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丨周作人藏书被收缴（下）

1946年11月5日，朱家骅致信胡适、傅斯年、沈兼士、袁同礼等洽商兴亚院、东方文化协议会等五单位图书分配方案，提出：《清实录》《明实录》两书分拨北平图书馆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因平馆及北大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东北各省及山东等地图书缺乏，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已恢复图书设备，以五单位图书的百分之二十交清华外，统筹分配各校及山东大学较为合理。日本图书保存会之正本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后成立日本研究室及日文书库，其中所有复本，分配东北、长春、长白三院校。¹

据报道：“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战前收藏图书杂志三十馀万册，平市沦陷后即流散各处，大部书籍由伪北大保管，近代科学图书馆亦有一部，报章杂志大部为伪新民会攫走，光复后所存伪北大及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处之书籍，已于本年七月底陆续收回，数量尚不及原有三分之一，且大部已残缺不全，多数成套书籍已不能成帙，现正加以整理中。”²梅贻琦在《复员后之清华》（1947年3月15日）里说：“战前藏书数目，中日文书二十五万馀册，西文书八万馀册，合订本期刊三万馀册。兹复员之后，自北平各处收回书籍，约中日文书十三万五千馀册，西文书四万三千馀册，合订本期刊二万馀册。以册数而言，损失约为一半，但收回者往往残缺，配补困难，则损失实在一半以上。故图书之补充，实为复校后重要问题之一。”³而据《复员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25日）统计说：馆中藏书，计有中日文书158591册，西文书52749册，装订本期刊30470册。⁴而中央社记者蒋志芳报道说，北大图书馆，从抗战前十馀万册升到五十万册，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大得天独厚’，这是冯友兰教授回北平后对北大的评语，他还说：‘北大现在是四壁琳琅，美不胜数，而清华则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了。’”⁵秋云在报道里说：“上月去清华园探望陈寅恪先生的眼疾。他笑着对我说：‘北大现在特别阔起来了，接收了许多新财产，好像新发了财的样子。清华里面弄得破破烂烂，楼里面全是空的，好像抄了家的大观园的样子。’这位大师哈哈的笑了，一个这样深沉的纯粹学者，有时候一个比方，会这样的幽默有趣。”⁶这也是朱家骅要把部分图书拨给清华的原因。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潘光旦1947年4月10日致信梅贻琦谈分配敌伪图书事。信中说五单位藏书四万二千册，原来决议是全部分配给清华，可过了半年，到去年9月又改为八二分：清华十分之八，平馆十分之二；中研院却得三十万册，北大十一万册，“而本校戔戔三四万册，至今未分得片纸。”现在潘要去交涉，提出就按最初胡适所议全部拨交，而非八二分。⁷在图书分配问题上，清华与北大、平馆都产生了一定矛盾。⁸

因而1946年根据平津区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委托北平图书馆移运中日文书籍。有报道说平馆接管四十万册日文书：“记者昨晤教育部平津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委员沈兼士，谈及日文书四十一万六千馀册处置问题。据称：前经各委员议决之办法中有一项，为此项书籍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接管。其有同本者，经检出后，分配各校，目前正在检查制就之卡片。此次袁同礼馆长返平，必携回教部核示之办法。北平图书馆将设立日本研究室，故此大批日文书，由北平图书馆接管，此举实最合理。此批日文书，现存东城东昌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该所需用房舍甚急，目前在堆积之数间房屋内，清理编目，乃不可能之事。”⁹《世界日报》又在1946年12月1日刊登消息《袁同礼谈图书馆三事》：“袁同礼昨对记者称……（三）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接收日文书四十馀万册，已呈请教部拨五千万为整理等费用，日前先制书架。该批日文书设置□，曾与静生生物调查所交涉，存放该所，现则决定放在太庙。”又12月5日报道《国立北平图书馆 增七专门阅览室》：“……（六）日本研究所，设在太庙，图书尚存放在东城北大文科研究所，日来该馆赶制书架，并派馆员四人，赴太庙预备整理该批日文书籍工作。”

平馆1947年1月呈递给教育部的《北平图书馆接收移运中日文书籍报告》里说：“故都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保管之中日文图书原存东昌胡同一号，前由平津区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委托本馆接收移运。本馆旋与故宫博物院商洽借用太庙房屋集中整理，自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运中日文书籍三○七四箱。”¹⁰

而据平津区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所拟《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移交书籍整理计划草案》：“此项书籍包括日本图书保存会、东方文化协议会、久下司、桥川时雄、小谷晴亮、兴亚院六单位之藏书，约共在四十万册以上。……若有复本，剔出另装箱，即请教育部处理分配。”¹¹

