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朴锡进编丨《东亚，处于现代的边界之上：国家、国民与领土的重构》

近年国内外学术界对 frontier、border、boundary 等概念的讨论日趋蓬勃，学界愈发强调摆脱传统的“中心视角”，转而从“边陲”出发重新认识世界。由朴锡进主编、集结韩国多位中青年学者心血的《东亚，处于现代的边界之上：国家、国民与领土的重构》（《동아시아,근대의경계에서:국가・국민・영토의재구성》），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本书作为韩国信韩大学脱分断与边界问题研究院策划出版的“脱分断与边界研究丛书”第六册，透过殖民地经验、冷战结构与跨国流动等多重脉络，直面国家暴力、主权划分与离散主体。若想理解当代韩国学界如何谈论现代东亚的边界政治与国族认同，本书无疑提供了丰富线索。**

박석진 엮음,곽채원, 김태우, 박석진, 서희경, 송병권, 쉬징야, 이주희,이해영,조재현, 차태근저，탈분단경계연구총서 6,에테르，2026**

编者的话：在边界之上重写东亚近代国家叙事

20世纪东亚的现代化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在帝国的崩溃与冷战的开端，以及殖民与去殖民的交错之中，国家、国民与领土这些现代国家的基本范畴不断被解构并重新建构。对于某些群体而言，某一时刻意味着新主权国家的诞生；而对于另一些群体而言，它同时也可能是排斥与疏离的起点。

东亚的现代是在接受西方规划的同时，于殖民与战争这一严酷现实之中对其加以转化并建构起来的动荡过程。其核心在于以“单一主权”和“明确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建构（nation state building）这一目标。民族国家这一框架形成时，必然产生了无数划分其内与外的边界。

如何设计民族国家，究竟将何处宣告为自己国家的领土，以及在留存于这一边界之内的人们之中，谁将被纳入为国民，谁又将被排除为非国民等问题，是贯穿整个东亚现代史的核心课题。

边界在制度、话语、空间与日常之中的多层面上发挥其作用。论及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关注国家体制的形成或制度的建立，然而从边界的视角来看，这正是国家宣告将某些群体承认为国民、将某些领土划定为统治范围的划界过程。国民并非“自然”形成的成员，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据特定范畴作为边界被选择并被“制造”出来的存在。领土也并非固定且恒久不变之物，而是为了主张或获得主权认可，必须反复协商和调整边界的流动性范畴。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性，东亚现代国家的形成并非单线性叙事，而是穿越边界的复合性叙事。

本学术丛书《东亚，处于现代的边界之上：国家、国民与领土的重构》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而策划的。通过本次策划，旨在涵盖从国家与领土的宏观话语，到身处边界之个人的微观生活，以“边界”这一透镜重新阐释东亚现代所留下的遗产。

本丛书并不止于以并列的方式罗列特定案例，而是试图在一个问题框架之中，对国家、国民与领土进行综合性思考。

第一部“东亚现代国家的重新/诞生：宪法与国家的形成”以韩国、朝鲜以及中国为案例，考察了在现代国家的重新/形成过程中曾出现过哪些制度性与话语性讨论。尤其就韩国和朝鲜而言，本书试图通过宪法制定过程中提出的诸多议题，从现代国家在朝鲜半岛诞生这一层面考察国家认同。至于中国，则试图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互角逐和竞争过程中形成的民主话语，从普遍性的脉络出发，考察中国社会所构想的现代国家图景。

第二部“边界之上的国民：包容与排斥的逻辑”则通过复杂而流动的边界，考察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围绕国民的包容与排斥是如何展开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围绕国民所形成的边界容易被认为微观而个别的事件，但这些事件最终都提出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以“国民”为核心要素的现代民族国家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本书试图通过几个案例加以综合性阐释：处于中国与朝鲜半岛边界之间的朝鲜人，处于日本帝国与韩国、台湾边界之间的两位作家，处于朝鲜与日本以及婚姻与国籍这一复杂边界之中的“北送在日同胞”的日本人妻子，最后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人民”形成的边界之上，劳动与资本关系之中究竟运作着何种包容与排斥的逻辑。

