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晃一丨为了让“战后”延续下去──“日中不再战”与日本的选择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日本的“战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本文作者、日本政治学者中野晃一教授深刻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基石，本是建立在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与“日中不再战”的共识之上。然而，由于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私利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的妥协与纵容，导致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在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辞。

如今，日本部分政客被“自由主义正战论”裹挟，甘当美国地缘战略的棋子，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甚至公然叫嚣“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正一步步将国家推向“新型军国主义”与战争边缘。中野晃一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真正的安全与未来，绝不系于强化军事同盟或重拾军国主义旧梦，而在于正视历史、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唯有坚守“日中不再战”与“日中友好”的底线，日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真正延续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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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现在就可以对中国肆意妄为、口无遮拦了吗？

日本的“战后”，始于接受同盟国方面发出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这一点毕竟广为人知；然而，中国是同盟国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同盟国在战时的正式名称正是“United Nations”，并就此成为日后联合国的原型──在“战后”已超过八十年的今天，这些事实却绝非人人皆知。

日本把“战败”粉饰成“终战”，不肯正视中国曾是主要战胜国一员的事实，反复流传的说法是：日本蒙美国宽恕、在其庇护之下才获得了和平与繁荣。在这样的日本，当中国还比日本贫穷的年代，从左派到稳健保守派，尚且都有反省侵略加害的声音；而到了中国已成经济大国的今天，也许是出于“日本在政治上仍是西方式先进国家”的优越意识，一种仿佛可以恣意诋毁中国的傲慢，不仅在右派之间，甚至在一部分自由派与左派之间也开始蔓延。

中国虽饱受日军的巨大破坏，却坚持抗战不降，始终坚守同盟国阵营──这件事对美国、英国等国何等重要，战时还年轻的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驻日大使，日本反共宣传的著名推手）就深有体会。当大日本帝国鼓吹这是一场把亚洲各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泰国被迫与日本结盟之际，美国自己实际上正在强制收容日裔美国人；为了回避“太平洋战争实质上是美国为了在亚洲维持白人至上主义体制而打的‘种族战争’（race war）”的批评，让中国在同盟国一方持续进行抗日战争，乃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著有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The Japanese等。

否则便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为什么在国民党政权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已无法实质代表中国大陆的情况下，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更不用说为什么从一九七一年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掌并一直保有这个席位，而且直到今天仍以联合国中心主义为根本，拒绝像G7那样、由西方先进国家自行决定国际秩序的替代框架。

“放弃战争”是“天皇免责”的交换条件

日本处于同盟国占领统治之下时，一方面美国企图独揽主导权、由自己决定日本的“战后”；另一方面，对此心存警惕、想要加强参与的其他同盟国，则透过远东委员会与美国展开角力。在具有“对日安理会”性质的远东委员会里，美、英、苏、中四国握有否决权。《日本国宪法》正是美国在这种政治情势下赶着促成的产物。

推敲《巴黎非战公约》的渊源，或币原喜重郎与麦克阿瑟的个人角色，固然重要；但思考第九条的由来时，有一个事实不可不察：它是与第一条之下天皇制的存续（即便是象征天皇制）绑在一起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前述的赖肖尔便曾留下一份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主张若要把战后日本经营成美国在远东的“满洲国”，天皇是充当傀儡“溥仪”的最佳人选，因此应避免把天皇当作战时宣传的攻击对象──此事如今已为人所知（其实际影响力姑且不论）。而在占领统治期间，为了阻止日本“赤化”，免除天皇罪责、让天皇制存续下去，很早就成了美国的方针。

然而，如果谁都不承担战争责任，就无法让中国、苏联、大英国协等远东委员会的各方代表信服。于是，以军部承担全部责任的形式，作为彻底且永久的解除武装，第九条便作为第一条的交换条件而告成立。顺带一提，在宪法成立的阶段，麦克阿瑟设想的资本主义阵营反共堡垒是中华民国；再加上他认为，只要冲绳有基地，日本本土就算成为“远东的瑞士”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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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去纳粹化”与日本的“不保持战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桩交易的意涵，与德国所受的战争责任追究大不相同；德国同样败给同盟国，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分断线，不是像日本那样划在旧殖民地（朝鲜半岛与台湾）身上，而是把德国自身分割成了东西两半。