而分配方案是：“除中文书前经本会建议，以十分之八归清华大学，十分之二归北平图书馆。其日文书籍之复本拟随时剔出，分别整理……按教育部办法分批分配各院校及研究机关。……九、日本研究室：凡日文书籍仅有一部而无复本者，拟交北平图书馆成立日本研究会，公开阅览。”¹²另有消息说：“北平日人所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中国旧籍一万一千四百馀种，碑文拓片五千六百馀张，汉熹平石经残石一百块，暨续四库提要三万三千七百馀篇，顷经教部移交北平图书馆。”¹³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还专门谈起“日本研究室”的意义：“袁同礼昨天［1947年1月15日］谈……（二）四十一万馀册日文书已移至太庙，正由馆方派十馀人积极整理中。内有副本十馀万册，俟教部令到即遵照分发各学校单位。此批图书极多参考材料，亦多军事国防资料。胜利后一般人不屑于研究日本，实乃错误，政府应鼓励各校研究日本。此批书籍整理完竣，即设‘日本研究室’。将请北大、清华、辅大、燕大、师院及该馆六机关，任日本研究室顾问委员会，但系指导性质。该会在月底前可成立。”¹⁴

（六）平馆代管

另有消息谈及汉奸家产情况：“汉奸逆产清册，现正由敌伪产业处理局移交冀高院监察处办理。……另悉：王荫泰逆产中，以珍贵古玩占大宗，周作人，董康逆产中，以书籍占大宗，张仁蠡逆产数字亦甚可惊，金条手饰约一箱，皆系伪天津市长任内搜刮者，夏肃初，钱稻孙，罗锦等逆最穷，仅有少数破烂家具，及旧三轮车各一辆，汪时璟，张仲直两逆西服大衣最多，闻最近即可拍卖。”¹⁵

因而郭墨狼1948年4月6日致函胡适：“报载周作人先生书籍即予拍卖，诚觉可惜，因作小文呼吁。”他认为周作人的书不应拍卖，应加保存，并说他给胡寄了剪报是因为“鄙人因与周先生有一面之雅，且以文化学术立场，不觉多事。”信后附有题为“周作人的书不应该拍卖应加保存”的剪报，署名“墨狼”，其中说：“周作人的财产要拍卖了，连书籍箱也在内。……应该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使这些珍贵书籍不致有散失之虞。……不过站在文化学术的立场来说话，总觉得周的藏书轻描淡写地因此拍卖而散失了去来，总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我们主张周的书籍最好是由国家明令交给北平图书馆或北平大学，最为妥当。如果北平法院当局认为这些书籍可以拍卖很多钱，那末我以为胡先生也应该而来设法一起收买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周的书籍颇多海内孤本，不能让因拍卖而散失。”¹⁶

1947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决议：听取杨殿珣君报告后即行移运来馆，现须先事预备者为交通工具、书箱、麻绳、照料人员及存放地址等。交通工具拟借北大卡车或改雇排子车，照料人员须多派几人，地址先借本馆旧满蒙藏文书库存放，如不能容，再借团城后院各房存放。已与文整会函商，必要时可托该会俞同奎协助。”¹⁷

杨殿珣时任平馆中文采访组组长。

另有消息说：“△王逆揖唐所藏珍贵图书一百□十箱，已由北平图书馆接收。陈逆群所藏在战前即价值五十万元之善本图书，亦已由中央图书馆接收云。”¹⁸而《北平日报》刊出消息：

【本报讯】司法界消息：中信局平分局顷奉行政院电令负责查检扣押之汉奸所有图书，文玩，分别移转北平图书馆，古物陈列所保管，中信局奉于二十一日着手进行，首日查验之对象为老奸董康，昨日为伪天津市长张仁蠡，今日为伪北大校长钱稻荪，明日为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但仅系移转保管而非处分，闻董康所藏碑帖，板本颇多，张仁蠡收藏之图章板本亦甚夥。¹⁹

因而知堂藏书于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

《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员情形报告（文稿）》（1947年7月4日）里说：“（一）建设……兼有新购入或受赠之善本及特藏书籍，又接收敌伪及各汉奸之藏书多种，其中可供研究参考者资料甚多。”²⁰

（七）太庙分馆

北平《新民报日刊》报道称：

研究日本的权威机构平津区图书处理会

——它拥有日文图书四十万册

【本报专访】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在北平敌军缴械的同时，接收了一大批日文图书。这些书最初堆在东昌胡同沈兼士宅，后来教育部令胡适，梅贻琦，陈垣，沈兼士等组织了教育部平津区图书处理委员会，于去年冬觅得了一个宽敞安静的去处——太庙，开始整理；太庙两配殿三十间大屋子都装满了，至今尚未能统计出卷数，据估计约在四十万卷以上，这是我国第一大日文书库，记者昨日前往参观，进到两配殿里重重叠叠的书架子之间，四周上下是无数卷的日文书了，这会立刻使你感到日本人在文化工作上如何努力。伸手拿起一册翻翻，它的印刷进步，装订的精美，我们战胜国截至目前止，还相差得很远。

