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列举的几本书，大概以“边疆”及“全球史”为主题串联。不但因为它们是我长期关注的学术命题，也因为2023年的教学活动也围绕边疆的现代转化、边界的全球形成为主题展开。这几本书虽然题目分散、分析框架各异，却恰好提供了相互间的对话可能。
本书封面上的英文标题似乎更为确切地概括了其内容：*Russia’s Conquest and Rule of Central Asian Steppe*，“俄罗斯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统治”。全书5个内容章中，更为突出俄国对草原部族的统治，令其由游牧逐渐向定居转变。副标题中的“奥伦堡”是修筑于18世纪30-40年代的乌拉尔河中游的重要据点，它标志着俄罗斯大举介入乌拉尔山南部和中亚西部的政治事务。而1865年征服塔什干，则标志着俄罗斯对整个中亚草原的征服。不过本书的时间下限不止于1865年，而是延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对中亚的大规模移民和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化。
看上去，本书似乎不直接涉及“东亚”这个地理范围，但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18-20世纪东亚历史相当重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统治，不能脱离当时的全球语境，其中最重要的情景，当然是清朝对西北边疆统治与治理的强化。换句话说，本书所力图展现的“中亚草原被纳入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其重要的外部动因不仅包括俄国的东征史，也包括清朝在同一时期的漫长西征史。
另一个原因，则是俄国征服中亚草原在俄国整体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如果说，18世纪30年代的奥伦堡远征可视为俄国中亚战略中的某种起点，那么指挥此次远征的俄国地图学之父伊万·基里洛夫在给女皇的报告中，把远征的战略意义说的很明确：奥伦堡是“通往东方的大门”，是联络延伸至南亚和东亚的商贸节点，是与卫拉特蒙古、波斯和荷兰人争夺的焦点，在获得财富方面甚至可类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美洲（第50页）。俄国东征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后面提到的日本对虾夷的开拓，以及19世纪对东亚地缘政治影响至深的英俄“大博弈”，都与此直接相关。
本书所指的中亚草原，主要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是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向西一直延伸到黑海西岸。受地理和环境影响，历史上长期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内部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通常各不相属的社会集团（如16世纪以来形成的大、中、小三个“玉兹”），集团内部则有等级分层。18世纪早期，受到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外部挤压，以及内部争夺权威的需要，哈萨克小玉兹汗阿布勒海尔（？-1748）遣使俄罗斯，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俄方则认定此举等同于请求臣属，并和阿布勒海尔相互利用，以修筑要塞线的方式，逐步建立起对草原地带的军事统治。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沙俄通过设立官僚体系、颁布管理条例、设置现代财政与教育制度、鼓励移民等方式，逐步将中亚草原由“外边疆”转变为“内边疆”，最终变为帝国行省。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822《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它设立区—乡—阿吾勒三级主官选举制度（后于1868年扩省、废区、改县）；划定游牧范围，灌输行政边界观念；设计土地利用、税收、文教和社会阶层等级制度令牧民走向定居，一点点弱化哈萨克社会的游牧特征。到了19世纪后期，又“结合要塞线海关、司法和防疫隔离等制度……通过规制放牧、迁徙、牲畜扣押、疫病防治等行为，使行政边界逐渐从文本变为普通哈萨克牧户要面对的生活现实。”
经过两个世纪的改造，中亚草原世界出现了现代边界、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而游牧社会的定居化，亦为现代政治社会观念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本书通过相对微观的治理技术考察，把沙俄的草原征服史置于帝国史、国族史、区域和国别研究之间，展现了很广泛的理论对话潜力。
Po（布琮任）这本书于201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精装本到平装本，相隔仅几个月时间。通常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即便较受欢迎，也要等18个月才会出平装本。可见此书甫一问世便得到广泛的关注。