第三部“被制造的领土与边界：分割与占有的地缘政治”挑战了一种观念，即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领土是“自古以来即被赋予”或“理所当然地存在之物”。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领土与国民一道构成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并且可能成为冲突导火索的议题。时至今日，东亚各地围绕领土的冲突仍不断爆发或潜伏其中。东亚的领土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旧金山体制的过程中，按照地缘政治的逻辑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朝鲜与中国、苏联之间的朝鲜半岛北端边境，并非固定不变的边界，而是一个随关系流动变化的的后领土主义复合空间。此外，临津江、“民间人出入统制线”、“自由路”等以双重、三重边界加以区划的临津江附近“民间人出入统制线”地区，其边界并不同于确定而坚固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断协商和重构的跨越边界的现场。

在这样的整体脉络下，进一步具体考察各篇文章，如下：首先，第一部“东亚现代国家的重新/诞生：宪法与国家的形成”的第一篇文章，即서희경(Suh, Hee-kyung)的《宪法中的争论点与大韩民国的国家认同（1945-1950）》，从宪法视角分析从日帝解放后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试图确保合法性的过程，并由此考察大韩民国的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起来的。作者将国家认同理解为在多种不同政治势力的观点与构想相互竞争之中不断重构的过程，并通过韩国的解放空间中围绕宪法提出的四个争论点对此加以分析。

首先，文章讨论对于被设定为民族国家出发点的三一运动的不同解释。三一运动曾是民族整合的象征，然而解放以后，右翼将其规定为“自由”的起源，左翼则从阶级视角将其界定为“人民革命”，并试图由此抢占国家认同性质的解释权。这种裂隙进而延伸为围绕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性与大韩民国正统性的争论。在解放局势中，围绕赞成托管与反对托管，左翼与右翼相互对立。在此背景下，文章展现临时政府对建立一个分裂国家（大韩民国）的立场，以及在大韩民国建立过程中，临时政府与三一运动的正统性究竟延续至何处这一争论点。

接下来的争论点是对亲日势力的处理以及国家建设主体的设定问题。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分裂，与对亲日行为的判断直接相关，并进一步延伸为新的国家建设主体应当由谁承担、亲日派应当如何处理等问题。最后一个争论点则涉及从宪法制定之后至1950年之间，在《反民族行为处罚法》、丽顺事件以及《国家保安法》争论中所呈现的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丽顺事件以后《国家保安法》的制定以及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受挫，显示出大韩民国的认同较之民族认同，更加侧重于体制维护和安全保障等保卫国家的取向。

该研究表明，大韩民国的国家认同并非仅仅源于内部共识，而是在冷战秩序这一宏大话语之中，民族国家的指向与现代统治现实相互冲突、彼此妥协而形成的多重性结果。这为考察延续至今的韩国社会与政治现实提供重要线索。

조재현(Cho, Jaehyun)的《1948年朝鲜制宪宪法草案研究》通过分析1948年朝鲜制宪宪法草案的起草、修改与采纳过程，追踪朝鲜这一现代国家的建立路径。在这里，宪法并非单纯的规范，而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国民、规定国家权力形式与经济秩序等国家整体框架的装置。作者指出，1948年朝鲜制宪宪法并非仅仅是法律规范，而是在南北体制竞争之中，为彰显其体制优越性而设计出来的政治产物。

文章首先指出，草案的构成本身具备“国家—国民—统治”的现代语法。朝鲜制宪宪法草案作为建构现代国家框架的装置，综合规定国家的根本原则、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最高人民会议、内阁、地方人民委员会、法院与检察机关等国家机构。

最明显体现本文问题意识的部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表述曾存在于草案之中，却在最终制定过程中被删除的场面。金枓奉并未具体说明删除理由，但该文章将其解释为与“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逻辑相关，也就是说，平等并非被理解为“法律上的平等”，而是被理解为由国家赋予的权利，并且认为“法律上的平等”反而可能削弱革命性，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上述结果。

