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如何摆脱西方理论的预设框架,理解中国独特的实践逻辑,始终是学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本期书评以兰小欢著《置身事内》为引,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经济奇迹”背后的政府行为逻辑与制度成因。文章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地方财政激励,催生了以土地资本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了制造业腾飞与城市化扩张,也带来了债务风险与社会不平等。如今,随着人口流动与内需提升,中国经济正迈向以民生为导向、以消费驱动的“双循环”新阶段。本文不仅梳理了过去的发展脉络,更对未来的转型方向提出深刻洞见。在当前复杂国内外环境下,这种立足本土实际、强调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跳出意识形态争论,真正“置身事内”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
一直以来,人们常使用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中的术语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该经济体制依然带有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烙印。要想进一步读懂中国经济,必须结合多个理论视角: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开发经济学、政府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的混合经济学、政府主导推进公共事业的公共经济学等理论。中国经济具备诸多独一无二的先天条件: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庞大劳动人口带来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地域发展形态多元、土地公有制以及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此外,行政区划、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覆盖社会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类历史长期积淀而成的治理传统,同样须纳入分析考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动亦不容忽视。因此,看清中国经济的真实运行逻辑,并非易事。

本书《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毕业课的教材。全书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微观运行机制,二是中央政府统筹全局的宏观调控体系。书名寓意官场与市场融为一体,共同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其中,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引领之下,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与任务尤为重要。由此,我们得以窥见有“中国特色”之称的独特经济形态。
谈及当下的中国经济,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这些:制造业飞速发展与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房价节节攀升与接踵而至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结合本书推论可知,这一切的根源都始于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此次改革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自征收、分配的税种,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的比重反超地方政府,并大幅跃升。依托这一财政格局,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中国也借此平稳渡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
与此同时,地方官员身处中央政府的监督与考核体系之下,肩负着重任。他们须要在地方财政税源有限、收入紧张的情况下统筹收支,全力完成经济建设这一核心任务。一旦无法达成发展目标,手握人事任免权的中央政府便会对相关官员作出人事惩处。
面对此种压力,地方政府纷纷把辖区土地开发作为发展抓手。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又将其细分为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政策允许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地方政府便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原始资本,设立城投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落地各类公共基建项目,同时招商引资扶持制造业发展。地方政府并非看重土地出让带来的直接收益,而是寄希望于依托土地开发,带动制造业生产、扩大税收、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从而实现整体经济增长与各项政策目标。
随着土地资本化运作,地方财政支出中,近半数资金都投入了经济建设;而财政总收入中,土地相关收益占据了绝大部分。这种地方财政与民营企业深度联动的发展模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定战略性产业投资过热、特定品类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风险攀升,进而引起国际贸易摩擦。此外,政商合作也滋生了腐败空间,导致官商勾结、牟利敛财。恰好曾经引发热议的电视剧《城中之城》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
分税制改革后,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引发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到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六成。民众争相购置商品房,土地开发重心也从工业用地逐渐转向商业用地与住宅用地。地价一路飙升,各类融资平台的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开发商。银行资金也从投向企业经营贷款转而涌入居民住房按揭,甚至流入股市进行金融投机。为了隐匿风险,银行还将大量债务转移到当时监管较为宽松的影子银行体系。由此,城乡发展差距、不同地区间产业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有无房产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都在持续拉大。
通过本书梳理的以上脉络,或许可以看清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如今中央政府的核心布局,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制造业发展重心正在逐步转移。从曾经横扫全球市场的光伏、液晶面板产业,转向人工智能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高新科技产品领域。其次是充实社会资本。在上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地方政府也开始转变发展思路,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红利发展制造业,转而侧重发展服务业,推动财政资源更多向医疗、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
2020年,中国政府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是摆脱经济发展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提振国内消费。为此,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民众的“获得感”,降低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让民间资金重新流入市场参与经济循环。
身居北京,就能真切感受到,大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国企职工宿舍,如今都被当作商品房转手交易,没有电梯、设施老旧的房屋至今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民众对高昂的教育成本、医疗资源相关问题的不满长期存在。优先完善民生类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经济发展逻辑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依靠土地,转向以人为本;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中国经济,正在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日本不少研究中国经济的评论人士,时常指摘中国政府施政不当。他们的论调,听起来满是对官方说辞的揶揄与反向揣度。实则值得反思,他们的评判标准是否早已陈旧过时?是否机械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与发展案例来评判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就是前所未有的独特存在,并且始终在与时俱进、动态调整。况且,这类评论家中的多数人并未实地走访调研、考察实情。他们的观点,恐怕早已和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
・本文日文原稿原刊于『朝日新聞』2026年6月3日朝刊,中文译文由史婕翻译。此次推送文字上有多处改动。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马场公彦(BABA, KIMIHIKO),195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1989入职岩波书店,先后任《思想》编辑部编辑、《世界》编辑部编辑、学术一般书编辑部主编、编辑局副部长、总编辑。2019年退休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研究、中日关系研究。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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