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国、姚洁丨鲁迅研究的语文学路径——以李冬木的翻译和研究为中心

百年鲁迅研究史¹很好地标识了现代学术的方法路径，当然也显现了现代西方学术范式席卷并主导全球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西方本土也以遗忘自身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代价，丢弃了近代欧洲人文学科的“女皇”²语文学（Philology）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嬗变的过程中，陈寅恪、傅斯年等人较好地对接了西方的语文学和中国传统的“小学”。但该传统因为“苏联化”（20世纪50-70年代）和“理论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搁浅和弱化，以致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仍然还存在漫无边际的理论阐释和“失语症”⁴，而不太关注立足语言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路径。鲁迅研究当然也存在如此问题，但任教于日本佛教大学（京都）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1959- ）的相关翻译和研究，立足于语言文献的扎实工作，坚实地敞开了鲁迅作品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空间，具有重要的人文学价值，也有利于深度反思当下鲁迅学界的问题。鉴于此，很有必要对李冬木的业绩进行整体性评析，并于此来思考鲁迅研究的未来。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

一、翻译养育的鲁迅语文学研究素养

追踪李冬木的翻译，发现早在1983年他就译出了《藤野严九郎简谱》。⁵三年后的1986年，他译完了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魯迅と日本文学』），但只选取了第二章的数节内容发表在《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一辑，⁶后收入《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1995）一书。《鲁迅与日本人》直到2000年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定位了鲁迅与明治三十年代文学的关系。⁷1993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冬木翻译的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魯迅「野草」全釈』），该著注重《野草》的文学性和语言特色。2005年他新译了竹内好的代表作《鲁迅》，⁸该书是日本战前/战后鲁迅研究的转折点。2008年又译出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北冈正子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著作《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也在2015年由李冬木翻译出版了。还有一本是2007年应邀的译著《国民性十论》，直到2020年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也是研究鲁迅的核心文献。此外，还有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其他译作：《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吉田富夫，2007）、《另一种国民性的讨论——鲁迅、许寿裳国民性讨论之引发》（北冈正子,199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以中国近代史为例》（狭间直树,2006）、《关于〈日文研究〉杂志——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运动之关联》（北冈正子，2013）等。若从1983年算起，李冬木在40多年的时间内只翻译了5本书和4篇论文，可见他对待译事的慎重。

竹内好、伊藤虎丸的著述都有自己特有的、难以理解的核心观念，如“回心”“文学者鲁迅”“终末论”和“个”。李冬木的翻译把握了这些关键语言和概念，译出了著作的神髓。竹内好在《鲁迅》中认为鲁迅是有“抵抗”的“文学自觉”，即“回心”，不像日本近代是无抵抗的“转向”。译成汉语的“回心”不太容易明白，竹内好也没有做详细解释，所以李冬木就通过注解指出：日语“回心”来自英语Conversion，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之意，竹内好使用这个词，有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到达自觉或觉醒的意思。⁹现代日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很多养料，然后又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汉语，对这个复杂的过程没有相当的了解，译文就会与原文的真实意图相去甚远。李冬木翻译《鲁迅》，还校勘了竹内好的不实，如“比马克思主义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起伏消长”并非毛泽东和鲁迅的原话¹⁰。在《鲁迅与终末论》的《解说·译后记》中，李冬木说他翻译此书提供了120余条“译注”，合计约有35000多字，用以说明对于一般读者陌生的词语，并特别详细地解释了“终末论”从西语到日语到中文的转化过程，主要是和弥赛亚拯救相关的“终末论意义的个体自觉”。译者认为，这本书给他的“强烈印象是‘语言’这个词。”，“人们是否还会借助鲁迅留下的本国‘语言’感知到作者所强烈感知到的那种‘异质’的‘精神原理’？”¹¹伊藤阐发了鲁迅“语言”的异质性源自欧洲，从整体上生发了他的文学，所以语言问题是把握鲁迅的基本问题。鲁迅有很好的传统国学功底，精通日语，懂德语，出生成长在绍兴，在北京和上海又各自生活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的文本语言里有古汉语、现代汉语、日语、德语、吴语等多种语言因素，要进入鲁迅必须有处理语言和提取有效信息的基本能力。中西方的古典语文学都强调处理“语言”这一基本能力，它是研究科学理性和合理推测的基石。北冈正子40多年持续研究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对这个文本所蕴藏的日本中转的西方文化文学语言信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还原，破却了鲁迅文本的神圣性，显现出鲁迅文学的源头。在《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诗人论到〈狂人日记〉》中的《代译后记》中，李冬木讲：“原著中以中文繁体字、外语（日语、英语、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等）所标引文、标题、书名、论文题目等均保留表记的原貌，在此敬请读者谅解。这既是作者的想法，也是译者的想法，以为这样处理虽可能多少带来阅读上的不便，但却会为读者提供查找与核对原资料的方便，相信继续展开深入研究的读者会因此而受益。”¹²北冈的研究是严格的语文学研究路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文本的精细处理能力，所以李冬木讲她的“材源考”传入中国最早，但接受却是很晚的事情。鲁迅的文本最早相隔今天有120年，最晚的也有近90年，其语言文本及其寄寓思想的异质性，适合慢读和细读，是语文学研究的天然场所。美国著名的语文学家波洛克一语道破真谛：“语文学是，或说应该是，把文本搞清楚的学科。”¹³北冈的研究明显是通过慢读和细读搞清楚《摩罗诗力说》这个文本。李冬木对北冈的推崇正是看中了她这种语文学研究能力和学术信仰。在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的《译后记》中，译者说：“正文文本的翻译，大约在一年之内基本完成”，但过了13年才出版，原因“倒不只是言语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与言语背后的意思、内容相关的知识层面的问题。”¹⁴作为一个1907年存在的文本，古今转换和跨语际使得翻译终被延迟，延迟是为了搞清楚文本真义。这正是语文学所坚守的原则。由此可见，李冬木耐心细致的翻译培养了他的语文学研究素养。