本文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比较分裂初期南北韩宪法草案中的共同领域与差异，是克服当下已然固化的意识形态鸿沟、探索新的未来所不可或缺的历史工作。

차태근(Cha, Taegeun)的《战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式民主的探索》在现代民主主义危机这一全球性脉络中，追踪中国曾试图规划何种形式的民族国家。1940年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反法西斯斗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古典自由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局限被清晰显现出来的时期。作者关注到，当时中国知识界并非只是试图移植西方模式，而是探索一种不仅涵盖政治民主，也包括经济平等在内的实质性民主主义，即“新型民主主义”。

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普遍认为，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成为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土壤，并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设定为时代课题。这进一步延伸为一种愿望，即作为主权主体的国民，不应只是拥有投票权这一形式性权利，而应开启一个能够保障其实际生活质量的“人民的世纪”。这一话语是在英美式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边界之间，探索符合中国历史特殊性的第三条道路的过程。

归根结底，本文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非中国共产党一方的专属产物，而是建立在各类政治派别与知识人所共同认可的“新型民主主义”这一广泛共识之上。孙文的三民主义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相互交错并彼此协商的思想地形，为了解当今“中国式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固有特征与局限，提供重要的历史认识。

第二部“边界之上的国民：包容与排斥的逻辑”的第一篇文章，即이해영(李海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东北朝鲜族的革命叙事与国家认同的确立——以金学铁的〈说吧，海兰江〉为中心》，分析1945年从日剧解放以后留在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的120万朝鲜人在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的民族国家国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认同混乱与重构过程。作者关注金学铁为纪念1953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一周年而发表的长篇小说《说吧，海兰江》，并指出这部小说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项旨在解决朝鲜族“祖国观”问题，并将其包容进中国这一新的民族国家国民之中的政治规划。

解放初期，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处于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血缘性、情感性纽带，以及在中国境内实际定居之间，站在“多祖国论”或“双重国籍”这一暧昧的边界之上。尤其是在间岛领有权问题以及与朝鲜的关系等敏感政治关系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他们，初期曾允许双重国籍，但此后逐渐试图赋予其作为中国领土内少数民族即“朝鲜族”的法律地位。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族领导人，则出于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利等现实生存问题，敦促朝鲜人选择作为中国国民的认同。

为这种政治选择赋予历史正当性的工具，正是“革命叙事”的建构。金学铁通过将1930年代东满洲地区的抗日斗争重新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把满洲朝鲜人的历史纳入到中国现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通过阶级分化排除亲日地主阶级，并将革命农民描绘为“新中国”的主角，这是一种旨在证明朝鲜族并非单纯的移民，而是为守护中国领土而献身的正当主权者的装置。本文实证性地展现在民族国家建立这一激荡时期，“国民”这一范畴是如何被想象并重构的。《说吧、海兰江!》是无法安顿于南方或北方任何一方的离散者金学铁，试图在延边确立朝鲜族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一种尝试，它生动地揭示边界人试图克服东亚现代所遗留下来的认同分裂，并在新的国家框架之中安顿下来的苦恼。

许景雅(쉬징야)的《在帝国与“祖国”的缝隙之间：1945年前后在日朝鲜人作家金时钟与在日台湾人作家陈舜臣的移动与文学活动》探讨1945年日本帝国崩溃以后，在东亚转型期中处于归还与未归还边界之上的移民之认同建构过程。1945年日本帝国解体之际，殖民地民众不得不从帝国的臣民急剧转换为新生民族国家的国民。作者在这一过程中，追踪那些无法被简单纳入“回归祖国”这一单一叙事之中、处于归还与未归还边界上的移民复杂的认同形成过程。

