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萤》是晚年的武田泰淳“散步系列”的自传体小说，其文体和方法被研究者质疑对自身历史问题和污点的回避。郭伟老师认为，这部以泰淳“文”“武”两次上海体验为背景、以其佛教教养为基础、将鲁迅内在化而提出的表象，是泰淳独特的人类观、历史观和文学观的体现。作者分析认为，该部小说中有关“萤火虫之宴”的场景描述来自泰淳的妻子百合子的日记，并进而指出，百合子不仅是泰淳文学“百合子系列”小说群的原型人物，而且深度参与了泰淳的创作。作者通过详细梳理百合子的日记、回忆等记述，在《上海之萤》创作的生成现场，阐明了百合子对泰淳文学的语言、结构和思想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海之萤》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因作者武田泰淳去世而未完。它取材于1944年6月至日本战败前夕这段泰淳任职于上海中日文化交流协会时期的生活。该小说刚发表时曾有评论指出其没有对当时的许多真相做出说明、绕过了对泰淳而言可谓污点、丑闻的部分。近年来，发掘泰淳上海时代相关“事实”的研究陆续面世，而被认为是《上海之萤》原始资料的泰淳上海日记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08年更有《上海1944-1945 武田泰淳<上海之萤>注释》和《堀田善卫上海日记 沪上天下1945》相继付梓。探讨该小说的基础可谓越来越坚实。
《上海之萤》是继《头晕目眩的散步》之后，由泰淳和夫人百合子（1925~1993）以口述笔录的形式创作的“散步系列”之一。据百合子回忆，泰淳于1971年患脑血栓后曾有一段时间专心于疗养，1974年夏天，夫妻俩才开始以口述笔录的方式进行创作。口述笔录是晚年泰淳唯一的创作方法，至今为止人们更多的是以《头晕目眩的散步》为中心来谈及它。小岛知善指出：这个系列把“口述笔录”与“散步” 方法化，让联想更加自由自在，是一批富于实验性的小说，而正因为有百合子这位记录者，这一方法才被发挥到极致。至于《上海之萤》，小岛认为它和《梦幻百日草》一样，其背后虽隐藏着十分重大的问题，却难免给人以作者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印象，但用散步系列的文体和方法是不可能直面那些污点、揭示出“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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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先行研究，笔者认为《上海之萤》中与其题名密切相关的“萤火虫之宴”这一场景的素材来自于百合子的日记这一点值得关注，随之，以下事实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即，百合子不仅是泰淳文学中“百合子系列”小说群、特别是其第一篇《吃东西的女人》（《玄想》1948年10月号）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且还是一位“写东西的女人”－泰淳去世后，百合子的文才亦为世人所“发现”，人们盛赞她是位“天衣无缝”、“出类拔萃”的文章家。本文将在重新确认“吃东西的女人”“百合子”对晚年泰淳的影响、以及泰淳·百合子夫妻当初如何相遇于“吃”的基础上，参照以百合子名义发表的《富士日记》^⑨，分析《上海之萤》中两位“写东西的女人”与百合子的关系，揭示该作品对“吃”那不同寻常的执着描述，以“吃女人的萤火虫”这一表象为中心试就泰淳最晚年的这一代表作做出自己的解读。
武田百合子，中央公論新社，2019
二、创作协助者百合子与“吃东西的女人”“百合子”
关于口述笔录，《头晕目眩的散步》中写有以下文字：
我也无法放心地认定这文部大臣一职仍是我的，因为流利地做着口述笔录的也是老婆，所以这个位子也已危哉。我希望至少还能当当总理，可是我手中到底是否还握着用以任命她为这诸般大臣的权利之绳呢？她若变成了野党，要春斗、要总罢工也只能由着她；因歇斯底里发作而显露出其过激派的攻击精神，这也是她的自由。（总理暗观政局，认为眼下总理比较妥协，野党亦懂得分寸，暂且还能维持。）“这篇百合子该满意吧”，连总理发的感想也都原封不动、顺溜溜地给记下来成了这散步系列文稿的一部分。（《拥有存款的散步》）
武田泰淳，中央公論社，1976
或者是：
从R酒店给挖到S酒店是因为人家看上了她的本事，她不说恭维话就那么默坐着也能让客人多付酒钱。（这篇稿子是她本人记录的，我想应该不会发生隐私问题。）（省略）她待在垃圾桶上紧抱着它,口里还在叫骂着什么，我把她拽下来向深夜的神田街走去。记得她垂着的头发又黑又长，我一把拽着就走。(我口述说的是“拉”，她订正说是“拽”。）（《鬼姬的散步》）
而百合子也在与深泽七郎的对谈（参见注6）中说道：
我就是个打字员吧，说到底。可是打字员也渐渐脸皮厚了起来，开始说起了“她爸，这块儿掺加些景色描写吧”之类的话（笑）。于是他说那就掺些景色吧什么的。