《蓝色边疆》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长期以来，一般教科书把清朝（甚至不止是清朝）描述为一个倾向封闭的陆地国家，对外意识保守、落后。布琮任认为这是受到19世纪外来殖民压迫、特别是甲午战败之后，人们的历史认知始终“站在19世纪的阴影”中的结果。在近二三十年的中外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套闭关锁国论，认为它其实是欧洲殖民意识形态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其重要的理论缺陷，是把欧洲国家的转型、建设和扩张，视为人类发展的统一模版。不过，当这种反思推导到另外的极端，又出现了新的逻辑陷阱，即：虽然承认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认为早期现代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扩张性帝国没有太大差异。例证之一，便是清朝在内亚边疆的领土扩充——新观念认定，清朝的平定西北与俄罗斯的中亚征服、其他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征服，没有本质区别。
《蓝色边疆》一书当然部分吸纳了清史学界新的思考方式，但也对将中国与欧洲帝国视为同质的观点有所保留。它的设问是：既然清帝国在内陆的征服和国家建设如此积极，既然清代中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海洋贸易角色，那么怎么可能清朝对陆地和海洋的政策截然不同呢？这本书的回答思路是：我们不能用“陆地v.s.海洋”的二元对立框架，给出简单化的认定。清代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边疆又实际处于持续不稳定的状态中，为了控制治理海疆，清朝的投入始终很大，认为“满人忽视海权”，这是似是而非的敷衍说法。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海权”这个现代概念。布琮任指出，20世纪以来的海权观无法摆脱美国战略家马汉的影响。在马汉那里，海权和军事争夺、对外扩张等行为紧紧结合在一起，似乎只有积极拓殖外海，才是正常的。清代中国对海权的理解显然不是这样，但这绝不意味着清朝对海洋消极放任，无所作为。实际上，清朝采取的是一种（我读后概括为）“积极防御”的政策。面对早期的“海氛不静”，清朝投入建设海军，组织海防。在平定台湾郑氏政权之后，清廷依然要处理海盗、私商等问题，为此划分内外海，实施不同筹海方略，在从东北到华南的近海海域，招募兵勇、设立炮台，开展巡防等。也就是说，清朝这一时期的海洋政策并不消极，而是相当主动。但是这种积极主动，是出于防御和稳定的目的，而非对外侵略。“所以，获得海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海上咄咄逼人地征服别人……本书所用的海权概念，指的是清朝对其广阔的国内海域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军事力量和从帝国中心到海疆的管理机制来实现。”
站在否定“陆权v.s.海权”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蓝色边疆》有启发性地提出，应该把清朝的边疆政策视为一体，比如内外洋的划分，就可类比于在草原边疆实施的内外远近观念。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清代的海洋政策，既有对明代的继承，又有其独特之处。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则既不应该过分强调，也不应该过分忽视。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倡导一种他称之为“海上新清史”的理论范式。不过，由于“新清史”一词的争议性，这个范式不免有些飘忽，也容易招致误读。作者不讳言他从“新清史”作品对内亚边疆、帝国多元性、满文材料的强调中获得启发，但他显然并不认为所谓“帝国性”就等同于殖民扩张。帝国的国家建构，与后世人们更为熟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这一点，在他的中文著作《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中表达得更明确。《海不扬波》是与《蓝色边疆》内容不同但主题相近的另一本书，其中委婉批评了一些学者对清朝“内亚转向”的过分强调，认为在“统治的大格局上，海疆和中亚边境均属天朝国土的一部分，不能轻易舍弃切割”。是故，审视清朝的海疆政策，也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把握清朝内亚政策的性质。在此处，我同意作者对西方学术理念的吸纳和批评方式，即一定要在全面理解其理路的基础上，吸取其有益之处，才能扬弃其不足：“倘若我们能够恰当地抓紧欧美的研究范式，便不会沦于麻木跟随；反之会对传统的历史叙说有所反思。”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积极防御”呢？
顾名思义，本书聚焦于幕末及明治初期，日本对于虾夷——特别是今天北海道——地区的情报搜集与知识积累。在18世纪之前，北方海域和海岛并不在大和政权精英人士的关注范围内。也因此，在二战之前的研究脉络中，北海道常常被看作是一处孤立的地域，等待着被近代日本开拓。而作为对“拓殖史观”的超越，战后至今的研究传统中，引入了“边疆”（边境）范式，以及更前沿的“内部殖民地”论述。作者认为，经济史学家引入“边境”概念，突出虾夷地相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边缘性；而更多从政治学立场发展出的“内部殖民论”，则强调了政治治理的差异性，以及对异民族（即阿伊努人）的统治逻辑。本书的讨论，则力图超越经济史、政治史两种立场，而专注于日本与北海道之间关系的近代演变与形成。
