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钰淩丨韩国遗物整理师的故事：现实比戏剧更残酷

死亡来过的地方，留下了故事。遗物整理师整理好死者的残留物，清扫周边，将遗物交给家属，让死者完成最后的体面道别。韩国遗物整理师通过遗物整理所揭开的社会零余者、孤绝者其死之残像，实则对应了他们活着的残像，那种种残酷、残忍是深植于韩国乃至东亚诸国的社会问题。

韩剧《Move to Heaven：我是遗物整理师》（后简称“我是遗物整理师”）在2021年5月中旬上档后，口碑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很快地成为名列前茅的热门韩剧，一时之间引起人们诸多有关生死哲学的讨论，以及对“遗物整理师”这个罕见职业的关注。

《我是遗物整理师》以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少年“可鲁”为主人公，在父亲过世后，可鲁持续经营与父亲共同的事业——“Move to Haven”遗物整理公司。透过一件件的遗物整理委托案，他不仅完成了工作，妥善整理好亡者的遗物，并将之交付到适合的人手上，也渐次整理了自己与父亲、与叔叔“尚久”的关系。同样的，突然被交付照顾可鲁这一任务的尚久，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次整理了自己与哥哥、与可鲁的关系。可以说，可鲁与尚久在整理他人遗物的同时，也正处在一段整理父亲∕兄长遗物——实质性的与非实质性的——的漫长过程。

不过，这部韩剧所欲诉说的，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家族疗伤故事，从“Move to Haven”遗物整理公司受委托的遗物整理案件，我们还可以看到包藏在这些饱含泪水的感人故事底下的韩国当代社会的残酷现实。

一 Move to Heaven：“特别”的职业——遗物整理师

何谓“遗物整理师”？

根据韩国第一代遗物整理师金玺别在同名的纪实作品《我是遗物整理师》一书的定义，遗物整理师是“帮亡者搬家的人”，具体的工作范围是：“将亡者留下的痕迹清理干净，将遗物整理好交给家属，最后再打扫周边”。而金玺别在亲历了这些死亡与协助亡者搬家到天堂的过程中，领悟到身为最后的送行者，遗物整理师有责任转达亡者最后的讯息。

同为遗物整理师的金完在《遗物整理师》一书中，则以餐厅服务生收拾餐桌为喻，他认为遗物整理师的工作本质与餐厅服务生一样，只是他们清理的不是餐桌上的残羹剩饭，而是亡者留下的躯体碎屑、血痕与带着异味的遗物。金完强调，这份“工作本身并不特别，说穿了只是代替别人做必须做的事而已”。

然而，对于将死亡视为禁忌的国家来说，遗物整理师这份“特别”的职业是不祥的象征，因而人们对这份职业投以异样的眼光，排斥遗物整理师的存在。金玺别表示，人们普遍厌恶他们的办公室与车辆出现在其生活周遭，没有人喜欢与他们当邻居，因此他们屡屡遭到民众申诉，不断受到环境部的调查，且平均每三到六个月就得搬一次家，甚至也曾被餐厅拒绝进入、撒盐避邪。

而金完则概叹地表示，遗物整理师宛如一份在人们面前无法露面的幽灵职业，不仅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职业，且在韩国的税法中，特殊清扫业隶属在“一般清扫业”这一范畴，并非一个独立的“业种”，这也让他们在申请营业执照时，遭遇到许多困难。同时，金完也提到，虽然在2018年的《职业类别辞典》中，首度列入了“遗物整理师”，并分析研究了该职务的内容，也修正了职业概要与业务内容，即便如此，遗物整理师却是被列入“配管清洗员及防疫员”这一职业类别的子分类中。面对这个啼笑皆非的结果，金完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有人按辞典所示，找来通水管的配管清洗员或是居家除虫的防疫员来清理亡者的住所，真不知道他们的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

从上述两位韩国遗物整理师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工作内容的强度与心理素质的高度，而是在外界拒斥的目光与相应法规的不足。也因此，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的热播，把“遗物整理师”这个职业带进了公众视野，创造出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职业、进而讨论与正视这个职业的机会，这是这部韩剧值得让人称道之处。不过，这部韩剧还有一个值得让人称道之处，那就是借由剧中那一则又一则血泪交织的委托案，刻画出韩国当代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侵犯与被杀害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地狱朝鲜”的残酷现场。

二 孤独的城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住在考试院（租金低廉的小坪数出租房）里的少年，他一边准备高考，一边在工厂实习。为了提高转正的可能性，他即使因工受伤也不敢请假就医，最后孤单地在狭窄的住所里死去。而后资方却利用少年的父母为聋哑人士这点，以旷职为由，规避了相关责任。这是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中的第一个案例——工伤少年金宣宇的故事。而类似这样的案例，大量地出现在金玺别与金完的书中。

