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英]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著，武卓韵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本书回顾了英国普通法的千年发展史。普通法在英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并不是把已经定型的法律条文生搬硬套过来，而是产生于当地习俗，由国王与法官将其锻造为法律，在共识与强制基础上建立权威，不断适应复杂的时间与环境的变化。“普通法的本质是保守而非革命的。它总是回望旧有的习俗，依靠已有的案例作为锚点，向先人的智慧致以敬意，并用其解决当下的问题。”（第3页）
而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提出的普通法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普通法是一种深层文化结构。到十四世纪，在律师学院建立与本地世俗法律行业形成之后，普通法可以在王室指令与行政管理之外运作。而且普通法自行发展出了侵权法及个人损害赔偿责任等的新的私法分支，这是在法官与资深大律师合作下共同开发的。因而创造了一种持久文化，一种可识别的看待人性行为的方式。而普通法心态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命令与王室政治之外的高度自治，对抗性竞争的倾向性，尊崇既是财富又是社会地位的产权，认为政府不是神圣权威，而是一个为司法竞争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工具性设施等等。（诺曼·F. 坎托《发明中世纪》，第49页）
而1772年的曼斯菲尔德判决，给了一个奴隶自由，把普通法再次打造成为自由的保卫者，另外1778年另一个判决确认了同样的原则与结论。这起判决也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第211页）潘恩指出，在美国，“法律就是国王”，但国王会变成暴君，而美国法律继续允许蓄奴的存在。如果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失败，或者没有这场战争，那么蓄奴制度会在1834年被宣布废除。结果却在美国多存在了三十多年，最后还通过一场灾难性的内战才结束。所以美国在1789年的胜利，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自由事业的失败。（第212页）
而普通法确立的法庭交叉辩论，还有紧急避险原则的确立，都是法治的基石。而现在英国因为所谓反恐而颁布了一千多项法律和规定允许官员强制进入住宅、办公室等，其中一半是1997年以后颁布的。这是对传统自由侵犯最严重的行为，所以人身保护令这种古老手段又显示其必要性。
作者因而在回顾普通法历史后重申：民众的安全存在于法治之内，而不是来自于破坏法治。因而美国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铭刻的富兰克林的格言说：“放弃基本自由以换取一点点安全的人，既不会拥有自由，也不会永远安全。”（第327页）
[美] 诺曼·F. 坎托（Norman F. Cantor）著，袁帅亚、曹君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
以前看过英文版，这次又重温了中译本。作为中世纪研究者，作者回顾了欧美二十世纪的中世纪研究史，并以每一时期及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的生平及研究经历来贯穿始终，特别是关注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化环境如何融入他们对中世纪的有意识思考中。其中穿插了大量学界轶事，还有不少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他不惜揭开其中的内幕与纷争，特别是无所保留地对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把学术化行为作为自我推广的娱乐性武器进行了揭露，以及对成为“电视明星”的法国学阀们的不屑，批评了美国制度派的中世纪史家把美国例外论的霸权思维定式投射到了所研究的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历史形象上。因而此书也得罪了大批学界中人，也被多位学者写文章纠正其中观点的偏颇与史实的差错。