米家志乃布是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地理学科的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图学史、空间景观与艺术表现方面的研究。本书的大部分篇章，也都是过去曾独立发表的论文。她在前言中自述，自己的研究兴趣源自于学生时代的初次北海道旅行，从未出过国的她，看到那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产生了强烈的异域之感。这种难以忘却的冲击，令她走上研究北方历史地理的道路。所以她强调，自己的研究并不是特定的地方史或者地域史，而是追问作为历史空间的“日本”的形成，特别是：对作为“异域”的虾夷—北海道的探寻和想象，如何成就了日本的“国土”认知？
其实，本书的主题超越了日本国别史，而兼容了边疆研究、历史地理、地图学以及全球史。如布琮任在前书中提到的，涉及海洋的研究天然具有全球史特性。查考日本对虾夷地的近代知识积累，必然要铺陈早期近代欧洲的东亚测绘，以及俄罗斯东拓所带来的地缘冲击。俄国的东扩不但彻底改造了中亚草原世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施越书中所展现的），而且直接点燃了幕末时代日本知识精英对于北方边疆的焦虑感。本书延续了前辈学者如秋月俊幸、船越昭生等对北方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时也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制图传统（以列梅佐夫为代表）加以关注，突出了地理知识在俄、欧、中、日之间的多边互动。就地图学研究而言，作者当然不会忽视像海野一隆这样重要的开拓者，同时又自觉吸纳J.B.Harley这样的欧美学者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地图的发展不仅仅看作科学主义的自我实现，而是展现特定时代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
也因此，除了一般论者都会谈到的从工藤平助、最上德内、到伊能忠敬等官方调查行动外，本书还特别考察了“庶民史料”中对虾夷地的地图表现，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制作、发行的地图，也包括像“节用集”这类民间辞书中收录的日本地图。从中可以看出，虾夷—北海道作为“日本”之一部分的认知，是如何在民间生发、流传并逐渐固定下来，进入到社会基层的潜意识之中。
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对北海道资料情报的收集更为复杂和立体。在其地图绘制中不但有地理信息，更增加了政治、经济、社群及人口等多种信息。米家还考察了风景画、都市景观、摄影等视觉媒介，它们不但是某种形式的情报收集，也是想象与控制殖民地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札幌市的街景摄影，更是在塑造北海道开拓的叙事中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
本书展现出比一般日本学术著述更强的理论关怀，对史料的细致扒梳相对居于次要地位（当然，也是因为关于北海道开拓的先行研究已经十分丰富的缘故）。虽然其对话深度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但的确为我们理解作为历史和政治空间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帝国进程中的族群形成:清末民初政策与内蒙古政治的民族化转向,1900—1930》
Wang, Liping, Leiden: Brill, 2022
时间来到20世纪，我们对边疆的考察回到中国。受到俄、日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中国的内亚边疆同时面对极大的压力。王利平此书将目光投向内蒙古，并以“近边疆”概念贯穿其对现代内蒙民族关系的考察过程。
所谓“近边疆”，是相对于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方面更外层的边疆地带而言，近边疆体现出更强大的向心性结构（centripetalism），在军事驻防、行政管理、民族混融等方面与国家核心有更为紧密的关系。不但内蒙王公和满洲上层维持紧密的同盟，而且和汉人农业移民之间，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同样，国家政策对这一空间的影响力和穿透力也更强。这大概构成“近边疆”与 “内边疆”之间的差别：虽然都存在与中心地区语言、宗教、习俗上的隔阂，但在国家管理的渗透力方面，前者要远高于后者。在身份认同上，近边疆地区的身份也有一种多层的、介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嵌套性”（nested）。
与前述施越一书类似的是，本书特别关注现代国家行政治理对于边疆地区的改造，特别是土地改革（第二、三章）、司法管辖（第四章）和军事组织（第五章）。但本书强调的是，我们无法使用“定居化”或者“汉化”这样笼统的逻辑去理解国家的政策意图。实际上，由于20世纪早期华北的割据局势，各类不同的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当地具体的问题而制定的，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蒙古政策”。正因如此，近边疆社会（包括蒙古人和汉人、精英和民众）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采取各种做法来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身份成了谈判的首要因素，而被政治化。
其中讨论呼伦贝尔军事再组织的第五章，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个案研究。在清代，呼伦贝尔是抵御沙俄入侵的前沿，清帝国将当地散居的游牧渔猎部族编织入八旗，部族对帝国（中心）有强认同。但当现代国家重塑边疆，原有部族军事组织解体，这些原本并无很强蒙古认同的部族，则开始强化其“蒙古”的身份。在区域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区域与外部之间相互交叠的利益竞争中，各种力量相互塑造，呼伦贝尔也更为牢固地整合进“内蒙古”。
