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在了仙台——“鲁迅仙台留学1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24年是鲁迅留学仙台120周年，“鲁迅仙台留学1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隆重召开，并受到了《朝日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和关注。本次研讨会的学者研究呈现出“史料考证”与“思想阐释”并重、“微观辨析”与“宏观视野”结合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医学笔记、档案史料进行精细考证，厘清史实细节；另一方面对鲁迅思想、文本进行深度理论阐释。本次研讨会清晰地勾勒出当下国际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如小川利康教授所言：“追求真理之志，超越国度，可以共享”。

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鲁迅仙台留学1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片山校区隆重召开。研讨会由日本周氏兄弟研究会主办，日本东北大学承办，来自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的近30位知名学者出席会议。上一次纪念鲁迅留学仙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仙台召开还是1994年，时隔30年，鲁迅研究者们又一次相聚在仙台。研讨会发起人和组织者、《周氏兄弟研究》执行主编、早稻田大学教授小川利康先生开幕致辞，说：“2024年是鲁迅留学仙台120周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认真学习，并且与藤野严九郎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终生感念。《藤野先生》让我们领悟到：追求真理之志，超越国度，可以共享。1906年3月鲁迅决心弃医从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前往东京从事文艺活动，但是鲁迅在仙台学到的科学治学态度是终生一贯的。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从跨越国境进行交流的藤野先生和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6日上午是主题演讲专场，由东京大学铃木将久教授主持，5位教授发表了演讲。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藤井省三教授发表首场主题演讲《中日战争时期的三个“藤野先生”像——小田岳夫〈鲁迅传〉（1941）、竹内好〈鲁迅〉（1944）和太宰治〈惜别〉（1945）》。演讲指出，包括竹内好在内的战后日本学术界建构的鲁迅形像，都处在小田岳夫《鲁迅传》（1941）的延长线上。小田的鲁迅形像，首先是一个反对清政府的爱国者，其次是作为“弱国子民”的文学，再次是认识到鲁迅的意义乃是反抗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旧文化。竹内好《鲁迅》（1944）通过提出“回心”说，将小田《鲁迅传》所重视的幻灯片事件视为考试题泄露事件、文艺杂志《新生》受挫事件等事件的一个插曲。由此，小田赋予《藤野先生》的重要性消失了，《狂人日记》执笔之前的“沉默期”成为了竹内关注的焦点。对于在战争时期渴望与中国和平共处，却又无法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来说，阅读鲁迅作品和鲁迅传记，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同时代中国重要的知识活动。在战争时期的知识紧张状态下，小田岳夫、竹内好以及太宰治各自创作了鲁迅传，并且塑造了不同的藤野先生形像。