这一大批图书，可分两大类，一是“学术性”的，一是“侵略性”的，学术性的里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包括很广，侵略性的，关于“日，满，华”和“大东亚”之类的也很不少。处理委员会的分类，首先把关于最切身我们的中国部分的整理出来。据该会负责人称：用了人力物力全部整理完了，至少要一年，我们尽先把中国部分整理好了开放了。日本人研究我们太详细了，这一部分图书约有二千多种，内中文史方面从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古文观止以至后来的小说，连官场现形记都翻译过去了。地理部分，我东北光写“满洲国境”就是多少部，至于蒙古台湾更是数不胜数了。风土方面就是“支那民歌”和“京剧入门”都包括在内。这些书的出处问题，正本多是要交北平图书馆，其馀复本还很多，打算分配给各处图书馆。为了这些书吧，以处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主体，最近在太庙内成立了一个日文讲习班，多学一国文字多得不少好处，同时日本人的文化工作的努力，由此可见！

该会主席万斯年先生是远东问题专家，他对整理这一大批图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河南大学聘他为教授，他把聘书退还，太庙因是古建筑不能生火，去年冬天冷得伸不出手来他不怕。他对记者说：“这大批书是日本人组织了个图书保存会，怕散佚了从私人处搜集起来的，在世界上除了日本，这算第三个日文书库了。”（宝）²¹

1947年11月13日，教育部致函平津图书处理委员会同意袁同礼分配办法，其实就是按照朱家骅的办法：兴亚院五单位书籍，除了交给平馆和史语所的《清实录》《明实录》两套大书，馀以百分之二十拨交清华大学，百分之八十分配于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及山东大学。又日本保存会之复本书分配于东北、长春、长白三院校。……其正本转交北平图书馆整理后成立“日本文库”。 ²²因此平馆藏书数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据194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统计概数》记载：代人接管书概数 250000册。中文 135000册，西文 20000册，日本研究室接管 89655册，共约250000册²³。由中文采访股接收者，计有121311册 100轴6489函  20宗 1266张 18卷 26件 7束 1086种。其来源计有下列二十二单位，其中敌伪机关：工务总署、山中商会、中日实业公司、朝鲜银行、畜牧实验所、天津纺织公司、联银图书室，个人：王揖唐、张仁蠡、王荫泰、董康、钱稻孙、汪时璟、周作人、殷汝耕、柯政和、许修直、池宗墨、郭立志、陈静斋、管翼贤、孙润宇15人。由西文采访股接收者计有：“西文 11719册，360函 又一木匣。期刊等2621册，地图14册又二张。档案等2480件，家俱等127件。其来源计有下列三单位及其他：一 正金银行，二 日本图书保存会，三 日本大使馆。”²⁴代接管书主要指接收日本侵华各机构以及汉奸等人的藏书，知堂的藏书就包括在其中。家俱里应该包括被收缴的知堂书箱和苦雨斋牌匾了，而代管西文书来源里的“其他”，自然包括知堂等人的西文藏书了。

另有报道称：“战时日本自北平所窃去之图书六千零七十一册，及杂志报章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四份，将于最近归还中国政府，该图书杂志等由中国窃去后，被置于东京大学（即前东京帝国大学）之图书馆中，迄今皆由日政府保管。”²⁵以及《日劫存我国书籍万馀册盟总允全部归还 短期内将运返上海点收》：“【本报南京廿三日电】日本东京政治研究所内东亚研究所，存有劫自我国之书籍，共计一五，四七○册，其中有‘古书’五，九三一册，‘万有文库’二，二九三册，‘图书集成’一，九九○册，杂志五，二五六册。”²⁶这是日本较晚归还的书籍了。

根据教育部分配方案，要把中文书和日文复本都分配出来了交给其他院校。北平报道：“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昨对记者称：……本馆自胜利后，藏书已由战前一百万册增至一百五十万册以上，书库书架均不敷用。增加五十万册以上之书籍，系有各种来源，包括购置等项。至北平图书馆代管教育部在平接收之日文图书及一部中文图书，已分配东北，长春，山东三大学，及长白师范学院。东北大学分配之图书，由北平蒙藏学校代收。山东大学者已寄出，其馀三大学正在平点收，每一校分配之书，在一万册以上。另有中文书一万二千册，分配清华大学。分配所馀书籍，亦造册呈部核定。……”²⁷随后又报道：“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昨（七日）对记者称：教育部接收敌伪图书委员会，已将所有图书分配完竣，大部分配东北来平各院校。”²⁸