本书试图转换我们审视边疆的一个视角：在近边疆的案例中，近边与中心并不必然是对立的，相反，它们之间有大量的共享利益和强大的连接纽带。我们设问的前提，并不应是假定边疆具有天然离心性，而是要追问特定边疆空间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产生出了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作者在研究中强调，要把国家的作用带回来。近边疆并不是国家影响力微弱、仅有不同文化权力交叠折冲的“中间地带”。从清末到民国初期，正是国家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拆解了原来的嵌套性身份，从而“创制”（create）出了内蒙古独特的“民族身份”（ethnicity）。
这是一本从偶然发现的材料出发，而撰写出来的叙事。记录和书写这些材料的人，是法国传教士高德（Alfred Marie Caubrière，1876-1948）。他从1899年抵达中国，长期居住在辽宁省三台子村，直至1948年遇害身亡。在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里，他向法国的家人寄去数百封信件，用文字和绘画描述着他在东北、特别是三台子村的见闻和日常生活。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这样一份“非正式民族志”（Informal Ethnography）异常珍贵。这不但是因为在任何时代和地区，关于底层社会的记录本来就稀少，而且更由于他所记录的，恰好是一个身处全球剧变时代的中国边疆村庄，具备更为丰富的阐释性。
At the Frontier of God’s Empire是李纪继God’s Little Daughters（《小神女》）后的第二本英文著作，它延续了对基层社会、宗教、个人书写的关注，也是近期兴起的“微观全球史”潮流中的一本新作。读者也很容易将这本书与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王笛、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等人的近作并置、对读。这当然是恰当的。不过李纪此书和上述史家作品的不同，在于它展现了在一个地方社会中多重交织的“边疆性”。此书的题目不容易直译，但三个名词：Frontier，God，Empire恰是相互关联的关键词，共同构筑了这个微观叙事的宏大背景。
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东北作为一个特殊边疆的多元面向。前面介绍的四本书，其实或多或少都能联系到东北（满洲）：俄国的内亚草原征服，首先在东北遭遇阻击；而沙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地缘博弈，中国东北是重要一环。清代蓝色海疆的防御体系中，扼守东北的渤海湾是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冲。日本的虾夷地拓殖和测绘，其最直接的外部考量，即是来自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地缘竞争。更不用说，内蒙古东部和北部紧邻东三省（呼伦贝尔原属黑龙江将军辖制），满洲具备比内蒙古更为典型的“近边疆”特性。因此，早在20世纪初，拉铁摩尔就断言满洲是“冲突的摇篮”，是几个代表性文明争夺的场域。
但是宏观的地缘政治图景无法涵盖日常生活中更为多层、复杂的边缘性。而李纪在她的书中把这一点刻画得更深入，从而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模式。比如，三台子村是个汉人移民村落，但居民大多出身于信仰天主教的家庭，自19世纪中期，法国巴黎外方教会就在三台子建立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三台子村受到拳民的攻击，村民和法国神父一起拼死抵抗。再比如，高德神父与许多派往东亚的传教士一样，本身出身于法国外省普通家庭，他23岁离开母国后，一直没有再回去，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中国的底层农民一起。教会档案中，对他这样的普通神职人员着墨不多。外国教会体系深入中国，当然有不平等条约的大背景，但除了少数重要人物外，像高德这样的普通教士也是这个体系中的边缘人物。更不要说，天主教团在鸦片战后的来华传教团体中，早已不是主流；巴黎外方教会，更不是天主教系统中的主流。在俄、日等帝国势力反复争夺的中国东北，法国人的身份定位也颇为尴尬。简言之，我们惯常用来分析“边疆”的框架：国家竞争、族群关系、本土与外来、主导与附从、入侵与抵抗、能动者与被动者……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但这并不是说，微观史否定了宏观层面的历史大势。在这种多重边缘的相遇和互动中，李纪发现，中国边疆被编织进全球性网络之中。这不仅体现在农民通过外来宗教机构，开始想象外部世界，而且体现在日常对话和生活中。比如两位村民会讨论剪辫后更像“日本人”还是“西洋人”，比如高德神父的家书中汇报他带的产自各个国家的常备药品。甚至，频繁邮寄家书本身，都是一则世界与中国日益紧密勾连的隐喻，折射出这些不经意的信息所能够被产生出来的大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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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加拿大籍锡克人领袖哈迪普·辛格（Hardeep Singh Nijjar）被刺杀，令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突然跌入谷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认定，是印度政府的特工在加境内杀害了辛格。莫迪政府则否认指控，反斥责加拿大窝藏“恐怖分子和分离主义分子”。两国外交战迅速升级，成为该年度国际关系的大事件。