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长堀祐造教授的主题演讲指出，鲁迅一生饱受牙疼之苦，经常去日本医生那里看牙病，与他有密切往来的至少有两位日本牙科医生：奥田杏花（原名奥田爱三）和高桥徹志。长堀教授与九州大学秋吉收教授合作，共同发掘了奥田杏花（1893—1979）自上海回国后所写的一些文献记录，其中还有关于奥田在鲁迅去世后立刻为其遗容制作石膏面具加以保存的记录。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他们还对其曾生活和工作过的长崎进行调研，并对其后人进行采访，根据2023年初夏开始的实地考察，以及对研究对象后人的调研，得以形成奥田杏花的生平传记。此外，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晚年拍的胸部X光片，是能够证明鲁迅病情和直接死因的唯一一张X光片，它是当时福民医院的放射线室长高桥淳三（鲁迅的牙科医生高桥徹志的哥哥）所摄。由此，上海的高桥兄弟不仅为晚年的鲁迅及其家族治疗牙齿，还在福民医院拍摄X光片，都为鲁迅的治疗做出过贡献。1987年高桥徹志（1900—1987）病逝，这已是奥田杏花去世的8年后了。演讲提及：“有人说，这样细致入微的鲁迅研究已经过时了，不过再过十年这样的调研也将不再可能”。长堀教授希望，这些实证工作能够为《鲁迅全集》中日记部分关于日本医生的注释条目的修订提供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董炳月教授主题演讲，题为《“国民”意识的自觉与转化——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启蒙思想》。演讲指出，留日初期的鲁迅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撰写的《斯巴达之魂》，表达了以尚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国民”观念。这种观念在留学仙台医专时期得到强化，幻灯片上所见斩杀俄探事件的刺激，致使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改变国民精神。但是，返回东京的鲁迅并没有将此前的“国民”观念作为改造中国人精神的思想资源，而是通过将“国民”相对化建立了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而批判“兽性之爱国”。鲁迅留日时期所谓的“国民”是一个歧义性的概念，而且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而“国民”与“个人”的关系也成为鲁迅终生处理的课题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教授的主题演讲，追溯了鲁迅文学生涯中两个明显的沉默期：第一个是从1909年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的“沉默十年”，第二个是随着“五四”的落潮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在1922年底至1924年秋又经历的“第二个沉默期”，历时近两年。《狂人日记》和《野草》作为鲁迅两次“开口”的标志，各自爆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也各自开启了新的文学形式。这都是鲁迅在沉默的蓄积之后的突围，是他以新的艺术形式来承纳新的文学精神的尝试。鲁迅的“沉默”并不是真的失声，而是一种无声的行动，其内在的精神与内容乃至收获，终将在其与“开口”的转换时刻得到体现。鲁迅酝酿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在1924年西安之行中幻灭。这大约是因为鲁迅所说“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演讲指出，在鲁迅的认识中，那种看似还原了细节的历史剧或历史小说，如果没有现代的魂魄，反而是“真中见假”的赝品，不如以现代的精气吹入历史的躯体中，取得一种“假中见真”的魅力。而《野草》正是“假中见真”的开口。那么，从诗与真、言与行之间的辨证运动来说，“流产”的《杨贵妃》也孕育了后来有着相似题材但风格截然殊途的《故事新编》。

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村泉教授主题演讲，介绍了《鲁迅的仙台留学：〈藤野先生〉与〈医学笔记〉》一书的基本情况。从历史回顾看，在仙台的鲁迅研究的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日中友好协会宫城支部联合会为中心组织的“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该“调查会”于1978年由平凡社出版《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紧接着的是以鲁迅仙台留学一百周年为契机成立的东北大学鲁迅研究项目，其成果包括《鲁迅与仙台》（日本东北大学出版会，2004年）、《藤野先生与鲁迅：“惜别”百年》（日本东北大学出版会，2007年）等。最近出版的《鲁迅的仙台留学：〈藤野先生〉与〈医学笔记〉》一书，由“鲁迅仙台留学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策划，有7位研究者参与撰写（编写），旨在将仙台的鲁迅研究和传统传承给下一代。对照其医学笔记，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的部分记忆有偏差，比如，骨学是敷波重次郎负责的科目，藤野最初负责的是筋学；从鲁迅的笔记看，敷波担任的骨学不存在添削，藤野最初负责的筋学也没有修改，藤野的修改是从血管学开始的，修改一直持续到神经学和局部解剖学。从鲁迅早期解剖图的画图来看，鲁迅在入门时期的解剖学理解程度较低，需要老师矫正为精确的图示。而鲁迅回忆的自己解剖学成绩“60分”以上也是不准确的，鲁迅在第1学期是60分，第2学期是60分，第3学期是58分，综合平均分59.3，属于“丁”（不合格）。《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血管学笔记图示，关于下臂的血管位置的移动、鲁迅基于美术改善图画、藤野先生的订正，本书的研究审视了鲁迅的相关医学制图，并提供了医学专家的析读。总结藤野先生对鲁迅医学解剖图及授课笔记的修改，主要包括：①遗漏的补充；②外语表述的订正；③脏器名称和脏器形状的错误订正；④日语助词的订正；⑤增补了大量的句号“。”。大村泉教授认为，藤野先生通过批改鲁迅医学笔记，增加红笔圈画的大量的句号，影响了鲁迅。鲁迅《狂人日记》一出世，就采用了逗号为句中停顿，句号为句末结尾符号的排版方式，这区别于汉籍以圈点当作停顿的做法。可以说，藤野先生对鲁迅医学笔记标点的批改，是中国标点符号制度的起源之一。这五场主题报告，确定了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本主旨，既重视未见史料的推进，又关注文学与精神的演变。其后，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分会场，第一分会场在金研讲堂分组进行，第二分会场在片平北门会馆分组进行。