同时，翻译也导引了李冬木的研究场域和根本方法,其著述就是证明。迄今为止，他只出版两部论文集：《鲁迅精神史探源》（2册，2019）、《越境：“鲁迅”之诞生》（2023），而且这两部书里面有9篇是重合的，实际上是几十年来24篇研究论文的结集。¹⁵另有未收入文集的8篇论文，¹⁶两种加起来不过32篇，但可说篇篇都凝聚了著者的心血。李冬木把目光聚焦在鲁迅留日的明治时代，从鲁迅阅读书目进入，然后集中研讨鲁迅与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关系。竹内好认为鲁迅“回心”的骨骼期是回国后的十年（1909-1918），与同时代的日本文学没有关系。伊藤虎丸则认为鲁迅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发生了深刻关联，而且借助日本中转了欧洲的近代精神。明治日本在伊藤笔下就是“鲁迅”思想演练的场所和文学的源头，李冬木于此获得了学术生长点和精神史（思想史）视角。他又在京都学术圈¹⁷活动，受到吉田富夫、中岛长文和北冈正子的“材源考”的影响，从他们那里认识到鲁迅阅读书目对于鲁迅研究的重要性。李冬木把伊藤和北冈二人的优点结合起来，从此诞生了“鲁迅精神史探源”的问题意识：

片山智行先生在讨论中的严叱和北冈正子先生的实证，终止了我的空论；吉田富夫先生告诉我弃医从文乃“周树人的选择”而非“鲁迅”的选择；（中略）。还有已故的伊藤虎丸先生和竹内实先生，通过对他们文字的翻译，我获得了进入“明治日本”和观察“日本中的中国”视角。¹⁸

二、以语言和文本（文献）为基石的研究

李冬木承继了日本京都学派和日本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名副其实地处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延长线上”¹⁹。具体而言，主要延续“鲁迅与明治时代”的视角，充分注意留日时期周树人阅读的日本书。两册《鲁迅精神史探源》都在前言中有类似的声明：“本书着眼于鲁迅（那时他还叫周树人）留日时代的阅读，重点探讨他的精神形成与日本书籍之间的关系。”²⁰；“本书着眼于鲁迅留日时代的阅读史，重点探讨他的精神形成与日本书籍之间的关系。”㉑在《越境：“鲁迅”之诞生》的《自序》中，他又重审了这个观点，并详细解释了自己推进的历史过程。²²鲁迅留学时读的日本书作为问题意识始终贯穿于李冬木的研究：“日文是鲁迅最为擅长的外语，所获外文资讯的大半也是来自日语，因此，日文书之于鲁迅的意义不言而喻。”，并认为“中岛长文先生的这部力作（《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笔者按）完成于25年前，而依近年来笔者查阅所获之管见，还有不少‘日本书’并没有包括到‘鲁迅目睹书’当中，尤其是明治时代的出版物。”㉓任何文本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语境，研究者需要充分地还原历史现场，有效地把握关键语言和文本信息，以保证读懂文本，为合理阐发文本意义夯实基础。语文学的基础目标是在文本生成的时空中还原文本的真相，即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在文本中定位和获取信息”²⁴。李冬木最大限度地回归明治历史现场，发掘到对周树人有重大影响但又没有被提及的书，如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大桥一羽的《累卵东洋》，还有一些被提及但没有被深入研究的书，如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和立花铣三郎译的《生物始源》（达尔文《物种起源》）。有了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李冬木就着手进行了考索语言和调查文本两个核心工作。

文本阅读必须从字词句开始，所以语文学研究首先是字词的释读，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小学”（文字训诂）。鲁迅文本是中西文化传统和现实共同铸就的，其研究必然存在跨国界的知识链接，本质上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因而多种语言能力就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素养。李冬木在对杨荫杭译加藤弘之《物竞论》的调查中，认为不应把“葛姆泼老”断成“葛姆”和“泼老”，“失佛勒”可能就是“谢佛勒尔”。他对此做了语音上的辨析，被断成的“葛姆”和“泼老”的“葛姆泼老”“在加藤弘之的原文里做‘ぐむぷろゐツつ’、日语读音为‘Gumupuroittsu’，从读音和内容上，马上就可以判明这个人是奥地利的社会学者、政治学者Ludwig Gumpulowicz（1838-1909）——虽然还没有查到中文今译为哪几个字。”，“关于‘失佛勒’的注释可能又有问题，原文为しえふれ，日音Shefure，发音上虽和今译‘谢佛勒尔’相通，但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以笔者之见，倒更可能是当时作为社会学者、财政学者和经济学者在德国很活跃的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Schffle（1831-1903），因为这个人在社会学领域的立场，是以生物有机体说来分析社会现象，与加藤弘之的主张相一致的。”㉕这显然是西方语文学最常用的方法。把欧洲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伯希和，懂得二十几种语言，常常运用他天才的语言能力进行东方学研究，比如考察成吉思汗的孙子在1251-1259年大汗的称谓，出现了 Mangu、Mengu、Müngkä、Mungka各种写法,伊斯兰的著作还有Mangu和Mungka两种写法, 中国史籍旧译名为“蒙哥”。蒙古语和突厥语写法不一样，翻译有遵突厥写法的，有遵蒙古写法的，还有并用两法的，突厥语训作“长生”，后取其意用作大汗之名。²⁶民国学者姚宝猷对古罗马称中国丝绸的“Sericum”和中国上古音“丝线”音的关联²⁷、陈寅恪对“狐臭”与“胡臭”关系的考证²⁸都深得这种语文学之法。李冬木也常用此法，比较典型的还有对“nation、national、nationality”到日语片假名再到和制汉语“国、国的、国民性”的跨语际演变考察、㉙对“乞儿（kitsuji）”、“乞食（kojiki）”到“乞食者”的演变梳理㉚以及明治涉“狂”语汇和“狂人”言说的整理㉛。2024年发表的《关于留学生周树人的两位日本老师——以“流石”为中心》³²更是一篇考索语言的语文学研究文章，以周树人留学期间曾询问“流石（さすが）”的中文翻译为中心，通过当时大量的文献用例调查，讨论了周树人在日本学习日语进而掌握日语的过程，由此推论后来的鲁迅在语言上的高度自觉和自律。