而北平则刊出记者胡冰的专访：

胜利以前，敌人在平的文献，分别汇萃在兴亚院，文化协议会，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和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几个机构里，当时虽然没有正确的统计数字，大约总在百万册以上。另外几家私人藏书——如桥川时雄，小谷晴亮等——数量也相当可观。……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接收的日文图书，除了图书保存会一处之外，还有兴亚院文化协议会等机关的藏书和桥川时雄，小谷晴亮等私人藏书，总数约达四十一万册书籍，接收当时都集中在东兴楼，后来又搬至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一月，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宣告结束才又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接收，全部迁到太庙，成立了一个日文书库。

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只是接收并没有整理，整理工作是在搬到太庙以后才开始的。担任这项工作的仅仅四个人，（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便是其中之一），由万斯年作主任。……

他们的工作分三部份，一，编目。二，整理。三，分配。

编目方面，从去年一月到现在，四十一万册中的六万册中文书都已经编好，正在编制中的有日文参考书目（约二千册）和日本研究中国书目（约万馀册），普通的日文书一目，也将开始编制。

整理工作主要是分出复本。因为这些书籍是各方面联合起来的，所以重复的本子很多，尤其是文学书。复本最多的达一百册以上。将来整理竣事后，正本收归北平图书馆日文书库保存，副本完全分配给各学校。

由于编目和整理工作的迟滞，因而影响了分配。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国立各院校图书馆，已经分配出去的有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一万馀册，长大和东大也可以分到一万多册。按照他们的预定计划，暑假以前，中文书可以完全分配出去。

日文书库的开放还没有确期，不过北平图书馆的日本研究室却早已成立了，北平图书馆所藏有关日本问题的西文书籍都已移往该室，另外该馆还有旧藏的日文书三万馀册，假如还有人想在这时候研究日本问题，这里到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

除了北平图书馆日文书库外，还有一处也是日文书的渊薮，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这里面存有敌伪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北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等处藏书。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藏书约十七万册，科学图书馆十一万册，前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线装书，后者多半是自然科学书籍。另外还有松崎鹤雄私人藏书数千册，科学图书馆西城分馆藏书三万册，满铁图书馆藏书二万馀册。接收的情形东方文化总会这部分最好，只遗失了两三本，近代科学图书馆遗失的较多。整理工作是从去年七月开始的，由余逊教授和李孝定氏主持。²⁹

另关于史语所北平史料整理处的工作进展情况：“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史料整理处，自胜利以后奉命在北平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一共接收‘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三十馀万册，因为卡片零乱，册籍散佚，经过长时间整理检查，预定今年二月内正式成立一个有系统的“日本文库”。此批图书中的复本和少数中英文书，则将分配给各国立大学图书馆。”³⁰

（八）分配完毕

所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校都分得了部分图书。据《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概况》（1947年4月）：“北平接收之图书，现集中于太庙，在整理中，本校分得一部分。”³¹  1948年1月，清华大学接收了教育部平津区图书处理委员会分配的中文书1849部2166种，12000册，日文书3245册，当时清华还编有接收目录，如《国立清华大学受领教育部平津区图书处理委员会拨交日文图书目录》等。因为接收敌伪图书和购入新书，到1948年4月清华大学馆藏书有中日文书219436册，西文书92615册。解放前夕中外文书有38万多册，中外文期刊3万多册。³²而院系调整后，清华曾向外校调拨出大量图书。³³

据现在披露的北大图书馆藏的一些中文古籍有知堂藏印和题记以及“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印章来判断，当时有一部分藏书已经到了北大图书馆。³⁴

而当时北大不止想要图书，连文物也想要。有报道说：“国立北京大学决设立博物馆，馆址已决定国会街，并推定胡适，汤用彤，梅文中，杨振声，唐兰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³⁵北大1947年6月13日致函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提出：“查汉奸嫌疑犯张仁蠡收藏文物中石刻碑版等项，已由行政院电令本校接收保管在案。按平津各汉奸嫌疑犯收藏图书部分，已完全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接收保管，此外各犯所藏文物应保存者尚多。本校所设博物馆储藏丰富，可资比较研究，拟请将此类文物依照图书部分办法，一并移交本校接收保管。”³⁶  而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8月11日回函说：“查各汉奸多尚未经法院判决确定，前准行政院秘书处函，以奉院长谕‘汉奸古玩图书应俟判决确定没收后，拨交教育部一并处理’嘱查照等由，贵校拟接管各汉奸所藏文物一节，在未呈准行政院前，歉难照办。”同年11月3日，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致函北京大学，说他们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了张仁蠡所藏石刻碑版后，已移交北大，数月前已由唐兰负责查收在案了。不知其他人所藏的文物是否交予了北大博物馆。³⁷

注释：

一点苍山阁& 扎克丹编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