曹寅《锡克警察》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揭示出一个中文读者比较陌生的全球史现象：印度锡克人的全球移民网络，以及它与英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是其出版于2017年的英文著作From Policemen to Revolutionaries: A Sikh Diaspora in Global Shanghai, 1885–1945（《从警察到革命者：一个在全球上海的锡克离散人》）的中译本。和李纪的书一样，它也试图以微观史和底层视角，揭示“边缘”与“全球”之间的紧密联结。
尽管锡克人主要聚居于印巴交界地带的旁遮普，其总人口在今天印度人口中的比例很小，但普通中国人对近代印度的最初印象，却深深打上了（作为印度边疆人群的）锡克人的烙印——这是因为锡克人大量在香港、上海充当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被蔑称为红头阿三）。中文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很少，而涉及在上海的锡克人的作品，又很容易被归入几个不同的领域，比如近现代上海研究、亚洲移民研究，或者英帝国研究。但是本书指出，现有的研究框架很难套用到对这些普通移民的认知上。比如，上海史要么被纳入传统国族史，要么围绕着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来表述；移民研究以简单的“推—拽”模式突出母国—移居地的两点一线；英帝国研究则过分强调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能动改造，忽视被殖民群体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些既有框架中，锡克警察现象要么是附属性的，要么只能被处理成消极被动的。
但本书发现，尽管锡克人的移民网络与英帝国的殖民网络（包括上海）密切相关，但他们绝不是被动地任由殖民者支配。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也不是一个从中心到边陲的垂直系统，而是不同边陲之间、边陲与中心之间密切互动的网状体系。锡克移民不但被英国的全球殖民行动所塑造，他们也反过来塑造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
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本书第三章所展开的，关于一位上海锡克人的被刺案。和2023年哈迪普·辛格被刺案相似，1927年的布达·辛格的遇刺身亡，也与加拿大相关。布达·辛格是位警察，由于忠实并出色地完成英国当局交给他的、在上海破坏印度独立运动的任务而备受重用，成为上海锡克人的领袖。彼时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是海外锡克人网络。锡克人对英国统治的怨愤，源于当时加拿大政府对锡克劳工涌入该国的歧视政策，北美的锡克社群对自己与加拿大人同属英国臣民却遭排斥不满，遂成立戈达尔党，在全球各地的锡克人社区中倡导独立革命。上海因为处于英国殖民体系的较弱的地带，成为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受到上海工人运动的启发，上海戈达尔党成员策划内部锄奸行动，目标就是充当英国鹰犬的布达·辛格。该行动一举成功，但布达·辛格之死并未带来预期效果，在华戈达尔党反而很快遭到英国当局清剿。其原因就是，为了应对海外风起云涌的印度独立运动，英帝国官僚们调整了各职能部门和不同殖民地之间的各自为政，开始共享信息，初步建立了全球性的监控网络。布达·辛格被刺后，该机制迅速行动起来，强力镇压了依托锡克移民网络进行的反英活动。
曹寅发现，这样一个精彩且重要的故事，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国族史叙述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人们忽视它，是因为它既不算中国史，也不算印度史，更不代表西方现代性，在英帝国史中无足轻重。尽管戈达尔党积极介入印度和中国的反帝运动，但它特有的跨国性、全球性和弥散性，在今天反而难被有效定位。
这种现象其实已经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也常常被讨论。有不少对全球微观史的质疑，其理由是这种史学方法是天然“去国家化”的。对此，我并不能完全认同。曹寅在本书中提出，他“试图在全球循环历史的背景下将中国近代史纳入全球史语境中”。我觉得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我们应该将全球和微观视野下的历史观察，纳入到中国近现代史（也包括中国革命史）的叙述中来。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丰富，而不是相互排斥。只有这样，我们对国族史的理解，也才更为深刻、有机，也更具意义。
作者简介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生于北京，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曾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和《发现东亚》。另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近期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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