为全面复原鲁迅获取进化论的历史语境，解决鲁迅接受进化论的历史顺序及受容情况，李冬木聚焦“天演”和“进化”两个关键词，撰写了《从“天演”到“进化”——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并通过《鲁迅全集》做了如下统计：

引“进化”（101次）、“生存”（82次）和“人为”（135次）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三个词，它们皆来自日语，其中“进化”一词出现次数，高出“天演”一词出现次数十倍，呈101：10之比例；（中略）。事实上，鲁迅在其留日期间（1902-9年）所做文章当中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天演”一词，而通常使用的都是“进化”。例如，《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使用过3次，《人间之历史》（1907年）17次，《摩罗诗力说》（1908年）4次，《破恶声论》（1908年）5次。换句话说，鲁迅的从“天演”到“进化”的过程始于他的留学时代。㉝

这支撑了李冬木的构拟：“并非把鲁迅对进化论的接受仅仅放在‘天演论’之下来看待，而是放在‘从《天演》到《进化》’的历史过程来看待。”。㉞语文学的基础工作是考察文本语言词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动变异，就是对同源性语言词汇演变发展过程的考察，即“文本系谱树”，³⁵最后通过比较而发现终极文本和原文本后面隐藏的真相及其意义。显然，李冬木构建了从西语“evolution”到“天演”、“进化”的“文本系谱树”，或者说从达尔文到严复、加藤弘之、丘浅次郎、鲁迅的进化论旅行路径。作为中国语境的“天演”和日本语境的“进化”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经过对日本进化论著作的翻译和留日学生自身的选择，最后用“进化”取代了“天演”。周树人处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进化”是日本语境使然，也是中国迫切现代化使然。留学生们通过翻译接受了日本中转的“进化”，把日本近代所创的词汇导入现代汉语，以表达革命和进步的要求。在这样的整体意识下，李冬木进而考察了“细腰蜂”“奴隶根性”“伟人”“新人”“黄金世界”“途中”“中间”这些鲁迅文本的关键词与丘浅次郎著作之间的关联，把文本知识树的根须延伸到日本明治时代影响最大的进化论著作《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那里。

1868年出生于远江国挂塚（现静冈县磐田市挂塚）。父亲在大阪造币局工作，少年时期在大阪市内生活。进入大坂英语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之后进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的前身东京大学预备门学习，但历史科目成绩极差，连续两年不及格而受到退学处分。因此没有大学正规课程的入学资格，1886年进入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科选科。1891年赴德国留学3年，师从弗莱堡大学奥古斯特·魏斯曼、莱比锡大学卡尔·罗伊卡尔特。1895年回国后，就任山口高等学校教授。1897年被任命为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9年定年退官，以后担任东京文理大学非常勤讲师。著作有『教育と博物学』『進化論講話』『進化と人生』『人類進化の研究』『生物進化論』等。

在《从日本到中国：“国民性”一词的诞生及其旅行——关于现代汉语中“国民性”一词的词源问题》中，李冬木详细考察了“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和中国的运用及从日本到中国的旅行路线。由于学界对汉语“国民性”起源及其思想认识有相当的模糊性，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证据，所以李冬木把眼光锁定在明治时期，发现“国民性”词条在大正时才被词典收录，但这并不意味明治时期没有“国民性”用例。于是，他在明治时期《太阳》杂志上发现了1895年坪内逍遥在《战争与文学》中最早使用了该词，接着又查到了纲岛梁川和高山樗牛也在文章中使用了“国民性”。到1907年芳贺矢一出版《国民性十论》时，“国民性”在日本使用已非常普遍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国民性十论》的出版对‘国民性’一词的普及既是一种推动也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该词在日俄战争之后已被普遍使用，其进入大正时代的词典只是时间问题。”㊱然后他又调查了《明六杂志》和英学辞书对“nationality or national character”的16个对译词语：国风、国民、人民之性质、民情、民性、国、国体、民生、爱国、人民、人种、本国、国粹、国民主义、建国、国籍。这是和制汉语“国民性”产生的前期准备。通过和制汉语制造的规律，他推测“国民性”=“国民”+“民性”。由于中日近代的密切关系，和制汉语“国民性”也经由日本进入了现代汉语。李冬木并不认为汉语“国民性”的使用始于梁启超和严复，而认为“当时的留日学生很可能是这一词汇的更为积极的使用者从而也是传播者”㊲。这些留学生当然包括周树人，他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就使用了“国民性”。关于“国民性”的语文学考察，最大程度还原了该词产生和传播的历史语境，在“概念词语和思想观念背后”揭示出“‘两洋三语’（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笔者按）构成的复杂知识网络”³⁸，历史线索清晰，结论令人信服。