在升学困难、一职难求的时代，这些为了争取更多机会而来到大城市工作的韩国年轻人，多半落脚在半地下室、顶楼加盖或考试院，甚至是比“地顶考”条件更差的蚁居房（房东将一个房间隔成一至两间，大小为三平方米左右）。这群年轻人努力工作，四处兼差，不断地被甲方榨取劳力，却始终穷困，无法脱离恶劣的居住环境，甚至成为“住房难民”，在以贫困阶级为榨取对象的“贫困经济”无止尽的剥削中灭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可能跟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中的男主角“基宇”一样，口中老挂着“我都计画好了”这句口头禅，但实际上却一辈子都无法离开半地下室，始终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不过相对来说，这样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至少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意愿，最差的情况就是充斥在金玺别与金完书中的众多自杀案例：有因破产而共赴黄泉的夫妻，有失去生存意志而相偕自杀的年轻人，有深陷忧郁症而轻生的年轻女子，有丧失抵抗现实的勇气而放弃生命的20岁重考生，有先勒毙女儿再自杀的走投无路的父亲等。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中，韩国的自杀率一向偏高，甚至在2019年与2020年居世界之冠，自杀率高到被称之为“中断生命的社会”、“自杀共和国”。根据OECD在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年韩国每天平均都有近四十人自杀。韩国卫生部的统计则表明，在2015至2019年间，试图自杀或自残的年轻人总数为34,552人。而BBC也在2021年2月的报导中指出，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与两年前相比，目前韩国有自杀想法的人数又增加了10%。

此外，根据OECD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5%的韩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难以排解的压力，且有近30%的老人有抑郁症状。而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则是在访问了五千位民众后发现，有83.1%的年轻女性和78.4%的年轻男性视韩国为“地狱”；有29.8%的女性和34.1%的男性视自己为“失败者”。并且，在19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5%的受访者表示想要离开韩国。

上述这些数据，正是韩国作家张康明《走出韩国》这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季娜”死命要离开韩国、前往异国他乡的现实背景，也说明了为什么在金玺别与金完的书中会出现那么多的自杀案例。同时，这些“愤怒的数字”更是告诉我们，“贫困者唯一能够享有的只有自杀的权利”这一血淋淋的戏码，每天都在“地狱朝鲜”孤独无声地上演。然而在这之中，也仅有少部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能够透过遗物整理师来传递他们生前最后的讯息，诉说他们的故事。

三 孤独的房间，被遗忘与被抛弃的人

一位老太太孤独死于家中三周后才被发现，儿子、媳妇嫌恶心不愿进屋整理，便找来遗物整理师。然而，当得知老太太睡觉时使用的电毯底下，铺满了大量现钞后，夫妻俩竟争先冲进屋子，连口罩、手套都没来得及戴上，便着急地将沾满了尸体油脂的钞票一张张取出。这是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中的第二个案例——李渶顺奶奶孤独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原型，正是来自金玺别《我是遗物整理师》中的《不见人影的儿子》一篇。而类似这样孤独死的案例，其实散落在金玺别与金完的书中：有留下上百瓶装满尿液的酒瓶的孤独死老人，有死在家中却在数天后才被同住子女发现的老奶奶，有一个人病死在租屋处的中年男子等。

“孤独死”是指未受到任何照顾的独居者，独自一人在住所迎接死亡，并在一段时日后才被发现。这个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于日本社会的问题，随着韩国社会日渐走向人口老龄化与单身家庭化，越境而至，逐渐成为韩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几十年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幅增长，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00年为339.5万人，2010年增至547.5万，至2016年则进一步增加到689.7万。而日后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持续增加，根据统计厅的预测数据，到了2060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762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40.1%。此外，韩国的单身家庭户也在逐年增加，同样来自韩国统计厅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韩国单身家庭户数为523万户，其中65岁以上的单身家庭户数为144万，占总数的25%。而日后韩国的单身家庭户数也将持续增加，据统计厅的预测数据，到了2035年，韩国的单身家庭户在韩国家庭户总数中的占比将达到34.3%，其中65岁以上的单身家庭户数将占总户数的68%。

由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与单身家庭户数激增所导致的众多问题之一，便是孤独死的死亡人数增加。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前几年的统计数据，2013年韩国孤独死的死亡人数为1280人，至2017年则增加到2010人，换言之，孤独死的死亡人数在四年间的上升幅度高达57%。倘若我们将孤独死事件的发生地限缩在首尔，则还可看到一些更为惊人的数据。《京乡新闻》的报导指出，就首尔市各地区的情况来说，近年来的孤独死事件主要集中发生在廉价的考试院，而首尔市政府所做的调查则证实了这个说法。根据首尔市政府的资料显示，2018年发生在首尔考试院的孤独死事件有46起，2019年有47起，至2020年9月末则已经发生了25起。