另外《富士日记》记录了夫妻俩的日常生活，其中亦有多处提到口述笔录的情形。而仅从以上引用我们就能了解到百合子不但具体对作品的语言和结构产生了影响，而且像涉及隐私的问题，有些事情还被比喻成了得经过总理（泰淳）与野党（百合子）的讨价还价。《头晕目眩的散步》里收录的八篇“散步”都是有百合子同在的“散步”，其中有两篇甚至还全面利用了百合子的日记和记忆。也就是说百合子在最晚年的泰淳创作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绝对不止于单纯的记录者。
不过，与披露“后台”情形、前后篇之间毫无连接脉络的《头晕目眩的散步》不同，在《上海之萤》里被称为“武田先生”的叙述者“我”从头到尾统括全文，把叙事向着某个“终点时刻”推进。小说从“昭和19年和20年，哪个夏天更热呢？”一文开始，叙述了“我”坐船从长崎向上海出发的昭和19年（1944年）夏天至翌年夏天里的事情，时间线索明确清晰。如果说《头晕目眩的散步》所展现的是病后的丈夫与其妻子闲聊他们伉俪相随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么我们或者可以认为在《上海之萤》里则是这个丈夫终于凭借日记向妻子说起了过去不曾相告的年轻岁月。
却说泰淳在《吃东西的女人》里从男性的视角描写了男女之间在食欲·性欲（恋爱感情）交错中的微妙感觉，以男主人公的“反省”结尾：他怀疑自己也许是靠用金钱满足女人的食欲而在性欲上把女人当成了“被吃之物”。百合子其实很不喜欢这篇小说，但是埴谷雄高作为见证人——他见证了从《“爱”的形状》到《吃东西的女人》等作品的“素材之诸般事实”——却认为《吃东西的女人》“是一个写出了自我省察之纯真与作为一个人的纯真相遭遇的好短篇”， 是泰淳那一系列“充满了带有某种幽默感的甜美”之作的第一篇。并称赞说其中“朴素明朗的诗情与真挚灰暗的自我反省完美结合”，“它那不可思议的亮丽让人想起那背后蕴藏着深沉黑暗的镜面所拥有的晶莹辉光”。现在已是众所周知，泰淳正是在《“爱”的形状》里清算了他和“玲”女士、堀田善卫等人之间自上海时代以来的多角恋爱关系。《堀田善卫上海日记 沪上天下1945》里有堀田一方关于上海时期这一多角恋爱关系的记述，而《上海之萤》对此事却明显讳莫如深。泰淳在创作中应该是考虑到了该小说记录者百合子的心情。《吃东西的女人》里以“玲”为原型的“弓子”任职于报社，对吃东西心不在焉，有过婚姻经历，同时与多个男人交往，是个“都市里崩溃了的精灵般的女人”；以百合子为原型的“房子”则在咖啡店上班，旺盛的食欲自然流露，是个“柔顺”的“处女”。主人公“我”喜欢“弓子”，却逐渐疲于与“弓子”神经战似的紧张关系，开始向喜欢自己的“房子”寻求安慰。而现实生活中，当时在神田的咖啡店“蓝波”工作的“铃木百合子”与泰淳结合，并从此伴随泰淳走过了他的文学生涯。
一个说“如果没有饿肚子的事，我们也许就没有结婚”；另一个则说“我当时好像并不是和写小说的武田，而是和那个请我吃各种东西的他交往的。”就像是为《吃东西的女人》提供事实根据似的，夫妻俩后来都回忆说他们的关系正是始于“吃”。晚年的泰淳满口假牙，吃东西已很不自如，却在《头晕目眩的散步》里还让记下了“爱妻”那“一走近食堂立马就生气勃勃起来”的样子。百合子作品里关于食物以及食欲的记述更是极多，正如坪内祐三所评，百合子作品里令人细品回味处之一即在这些关于吃的记述里。夫妻俩口述笔录之作《上海之萤》也正是一部与“吃东西”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小说。这个我将在本文后半部分加以论述。
三、两位“写东西的女人”与百合子
在《上海之萤》里，“武田先生”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着自我意识过剩倾向的青年，他努力争取人们的好感，也自以为大家都对他很中意。这位“武田先生”是上海中日文化交流机关“东方文化协会”的出版部主任，同时拥有禁欲僧侣、左翼运动落伍份子、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原日军辎重兵等多层身份，以工作单位和住宿处（先为O博士家，后为一幢独门独户的洋房）为据点游走于各处，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遇到许多的女人。
我曾经在讨论泰淳的另一作品时提到过《上海之萤》里的女性群像与泰淳战后初期作品里的女性群像遥相呼应。而博士夫人、夏女士、藤野等等显然是由早期作品里具有鲜明类型化特征的“淑女”“才女”“圣女”等脱化而来，这些富有个性和魅力的“上海女人”，闪烁着“女性之迷”再次集结于《上海之萤》。然而当我们聚焦于作品生成过程中的协助者、百合子时，在《上海之萤》的女性群像里就会有两位“写东西的女人”引起我们的关注。她们就是“田村俊子”和因小泉八云的介绍而为人知的《一个女人的日记》的那位作者。因为百合子也是个写日记的女人，其《富士日记》恰恰获得了1977年因泰淳的去世而走向了终结的最后一届田村俊子奖。
在《上海之萤》里，“田村俊子”年轻时曾用她那双大胆而迷人的“眼睛”令众多男性心增烦恼，而现在却身裹华丽的“洋装”，“为自己就像过期了的月票那样没用而暗自生气”，是个公然扬言男人都很愚蠢的“老母狮”；《一个女人的日记》那位无名的作者则温良恭顺，在贫困的生活里作“和歌”、写日记，用平庸的句子歌咏夫妻成双的幸福，是位“可嘉的日本女性”。对比十分鲜明。