而在作者鲜活的文笔下，有愤世嫉俗的、喜欢抨击卑鄙的牛津大学的史学家波威克（F. M. Powicke）；以及回忆了他与普林斯顿的导师，奉行威尔逊主义传统的中世纪史家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的独特交往经历；还有与教会与修道院发生过激烈冲突的特立独行的叛逆教士，后来成为剑桥大学史学钦定讲座教授的诺尔斯（David Knowles），他战胜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因而被视为各地天主教知识分子与学术界的解放者。还有他在牛津时的导师萨瑟恩（R. W. Southern），当时作者受斯特雷耶影响，在中世纪教会问题上与萨瑟恩意见相左，而他后来发现对教会持正面看法的萨瑟恩大部分意见都是正确的。而作者认为，由于萨瑟恩决定不挑战学术界，而让当前的人文学术与中世纪研究变得更加糟糕。萨瑟恩拥有巨大的权力与影响力，却因“思想的失明与心理的不平衡”而无法有效运用，结果让布洛赫的门徒们统领了欧美的人文与中世纪研究领域。（第281页，第283-284页）
而更令人动容的是该书最后一章“外围者”，讲述的是赫伊津哈、鲍尔、卡尔·埃德曼（Carl Erdmann）和特奥多尔·恩斯特·蒙森（Theodor Ernst Mommsen）的治学与人生经历，则是一阙挽歌，也是一首绝唱。蒙森在自杀前，留下遗嘱把全部藏书赠送给了作者。他的自杀代表一代伟大中世纪学者的终结，他们是作者的“导师与思想上的神明”。他们代表了二十世纪在思想与情感上“发明”了中世纪的巨人们的即将离场，只留下在他们肩膀上的侏儒。（第301页）
他们是伟大中世纪学家中的外围者，是对中世纪研究体制持不同意见的批评者，对中世纪基本持否定态度，与对中世纪持积极看法的构架者与崇拜者不同，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与批评精神。特别是埃德蒙与蒙森是纳粹主义及其在德国主流文化中根源的反对者，认为中世纪的君主制与教皇制，将精神、道德与政治、军事统一起来，本质上具有了消灭公民社会和思想自由的极权主义倾向，尽管当时缺乏广泛实施的手段。而“纳粹德国这种极权现代国家是中世纪噩梦在现代的实现”。他们以敏锐洞察力看到了这点，力图抵制中世纪的梦魇以现代形式的再现，在自己著作中将中世纪历史与二十世纪经验联系起来，以警示世人。他们反对过分赞美中世纪与教会特权、狂热爱好权力的中世纪史家，他们意识到中世纪文化本质上是有问题的，特别是狂热主义与政教合一的危险。（第322页）
结果他们在事业与生活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纳粹为了除掉埃德蒙，把他征召入伍，并派到德国的东方战场上作战而丧命。而蒙森也在美国学术界格格不入，最后结果则是自杀。（第330-331页）
黄永年先生这些论文大部分都读过，这次重温，也是常读常新，又有不少新的启发与体验。前不久读过一位研究明末清初遗民的学者的文集，前面那部分论文确实写得高明，但是后面那几篇研究乾隆时期朝鲜访华使臣《燕行录》的文章，就感觉自己也可以写出来，并不让人感到敬畏。而黄先生的文章却是篇篇精妙，洞幽烛微，令人赞叹，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
前部分与陈寅恪先生辩难的多篇文章，都是高手过招，体现了黄先生不畏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所以他到晚年就慨叹，有再见不到像陈先生那样的高手的寂寞感，知音难觅。（张伟然回忆：（黄永年）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我看现在这些书啊、文章啊，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好像也没有……”黄先生叹息着，轻轻摇头，脸上满是失望。见曹旅宁撰《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9页）
《论北齐的文化》那篇从颜之推在齐亡而被北周俘获，并渐渐受到重用时，他反而历砥柱之险而投奔了北齐的事实，指出其以北齐为本朝故国，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究其原因，就是北齐文化较为先进，崇尚儒学，反而北周经济及文化水平都比较落后。这才是其弃周就齐、内齐外周的原因。所以他在《论北齐的政治斗争》一文中认为，北齐被北周灭亡是一次历史倒退，“历史上不皆是经济文化先进者灭落后，在使用冷兵器时代经济文化落后者灭先进的例子固多次出现，可不能如前人那样以成败论英雄啊！”所以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出，“在用冷兵器的时代，往往是经济文化后进的一方打败甚至灭掉先进的一方。周的灭掉殷商，秦的灭掉山东六国，以致刘邦运用关中兵统一中国无不如此。