此外，《京乡新闻》更进一步指出，在2018年到2020年间，在发生于首尔考试院的孤独死悲剧中，以发生过35起的永登浦区为最多，其次是发生过18起在东大门区。不巧的是，永登浦区与东大门区也正是《剥削首尔》一书的作者李惠美，在调查首尔的“住房难民”问题时的主要地区。是以，孤独死与贫穷之间怵目惊心的“相辅相成”，可说是清晰可辨。

要注意的是，现在孤独死并非只发生在老人身上，金玺别以他经手过的委托案告诉我们，孤独死现在正大量地发生在“被遗忘与被抛弃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是现在相关单位日渐着重独居老人的照护服务，孤独死老人的死亡人数随之减少，反而是孤独死年轻人的死亡人数正在增加，这才是当今孤独死的最大问题。

另一方面，金玺别更不忘提醒我们，“孤独死”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亡者死得有多孤独，而是亡者活得有多孤独。比起死得不孤独，究竟要如何让这些“被遗忘与被抛弃的”人们活得不孤独呢？这不只是韩国社会的问题，其实也是东亚社会目前正在面临的巨大难题。

四 绝望的瞬间，被侵害与被杀害的人

一名女子在同事的婚礼上遇到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对女子一见倾心，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没想到这名男子实际上是一个恐怖情人，在追求未果的情况下，男子刺死了这名求助无门的女子。这是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中的第三个案例——幼稚园老师善英的故事。

为什么被恶意骚扰、甚至最后付出生命的善英生前会求助无门？是因为她懦弱而选择了回避，不敢吭声？抑或是很多人不把这种情况当成是一件事儿？更或者是没有相应的法规，可以让警方给予面临这类问题的女性适切的保护？虽然剧情未涉及“善英为何求助无门”的议题，但若我们启动想象力，从这一议题出发进行思考，如此我们或许会想起在韩国作家赵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从小遇到的性骚扰，以及她被教育的面对性骚扰的方式。在韩国社会长期扭曲的性别教育之下，被骚扰的金智英们对男性的骚扰闷不吭声，甚至不知该如何求援的原因，在于她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告诉她们会被骚扰是自己的错，所以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要懂得自己避开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否则一旦出问题，问题就是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如此思考，我们或许就可以稍稍理解善英的无助处境，也可以不以最简单、平面的理解层次——情杀——来定义善英的死，而是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社会层次，对此提出疑问：是什么样的社会让善英求助无门，最后走向其实可以避免的死亡？同时，究竟该如何改善这样的社会，给予女性一个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空间？

犯罪受害的现场往往让遗物整理师们怵目惊心，除了这类起因于情感纠纷的杀人案，金玺别在《把孩子变成犯罪者的“申师任堂”》一篇中，特别提及一则让人既惊悚又悲伤的弒亲案。一个长期承担执着于成绩的母亲给予的过度压力，甚至包括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暴力的高中高材生，最后趁着半夜刺死了熟睡中的母亲，并将母亲的尸体封死在房间内。

在这个弒亲悲剧中，母亲的“都是为你好”不仅没有让子女成为她理想中的“甲方”，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变成是自己被杀死的理由，小孩也因此成为杀人犯，未来很难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在韩剧《天空之城》、吴晓乐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曾被叩问过的问题又再度出现，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都是为你好”？而这个弒母的高中生被捕后对父亲说：“爸爸，不管发生什么事，您都不会抛弃我吧？您会陪在我身边吧？”也让我们不由地去思考，究竟谁是让这名高中生犯下如此弒亲重罪的共犯？

透过遗物整理师们转述的这些绝望的瞬间，以及这群责任界限“模糊”的“被侵犯与被杀害的”人们的不幸故事，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想想，究竟我们常挂口中所谓健全的社会、安全的社会、幸福的社会，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模样。

总的来说，不管是在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在韩国的遗物整理师金玺别、金完的著作中，或是在其他相关作品，比如韩国作家权真姬的《李善东生命清洁中心》、日本遗物整理师吉田太一的《遗物整理人看见的》与小岛美羽的《或许，我就这样一个人走了》等等，里面每个泪光闪闪的遗物整理委托案背后，都或多或少隐含了东亚当代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侵犯与被杀害的”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实生活样貌，以及导致出这些悲剧性结果的社会困境和与之相应的道德价值判准，这是我们在感动之余，必须进一步去思索的东亚社会议题。同时，这些问题也不只出现在韩国，其实也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国度。当我们愿意付出关怀，对当代韩国社会所面临到的问题，进一步做出思考时，我们或许也该敏感地察觉到，类似的问题其实也正在我们身边悄悄上演，我们也应对此做出相应的省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从遗物整理师的故事学习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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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山竹君、扎克丹编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