尤其是，本研究从相互参照的视角分析在日朝鲜人作家金时钟与在日台湾人作家陈舜臣的移动轨迹。两位作家在解放后都试图回到各自祖国韩国与台湾之中，并作为新生国家的国民获得新的认同，然而他们分别目睹了济州四三事件与台湾二二八事件这一惨烈的国家暴力，由此直面了“祖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所具有的排他性与暴力性侧面。

这种悲剧性经验使他们再次转向日本，或停留在“未归还者”这一特殊地位。新生民族国家所强迫的“国民”这一单一认同框架，无法完整接纳那些保有帝国遗产与殖民记忆的人们，他们最终只能存留在帝国与祖国之间的缝隙中不断摇摆的“边界人”的身份。本文批判性地检讨被困于民族国家框架之中的既有“国民”叙事，并关注东亚现代所生成的“边缘性/边缘人”所具有的更为广阔的意义。

이주희(Lee, Joowhee)的《北送在日同胞日本人妻子的边界经验》追踪去殖民与冷战这两道东亚现代的巨大屏障，是如何在个人日常生活与家庭这一微观空间中发挥作用的。作者关注1959年至1984年进行的“在日同胞（在日朝鲜人）北送事业”中，随丈夫的选择前往朝鲜的约1,800名日本人妻子，并分析她们在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如何规定自身地位，又如何努力被纳入为“国民”。

她们离开曾经作为帝国中心的日本，移居至朝鲜这一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所面对的是同化压力与冷战意识形态的尖锐紧张。作者指出，朝鲜社会所强调的父权制民族主义叙事压抑了她们作为日本人的认同，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日本人妻子策略性地内化了“朝鲜的妻子与母亲”这一性别角色，以及“社会主义劳动模范”这一社会主义认同，以此谋求家庭的生存。这一适应过程并非单纯的顺从，而是在民族国家所规定的包容与排斥的边界之上，为了生存而展开的能动性实践。

本文清楚地展现现代民族国家所规定的成员资格，即谁是共同体的“正常成员”这一问题所包含的矛盾，以及在其缝隙之中运作的性别化认同政治的一个侧面。日本人妻子的生活表明，边界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线，而是深深渗入个人的身体与意识之中，并作为重组个人日常生活的治理机制而发挥作用。

박석진(Park Seok-jin，朴锡进)的《“社会主义人民”边界的重新界定：1952年中国“五反”运动之后劳动—资本之间“人民”边界的变化》追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试图巩固国家内部秩序的政治规划如何重组“人民”这一社会成员范畴。作者将1952年展开的“五反“运动评价为不仅是一次肃清贪污腐败的运动，更是国家层面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曾在新民主主义基调下被承认为国家建设成员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被推向“人民”这一政治范畴之外。

“五反”运动是在共产党主导的新生国家内部，处于竞争之中的劳动与资本的权力关系发生决定性逆转的一个契机。经过“五反”运动，工会的权威得到强化，私营经济则逐渐缩小，并进而导致公私合营的加速。尤其是将部分从事非法行为的资产阶级称为“人民的敌人”，并试图重构以工人—农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人民”，这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建构的社会主义现代认同的核心过程之一。

本文实证性地展现东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针对内部成员的“包容与排斥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如何围绕“人民”这一范畴展开的。这证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产物即使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也不断追问内部成员的资格与公民权的边界，并持续调整和重构其范畴。通过“五反”运动而展开的劳动—资本关系的逆转与“社会主义人民”的形成，进而连续至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布，并使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部“被制造的领土与边界：分割与占有的地缘政治”的第一篇文章，即송병권(Song, Byongkwon)的《围绕战后日本邦交正常化的美苏日中地缘政治三角形》，实证性地分析冷战期东亚作为物理边界的领土，是如何在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利害关系之下被管理和调整的。为此，作者考察“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日本与苏联及中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过程。

1950年代展开的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是围绕所谓“北方领土”展开的美、日、苏战略性角逐场。苏联针对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北方诸岛主权问题提出谈判，并由此接近至日本，对此美国为了牵制苏联，采取了提前将冲绳以北的奄美群岛归还日本，并在政治上支持日本“北方领土”主张的战略。这是美国为阻止日苏和平条约的缔结，从而防止冷战体制出现裂隙所作出的战略性选择，而这也造成了至今仍成为日本与苏联之间领土纠纷导火索的结果。