百合子的文才为众人所公认，但她的作品仅限于诗、日记、随笔或杂记等，最终并没有踏入所谓“小说”的领域。可以认为《上海之萤》里关于那两位女性作者、特别是关于小说家田村俊子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以后百合子的写作方向。这些描写与《富士日记》的《附记》里所记录的泰淳发言有着相通之处。“写当天买的东西、东西的价格、一天的天气就行。有什么趣事、做了什么事，照原样写就可以了。在日记里不用写什么感想呀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一反省就是在耍花招。”泰淳这么说是他自认为完全了解百合子的资质、因欣赏而想方设法劝百合子动笔。而其间自然也就流露出了他关于“写东西的女人”的评价标准。
然而对自己暗自生气的也许应该说是不得不靠口述笔录来进行创作活动的泰淳。百合子在《〈对谈〉武田泰淳 其存在》提到了晚年的泰淳时不时用装死来做“死亡练习”，这种时候，他一定深深体会到了曾经的“老母狮”那寂寥的心境。“武田先生”严厉批评了田村俊子在上海发行中文杂志《女声》的工作，说这是日本文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了解甚微就开始喧喧嚷嚷”而上演的一出闹剧。其批评的矛头事实上亦对准了泰淳自己。我们知道泰淳从1961年的第一届田村俊子奖以来就担任了评委，而他与田村的连接点首先无非就是在上海，难以想象他会认为田村当年在上海的工作与自己毫不相干。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无以考证现实中的田村是否对年轻的泰淳说过男人很愚蠢之类的话，但是《富士日记》中却有记录百合子曾因为类似言辞激怒过泰淳。并且百合子又在后来与深泽七郎关于泰淳的那次对谈里说到此事，还提到了她和埴谷雄高夫人关于那次夫妻吵架的会话，暗地里把埴谷亦卷入其中，表示出了她对泰淳和埴谷们女性观的不满。百合子不仅和《上海之萤》里的“田村俊子”一样拥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一双泰淳曾在多篇文章里引以为傲的“眼睛”，－而且她还是一位与有着强烈批判精神的泰淳相比亦毫不逊色的、极富个性的女子。
涂晓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女声》杂志发行于沦陷上海，是上海沦陷时期女性生活的一份珍贵的历史纪录，也是了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不对等关系下矛盾交织的文化互动的特殊标本。田村俊子深度参与本杂志的编创。涂晓华博士的这本书对田村俊子的文化活动有详细介绍。
“武田先生”在异国的办公室里读着《一个女人的日记》，眼里噙满了泪水。令他如此感动的是以下这两首“平庸”的和歌：
多少年头了 那热闹闹熙攘攘 氏族神庙会 夫妻相伴同前往 欢喜之情满我心 妻子
两对夫和妻 亲亲密密来相聚 能够有今天 当是神赐的恩惠 可喜可贺真难得 妻子
LAFCADIO HEARN，THE MACMILLAN COMPANY，1903
小泉八云《一个女人的日子》的原典
这两首和歌所表达的不正是照顾泰淳的百合子、以及被照顾的泰淳自己的心情吗？《富士日记》里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这一推断。比如76年9月14日的日记里就写有百合子在冰川神社庙会时抽的签，说是上面写着“和睦同心，难事亦能解决”这样“似乎很平常”的句子；同年八月八日的日记则记述了和同是丈夫在与疾病搏斗中的大冈升平夫妇之间的交流，两位妻子笑言这两对夫妻如今是“两废人一废犬两伺候女”云云。这些记述里所包含的心情与那两首和歌可说几无二致。而《上海之萤》里还录有以下关于《一个女人的日记》那位作者的话：
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三个孩子。次女出生的时候有只手还长了两个大拇指。而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在这变幻无常的日常生活里找到了明朗的喜悦，虽然它们十分微小。
百合子回忆说她和泰淳的口述笔录是在吵着架、吃着点心、还不时去拉拉大便中进行的。那么在口述笔录眼含泪水的“武田先生”以及以上引用部分时，这对夫妻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百合子也有接二连三失去孩子的经历，她的日记中亦随处记载了她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微小然而明朗的喜悦。而最初劝百合子写日记的正是泰淳。口述笔录关于《一个女人的日记》的部分时，夫妻俩的脑海里无疑都不会忘记百合子所写的日记。因此《上海之萤》里对《一个女人的日记》那位“柔韧”的作者的盛赞之辞也可以解释为是泰淳间接地献给百合子的。如果联想到百合子那被人为地剥夺了出生权的四个孩子，那么我们还可以认为泰淳的赞词里当夹杂着深深的愧疚与歉意。也只有如此解释我们才能理解《上海之萤》里那位禁欲的青年僧侣“武田先生”对待自身性欲的态度。泰淳写到男人暴露“耻部”（阳具）是自与百合子相遇后创作的《异形者》（《展望》1950年4月号）以来的事，在《上海之萤》里他也让百合子记下了“武田先生”于宴席上烂醉倒地后当众露丑的一幕。可见泰淳对待性的复杂情结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四、“吃东西的人们”与“吃女人的萤火虫”