日本国文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会员。1867年生于越前国福井。父亲是国学者芳贺真咲。第一高等中学校毕业，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师从小中村清矩。1898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翌年赴德国留学，学习文献学。1901年归国，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3年获文学博士。大正4年（1915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18年至逝世期间担任国学院大学校长，尽力推动该大学根据大学令升格为大学，并搬迁至涩谷。主要著有『新撰帝国史要』『国文学史十講』『国学史概論』『国文学史概論』等。

鲁迅文本蕴含的多种文化信息来自鲁迅阅读的其他文本，对这些文本群进行调查是搞清楚鲁迅文本及其思想来源的基础工作。李冬木的研究所涉文本文献广泛丰富，令人叹服。他围绕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全面还原与鲁迅相关的周边文本并勘定影响的核心文本。关于鲁迅阅读进化论的书籍，他敢于突破定见，建立鲁迅与进化论更为广阔的文本网络。从调查杨荫杭中译加藤弘之《物竞论》开始，他首先矫正了翻译底本以讹传讹的情况（不是《人权新说》而是『強者の権利の競争』），然后通过对照日语原著和回归中译的具体语境，最后指出《天演论》对翻译《物竞论》的影响及其作用于周树人的分野。再继续展开了对周树人阅读进化论书籍的调查，最终发现了他在1898年到1909年至少接触了8本进化论著作：《地学浅说》（英国雷侠尔，1873）、《天演论》（严复,1898）、《物竞论》（日本加藤弘之，杨荫杭译，1901）、《进化新论》（日本石川千代松，1903）、《进化论讲话》（日本丘浅次郎,1904）、《种之起源》（英国达尔文，丘浅次郎校订，1905）、『進化と人生』（丘浅次郎，1906）、『宇宙の谜』（独逸へツケル博士、岡上梁・高橋正熊共訳、1906）。在这些文献中，李冬木认为《天演论》是周树人进入进化论的最初形态，而丘浅次郎的著作则让周树人了解了系统的进化论。接下了就重点还原了丘浅次郎的各种文本，把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进化论流向的相关著作进行了全面呈现，通过表格列举了1859-1914年生物学和社会学两种进化论的著作60种。㊴在这种文献复原中，清楚呈现了丘浅次郎著作处在这两种流向的交汇处，进而发掘鲁迅和丘浅次郎进化论的互文性关系。历史语境中的文献还原大大敞开了鲁迅与进化论的复杂关联，而且通过勘比发现了与鲁迅发生关系的核心文献是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烦闷与自由》。

关于鲁迅与“国民性”关系，李冬木撰写了11篇文章，还原了和鲁迅“国民性”观念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对它们的历史语境和周边文献做了广泛的调查，最终勘定史密斯著作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和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两个核心文本。博文馆出版的鼎盛期在明治启蒙时期，出版范围十分广泛，从1887-1912年出版各类书籍3970种，甲午海战前后是博文馆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版了24册万国战史及与此有关的著作。涩江保是后来被忽视的一位十分重要的博文馆书籍的作者，从1890-1898年就在该馆出版著作50本。㊵他的《波兰衰亡战史》（1895）和《支那人气质》（1896）都是应和甲午海战而出版的著作。李冬木发现早在留日前，周树人就阅读了涩江保编写的《波兰衰亡战史》，从而与涩江保发生了关联，实际上这成为周树人阅读《支那人气质》的前奏。这本书不仅仅是史密斯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简单翻译，附加了很多涩江保自己的东西，首先是目录后插了21张图片，正文有书前小引、眉批和夹注。插图中有一幅是很多人观看笞刑（李冬木认为像砍头），和鲁迅多次描写的看客形成关联。眉批和夹注近950条，译成中文近3万字。㊶在第19章的夹注中，最引人注目的提到《二十四孝》，用的都是汉语原文，这和鲁迅形成切进的关联。在第25章的最后，涩江保插入注释《黑格尔关于支那之意见》，李冬木译出了全文作为附录，还具体分析了该文献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认为黑格尔的进化史观及对心灵精神的重视和“掊物质而张灵明”形成了互文关系。另一与鲁迅“国民性”书写相关的核心文本是《国民性十论》。李冬木考察了芳贺矢一及该书在日本的各方面情况，特别呈现了《国民性十论》于1907-1911年在日本的畅销和广泛认可，又梳理该书被周作人在1912年购得并作为他研究日本文学的核心参考书。1907年该书畅销的语境之于周树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连接点，1912年周作人所购此书可能成为周氏兄弟的共读书。鲁迅自己也因翻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而与芳贺矢一发生直接关联。最为关键地是通过调查《国民性十论》的内容，发现第十章《温和宽恕》中例举了12个中国旧文献所载“吃人”的故事（《资治通鉴》4例，《辍耕录》8例），然后又详细调查了鲁迅阅读《资治通鉴》和《辍耕录》的实际情况，以及写作《狂人日记》后给许寿裳通信谈及阅读《资治通鉴》了悟“吃人”的历史，于是认为鲁迅的“吃人”是源自芳贺矢一12个例证的启示：

《国民性十论》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却因其第十章内容而与明治思想史当中的“食人”言说构成关联，其之于鲁迅的意义，是促成鲁迅在“异域”的维度上重新审视母国，并且获得一种对既往阅读、记忆以及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故事的“启动”，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个“悟”。㊷