在西德，承担责任的是纳粹主义；军队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完全解除武装，而是在一九五五年随着主权恢复加入了北约。作为代价，纳粹主义连同其象征符号一并被非法化，“去纳粹化”直到今天都被贯彻到相当程度。在日本，虽然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从创设警察预备队、到主权恢复时的保安队、再到自卫队，一路出现了把第九条往回推的动向，但终究没有走到使其失效的地步；另一方面，作为天皇免责的后果，志在回归皇国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最根本之处保留了复活的余地。 直白地说，作为冷战初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加剧时期的国际战后处理：在德国，被禁的是纳粹主义，军队获得允许；在日本，被禁的是军队，而皇国日本那套狂热的歧视意识形态，却被急于解除战争领导人“公职追放”（整肃）处分、忙着动员反共的美国，在国际上几乎不予追究。（当然，直到战后六十年左右，大英国协退伍军人等仍不断发声，追究奉天皇之名作战的皇军所犯下的虐待战俘等战争罪行。）

自中国崛起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自由主义正战论”──亦即主张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应以军事力量与同盟吓阻流氓专制国家、必要时应把正义之战打到底的论说──在西方各国与日本声势高涨。从这一立场出发，常见的主张是：日本既已走过八十多年的和平国家之路，也该干脆把第九条的束缚彻底卸下，重新武装、强化同盟；这样做反而是在支撑自由主义的战后秩序、守护民主。

然而，战后被放任不管的那种蔑视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历史修正主义，如今已空前完全地掌握了国家权力。在这样的今天，还说什么日本也要为了守护普世的自由、人权与民主而拿起武器，实在虚伪得刺眼。当初，正是为了取代对那些植根于皇国臣民优越意识、仇视中国人的非人道战争罪行进行像样的审判，军队才被禁止；倘若连这支军队最终也彻底解禁，那么，作为对日本战争受害者的国际性战后承诺的《日本国宪法》，也就走到了尽头。中国政府近来开始警告，日本正走上“新军国主义”之路，原因正在于此。

说“日本现在重新武装也无妨”“军国主义已无须担心”的欧美人确实不少；但他们绝不会对德国说：现在可以撤除针对纳粹主义相关政治活动、结社与言论自由的限制了。难道因为日本战争加害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人，就无所谓了吗？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与中日战争当然有不同之处；但西方为日本免责的那副姿态──仿佛在说，中国既然已经成了大国，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武器的非人道性，就可以忘掉了──其丑恶实在难以形容。

即便用“为了守护自由”这类自由派修辞来洗白蔑视中国的情绪，其实质不过是“膺惩暴支”（译按：日本侵华时期“膺惩暴虐支那”的口号）心态本身；对于由此推动的、使宪法第九条形同具文乃至修宪的图谋，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日本的“战后”能否延续，不系于美国是否保护日本，也不系于日本能否强化自己的吓阻力量，而系于能否贯彻“日中不再战”“日中友好”。

动摇的美国霸权

近年在日本被煽动起来的反中情绪之过火，已经到了“说出上面这种‘亲中’言论不要紧吗”都会让人替笔者担心的地步。反观对美国：即使那勉强掩藏在自由主义门面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底色已经暴露至此，日本仍把像念咒一样反复吟诵“日美同盟坚若磐石”当成所谓安全保障政策──这样的荒谬竟然通行无阻。 将美国的霸权（hegemony）粉饰为‘自由主义秩序’，这一虚构叙事建立在两个幻想之上：其一，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旗手，因而自诩为‘正义之国’；其二，笃信‘正义必胜’，即正义的美国必将惩治流氓国家、拯救世界。然而，从拜登到川普的政权交替所昭示的却是：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本就一脉相连的美国，自己才是流氓国家，而且还“赢不了”。

其实，这并不是“战后”头一遭。“冷战”说到底是欧洲的故事；在东亚，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对决，是中国的国共内战（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朝鲜战争（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越战（一九五五～一九七五年）──一场延续了战后三十年的酷烈“热战”。而且，把美国一步步拖进越战泥淖深处的，是肯尼迪与约翰的民主党政府；在此局面下，主张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应缩减美国在海外的军事介入、越战也应让亚洲人与亚洲人自己打“越南化”的，正是一九六九年就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他批判前任们那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实际上却和川普一样，反而招致越南战祸的进一步扩大）。

同一年的佐藤荣作——尼克松联合声明，写入了“台湾条款”──可以说，这正是安倍、麻生、高市等人反复宣讲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之说的滥觞。日本明明已接受《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承诺放弃从中国窃取的台湾等领土，如今却又声称台湾问题事关日本的安全保障。尼克松任内确实推进了驻韩、驻台美军的裁减，在越战中也让韩国军队代为出兵，到最后其兵力甚至超过了美军。他一面展开冲绳返还谈判，一面巩固美军基地，把冲绳打造成美军在远东的一大军事据点。日本被卷入美国的战争、向昔日侵略过的地区再度出兵的危险由此升高。