关于鲁迅自述在仙台发生的“幻灯事件”与“弃医从文”内容，自然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焦点。佛教大学李冬木教授从清末赴日留学的背景出发，考察周树人的学医动机。由于当时的清朝不论在教育体制上还是在知识上都不具备实施近代化普通教育的条件，所以才会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接受与近代教育衔接的普通教育，也有日本学者将这种留学教育称之为“代行教育”。报告还挖掘了关于吴汝纶的新史料，当时他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医学成就格外关注，并向留学生转达日本医学界对中国学生的欢迎。吴汝纶试图通过鼓励留学生学习医学，促进文明启蒙。吴汝纶出入于留学生会馆，走访了有留学生的主要学校（也包括弘文学院）。那么，这是否影响了当时住在弘文学院的鲁迅？四川大学李怡教授认为，仙台进入文学文本之中，至少存在“仙台记忆”与“仙台叙述”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各自盘旋在鲁迅精神世界的多种维度上，既有联系又有分野。当我们经由《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自叙传略》等文字所获知的“仙台故事”归根结底就是鲁迅对自身体验的一种记录，这样的记录不会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事件的实录。因此，研究者不宜用规范后的现代文体观念来约束一位开创者的视野和襟怀。乐山师范学院廖久明教授也关注到《藤野先生》一文的性质问题，即属于回忆体小说还是回忆录的问题。其报告指出，在综合以往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藤野先生》一文确实有许多与事实有所出入的地方：日暮里站是1905年4月1日开通的，当时还没有这一站；骨学课是敷波教授担任的；1904年7月以前，藤野先生还没有留胡须，不是文章中的“八字须”；医专课堂笔记上也没有“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的内容；藤野先生批改笔记不是“过了一星期”而是从9月13日开学典礼之后2个月后开始的；“下臂的血管”未见于笔记图示，大约是“下肢的大腿图”；不是“本级的学生会干事”，而是班级会的总代（即班长）铃木；托尔斯泰的信实际上题为《战争论》，不是写给俄国皇帝和日本天皇的；解剖学成绩记错，实际上是“丁，不及格”；细菌学理论课是2年级第2学期开始上的，任课教师是中川爱咲教授；“要枪毙了”在别处鲁迅回忆说是斩首；“到第二学年的终结”，实际上是2年级第2学期没完、1906年3月初的事；“没有照相了”，实际上是有的；“三厚本”笔记，与后来合订的数目不符……由细节考证延伸到体裁判定，廖久明教授认为《藤野先生》更应该视为回忆录或回忆性散文，以便使这条“以深沉的人类之爱结成的纽带”在中日交往中发挥作用。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通过“幻灯事件”再考察，追溯日本学界自竹内好、新岛淳良、尾崎秀树、竹内芳郎到丸山昇、伊藤虎丸等学者的相关争论，并明确了“弃医从文”作为鲁迅文学行动起点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幻灯事件”的真实虚构问题，不能消解掉“弃医从文”的选择。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背后，是一条由《破恶声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所呈现的“文学自觉”的道路。