西魏北周建立府兵以壮大其兵众最后吞灭北齐，也未能逃脱这个规律。”（《尉迟迥相州举兵事发微》，《北朝隋唐史论集》，第135页）还在另一篇中再次强调说：“其实在使用冷兵器时代，落后一方战胜先进一方的事情本属常见，更早的如西周之灭殷商，晚的如金之灭北宋，蒙元之灭金与南宋等等，几无不如此。何况秦之落后于山东六国本很明显，先秦诸子无一出于秦国即是例证。”（《也谈〈十批判书〉》，《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1页）又在《黄永年自述》中再次特意提起：“近十年则转移到唐以前的北齐、北周到隋这一段，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298页）对于这种历史的大倒退，他可谓反复申说，不厌其烦了。可见是多么重视自己这个研究成果的，而不惜辞费。
另外在读民国报刊时发现了一则黄永年的轶事。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7月21日第七版《文史》第九十七期，刊出了黄永年的商榷文章《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题识》，其中提及“本刊五十二期刘永溍先生‘元曲三百首’一文，有云……”（此文已收入早年作品合集《茭蒲青果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3-96页），对卢前序文所述有所驳难。随后该报在同年8月11日第七版《文史》第一○○期刊登的《编后记》里说：“（前略）关于‘唐诗三百首题识’的作者问题，刘永溍先生来函有所申说，兹将原函刊布如次。”
编者先生：（引者按：编者陈向平，后来主持中华书局。）
读九七期黄永年先生“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题识辨”，郦衡三先生以程婉俊即蘅塘退士之误，益民良多。惟拙作“元曲三百首”引卢序，其括弧中语：“ 民智本郦衡三（承铨）序称：‘吾乡女子程婉俊’，当必有据”，乃溍所加。未冠“溍按”一类语，致黄先生误认为亦卢序原文，而冀野先生冤蒙“过信”之讥，殊深歉仄。因特申明，以明真相。
刘永溍 七. 二十七.
刘永溍，民国三年入北大预科，民国九年北大毕业，抗战中任教于福建永安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随校迁福州，与曾担任过该校校长的卢前是朋友。所以刘的这则申说，应该编入《茭蒲青果集》该文的附录中，以明原委。（曹旅宁在《黄永年先生著述编年》里提及了刘永溍此则通讯，见《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384页）
另外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5月11日广告版刊出了叶圣陶主编《中学生》复刊后第八十四期（1945年2月）要目，其中有“黄永年《我们需要民主教育》”。因而查阅了这期杂志，其中的“通讯答问”栏《我们需要民主教育》刊登了黄永年致编者的信，其中说：“在第八十期‘中学生’，读到了王宏远先生‘向教育家们提出要求’这篇通信”，这是指复刊后第八十期（1944年10月）在“通讯答问”栏刊出的读者王宏远寄给编者的文章“向教育家们提出要求”（写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认为这篇文章着眼点偏于课程与教学，“而我们今天需要的教育，自然也该是民主的教育。”然后说：“最近我们这里有一些青年朋友办了一种‘学生导报’的刊物，很能够替我们青年说几句话。第二期的社论题目是‘我们需要新的教育’，其中指出目前教育方法上，管理上，行政上的缺点和改进之道，颇为中肯。现在我特将这篇文章抄录寄上，是不是可以在贵刊转载，让许多远地的青年朋友都可以读到？……黄永年上 三十四年一月。”下面是编者回函，提出“要争取整个政治上的进步，因为教育受政治控制，政治进步，教育自然随着进步。”然后转载了《我们需要新的教育》全文。
该文开头说：“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社评——教育应该改革了——刊出后，连日来，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随时可见。……本着青年人这一腔热忱，凭藉十多年来亲身受教育的经验，我们却愿意从教育施行的实际情形上，对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意见。”认为未来的新中国，必然建立在民主宪政之上。“要使大学生自由研究，配作一个民主国家的学生。”其中谈及“我们所读过的几个好学校”，“大后方许多‘好’的中小学，都是以绝对高压的手段，牺牲了许多学生而办‘好’的。”