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台湾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当时，中国一方面为牵制苏联而与美国建立战略性关系，另一方面又为阻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性再崛起，对美军驻扎台湾采取了灵活的容忍态度。这表明，领土边界并非只是单纯的主权界线，而是强国为了维持地缘政治优势而加以运用的高度战略性资源。

本文揭示旧金山体制并非东亚领土纠纷的解决方案，反而是引发并结构化冲突的出发点。作为“被制造的领土与边界”的日本“北方领土”与“冲绳以及台湾问题”，至今仍作为未竟的课题，威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本文促使我们反思国家之间领土边界划定背后所隐藏的强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性。

곽채원(Kwak, Chaewon)的《朝鲜边境的形成与划定：基于后领土主义视角的解释》通过1945年至1964年在朝鲜半岛北部展开的国境形成过程，阐明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构和管理领土边界的独特机制。作者超越关于领土的传统观念，从“后领土主义”的视角考察朝中、朝苏边境，并强调边境并非单纯的断裂线，而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经济连接网络而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朝鲜经历了解放与战争、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矛盾等激荡的历史，并根据与中国及苏联的关系，流动性地运用边境。即便在国家的“领土控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仍然结构性地存在不可能完全封闭的“多孔性”（porosity），这是因为边境并非固定且断裂的空间，而是军事、经济、人员与意识形态的流动相互交错的复合空间。归根结底，朝鲜的北方边境并不仅仅是主权所及的空间边界线，而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多国性“共同体”内部的等级与合作关系投射出来的结果。

本文将朝鲜的北方边境作为“被制造的领土与边界”的重要案例加以呈现，并表明东亚的边界并非固定的实体，而是国际政治的动态性与国家的生存战略相互交织，并不断被重构的现场。

김태우(Kim, Taewoo)的《临津江畔民统线地区居民的开拓生活与跨越边界：以坡州炭县面地区为中心》通过处于朝鲜半岛分断最前线的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边界地区居民的具体生活，微观地分析领土与边界的意义。过去临津江对居民而言是一个必须得克服的自然边界，居民即便处在年复一年反复发生的洪水危险之中，仍通过修筑堤坝、开垦农地的“筑堤”实践，开拓名为“岛田”的珍贵生计之地。然而，朝鲜战争与分断这一现代史的悲剧，又在这一自然边界之上强迫赋予了“民统线”这一新的边界。此后，1990年代建成的“自由路”则将这一人为边界以巨大屏障的形式加以视觉化，并成为在空间上分割居民生活基地的可视化边界。

然而，居民即便面对这样国家所建立的屏障，也并未放弃生活。他们在“自由路”下方开凿“涵洞”，连接被分割的领土，并一天数次往返穿越这一边界，继续维持农业生产与生计。这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现代国家所划出的坚固界线，也无法完全控制扎根于此地的人们顽强的生活意志。

本文表明，领土并非只是由国家规定的空间，而是由居民实践重新建构的动态现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穿越自然性、人为性与分断所形成的多层边界，其生活既揭示国家规定的边界所具有的压迫性，同时展现超越这一边界的生命力，是一个珍贵的案例。

本书试图展现现代国家形成这一宏大叙事，是如何在东亚这一具体现场中得到调适与演变的。本丛书中的各篇文章，从建立国家制度框架的宪法制定过程，到处于边界之上的国民复杂的生存战略，再到由地缘政治利害关系不断调整和协商的领土景观，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本丛书核心关注的“边界”这一问题意识，并不只是指划分内与外、此处与彼处的分离线，它更是一个试图确保主权国家正当性的权力意志与穿越权力所划定的边界并寻求生活的民众实践相互交错的空间。第一部所讨论的民族国家成立的构想与论议，经过第二部作为国家主体与对象之国民的所面对的包容与排斥逻辑，再到第三部具体呈现被制造的领土与边界，这一过程显示出东亚的现代是多层次且多重性竞争的结果。