这正是芳贺矢一从德国引进的研究日本文学的文献学（Philologie）方法，李冬木不折不扣地走在他开创的这条治学之道上。日本知识界把德语“Philologie”译成“文献学”，其实就是语文学，该译法表明了语文学的精髓在于文本文献。李冬木的研究建立在文本调查基础之上，有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的效果，也就是把“先于该文本存在的大量辅助知识嵌入到对文本的理解中”，以重构文本的“互文网络”。⁴³

三、鲁迅语文学研究的新阶段

鲁迅的语文学研究并非新事物，只是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把这类研究放在“语文学”范畴来看，也没有冠以“语文学”之名。其实，中日学界有关鲁迅的文献整理、史实考证、文本语言训释和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都有语文学的运用，只不过受制于学术风潮，一直比较边缘。但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皆有学者耕耘在此研究领地，尤其是日本学者取得了较大进展，表现出古典语文学向现代语文学转变的良好态势。从鲁迅学史看，李冬木把中日鲁迅语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预示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首先是跨语际还原了鲁迅文本的真实。源自西方的“进化论”“国民性”“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与鲁迅文本构成的“互文网络”并非显而易见。李冬木在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中，丰富和推进了已有研究，其中《狂人日记》的研究就是例证。这篇小说标志着“鲁迅”的诞生，是中国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分水岭。中日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构成“狂人学史”，可李冬木认为关于鲁迅阅读《资治通鉴》“吃人”记叙而创作《狂人日记》的历史语境和具体路径并没有解决，而“周树人周边的‘狂人’现象与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关联”以及“‘狂人’形象的生成机制”也没有搞清楚。㊹这驱使他去调查“吃人（食人）”和“狂人”两个主题的文献和思想来源。过去关于《狂人日记》的“吃人”主要来自周作人的看法⁴⁵及其展开，是从中国传统的这一面着手。在李冬木看来，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食人”的审视是因为异域日本明治时代语境的刺激。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出神田孝平、穗积陈重、寺石正路、芳贺矢一、桑原骘藏的中国食人的很多言说，意味着日本人把问题的症结向中国传统归因，但于置身明治时代这个“食人”语境中的周树人而言，正好激发了他批评中国传统。鲁迅的“食人”言说，没有超出这些日本学者的话语范围，因此“《狂人日记》的‘吃人’意象诞生在这一框架之内也就毫不奇怪了。”㊻在此大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中，《狂人日记》和《国民性十论》发生了更为具体的关联，芳贺矢一审视日本国民性引述《资治通鉴》和《辍耕录》的“吃人”例证，也许才是《狂人日记》“吃人”的真正来源。周树人或许曾经“久在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当遭遇这一醒目的例证，所以就促使他在异域的维度上重新审视传统中国，并获得一种对既往经历及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检视。

另一典型事例是对《斯巴达之魂》的研究。李冬木从既往把这篇文章定为译作的怀疑出发，详细调查了关于斯巴达的知识怎样抵达鲁迅的，然后再解决了鲁迅经过怎样的筛选、剪裁和重构而形成了《斯巴达之魂》，最后说明这篇作品是周树人的创作而不是翻译，进而指出周树人的“国民性”批判始于斯巴达的相关知识。这篇文章解决问题、抵达结论的根本方法是跨语际文本真相还原。周树人留日初期的“希腊”知识，首先来自梁启超。而梁启超通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在1902、1903、1904最多地言及“希腊”和“斯巴达”，触及“泰西”文明本源“斯巴达”之思想、文化和国民性，说明西方强大正是“斯巴达”之“还魂”，借此呼吁中国之魂。梁启超关于“斯巴达”的知识是明治语境赋予的，其《斯巴达小志》与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及中西副松《斯巴达武士道》之间具有互文关系。1902年留日的周树人通过阅读《新民从报》，接受了梁启超的“斯巴达”知识和精神气质，并且在相关“知识拓展和话语传递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⁴⁷：更正面地讲述了“德尔摩比勒” 战役，对梁启超的“尚武精神”有更具体的阐释，还特别塑造了主人公斯巴达女性“涘烈娜”的形象。周树人不仅处在浮田和民、中西副松、梁启超的知识链的终端，而且还从桑原启一编译的《新编希腊历史》获得“史实”材源以及主要从文部省编译的《希腊史略》获得“逸事”材源；“涘烈娜”则是周树人的创造。李冬木的工作“不仅仅拘泥于单篇作品框架内的文本比较”，而是将《斯巴达之魂》“作为整个近代知识和思想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这就澄清了该作“对此前知识和思想传播的承接和反馈，也是对周边诸种言说的凝聚，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亦由此而清晰地浮出水面”⁴⁸，解决了此前很多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敞开了周树人通往国民性批判的精神路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⁴⁹明治时代的“斯巴达”文化语境是《斯巴达之魂》的“本源”。李冬木通过回归这个“本源”，在充分的调查中给出了该作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位置，极大地推进了《斯巴达之魂》的研究，甚至可重新检视仙台医专时周树人的弃医从文。这种跨语际文本还原的方法，正是语文学的不二法门。