此次研讨会关于鲁迅《野草》的报告有两个：其一，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从《天演论》开篇大段对于“草”的描绘，来诠释《野草》的外典。《天演论》开篇提及卑贱植物在自然状态下展开不停息的生存竞争，就是看重“天行”与“人治”互动中人的位置、人的作为与人的希望，肯定相对于“天择”“天行”而言的“人择”“人治”。而《野草》中反复出现的天人互争场面，恰如野草之挺立于天人之际。其二，九州大学秋吉收教授通过调查发现，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所发表的《语丝》杂志底本存在版本问题，目前常用的《语丝》期刊资料，并不是杂志的“原本”，而是由出版社整合已发行的杂志后再出版的“合订本”，而且这样的“合订本”之间也存在差异。他通过对比目前新发现的“原本”，试图从根本上解明《野草》的版本问题。

从童话翻译角度研究周氏兄弟的报告有二：一份是西北大学姜彩燕教授关注的鲁迅、许广平合作的童话《小彼得》，一份是九州大学博士生汪忆霏关注的周作人对日本童谣运动的兴趣和翻译。姜彩燕教授细致梳理了鲁迅和许广平“夫妇合作的一大纪念品”《小彼得》的译者译本问题，以此探究革命文学的翻译问题。鲁迅选择《小彼得》是为了契合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一方面想赶上世界文学的潮流，将新兴的普罗童话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距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尚有一定距离。而在鲁迅以意译的方式“大加改译”《小彼得》中，则体现出“硬译”之外的一种翻译的“辩证法”。汪忆霏博士以周作人对日本童话童谣的翻译为线索，追踪日本童谣运动，探讨周作人的童谣观和童谣创作观。比如，周作人翻译过当时正活跃于日本文坛的童谣诗人生田春月的《燕子》、北原白秋的《凤仙花》，关注着日本大正时期童谣运动中出现的童谣理论文章。1919年周作人两次到东京并作长期逗留，他在东京期间正值日本童谣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而周作人在为其子选择读物时，并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小川未明等人所创作的纯丽唯美的童话，而是选择了已经过时的岩谷小波派的作品，其原因或许是周作人对于艺术的童话的排斥以及对传统民间故事改编的偏爱。

两位学者从周氏兄弟的文学观上溯到此前的思想资源的调查当中。杭州师范大学朱晓江教授关注周氏兄弟文学道路生成过程中海克尔学说的影响。在1907年《人之历史》中，鲁迅在叙事上设置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对生物进化论成立的进程描述，而暗线则突出了此一进程中“神造说”与“进化论”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而将进化论的理解突入到“人的解放”的领域。周作人对海克尔学说的接受是以鲁迅为中介的，其《人的文学》呼应了《人之历史》中推介的生物进化观，而且“灵肉一致”的认识的基础也建立在海克尔《宇宙之谜》的“一元论心理学”之上。台湾大学刘正忠教授的报告《周作人与“近三百年”文学》，检视了周作人平日所蒐罗、阅读且形诸散文篇章的古籍，发现这些古书的作者高度集中在近三百年。比如，周作人熟稔明末以来浙江文人，认为有“飘逸与深刻”两类，前一派有明末的徐文长、王季重、张宗子，后一派有清代“袁子才—章实斋”“李莼客—赵益甫”“俞曲园—章太炎”这三组人物。晚明小品的流行与周作人脱不了关系，但其文章中所含容的思想与文学，并不局限于晚明时期，更非单嗜小品一味。事实上，周作人也经常披览近一百年的作品，只是从教学上、论说上更重视作为新文学“起源”的明末而已。近三百年的典籍及其内涵的近代思维构成一个整体，其中存在着重叠交错乃至辩证离合的关系，这成为了周作人文体风格的重要因素。