此外，本丛书也是一次试图打破法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边界，并以整合性的方式思考东亚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样的尝试既谈不上开创先河，亦难言已臻完善，但它依然至关重要:我们怀着一种期待推进这项工作，希望今后能在更多地方持续展开类似尝试。期待本丛书不止于记录过去的历史，而能够为解决今日仍在动荡之中的东亚冲突，提供“边界性思维”的线索。

编者朴锡进

박석진 엮음,곽채원, 김태우, 박석진, 서희경, 송병권, 쉬징야, 이주희,이해영,조재현, 차태근저，탈분단경계연구총서 6,에테르，2026 出版社购买链接🔗 阿拉丁：https://aladin.kr/p/OS1ON 에테르：https://bricksmagazine.co.kr/aether 教保文库：http://product.kyobobook.co.kr/detail/S000220054131 目 录** 编者的话：在边界之上重写东亚近代国家叙事 第一部 东亚近代国家的再/诞生：宪法与国家的形成 宪法争论点与大韩民国的国家认同（1945-1950） 1948年朝鲜制宪宪法草案相关研究 战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式民主的探索 第二部 边界之上的国民：包容与排斥的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东北朝鲜族的革命叙事与国家认同的确立：以金学铁的《说吧，海兰江》为中心 在帝国与“祖国”的缝隙之间：1945年前后在日朝鲜人作家金时钟与在日台湾人作家陈舜臣的移动与文学活动 北送在日同胞日本妻子的边界经验 “社会主义人民”边界的重新设定：1952年中国“五反”运动之后劳动-资本间“人民”边界的变化 第三部 被制造的领土：分割与占领的地缘政治 围绕战后日本邦交正常化的美苏日中地缘政治三角形 朝鲜国境的形成与划定：后领土主义视角的解释 临津江畔民统线地区居民的开拓生活与跨越边界：以坡州炭县面地区为中心 엮은이의 말 경계 위에서 다시 쓰는 동아시아 근대 국가 서사 제1부 동아시아 근대국가의 재/탄생: 헌법과 국가의 형성

• 헌법적 쟁점과 대한민국의 국가정체성(1945-1950)
• 1948년 북한제정헌법의 초안에 관한 연구
• 전후 중국의 ‘신(新)’ 민주주의론: 중국적 민주에 대한 모색

제2부 경계 위의 국민: 포섭과 배제의 논리

• 중화인민공화국 건국초기 동북 조선족의 혁명서사와 국가적 정체성의 확립: 김학철의 『해란강아 말하라』를 중심으로
• 제국과 ‘조국’의 틈새에서: 1945년 전후 재일조선인 작가 김시종과 재일대만인 작가 천순천의 이동과 문학활동
• 북송재일동포 일본인 처의 경계 경험
• ‘사회주의 인민’ 경계의 재설정: 1952년 중국 5반운동 이후 노동-자본 간 ‘인민’의 경계 변화

제3부 만들어지는 영토: 분할과 점유의 지정학

• 전후 일본의 국교정상화를 둘러싼 미소일중의 지정학적 삼각형
• 북한 국경의 형성과 획정: 포스트영토주의 관점의 해석
• 임진강변 민통선 지역 주민의 개척의 삶과 경계 넘나들기: 파주 탄현면 지역을 중심으로

저자 소개 编者简介

朴锡进，关注1950至60年代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问题，主要涉及国家的劳动与工资政策、工会、劳资关系，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经验等，并围绕这些议题开展研究。近年来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朝鲜等东亚社会主义历史的比较与相互参照，以及东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边界之复杂性与混杂性等。代表性论文有《未能成为主人的“工人国家”中的工人：中共接管北京初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中的工人经验》、《性别平等劳动：原则的应然与实践的困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同工同酬的实践为中心》等。

延伸閲讀

Oz编辑

Meikann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