《上海之萤》里关于“吃”的描写始于开篇部分：驶往上海的船上饭食十分粗陋，同舱的冲绳人夫妻分给“我”些“薩摩芋”，“我”与他们一同进食。接下来就描写了登岸后给“我”以“开放感”的“油水很足的炒面”，写到了甜瓜、炸肉排、猪内脏、耳朵和脑子，以及花生、糖点心、甘薯块等等。甚至连工作单位所在建筑物也被描写成“像西洋点心”。以后的六篇里则陆续写到了中餐馆、白俄糕点房、洋餐馆、酒店、街头巷尾、甚至寺庙和戏院等各种各样的场所里形形色色的食物。文中称：“所有的粮食都被集中、储存到了上海，只要走出上海一步，四周就是完全不同的、无边无际的饥饿地带，所以上海人才停留在上海，”也正是这个原因给上海人带来了“真正的不幸”。小说里协会所提供伙食质量的变化更是反映了时局的推移；到作品后半则从粮食拥有量可以推断出日本相关各机构间的力量对比。“武田先生”食欲旺盛、喝酒必醉，与那位“吃东西的女人”“房子”相比只有过而无不及。《上海之萤》里有关“吃”的描写多得惊人。
O博士家博士夫人掌管吃穿大权、因《上海之夜》而出名的女歌手向“我”讨要当时的贵重物资砂糖、王妈从招待客人的菜肴里悄悄分出一碟给“我”分享、夏女士邀“我”品尝其亲手所作饭菜、藤野总想在高级饭店的大堂请“我”喝咖啡……。同事E君无视干部们的警告滥用协会的钱慷慨宴请中日文人；评论家Q在招待他的酒桌上就某店甲鱼侃侃而谈现其美食家本色；田村俊子送来带馅的汤团慰劳协会的人们、看着大家开吃脸上浮现满意的神情；洼川鹤次郎在“我”的陪同下来到苏州运河沿岸的一家安静小店，和“我”一起从容舒畅地品尝土菜小虾；火野苇平在从南京回上海的列车里，明知同行者谁都不会吃却还从车窗外买进大量乡下食品；中国的文人们不做顺应日本国策的发言，对汪精卫的死亦无动于衷，见没有旁人便开始大吃大喝－对此高见顺倍感困惑找“我”诉说；阿部知二就着碎切猪内脏喝伏尔加烂醉如泥……真可谓有多少登场人物就有多少关于吃喝的故事。更不用说那些点缀街景的乞丐、疑似白俄的饿殍、把餐桌摆上了马路的市民。
至于人们聚众饮食或推杯换盏的宴会，《上海之萤》里更是多有描述：上海某寺院里为他人的葬礼而摆下的斋宴、协会举办的年终联欢宴会、在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晚宴以及早宴、日本人经营的印刷公司和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过了时节的新年联欢宴会、还有小报上登的蓝衣社的宴会、中国的“青年实业家”做东的小型宴会、O博士及其好友在博士家院子里喝了三天三夜的聚会等等。日本战败前夕的上海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人生百态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宴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正如《上海之萤》这一标题所示，“萤火虫”才是统括全篇的关键词，该作中的“萤火虫之宴”－严密的来说它分成两个部分：前半包裹在“漆黑的黑暗”中，后半笼罩在“微明的亮光”下－才是整个作品的高潮。
住“我”楼上的半老徐娘夏女士，以前曾长期生活在东京，现在正做着协会翻译室的工作。某天晚上，在我的睡梦里夏女士变成了一具尸体于黑暗中悬浮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下。是密密麻麻大量拥聚着的“萤火虫”一边侵噬着尸体一边像卧床一样托着它，那“卧床”就像“黑檀木”似的乌黑。“我”为了逃离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卧床”来到大街上，所到之处竟是笼罩在“微明的亮光”下的哈同花园。此时，全上海的“萤火虫”都汇聚到了这里，“他们”似乎正在欢宴之中。下面就是引自《上海之萤》里《废园》中的相关部分：
托着她的尸体不让它落下来的是一张离奇的卧床。它由密密麻麻令人恶心的大量拥聚着的虫子组成，就像黑檀木似的。这些虫子全都是萤火虫，萤火虫特有的红色头部和尾部清晰可见。萤火虫们相互重叠相互连接正在蠢蠢而动。隐隐约约、隐隐约约地有声响从他们的群伙里涌出，倾耳细听才明白原来这台黑色的卧床边托着她边在侵噬她。她的内部已经完全被虫子们占据，脑髓和内脏都被吃光了。（省略）微明的亮光笼罩着花园。难道是什么亡灵在举办宴会吗？这里充满了非人的、人声以外的嘈杂。他们并不理会人的意见，全上海的萤火虫都聚集到了这里。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受到了邀请……如此盛大又如此可怖。然后，虫子们的欢宴消失了。