“一九七二年政府见解”的背景

然而，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闪电访中。抓住佐藤下台后时机的田中角荣与大平正芳，则一举朝“中日邦交正常化”转舵。以认定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宪而闻名的所谓“一九七二年政府见解”，引出它的那场国会辩论，恰恰发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正酣之时。社会党参议院议员水口宏三质询道：“日美联合声明里那个韩国条款和台湾条款，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这与日本的自卫毫无关系、与自卫权的行使毫无关系……？”由此引出了政府“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答辩。

《中日联合声明》载明：“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项的立场”。既然充分理解并尊重“一个中国”政策，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更加说不通了──而这份联合声明的发表，距水口的国会质询仅仅半个月。

就这样，面对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间从美中对立到美中接近的历史性大转折，日本在内阁由佐藤换成田中的过程中，总算勉强避免了向“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战前状态回归。但这不表示憧憬大日本帝国的自民党右派此后再无反扑。一九七八年，就在福田赳夫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仅仅六天之前，甲级战犯被悄悄合祀进靖国神社此事曝光之后，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首相等人参拜靖国神社便一再成为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至于美国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则实现于一九七九年。在美中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acknowledge）“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中方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在此脉络之下，与台湾人民维持“文化、商务以及非官方关系”。与此同时，经保守派在国会的反扑，包含“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等政策在内的《台湾关系法》亦告制定。

强化日美同盟，究竟是谁在推动

限于篇幅，无法逐一细究此后中日、美中两组关系各自的变迁，但有一点想在此确认：两组关系从起点上就存在根本差异。当然，包括一九七〇年代的变化在内，中日关系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对中政策所规定，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日本是在明确否定军事介入台湾之可能性的前提下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尽管它仍拖曳着对大日本帝国的憧憬；而对于美国，当时的中国则不得不接受它以反共自由主义为大义名分、保留军事介入余地的做法。

今日中日关系破局的原因在于：毫不掩饰对大日本帝国之憧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到高市早苗的这一系谱），向因恐惧西方没落而转向对中围堵政策的欧美自由主义正战论者靠拢，把经济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彻底推向对美从属；他们始终被一种对“曾与大日本帝国一体”的台湾的幼稚情念所驱使，露骨地显露出要与美国一体、对台湾进行军事介入的野心。 安倍第二次政权以“解释修宪”强行容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继而让违宪的安保法制成立──这些都发生在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时期。其后，菅义伟让“台湾条款”复活，是在二〇二一年与拜登总统的联合声明之中，岸田文雄在二〇二二年底经内阁会议通过纳入确保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等内容的“安保三文件”，同样是为了呼应正主美国自己的安保三文件──后者以高举“民主对专制”这一自由主义正战论的拜登强化“延伸吓阻”为主轴。

日中不再战、日中友好

然而，无论日本多么自以为当上了狐假虎威的那只狐狸，“中国被美国这样对待至今仍在隐忍”与“中国有没有必要容忍日本的同样作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落差──被蔑视中国蒙蔽了双眼的日本政官界与媒体菁英，对此毫无理解。

偏偏在这时，特朗普抽走了梯子。日本主动一头栽进美国的自由主义正战论、甘愿“被卷入”，到头来却可能被MAGA派“弃置”不顾；在这样的处境里，首相竟谄媚地表演“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只有唐纳德”──我们正活在这样一出悲喜剧之中。

荒腔走板的“高市日本”，如今反倒可能妨碍特朗普梦寐以求的美中接近之实现，正逐渐沦为由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协商处置的“共同管理事项”；而要修复良好的对中关系，恐怕只剩任由川普开价、被硬敲一笔“保护费”一途。然而，除了与对中国有人脉管道的公明党联手之外别无长处的中道改革联合，只是因为怕在网路上被骂“媚中”，还是自身那份蔑视中国的优越意识从中作梗？看来除了相信并等待“自由与正义之国美国”的归来，也提不出任何替代方案。

要防止这场本无必要的中日军事冲突，其安全阀竟然只剩下特朗普──落到这种连笑话都称不上的地步，“战后”已是风中残烛。为了不让日本人再一次与中国人互相杀戮，只能由公民社会发出“日中不再战”“日中友好”这一理所当然的声音。

中野晃一，上智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政治学）。二〇二四至二〇二五年任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美日关系计划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右倾化的日本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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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弦月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