其次是客观全面地绘制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图谱。台湾中研院潘光哲给李冬木两册书赐名《鲁迅精神史探源》，可谓把握了著作的要义。日本人对鲁迅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严格区分周树人和鲁迅，其意义在于正视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历史过程，不是用充满了光环的鲁迅来回看此前的周树人。李冬木通过语文学赋予的实证精神力求复原“等身大”的周树人和鲁迅，并致力于全面探索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内在精神机制”。关于鲁迅的早期思想中的进化论、改造国民性和个人主义研究，中日大多数成果都只能聚焦于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个方面的小问题，⁵⁰但李冬木能用几十年之力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地考察发掘，全面探索了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图谱。在进化论方面，确定了周树人的进化论知识结构、接受的知识链条及逻辑顺序，明确了他由此获得的历史发展观和思考方法，并把丘浅次郎进化论的思想射程延伸到贯穿鲁迅一生的现实主义。在国民性方面，指出鲁迅首先在弘文学院感受到国民性的话语氛围，然后又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最后在涩江保翻译的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和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中定型，从而获得了观察中国人的视角。在个性主义方面，超越了笼统言说，把视角渗透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清晰地考证出鲁迅的个人主义与桑木严翼的《尼采氏伦理说一斑》和烟山专太郎《论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及与斋藤信策中转的易卜生的深刻关联。“在建构个人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周树人也履行了同他建构进化论思想和国民性思想一样的手续，即借助日本的语言环境和出版物走向‘西方’。”[51]“鲁迅”诞生之前那个周树人的精神结构，尤其是个人主义把他和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区分开了，使其具备了“鲁迅”诞生的内核。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经过日本中转，成为周树人的精神资源，最后羽化为文学家“鲁迅”。作为“鲁迅”诞生标志的《狂人日记》，正是进化论、国民性和个性主义的文学性汇通，在这里可看到了“吃人”“狂人”的态度、感觉及修辞结构与明治时代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潮流、历史及社会规则的交织。

鲁迅的西学是“东方的西学”，或者是变异的西学。而居于东亚核心位置的中国和日本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又决定了其变异及流播。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史历程不是自明的，也不是笼统的，它需要通过回归近代东亚复杂的文化语境才能全面地弄清楚。李冬木运用语言和文本调查的方法，“把周树人的精神成长史落实到他所实际阅读的文本层面”，发现了进化论、国民性和个性主义和周树人链接的榫卯，立体地复现了三种西方近代的思想作用于周树人并羽化为“鲁迅”的精神建构路径，避免了“抽象的鲁迅精神史描述”[52]。这个探索所用的方法正是中西方有深厚传统的语文学方法，即立足于语言和文本的精神史发掘。这并非中国现今学界窄化的“文献学”⁵³，也不是单纯为考证训诂的“庸俗实证”，亦很难说是缺乏内在逻辑的“强行关联”。⁵⁴那么，运用语文学方法凸显“东方的西学”与周树人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具体链接，本身就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于从周树人到鲁迅精神谱系的形成过程，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日本背景”的作用，要突围国别文学和单一学科的视野，在大的时空中做细致地还原工作。李冬木没有“不经反思地过渡到全局视野”，⁵⁵而是在几十年的慢读和精读中，逐渐推进到人文性的“全局视野”，尽量把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结构全面客观地描绘出来。这也是汪卫东所说实证基础上的观念史、思想史研究。⁵⁶

最后把鲁迅语文学研究推向了最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术，沾染了美国“中国研究”陋习，即功利主义。研究者们对古典、文献、文本、文字背后所涉及的语言、文化不肯下功夫去钻研，比较喜欢用舶来的理论进行阐释和分析，让文本为理论服务，尤其是解构主义和现代阐释学的兴起，动摇了语言文本真义的追求，因而以追求语言文本真义的语文学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鲁迅研究作为中国人文学的显学也是如此，虽有少数研究坚守了语文学的路径，但囿于个别文字的破碎知识，没有疏通鲁迅语言文本和现代人文精神之间的联系。这正是张梦阳的担忧：

由于对鲁迅原作和当时的历史语境尚“吃”得不透，结合得不紧，没有完全融化在鲁迅本体中，因而有时给人以食“古”不消，食“洋”不化的油水分离的感觉。⁵⁷

日本的北冈正子在精细的语言考索和文献实证中，呈现了《摩罗诗力说》的材源，发掘出背后存在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诸多事实，⁵⁸把鲁迅的语言文本与现代人文精神也科学地链接起来。李冬木沿着这条路，大大地拓展了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深入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众所周知，“个性主义”之于鲁迅的研究著述非常多，但科学理性地研究并不多。周树人置身的“明治时代”为研究设置了语言和日本近代思想史的障碍。李冬木精通日语，又有埋头苦干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沉静在这个领域，最终形构了周树人获得“个性主义”的知识网络，找到了现任国际比较文学主席Lucia Boldrini所讲的比较文学的“节点（nodes）”⁵⁹：日本的桑木严翼、烟山专太郎、斋藤信策中转的“尼佉”“斯契纳尔”“易卜生”。李冬木紧紧找住这个“节点”，通过鲁迅留日时期五篇论文与这些文献的对读，呈现了《尼采氏伦理说一斑》《近世无政府主义》《艺术与人生》与它们的“互文网络”，绘制了“个性主义”从西方流动到日本进入鲁迅的路线图。而这一特别的路径是确立周树人不同于中国与同时代其他知识精英的关键依据，其“立人”的近代价值之筛选是属于“鲁迅”的命题，它辐射了鲁迅的一生，也把内在于他自身的“女性解放”问题带到了今天。⁶⁰