两位学者从周氏兄弟对竹内好的影响出发，观察竹内好的《鲁迅》及其在弟子眼中的师者形象；一位学者钩沉了周作人赴日对东京文学界的影响。新南威尔士大学寇志明教授的报告《周作人与竹内鲁迅》，主要关注周作人对竹内好作品的影响。竹内好对周作人的评价很高，但两人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着关键的距离。竹内好在好友武田泰淳的帮助下于1944年出版的《鲁迅》，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至少有22次提到周作人或引用了周作人的言说、作品。特别是竹内好直接引用了周作人“东洋人的悲哀”一词来描述鲁迅独特的思想表达方式。这个词代表了周作人对日本乃至东亚文化观的基础，它代表了东亚下层民众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下无声无息的苦难。而这类周作人的认知影响了《鲁迅》的写作，不过竹内好既有接受之处，也有很多不同意周作人的地方。《鲁迅》因为具有明确的反战立场，因而有资格成为“日本抵抗文学”（战争年代持不同政见的文学）的一个例子。该书以一种结合了周作人的含蓄微妙和鲁迅的挑衅式介入的方式，成就了这位年轻的日本汉学家对鲁迅的沉思。成城大学王俊文副教授从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关系，联系到竹内好与饭仓照平的师生关系。其报告由饭仓照平这条日本民间流向中日文化交流之海的河流，考察其沉静、有力且永不停歇的流淌，并聚焦饭仓与竹内好的关系，从弟子的视角来观照竹内好作为“生活者”的人格与活法，认为这种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定位与竹内好作为中国研究者的视角是相通的。此外，也有日本学者从史料挖掘角度，关注周作人对东京文学界的影响。北九州市立大学鸟谷真由美教授考察了1944年东京文学界为庆祝周作人六十岁诞辰而出版的《周作人先生一事》一书，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史内容，指出当时周作人的自我认同处于公私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该书的编者方纪生的相关史料，此前很少被人注意到。论文由方纪生切入，梳理该书背后的日本作家群体，尤其是与堀口大学之间的互动状态，并指出这些互动是如何影响到堀口大学的现代诗和周作人的打油诗的。

小川利康教授和张蕊研究员，聚焦于周氏兄弟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关联。早稻田大学小川利康教授报告题为《周氏兄弟与厌女症》，探讨周氏兄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厌女症的认识。周作人在《近代欧洲文学史》讲述斯特林堡为“厌女主义者”，对此进行过剖析。斯特林堡19世纪末作为自然主义作家，信仰科学，接受进化论与优生学的影响。周作人在绍兴时期，在进化论、优生学的影响之下，曾认同“厌女症”，提倡母性教育，支持优生学。但以《爱的成年》（1918年10月）一文以及开始信仰新村运动为契机，他基本上克服了厌女症问题。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专门研究员张蕊以性道德和经济独立为视角，对周氏三兄弟的女性观进行了比较。周氏三兄弟在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三者对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都做出了突出贡献。鲁迅笔下刻画的女人形象大多具有悲剧性色彩，这也显示了他对封建旧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迫害的同情及批判。周作人的整个生涯中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具有持续性，从1904年到1963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发表了二百余篇文章为女性发声。内容涉及性道德、性教育、女性教育问题、恋爱、婚姻、两性关系、女性社会问题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周作人对于中国近代女性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建人作为《妇女杂志》的撰稿人及“帮同编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184篇文章，但探究该杂志的研究者，几乎将所有关注点都聚焦于主编章锡琛，鲜少提及“帮同编辑”周建人。事实上，周建人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兄弟三人虽然都对女性解放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是三人的关注点、主张皆有不同。