要求改革教育行政，以力求适应民主建设的需要，认为以前教育行政上的官僚气息太重。最后呼吁要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就必须有新的教育，“必须适应民主建国的需要！”文中提及自己读过的学校，与“大后方”学校对举，明显作者是在沦陷区。根据《黄永年自述》，他籍贯是江苏江阴，出生于常州。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常州郊区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即青云中学，师从于吕思勉与童书业。1944年6月从该校毕业，同年9月考入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认识了主持文学院的龙榆生。（《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296页）所以文中所说的好学校之一应该是指青云中学，而当时他正在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读书。这篇社论或许是黄永年所写。《学生导报》，应该是南京的大学生所办的一份刊物，或许其中还登有黄永年的其他早年文章。另外根据《黄永年自述》，说他“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297页）又跟学生谈及，“原先他是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但是黄先生说他没有要在伪中央大学的两年学历，放弃了。”（《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362页）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因为当时在放暑假，黄永年正在常州老家。该年11月底，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都被编入了南京临时大学的补习班，进行了为期大半年的学习，到1946年秋经过考试合格后，才于9月被分配到京沪的高校学习。而黄永年放弃了这段学历，自然不会去参加南京临时大学的学习，这时才重新考入了复旦大学史地系。而在此期间，他还被介绍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因为只有高中文凭，只能给助理研究员职位，他因而拒绝。而他1950年还为上海开明书店“我们的书”丛书写了小册子《义和团》及《袁世凯》，结果只有《义和团》（1950年12月，署名“黄宁”）一书出版了。而他与开明书店的渊源，还是从他读《中学生》杂志以及给该杂志编辑写信开始的。
对于阿育王，熟悉佛教历史的，以及看过沙鲁可汗主演同名电影的人应该是不陌生的。他一直是印度学研究热点之一，近几年就出版了好几部他的传记，如著名考古学家拉希里（Nayanjot Lahiri）的《古印度的阿育王》（Ashoka in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还有最新出版的奥利维勒（Patrick Olivelle）《阿育王：哲人王肖像》（Ashoka: Portrait of a Philosopher King,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其实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阿育王，一度在历史风尘中湮没了近千年，到近代十八世纪末以来，他和他所立的碑铭与摩崖石刻才逐渐被学者们发掘考证出来，因而在他身上承载了大半部的印度学研究史。英国学者艾伦在《阿育王：寻找印度失落的帝王》一书中，把这段寻找阿育王碑铭并破解其碑文内容和对早期佛教遗址进行考古的历史生动叙述了出来。
公元十二世纪末时，随着穆斯林军队对印度北部与中部的大举入侵，把印度次大陆千年佛教史的每一页实际抹去了。因此印度佛教的过去也全部丢失了，并在不久后被遗忘了。
而在距德里西北一百英里远的希萨尔有一根漂亮的石柱，高约三十英尺，是由一大块石头雕刻而成。而石柱的来历与上面的铭文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让见到的人与研究者都困惑不已。它就是阿育王所立的诸多石柱之一。而这个阿育王石柱上的最古老铭文，最终于1837年由詹姆斯·普林赛普破（James Prinsep）译（Michael J. Franklin,*Orientalist Jones: Sir William Jones, Poet, Lawyer, and Linguist, 1746-17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9-240）。