现代语文学要从“文献学”到“哲学”，就是通过严格地语言实证和文本调查，对文本涵蕴的义理、思想进行梳理和诠释。所以，它“不是一门单纯研究语言、语言结构，或者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学问”，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文本的思想和意义”，⁶¹进而与当下发生关联呼应。以此观照，林辰、朱正、陈潄渝、李伟江、刘运峰、王锡荣和张梦阳等人的研究更接近传统的文史考证和文献校勘整理，被张铁荣誉为“鲁迅研究史上实证派的旗帜”⁶²的李何林其实也是国别文学的文献实证和文史考证。他们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奠定了语文学现代转向的基础，但于多语言多文化铸就的鲁迅文本而言，还需要继续推进，比如在《鲁迅全集》的注释和鲁迅研究中，涉及域外的文化文学知识时，常有错漏（如《天演论》和《物竞论》的翻译底本^63），原因在于西学和多语言能力的欠缺。在日本，“仙台鲁迅”研究和丸山升的研究类似中国传统的史实考证和文史互证，丸尾常喜的研究则是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与人类学的阐释。最接近现代语文学研究的是北冈正子，她有精细的跨语际文本调查，能科学合理地发掘鲁迅文学的精神渊源，但缺少更大的时空和更广泛的精神谱系绘制。据此来看，旅日学者李冬木较好地继承她的传统，拓宽并汇通较多研究领域，更为客观全面地绘制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谱系，科学理性地关注到鲁迅文本的人文学价值，沿着现代语文学的发展方向把鲁迅研究推向了前沿。

四、相关问题及未来

李冬木在近代德、俄、日、中的文化流动中，超越了国别视野，也突围了中日传统的文字训释、史实考证和文献整理，在方法和思想认识上自觉整合了中日鲁迅研究优势。众所周知，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没有问题，李冬木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他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讨论，其中有充分的肯定，也有严厉的指谪，所以还有必要进行再检视。总体而言，李冬木的研究没有更为细致地区分“周树人文本”和“鲁迅文本”，某些研究夸大了明治语境的作用，对鲁迅精神形成的各个历史阶段缺乏综合考量。

明治语境是李冬木鲁迅语文学研究的基石。不同于传统的“鲁迅”之诞生，异文化语境应是关注的重点。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就是研究周树人留日时期产生的文本（“周树人文本”），应该充分凸显明治语境，比如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的材源考；对于“鲁迅”诞生以后的文本（“鲁迅文本”），恐怕就不能过于凸显明治语境的决定作用。这样的区分并非割裂“周树人文本”和“鲁迅文本”的历史关联，而是厘清不同语境的轻重缓急。“周树人文本”产生的语境相对于“鲁迅文本”产生的语境是更远的语境。道理并不复杂，就如同日本把周树人和鲁迅区别开来一样。李冬木自己评说北冈正子的研究，赞同她先放下后来的鲁迅而只看留学时代的周树人。⁶⁴那么反过来，也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周树人”时不能受“鲁迅”的过度干预，反之亦然。因为，任何文本都和当时的具体语境相关，其研究的最基本的内容是还原文本当时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65]。李冬木的研究整体上坚守了这一原则，但有泛化的趋势。就是在研究“鲁迅文本”时，不自觉地凸现明治语境的关键作用，疏远了“鲁迅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就两部书所收文章而言，以“周树人文本”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为可靠，也最有分量。因为研究的“周树人文本”产生在明治语境中，有充分的学理依据。而《狂人日记》研究三篇文章、“鲁迅文本”与《支那人气质》某些论文，就泛化了明治语境的关键作用。这些论文涉及的大多数是“鲁迅文本”，不是产生在明治语境下，过于凸显明治语境的关键作用，会削弱研究的科学性。这为李有智、王彬彬、祁晓明和沈杏培批判李冬木实证研究⁶⁶留下了缺口。

关于《狂人日记》的三篇研究论文值得进一步讨论。《狂人日记》有自己诞生的第一历史现场，即“五四”语境，与该时期整体性的反抗传统保持一致，但又有鲁迅自己的个人印记（被钱理群概括为“鲁迅五四”^67）。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等人构成的是一个否定传统的“狂人语境”，它直接催生了《狂人日记》的诞生。与鲁迅有密切关系的章太炎也是一个地道的“狂人”，他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⁶⁸（1914），被袁世凯软禁，离《狂人日记》诞生的时间并不远。藤井省三据《狂人日记》的广告推测该小说出版于6月中旬，而5月份《晨钟报》（后改为《晨报》）登载了大量的“吃人”报道，所以认为周树人受这些报道的刺激在5月创作了《狂人日记》。⁶⁹藤井的研究未必可靠，但至少提供了《狂人日记》诞生的更为切近的历史现场。应该说，是这些周边环境合力引导和刺激了《狂人日记》的出现，它没有产生在其他时间就是很好的说明。可也不能否定十几年前日本明治“食人”和“狂人”的潜在作用，周树人主要是在明治日本获得了反观中国传统的视角，并潜藏在心里，此后在“五四”语境下被再次激活。若没有域外日本的异文化语境，《狂人日记》的诞生恐怕也有问题。现实语境、传统语境、异文化语境共同对《狂人日记》产生了影响，其影响的起点和偏重还是第一历史现场。《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一文把这三个方面结合得较好。李冬木受到竹内实《〈阿金〉考》⁷⁰一文的启发，通过回归第一历史现场，探测出其精神内质是对“从仆”“西崽相”的国民性批判，从而与《国民性十论》链接起来，没有放大《国民性十论》的作用。我们主张批判要客观公允，有针对性地具体分析，“不应狭隘地扣住他的一两篇论文而罔顾其他贡献”⁷¹。