《富士日记》（72年5月24日）里记有一个百合子做的梦：忽明白自己睡的卧床竟是由萤火虫组成的，用力抬起身体来看才发现自己“肚子里内脏什么的全都没了，却满满地进了很多萤火虫”。那台“卧床”“散发出青草的腥味、冰凉冰凉”“糯绒绒的”“像羊羹一样”“四四方方”、从那上面“传来呼吸般闪烁着的微光”。百合子“看”的是自己，而《上海之萤》里则是“武田先生”在“看”，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判断百合子告诉过泰淳的这个“有点儿不吉利的梦”无疑就是《上海之萤》里“萤火虫之宴”的素材。而笔者认为正是那一暗一明的“萤火虫之宴”让《上海之萤》成为了泰淳最晚年的代表作。“萤火虫”“吃”横卧在黑暗之中的“女人”尸体，这一给人强烈印象的意象组合正符合泰淳文学的特点，也和他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交往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 、横卧的尸体·密集的虫子·闪烁的微光——《补天》或女娲传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泰淳文学里“萤火虫”或“闪烁的微光”所蕴含的意义。《于支那所思》是泰淳从中国战场复员后的翌年、即1940年8月发表在《中国文学》第64号上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感慨：“世界上没有比杀人更明白的事了，被杀者横卧不动，杀人者行动自如”。就在这句话稍后处便出现了描写萤火虫的场景：无数萤火虫闪烁着它们微弱的光亮聚集在充满了莲香的莲花池里。从那以后，在泰淳的文学世界里，就像他在《闪烁》《光苔》等小说里所表现的那样，“闪烁的微光”逐渐成为了“恶人”的象征。而在日本的观念里萤火虫是“虫”，蝮蛇也是“虫”。从写于战场的《寄北京同伴诗》和稍后记跟竹内好等所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前往研究会之路》直到晚年病倒的前年所写《〈往生要集〉里的虫子》，泰淳几次三番都带着自嘲声称自己就是条微小的虫子。在泰淳的文学世界里，萤火虫是作为“恶虫”的人类之表象，他们被迫担负着“生存之恶”，微小而密集。重要的是泰淳在他的小说中所表达的是，这些“恶人”低贱而神圣，最终应该超越通常意义上的善恶二元对立而得到完全的肯定，由此而获得最后的拯救。
那么《上海之萤》中“我”做的那个奇怪的梦到底具体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渊源呢？泰淳之前在小说《F花园十九号》里确曾写过一个住主人公楼上的中国女性被人谋杀了的故事，但那不是梦更没有萤火虫出现。从梦的象征性、萤火虫的微小、女尸的巨大等特点，笔者想到的是泰淳那篇未发表的翻译稿、译自鲁迅短篇小说《补天》的《女娲补天的故事》。关于《补天》的创作意图，鲁迅写道：“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在《补天》的结尾处，女娲因为补天过于劳累终于死去，巨大的躯体横卧在天地之间。而她创造的一部分人类纷纷爬上并占据了其腹部等肥沃之处，宣称自己们才是这位女神正统的直系。
1967
武田泰淳，『風媒花』，講談社，1989
《补天》在成为《故事新编》的卷首之作前曾以《不周山》的题名和《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一起被收录在《呐喊》里。伊藤虎丸着眼于《不周山》曾收录在《呐喊》里的意义，就该作品的结尾做出了以下论述：“该小说以把《史记》《山海经》里记录的人所共知的事串接到故事里来结尾，即意味着把这个空想的神话世界的故事连接到了以后四千年连绵不断持续到现代的人类的历史世界”（笔者注﹕画底线的部分为原文中带着重点的部分），“‘人’的神话终结了，‘人非人’的历史开始了。女娲死后留下的是‘四千年吃人的历史’、是贯穿到现代还在持续着的‘黑暗’。这就是该小说做出的结论。”《上海之萤》里也有写到鲁迅，而且1976年正值鲁迅逝世40周年，病中的泰淳还应邀写文章参加了日本纪念鲁迅的活动，他还很有可能读到过伊藤的论文。而泰淳在战后初期所写的随笔《关于灭亡》（《花》1948年4月号）里就曾把“中国”比喻成了女人充满欲望的肉体；在小说《光苔》中更是以“吃人”为主题，探究了在极限状态下的人类伦理的界限。这些显然都与鲁迅对中华文明做出的猛烈批判是有相通之处的。更有研究指出鲁迅在创造《补天》时还抱有纪念辛亥革命前牺牲的女革命家秋瑾的念头。如果把秋瑾也纳入视野，那么“夏”这个在“武田先生”所做的梦里变成了尸体的女性的姓氏就当更有意味。就像泰淳在小说《秋风秋雨愁杀人 秋瑾女士传》里详细解说过的那样，鲁迅小说《药》里那位牺牲后鲜血被当成了“药”的“夏瑜”正是以秋瑾为原型创作的。辛亥革命后曾屡被喻为女娲的秋瑾留有“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感时 二章》）的诗句，而收录了此诗的《秋瑾集》也正是泰淳在创作《秋风秋雨愁杀人 秋瑾女士传》时采用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武田泰淳，東京:筑摩書房，1968