建筑工程师詹姆斯·普林赛普，他是印度学研究权威威尔逊博士在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铸币厂鉴定办公室的副手，在定居加尔各答一年多点之后，又被派到贝纳勒斯独立负责该城铸币厂的相同部门。在贝纳勒斯待了近十年，他主管的最好部分是该城的改进工程。1830年，贝纳勒斯铸币厂被撤销后，他又恢复了在加尔各答的职务。所以也在威尔逊荣升牛津博登梵文讲座教授后，他接了加尔各答铸币厂鉴定办公室的班，并成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秘书。他的梵文的水平比不上那些天天啃文献的学者了，而且还是1834才入门，开始研究古印度，以及大夏、印度-斯基泰钱币的。可他在英国公立学校与大学接受过古典学教育，在化学、力学及所有应用科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基础。他发现有必要把自己在鉴定办公室的职责限定住，以便追求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他试图窥探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古迹，也促进了他在这上面的努力，并达到了极为沉迷的程度。他老琢磨阿育王石柱上这些铭文字母，通过学会会员从各处寄来的拓片，想从中分析排列出一个字母表来。然后天天夜思日想，他把古钱币铭文与石柱铭文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证。普林赛普1831年在自己参与创办并主编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简写*JASB*）第一卷描述了学会储藏柜中的罗马钱币，然后又在1833年先后发表了《论亚洲学会储藏柜中的希腊钱币》（*JASB*, No.14, February, 1833）、《大夏与印度-斯基泰钱币》（*JASB*,No.20, August, 1833）等文章探讨公元前印度的希腊殖民王国及其周边的古钱币问题。而陆续有会员在印度及阿富汗、尼泊尔各地发现了古迹以及石柱铭文，并给学会秘书普林赛普寄来各种拓片。1833年12月26日，伯特（T. S. Burt）中尉在当时晚会上宣读了对安拉阿巴德（Allahabad）一个古代石柱素描的论文（*JASB*,No.27, March, 1834），该石柱其表面刻有四种不同字母的四件铭文副本。
当时普林赛普在论文中谈及：“对古代消失语言的发现，杨与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波斯波利斯或楔形文字由格罗特芬（Grotefend）和圣马丁所破译。它们似乎成了我国有学之士的耻辱，并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成为有学之士的耻辱。现在这则札记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题目鲜活的注意，让波恩或柏林那些不屈不挠的学者们在首先破解了铭文并获得了让它为学问世界所知晓的荣誉后扬长而去。”
此时普林赛普学术上的民族情绪很浓，非常担心德国学者会走到前面去，抢先破译了石柱上的铭文。
而据《会议纪要》（1837年6月7日，*JASB*, No.65, May, 1837），基托（Markham Kittoe）中尉提供了他在奥里萨Aswastuma发现的古老石柱上文字的主要拓片副本。秘书普林赛普宣读了一篇铭文注解，证明因为高度的兴趣让他发现了所探寻的石柱文字（安拉阿巴德一号）的字母表，并读出了德里、安拉阿巴德、贝蒂亚、金奈、库塔克（Cuttack，奥里萨邦）的铭文，它们之间所有的密切关联，以及其产生、起源及大意。
然后突破的一刻到来了，普林赛普宣布破译了铭文，他在《对毗卢沙附近桑奇村发现的一份铭文复制本的注解》（*JASB*, No.66, June, 1837）里说，根据当时印度货币的来源而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即第二个铭文与第一个相似，这个结论为霍奇森先生所避开，因为它已经带来了解释：可以作为古代石柱上文字的大量次要铭文的补充。而这些粗野文字的琐碎残篇的出现会引出一个更重要的结果。它们指示给了我们这些自威廉·琼斯爵士时代起就引起有识之士好奇的这些古代柱子与岩石铭文的字母表与语言。普林赛普为学会翻译德里的菲鲁茨苏丹石柱上文字准备的报告已经接近完成了，其中有很多令人满意的地方，他头一次分析了这些未知的符号，显示它们是按照梵文字母表书写的系统，运用了元音符号和其他细节。他现在以这一发现的圆满完成来报偿。