“鲁迅”诞生前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留日前（1881-1902）；留日（1902-1909）；归国沉潜期（1909-1918）。在李冬木看来，留日对不同于传统的“鲁迅”之诞生起着决定作用，所以他凸显了明治日本的关键作用，而不太关注留日前和沉默期对“鲁迅”诞生的作用⁷²。论者这样的选择有自身的逻辑，但留日前和归国沉默期是不能从“鲁迅”诞生中淡出的，它们共同形塑了“鲁迅”。周树人在绍兴和南京度过了21年，有深厚的中国小传统浸润，而且也初步触及到翻译的西学。地方史、野史、王充无神论，这些不同于中国大传统的小传统，以及严复的翻译的《天演论》，恰恰是周树人到日本接受“东方的西方”的基础，它规划了周树人留日的基本精神走向。归国沉默期，周树人辑校了大量古书和地方文献，又一次重温和拓宽了他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了解。关于中国传统文献中大量的“食人”和“狂人”言说在这个时候和鲁迅又发生关联。而且可以想见，此时的周树人在看待中国传统时，一定和21岁之前有很大差别。归国沉默期和《狂人日记》的诞生离得最近，竹内好把这个时期看成鲁迅的“骨骼”[73]期也不是没有道理。应该认识到，“鲁迅”的诞生是此前三个历史阶段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各个阶段对“鲁迅”的诞生都起了作用，它们是一个历史的逻辑链条，因此不能凸现留日阶段而淡化或者忽视另外两个阶段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做法是把这两个阶段纳入进来统筹考虑，并在历史的逻辑中厘清各个阶段的不同作用。语文学研究特别关注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即就是尽可能对文本诞生的整个历史进行考察。李冬木关于《狂人日记》的考察不太关注的留日前和归国沉默期，正是周树人接触中国传统“吃人”和“狂人”言说最多的时期。王彬彬批判时，援引了众多来自中国传统的“吃人”证据，还把“狂人”的言说与贾宝玉关联起来。⁷⁴祁晓明撰文认为江户时期的学者记录了中国传统文献中大量的“食人”言说，由此得出“食人”言说并非明治文明开化语境创生的，从而认为李冬木把《狂人日记》“食人”与《国民性十论》进行决定性关联不成立。⁷⁵周树人留学时期对传统中国的态度及使命，可能与国民性批判相关的《国民性十论》更容易引起周树人注意。周树人归国后的10年中抄了不少古书，其中多部出自杂书《说郛》，[76]该书就收录了记载吃人肉干的《鸡肋编》。可见，“吃人”的传统言说在归国沉默期也的确进入了周树人的视野。《狂人日记》文本中“食人”“狂人”的历史调查应穿透“鲁迅”诞生前的三个历史时期，以第一历史现场为基础，进一步讨论“食人”和“狂人”言说经中国到日本再回到中国的过程，如此方可看到明治语境作为“他者”所起作用的限度。这就比仅仅强调明治“食人”“狂人”言说的影响更有说服力。但这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因而也不能对李冬木的研究责备求全。

过去强调传统或外来抑或现实的关键作用，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经阶段，走过这个阶段应该要思考更深入的问题，以推进鲁迅语文学研究。波洛克认为语文学研究有文本生成的时空、前人阅读的时空、我现时现地阅读的时空三个维度，对应历史主义的、传统主义的、当下主义的三种意义，[77]其实就是文本真相问题、先行研究的问题和继承创新的问题。对应鲁迅的语文学研究，就是最大程度地还原鲁迅文本的历史语境并发掘其相关的互文本群；努力认识、理解和清理先行研究；在与文本和先行研究的对话中形成新的意见。这意味着要在语言文本的基础上实现鲁迅古典语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化，超越繁琐的史实考证、事件罗列和无止境的碎片知识堆积（张伯伟的说法是有“文”无“献”，有“书”无“人”[78]），激活鲁迅文本与现代生活、现代思想及人文精神发生关联的部分。任何文本其实也都涵蕴在严绍璗所说的本民族文化语境、与异民族抗衡融合的文化语境和人类思维认识共同的文化语境中。[79]当然文本存在的这三层“文化语境”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也并不能等量齐观，更不是固化的。波洛克是历时维度的观察，严绍璗是累进式的“哲学”观察，都对推进鲁迅语文学研究有启示。因此，鲁迅语文学研究应该具有三个维度和三个层次的自觉意识和动态体察。李冬木鲁迅研究的成功与不足，本质上是对三个维度和三个层次的坚守和疏离。这里面涵蕴和指示了鲁迅语文学研究或鲁迅研究的未来。

结语

李冬木的鲁迅语文学研究顺应了全球“回归语文学”的呼吁，可为鲁迅研究的未来铺设科学理性的通道。鲁迅文本参与了东亚语言、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共创，体现了多种语言文化的交流融合及新变，对于我们形成开放的视野和如何进行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研究鲁迅的终极目标是要使鲁迅文化遗产产生价值和意义，而语文学的研究正好是保证其实现的基本途径。鲁迅文本持久的智慧和魅力，在于研究者不断地创造性劳动，科学理性地发掘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而要科学理性就应坚守语文学的学理。这当然不是固守鲁迅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而要因研究者不同的历史性生发出多样性。对于鲁迅的文本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读，只有合理的解读。“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化的，所以贵在不断涤除旧见，产生新意。首先得到‘以往’的意义，而又能刺激出‘新来’的意义。”[80]今天的鲁迅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是“求真”被“逐利”取代、“公心”被“私意”打压。讲究“求真”和“科学理性”的语文学，或许能部分应对当下这个巨大挑战吧。

蒋永国，1974年生，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文学关系、日本鲁迅学，著有《鲁迅小说形象流变新论——从中西文化之“个”切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鲁迅早期思想与他的新文学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鲁迅与时代“知识地层”——比较文学研究文集》（学苑出版社，2022年）、《日本鲁迅学史论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姚洁，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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