“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受到了邀请……如此盛大又如此可怖。然后，虫子们的欢宴消失了。”——1976年8月，还在《上海之萤》的连载期间，当时正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耿（Edward M．Gunn）为了收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料，曾向泰淳写信询问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信中写道：“先生作为军人，又作为中日文化协会的会员，在中国至少是一位见闻广博的旁观者”。耿是研究中国学的美国学者，现(2008年)为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其改写于博士论文的Unwelcom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45（1980年，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先驱之作。2008年8月，我从该作中文版译者，也是《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10月、中国和平出版社）的作者张泉处闻知耿与泰淳有过书信来往，并得到了泰淳书简的图像数据。而耿不仅很快回答了我的直接咨询，还给我邮寄来了他写给泰淳长达6页的书信复印件。耿告诉我说泰淳虽然回信同意接受他的采访，可最终两人却没能见面。因为当耿在约定的时间飞到东京时，泰淳已于五天前故去了。石上玄一郎在《冷静透彻而富有温情的人》（杂志《海》1976年12月特号）里写道：“听遗孀说故人曾言等写完这个连载后想跟我谈谈，真是令人遗憾”。石上是泰淳上海时期的同僚，笔者推测泰淳想和他谈的或许就是跟耿的来信相关的上海往事。而笔者在此提到耿与泰淳的往来书信一事，正是想指出泰淳或许确曾有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时期的“秘密”告知于耿。
泰淳是旁观者，更是当事人。《上海之萤》虽没有直接披露“秘密”、揭示出“真相”，但仍可说是一部他用文学的形式留下的证词，记录了当日本战败的“宿命”/“预定时刻”即将来临的预感笼罩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时，人们在这个城市是如何生活的。正宗白鸟于日本战败后曾言人们就“像虫蚁般地死去”，而泰淳所描述的则是人们曾怎样“如萤火虫般地活着”。“像虫蚁般地死去”“其实应该一直就是纠缠着人类的一种很普通的命运”－晚年的泰淳如是说。那么在晚年的泰淳看来或许“如萤火虫般地活着”也就是人类生活平凡的常态吧。《上海之萤》以“我”在驶往上海的船上从同舱的冲绳人夫妇处分得“薩摩芋”与他们一同进食开篇，也足见泰淳写的是上海往事其意却在1976年的当下。
结论
下面这段文字引自76年8月23日的《富士日记》，当时泰淳他们建在富士山麓的别墅里涌进了蚊子、蛐蛐、毒虫、苍蝇等许多虫子，百合子写道：
他说：“我在割草时头上带的毛巾帽上就落满了蚊子，它们就那样沾在毛巾上进屋了。可能毛巾很暖和吧。”“是蚊子们觉得她爸好对付吧，就是人太好了。写东海道（《新·东海道五十三驿站》）的时候，写到了在琵琶湖看到的释迦涅槃图，那里边所有动物都手拈口衔着花花草草聚集了来，我挺喜欢那幅画的。有蝴蝶，还有蜈蚣，蚊子也口里衔着什么过来了”我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段。晚上丈夫舒舒服服地睡着了。他吃了烤饭团子，拉了很多大便，情绪就很好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百合子对虫子和泰淳的关系做出的解释。就日期来看，当时《废园》已在杂志上刊出，事实上成了《上海之萤》最后一篇的《歌》其口述笔录工作也应该已经完成。笔者以为在解读《上海之萤》时除了应把战争期间泰淳于1937和1944年的一次“武”、一次“文”的那两次上海体验、以及战后长达30年的岁月也纳入视野外，我们还应该留意到作品的生成现场。比如说《废园》《歌》等篇章里死亡的阴影逐渐浓郁，这预示着作品世界里的“终点时刻”＝日本战败的逼近，而同时也是与现实世界里泰淳自己日益衰弱的健康状况不无关联的。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百合子已经感受到了悄然逼近丈夫的死亡气息，她在努力压制住自己心中的不安，一心祈望所爱之人的身心安康。读到此处，笔者不由得想到自《新·东海道五十三驿站》以来她作为泰淳创作上的伙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同时再一次认识到“百合子”在解读《上海之萤》这个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就像三岛由纪夫等所指出的那样，泰淳在性方面的复杂情结首先无疑是源于他的僧侣出身。但不能忽略的是：他有着在中国战场上日常性地“使用”“慰安妇”“处理”性欲这样的性体验，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他又不得不司空见惯于所谓“潘潘”，并且稍后日本社会关于性的伦理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应该都使他原有的对性的复杂情结被大大加剧，从而导致了他在小说中写出了那些故意暴露“耻部”的场面。