普林赛普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在别人提供的石柱铭文与大夏、印度一斯基泰钱币铭文间找到了字母间的相似点，因而很快找齐了与梵文对应的二十三个字母中的一半（他开列了一张希腊文字母与梵文字母相似的对照表）。其实大夏及其在印度边境上的希腊殖民地，他们使用的文字驴唇体正是由波斯帝国的阿里姆语生成的，而阿育王的摩揭陀方言用的婆罗米字母正好仿自驴辱体，那么多人看过并进行过研究，偏偏普林赛普发现了其中的相似点，并在一两天之内就完全破解了这个千古之谜，说明逻辑思维与细心观察永远是成功关键，公元前四至三世纪的印度古希腊殖民国家的钱币成了破译的关键，也成为一种罗塞塔石碑了。犍陀罗（Grandharan）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很独立的语言，即今日的佉卢文（驴唇体），它经常从右到左书写，而经过半个世纪，语文学家认识到驴唇体主要是基于亚拉姆语，是波斯帝国的官方书写与交谈的语言，又经过了整个世纪才明白，摩羯陀的婆罗米文字母又是从佉卢文发展而来的，并促进了印度语言发音的更好地表达。（p. 133）
因而学术史普及书往往会遮蔽很多历史问题。艾伦那本阿育王就是如此，他绘声绘色讲述《岛史》、《大史》里的阿育王，又说霍奇森、康宁汉与普林赛普通信，供给各种铭文拓片，写得热闹好看。可是等我细翻了《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后才发现，当时有一帮人，从英、法、德到印度、尼泊尔、锡兰，至少几十号人都想破译这个石柱铭文，动用了各种文献资料。而且越来越接近答案。所以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学术氛围中，普林赛普才参与进来，还一直担心让德国人抢了先。所以在1833~1837年间该杂志密集地刊出的破解铭文的文章中，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紧迫感。而《岛史》、《大史节要》的先后出版，威尔逊对十八种《往事书》与《王河》的研究，全为破解提供了重要条件。到1837年6月法国也刊出了《佛国记》的译文，偏偏印度当时要晚半年才能看到。要是有心人注意到法显提及这些石柱属于阿育王的，那就会走在普林赛普的研究前面。结果普林赛普在1837年6月发表破译文章时还把结论搞错，说这些石柱是锡兰王，阿育王同时代的那位所建。马上就有一位巴利文学者特纳尔给他写信纠正，告诉他翻翻前几年出的《岛史》，石柱就是阿育王所立的。他又请另一位印度梵文学家来看，发现《大史》里的那段说在该王治下，系佛历二百一十八年，文章中“他是月护王玄孙”的断句也错了，应该说他是“月护王的孙子”。这下普林赛普认错，说看石柱所立位置，不是在德里，就在阿拉哈巴德、比哈特，根本不在那个锡兰王辖区，因为他光凭人名相似而认错了。结果就在他宣布破译不久，有位孟买军官史蒂文森来信说，他也破解了字母表，还说为了公平起见，他先不看普林赛普那篇破译文章。而史蒂文森研究成果说这是一座七世纪初摩腊婆国王提婆笈多的纪功碑而已。看了这结论，包括普林赛普在内的各位全松了口气。而艾伦的书中却没有把这条破译的学术竞争脉络写出来，全成了轶事写法，连破解过程也写得很简略，所以会误导读者，以为普林赛普于悠闲之时，当学会领导时妙手偶得之，哪知其中甘苦。所以光看二手普及书，根本无法了解其中的详细内情，成了外行看热闹了。
普林赛普对印度梵文、巴利文文献并不太熟，《大史》、《岛史》、《往事书》全没看过。正因为工作与兴趣需要，才研究印度及大夏、印度一斯基泰钱币的样式、铭文，所以对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知识全是加紧补课的。不过他西方古典学是专长，这就在识读阿育王碑铭上起了重要作用。会发现托勒密、马其顿王国的钱币铭文，与大夏及印度古钱铭文的关系，进而会看出它们与阿育王铭文字母的相似处。何况W. H.密尔发现铭文字母与藏文字母有些像，而藏学开创者乔玛（Alex. Csoma de Körös）又告诉他藏文字母就是七世纪仿自梵文，字母样式可保持几百上千年不变，因而可以认定这铭文必为梵文了，这时就差在认字母上了。所以普林赛普发挥自己所长，而避开了所短，因为其他学者去翻熟习的梵文、巴利文文献，这不是他的强项。所以扬长避短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作者简介
周运，著有《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有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化》《文汇学人》《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等处。
润哲编辑
反方向的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