青年学者侧重思想史角度切入，报告有三份：或从“词的文化史”考察周氏兄弟的文体差异，或从生物学深入鲁迅关注的“灵魂”问题，或探究鲁迅幽暗意识的辛亥革命起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王芳从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出发，提出一种作为建立或揭破语言文字与社会文化现实复杂关联的路径，即“词的文化史”。1920年代，传统训诂学、语言文字之学的文化建构实践，在现代语言学学科化进程中已无处安放。这种被学术逻辑排斥在外的文化实践，恰被彼时更具有开放性的新文学所吸纳。周作人从方言调查出发，指向“词的文化史”的重塑，并将其展开于美文写作之中。与美文路径不同，鲁迅的杂文写作也具有将意义最小单位的政治能量从既定框架中解放出来的意义。周氏兄弟从“词的文化史”出发，重塑着美文或杂文文体，指向了“约定俗成”的生灭与历史重构。这是将文化史与文体研究结合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李哲围绕鲁迅《呐喊·自序》，将其中的“灵魂”问题放在清末民初尚未分化的知识状况中加以把握。一方面，借助现代人体生理学提供的知识框架，鲁迅把“灵魂”理解为以神经系统为体、以精神过程为用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包括佛学在内的印度宗教为鲁迅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有力的知识资源，而其灵魂四位学说更直接参与了《呐喊·自序》的形式构造。《呐喊·自序》中的“灵魂”可以被视为一个在锁闭精神区间中往复奔突、来回摆荡的过程，而在对“彼岸”和“此岸”的双重拒绝中，这个最终显影为神经纤维颤栗的过程催生了鲁迅具身性的文学形态。这是将鲁迅的生物学与精神史结合的尝试。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陈云昊关注鲁迅的幽暗意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中起源的精神史历程。张承志的《鲁迅路口》受日本作家高桥和巳的影响而洞察到，鲁迅不得不与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等“同期的樱花”的身影相处，不过这种体验与其说是“留日体验”，不如说是“辛亥体验”。以往研究者对鲁迅与秋瑾在“取缔规则”问题上是否有过冲突多有争议。然而，为人所忽略的是，鲁迅谈论秋瑾时是有自我矛盾的。鲁迅在辛亥革命的挫折和对民元后种种死亡的目睹，极大地刺激了其幽暗意识的生成。这是将传记与精神史进一步结合的尝试。

本次研讨会热烈地进行了两天，并受到了《朝日新闻》（见2024年10月24日宫城县版第21面）等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在第二天的研讨会结束后，东北大学史料馆特别安排了与会学者参观特别展览“鲁迅的读书生活”（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日本东北大学史料馆联合主办）的活动，该活动由东北大学史料馆加藤谕教授负责讲解、东北大学言语科周然飞老师承担翻译。史料馆的展览内容颇为丰富，包括1904年5月20日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就南洋官费生周树人从弘文学院卒业进入仙台医专入学的《照会状》、周树人1904年6月1日入学时手写的《学业履历书》《入学志愿书》、1904年9月仙台医专医学科第一学期课程表、1904年仙台医专使用过的幻灯用玻璃板（有日俄战争的场面）原件六枚、1905年7月《医学科一年级学年成绩表》（周树人的成绩在142名学生中排68位）、1907年4月藤野先生的授课课程、鲁迅仙台求学时住所位置的示意图……参观完史料馆后，与会学者被邀请参观鲁迅听藤野先生授课的阶梯教室，此教室旁有立碑“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讲义室（一九〇四年秋~一九〇六年春）”，教室被原样保留至今，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记忆纽带。

在27日中午的研讨会闭幕式上，董炳月先生做总结发言，介绍了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小川利康先生一起发起筹办这次研讨会的过程，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他指出，参会代表涵盖了不同年龄段的鲁迅研究者，提交的论文质量很高，有宏观的理论拓展，有细致的文本分析，有珍贵的史料发现，研讨会在中日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川利康先生致闭幕辞，感谢东北大学的支持与配合，感谢诸位鲁迅研究者的热情参与。在会议结束当天的晚宴上，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李怡教授深情朗诵自作诗，为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你故乡的人来这里寻踪

仿佛你离开故乡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他们阅读，怀念，写作

又阅读着你的怀念和写作

越过这些日子的疼痛和隔膜眺望

三年三十年一百二十年和更久远的年代

在不能如你一样看幻灯片反讽自己追赶摩罗诗力的时候

猜测你猜测的远方

思想你思想的力量

走过广濑川绿荫掩映的小小的遗址

在阶梯教室里板书黑底白字的漫天留言

汹涌而来的万言万语啊