在《吃东西的女人》里男主人公最后羞愧于把女性当成“东西”=商品，这样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废除公娼制度以及《卖春处罚法案》等亦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但直接促使泰淳做出了如此反省的正是百合子，因为《吃东西的女人》里令男主人公羞愧的“房子”其原型就是百合子。毋庸置疑这一反省与对食欲以及性欲的肯定性认识的觉醒是互为表里的。而如前所述，百合子并没有只停留在被描写的、天真烂漫的客体层面，她后来还是个能用“愚蠢”一词来批判“男人”的“母狮子”，是个一边哼着自己作词作曲的《鸡鸡歌》《尿尿曲》（参见注^⑥的对谈）照顾重病的丈夫一边记“日记”的“可嘉的日本女性”。由此敷衍开来，我们应该可以说《上海之萤》里对侵略中国所怀赎罪意识的表达方式、关于作为生命根源的性与食的思考、在夸示身心的“耻部”时流露出的明朗的滑稽，等等这些诸般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参照着作品生成过程中的另一个中心“百合子”而来的。
武田泰淳，東京:目黒書店，1954
《上海之萤》里那“吃”横卧在黑暗中的“女人”尸体的“萤火虫”， 是晚年的泰淳在回顾自己“文”“武”两次上海体验时，以其佛教背景为基础，将鲁迅内在化而提出的表象，体现了泰淳独特的人类·历史·文学观。不仅这一表象的素材来自于百合子的日记，而且通过“发光的蛆虫=萤火虫”所表现出来的对作为“恶虫”的“人”的肯定性侧面的强调，也正是因为有“吃东西的女人”“百合子”常在其侧才得以确立。
『ユリイカ』2013年10月
注释
- 1连载于杂志《海》1976年2、4-9月号（中央公论社），发表顺序为:《上海之萤》、《流汗的墙壁》《旋转的屋子》《后门》《杂种》《废园》《歌》，离完结仅差一篇；单行本（1976年12月、中央公論社）里加上了属另一散步系列的《少女与蛇妹》（首发于《海》1976年1月号）。
- 2古林尚《〈上海之萤〉〈文人相轻〉》（《东京新闻》1977年1月29日号）
- 3高桥正《上海·1944―武田泰淳的场合》（《待兼山论丛》第30号、大阪大学文学部、1996年12月）、赵梦云《由武田泰淳〈上海之萤〉所见“中日文化协会”》（《东大阪大学短期大学部教育研究纪要》2005年3月）等。泰淳之女武田花女士向日本近代文学馆捐赠的资料中包括泰淳上海日记，但随后却异乎前例地收回了该日记。关于武田花女士所捐赠资料详情可参考《日本文学馆》第208号（2005年11月、日本近代文学馆）。
- 4前者是以大桥毅彦为首的六名中日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双文社、6月20日）；后者主体为堀田善卫未发表手稿、由红野谦介编注（集英社、11月10日）。
- 5连载于《海》1974年9月-1975年4月号，単行本于1976年6月由中央公論社出版。
- 6参考武田百合子《昭和51年度野间文艺奖 受奖辞》（《群像》1977年1月号）以及武田百合子·深泽七郎《〈对谈〉武田泰淳其存在》（《文艺》1976年12月号）。
- 7《武田泰淳〈头晕目眩的散步〉论―作为小说方法的口述笔录―》（《目白学园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34号、1997年12月）
- 8首发在《新潮》1976年1月号，取材于泰淳作为辎重兵在中国从军时的经历。
- 9连载于《海》1977年1-10月号、初次题名为《不二小大居百花庵日记》，单行本分上下册于同年10月和12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该日记起于1964年7月4日止于1976年9月21日。
- 10指《船上的散步》和《安全的散步？》这两篇。小岛知善在前述论文中指出这两篇和其他六篇相比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是因为它们 “有夫人日记里的明朗快活映照着”。
- 11小说中这一称谓和其他几个专有名词一样都注有上海话发音。
- 12文中写到当时从日本本岛来的人们纷纷传言增上寺、宫城已被烧毁、日本的一大半都被烧烂了；而上海近郊亦传来了爆炸声。由此可知是为1945年夏。
- 13《解说》（《增补版 武田泰淳全集 第二卷》1978年2月、筑摩书房）、《解说》（《日本文学全集63 武田泰淳集》1960年9月、新潮社）
- 14泰淳《有存款的散步》；武田百合子《特别稿件 丈夫·武田泰淳喜欢的话》（《妇人公论》1976年12月号）
- 15参见《武田百合子》《思考者》2006年8月、新潮社）
- 16拙论《武田泰淳〈女人的国籍〉论》（《立命馆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第18卷3号、2007年2月）
- 17田村俊子奖的第一届获奖作品为濑户内晴美所作《田村俊子》，最后一届为木々康子《苍龙的系谱》和武田百合子《富士日记》
- 1866年9月7日的日记。开着车的百合子冲违反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自卫队车辆大叫“蠢货”，坐一旁的泰淳闻言大怒说：“居然冲男人叫蠢货，像什么话！”对此百合子反唇相驳，还因为过于气愤几乎把车开翻。
