言，已经不再是因各种歧视分隔与等级森严的传统城池，而是一个逐渐开始与时俱进的现代城市了。从这一意义上说，1900年是“帝都”北京与现代北京城市的分水岭。

正是城市社会经济内在结构开始出现制造业与现代机器/技术系统，由此而形成对传统产业领域和市场的滲透、蚕食与分解，新要素的刺激、影响与改造，促成传统城市社会经济体系与现代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接轨和融合，推动城市中最先端的社会经济部门与社会领域脱胎换骨。而为皇权/政权服务的“帝都”行政管理也开始向将市民需求纳入视野的市政体系的变化，最终逐步改变城市的设施与外观、管理规则与制度、经济系统与生活方式，从而对世间的北京城市认知与理解产生很大影响。从服部宇之吉1908年出版《北京志》，到1914年邱钟麟编辑《新北京指南》，以及1916年出版《北京指南》和其后的北京旅游指南类文献所展示的，北京已不再是“帝都”北京的旧形象，而是开始具有丰富多彩内容的巨大城市的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的面貌。当然，这类北京指南也有过于重视政治，以大篇幅过度采入政令法规的缺陷，但这些内容的大量编入的目的已不单为短期来京旅游者，同时更多为旅居北京的常住者、商业相关的投资者，以及北京居民提供必要的信息。这也是因为随着城市空间规模扩大与人口增加，社会经济与生活体系愈来愈复杂，城市的常住居民必须通过各种信息服务，才能清晰了解自身居住的城市环境，获取必要的社会经济与生活信息。

除了“帝都”与“故都”这种北京的形象之外，在明清，特别是清末以来，包括民国时期的有关北京的中外文旅行指南，均重视“词场”类的戏剧表演场所以及八大胡同类的风月场。从《都门纪略》杨静亭详细罗列戏曲表演信息，到服部宇之吉将娱乐分为24类，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北京旅游指南均大肆渲染娱乐的设施与形式，有一部分更是对八大胡同的青楼津津乐道，详细介绍妓院的相关规则与价格表等等，甚至提供妓院与一部分妓女的照片，以直观形式刺激人们的感官。这些文献都有意无意地将北京塑造成一个“游乐之都”形象，彰显北京的旅游价值。为娱乐与消闲提供基本服务，不断开发新技术、新设施以及娱乐形式，挖掘市场潜力，创新与改善娱乐系统本是工业化之后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城市作为一个娱乐的生产与开发机构，需要为外来者与城市居民提供相应的娱乐。而娱乐关联的消闲设施也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符合一个开放性经济结构的内在需求与经济展开的逻辑。

五 结语

乾隆皇帝御制《皇都赋》与《帝都赋》强调北京在中国政治与军事格局中“若兹形胜古今无”的战略意义³⁸。在各种传世的北京相关诗文与专门著述中，北京形象的核心在这个所谓的“皇都”或者“帝都”上。与超过六百年的“帝都”相比，废都或故都，包括北洋政府时期的首都时间非常短暂，但是，自京师警察厅设立始约三十年间，即初创市政系统时期北京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尽管经济政策方面的建树不多，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市政方面取得重要的成果也不可否认。

在有限的手工制造产业、比较发达的商业与城市全体的消费型经济结构中，在由政治权力与社会身份而形成的森严等级、民族隔离居住的时代，北京是一个权力集中、让人望而生畏、威严而神秘的“帝都”，除了帝王之外，进京者大多不过是这个雄伟城市的过客与旁观者。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旅行指南所提供的当然是一些难以捉摸的、隐藏在云雾中的城池片段与局部，皇城与紫禁城的宫殿与各种设施，即便那些朝廷一般官员也无法直接观察的部分也堂而皇之地在指南中登场，是《都门纪略》的增补者们依据各种文献对帝都形象的描述与部分想象。而民国时期北京旅行指南呈现的是由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的中国城市形象，与“帝都”形象早已格格不入，成为更具有包容性，以制造产业为磁力的吸纳更多外来人口的城市，并且利用“帝都”的遗产优势，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

当然，旅游指南的目的主要是为旅客提供北京观光、娱乐、购物时衣食住行方面的信息与注意事项，值得注意的是收录了市政实施以来的各种政策法规，这也是针对较长时期旅居者和投资经营者社会经济活动注意事项的一部分。总起来看，城市旅行指南并非一座城市的全面描述，在内容的安排与编排上具有选择性，是一种实用与知识量混杂，加地方志编纂的方式。编纂者在选择过程中，走的究竟是不是读者——受众视线？其中的叙述是否存在误解？在北京城市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指南编纂者的误导？商业性行为是否会导致城市认识焦点的偏离与错位？都值得重新审视。而对这类北京旅行指南中城市形象的产生与固定化的原理与机制的进一步探讨有待来日。

附记

本文草成于2018年，修改于2026年1月，系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基盘研究C“16～19世紀における遠隔地商業環境と中国の社会経済構造に関する研究”（编号26370836，2014～2019年）课题成果的一部分，于2018年8月26日在“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120周年——第八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报告，得到与会茅海建、黄兴涛等先生的指教，在此谨表谢意。

熊远报，生于湖北仙桃，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东京大学博士（文学）学位，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2015-17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专业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城市史研究，主要论著有『18世紀における北京の都市景観と住民の生活世界 : 康熙六旬「万寿盛典図」を中心に』（东京大学『东文研纪要』164册，2013年）、《在互酬与儲蓄之間——传统钱会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6期)等。翻译有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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