- 19参照村松友视《百合子是什么颜色》（1994年9月、筑摩书房）。
- 20即红薯。红薯于1605年由中国传入琉球，再于1705年由琉球传入薩摩。而薩摩蕃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进攻琉球，1879年琉球王国被并入日本成为了冲绳县。二战后冲绳被美军占领，于1972年返还日本。驻日美军基地大部分至今仍集中在冲绳。
- 21《上海之萤》里的登场人物大多实有其原型。O博士、E君、评论家Q即各为小竹文夫、石上玄一郎和小林秀雄。
- 22《中国文学》第92号（1943年3月）、《新潮》1954年3月号
- 23蝮蛇在日语中为“真虫”。另外，泰淳还著有小说《蝮蛇的后裔》（首发《进路》1947年8-10月号），取材于日本战败后他在上海的日侨生活。
- 24《中国文学月报》第44号（1938年11月）、《中国文学》第75号、《图书》1970年11月号。
- 25《文学界》1950年9月号。松本阳子在《上海1944-1945武田泰淳〈上海之萤〉注释》相关条目里，指出此处与《F花园十九号》里出现的女尸有关，并从《废园》里的尸体和密集的萤火虫联想到了汉奸和处罚汉奸的中国群众。
- 26日本近代文学馆所藏《武田泰淳资料群》、资料号码T0056506（2007年8月数据）。另外泰淳还翻译了《故事新编》里的其他作品，详情请参阅拙稿《关于武田泰淳未发表翻译稿》（《近代文学研究与资料》第2次第1集、2007年3月）
- 27鲁迅《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创作的经验》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以及《序言》（《故事新编》1936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28松冈俊裕《〈不周山〉试论（前）―鲁迅〈故事新编〉的世界（一）―》（《信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2007年4月）
- 29《秋风秋雨愁杀人 秋瑾女士传》连载于《展望》1967年4-5·7-9月号，单行本里加写了一节《猪叫声响》，于1968年3月由筑摩书房出版。管见请参阅拙论《武田泰淳式现实主义的生成－小说〈秋风秋雨愁杀人秋瑾女士传〉的方法》（《日本近代文学》第77集、2007年11月）。
- 30泰淳在《有存款的散步》中写道：“战败后，正宗白鸟氏发表了一篇题为《死若虫蚁》的文章。上海日侨集中区发行的杂志上也转载了它。这位老文人对日本的人们如虫蚁地死去所发出的感慨，只这标题就也感染了隔着大海的我们。“像虫蚁般地死去”。 这其实应该一直就是纠缠着人类的一种很普通的命运，然而在刚全面投降后，人们把这句话作为绝对真理接受了。从那以后近30年的岁月过去了。人们的储蓄精神复苏，存钱的架势又随处可见。
- 31连载于《每日新闻》晚报1969年1月4号-6月21号，是一部记录夫妻驾车旅行、类似旅行记的小说。取材时全程由百合子驾驶，小说里对百合子的言行多有描述。
- 32三岛由纪夫《作为僧侣》（《日本文学全集63》月报、1960年9月、新朝社）。
- 33关于泰淳在战场上的性体验，参见武田泰淳·埴谷雄高的对谈《军队与文学上的出发点》（《月报》《现代日本的文学37 武田泰淳集》、1970年11月、学习研究社）、以及《武田泰淳寄自战场的书信 1937-1939》（《边境》第3次6卷、1988年1月）。“潘潘”指在1945年以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专以美军为招徕对象的野妓。泰淳在其战后初期的作品中对其有所描述；在“百合子系列”之一的小说《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13号、1949年10月）里，他还写到了以百合子为原型的“马屋光子”为自己被人误以为是“潘潘”而伤心。 附记: 本文日文版刊登在《国学院杂志》第111卷第2号（2010年2月），其雏形曾以《晚年的武田泰淳——〈上海之萤〉试论》为题，用日文口头发表于2008年6月7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2008年度上海日本学国际论坛》。文中引用依据筑摩书房版《武田泰淳全集》，以及中央公论社版《武田百合子全作品》。在此谨向为本文提供了珍贵资料的爱德华·耿和张泉两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感谢武田花女史授权使用相关照片。 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郭伟，于1991年4月1日至1994年3月31日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学习，日本文学专业硕士第7期生。现为明治大学、东京女子大学非常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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